文学理论,到底要不要谈论情感呢?回答将是十分肯定的。问题在于,社会生活出离传统和迈向全球时代的根本变革势必引起情感体验的巨大转型,这就从根本上要求文学理论对这些变革和这些转型做出与时俱进的反思,以期对全球时代的文学艺术实践对传统的文学情感理论的挑战做出反应。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整个世界人文学科基本范式的转型,文学理论也在“语言论转向”的青萍之末开始了修辞论转向和文化论转向。所谓修辞论转向,就是从对文学之语言、形式和文本的孤立探究转向对文学在文化语境之中的社会效果的探究。所谓文化论转向,就是从对文学之审美特征的探索转向对文学之文化内涵的探索。其实修辞论和文化论内在相关,那就是将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作为一种建构生活象征物的修辞实践。修辞论转向和文化论转向,表现了文学理论对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更广博的文化实践的关系已经相当自觉。修辞和文化,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要求文学理论在一些新的维度上设定概念框架,对情感在文化语境的变迁之中展示的景观进行透视和反思。简单地说,必须将文学情感携入修辞论和文化论的语境中,对“全球信息文化”之中情感之存在方式、展示方式、生成方式和交流消费方式的新近变化进行思考。
什么叫“全球信息文化”?全球信息文化(global information culture),是英国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拉什(Scott Lash)用于描述“现代性自反”状态的一个术语。拉什将西方现代性分为第一种现代性、第二种现代性和全球信息文化三个互相纠缠的环节:第一种现代性是启蒙的现代性或者说“高度现代性”,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及其物化形态——技术;第二种现代性是审美的现代性或者说“另类现代性”,差异、判断力以及审美文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全球信息文化则将第一种现代性中的“技术”和第二种现代性中的“文化”收纳进来,熔铸成当今的技术文化。全球信息文化之主角就是这种技术文化,其中,作为无差异境界之象征的信息(the general in-difference of information)和作为差异境界之呈现的传播流程(communication)支配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拉什进一步描述了全球信息时代的生活样态。在他看来,技术文化是一种空间文化,生活主体是空间的生产者。拉什用了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的“蜘蛛”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忧郁女神”两个意象来隐喻全球信息文化的生活主体:“像列斐弗尔的蜘蛛一样,生活在全球信息时代的我们,与其说是存在于叙事或形象的文化之中,不如说是存在于一种直接的和表面的物质文化之中……本雅明的忧郁者狠命地发掘碎片,将它们重新组合起来,生产出一种寓言的空间。”
“真实性的文化”在这里已经是一种朴素而且朴素得残酷的真实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寓言的碎片文化。听起来好像这种文化距离我们现代中国十分遥远。但是,全球信息文化作为一种正在加强的语境压力已经作用于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这种巨大的语境压力所刺激起来的“真实性”情感和“碎片性”情感,已经在20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文学艺术实践中初露端倪。
刘恪的小说《孤独的鸽子》(1993年)中就写出了一个既像列斐弗尔的“蜘蛛”又像本雅明的忧郁者一样的现代生活主体,通过编织着小说文本的网络向我们呈现了一种陌生的情感:“一本书,一只手,一缕阳光,手揭开书页便揭开了世界,阳光从葡萄架落下来,照着清冷而寂寞的文字,光检查语言构成的神秘,从虚无的状态衍生出来的懊恼和忧郁。你在世俗的物界逃亡已久,心力交瘁地停顿在孤独的寓所,拉上淡蓝色的窗帘,企图阻挡阳光与文字的袭出。阳光和语言,也不是人和物的家。你注定没有家。”占据这段文字的情感当然是忧郁和孤独,但绝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主体的忧郁和孤独,而是残缺的生活主体(“注定没有家”、逃亡于真实物界之外的生活主体)在碎片世界上感受到的忧郁和孤独。鉴于生活主体的破碎状态和呈现客体的破碎状态,我们现在宁愿将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通过文本所呈现的情感解读成一种寓言化的情感。他的“诗意现代主义”就因为铺陈了这种“寓言化的情感景观”而显得格外令人注目。作家通过文本修辞实践展示这种“寓言化的情感景观”,对文学理论中的情感观念也是一种激进的挑战。
如果说,刘恪《孤独的鸽子》所呈现的情感景观还略微带有一缕古典的孤独忧郁的气息和一脉崇高的悲剧光华,那么张艺谋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则传播了一种更带有全球信息文化时代色调的“媒介暴力化的情感景观”。影片讲述了一个乡村女教师投身城市的茫茫人海寻找一名流失学生的故事,但整个影片却特别渲染了“金钱”和“电视”这两种媒介对现代生活主体所实施的暴力,以及这种暴力塑造的一种朴素而又残酷的情感。乡村女教师魏敏芝教书和追踪流失学生并不是出于某种堂皇高尚的情感,而是为出于挣钱求生的朴素愿望。在这里,金钱蕴涵着一种隐形无迹却润物无声的暴力。乡村女教师在寻人过程中又幸得电视的“神力”之助。电视,这个支配着现代生活、并作为文明之象征的文化器物,把一个周身散发着泥土味的村姑推向了公共空间。她在电视屏幕上的率真至极、朴素至极的表现,让广大的城市居民感动至极、团结至极。一个现代社会的虚拟共同体就这么在电视媒介暴力的运作之中形成了。通过整个影片,我们感到在“金钱”和“电视”这两大媒介的暴力作用之中,一切传统的伦理情怀和一切普泛的博爱意识,都显得十分苍白和无聊!一种媒介暴力催生的情感应运而生,同时一种真实得残酷的情感美学也昭然若揭。从对这两个文本的简要分析之中,我们不妨做一点有限的经验概括。生活在全球信息文化中的现代生活主体,其情感的体验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种变异。首先是主体整体感和世界整体感的破碎,这种破碎的境域之中产生一种“寓言化的情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第二,现代生活主体无法回避全球信息文化的语境压力,其中最主要的是无法抗拒货币系统和电视网络的暴力,情感被媒介暴力化也是在所难免的。“寓言化的情感”和“媒介暴力化的情感”,是全球信息文化中渐渐亮丽起来的两种文学艺术景观。这种显示了人类体验新变的情感景观具有日常性、技术性、欲望性和交流性四个主要特征。
第一,情感的日常性。在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上,由于人们过分突出作家情感的特殊性和精英知识分子情感的高尚性,而使得情感被神秘化,或者被上升到了恍惚的“形上学”高度,或者染上了贵族化的神圣意味。我们看到,现代技术和民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展开了精神世俗化和情感日常化的文化运动——文化是平常的东西,情感也是人之平常心和在世感受,一点也不神秘。这种日常化的情感,是全球信息文化时代的情感主流。比如西安的大雁塔这个神圣的文化建筑(历史上翻译佛经的地点),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却表现了不同的情感景观:杨炼依然将大雁塔当作是神圣的象征,韩东却在大雁塔上投射了人间情怀。杨炼的《大雁塔》写道:“山峰似的一动不动/墓碑似的一动不动/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则写道:“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沉思犹如云山雾海,而对个人日常经验的白描却撑开了生命的丽日蓝天。
第二,情感的技术性。在全球信息文化中,情感的存在和交流同媒介技术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当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将视觉文化推到了艺术的前台,而情感在视觉文化之中成为一种依靠技术而存在并附丽于形象的东西。自电影理论家巴赞第一次使用“视觉文化”概念,来描述由听觉引导的言辞文化到由视觉引导的影像文化的转折,而今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活在全球信息文化中的人主要不是通过叙事、象征,而主要是通过形象、虚拟的幻象等等来呈现情感。情感不是被统一于理性,而是附丽于形象;同时情感不是独立于物质性的个体心理波动或人类精神节奏,而是依靠技术来打造和包装的微妙生存体验。即使在听觉媒介中,情感的存在也离不开技术。电话诉衷情,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性情感的发生形态,但是,令风度翩翩的少年初坠爱河的接线女郎的甜美声音却是一种技术合成品。让人们渴望不已的罗曼蒂克的幽会和和魂牵梦系的相思,在远程通讯活动中都不可离技术于须臾。电话让人幻想,亦让人叹息。情感的技术化,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一种解构历史和个人生命之真实的力量,而淡化了情感的沉思、内蕴和苦感的品格。
第三,情感的欲望性。全球信息文化中,情感不是悬浮在精神真空中,而是返回到肉体的根基,与活生生的欲望紧密相联。自1981年有限电视网问世以来,音乐电视成为一种千人迷恋的时髦艺术形式。其实,与其说音乐电视的音像合一所体现了表演者的情感和控制了观众的情感,不如说是用肉体的直接介入将深度情感化作一片空白。杰克逊的《没有你,爱永远不会实现》,演唱者就是直接展示她的身体,铺陈一个实现爱情的平凡故事,满足观众的注视欲望。在这里,一种亲密关系在媒介技术作用下发生了转型,亲密感的理想境界不是“心连心”,而是“手牵手”,一种虚拟之中的欲望及其满足熔铸了这种新型情感体验。
第四,情感的交流性。有情感就必须交流,但交流是人类生存活动之中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情感体验越是深厚,交流越是艰巨,有道是情到深处人孤独,只好欲说还休。在西方传播观念的历史中,“交流”19世纪中期已经成为一个难题,而普遍地困扰着人类。在日益深重的文化危机中,一种自我封闭、孤独幽闭的精神观念渐渐通过哲学唯心主义和文学浪漫主义而散播开来,一直延伸到存在主义的痛苦焦虑的精神状态和末日将至的世界感受之中。显然,存在主义的那种过分的悲情和苦感,在全球信息文化被渐渐淡化,被代之以无位置感、快速流动感和悬浮的怀乡感。存在主义的情感本体论意义在全球信息文化语境之中被消解了,情感本体论是反交流的,全球信息文化却为情感的交流提供了媒介技术的支持。但是,就交流而言,也存在着乐观和悲观的两种可能的结果——在全球信息文化中,情感交流呈现了一对悖立的现象:“交流的无奈”,或者“交流的迷狂”。在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看来,一切言说都是令人尴尬的“对空中说话”,理想的交流并不是跨越身体的媒介去触摸他人的灵魂,而是跨越灵魂的媒介去触摸他人的身体,这叫做“交流的无奈”。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认为,在幻象替代了符号、符号消灭了真实的时代,“真诚的情感”也遁迹而去,媒介造就了一个无深度地旋转的空间,这叫做“交流的迷狂”。不论是无奈还是迷狂,交流性总归是全球信息文化时代的情感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在全球信息文化语境中,寓言化的情感景观和媒介暴力化的情感景观通过具体的文学艺术实践展开了对传统文学理论之情感观念的挑战。鉴于这新型情感景观具有日常性、技术性、欲望性和交流性,我们试图将情感提携到修辞论和文化论语境之中来思考,尝试提出一种情感修辞文化论。首先,这种情感论是修辞学的,即特别关注文学情感的文化语境和社会效果,也就是将情感的日常性、技术性、欲望性和交流性联系起来思索,进一步超越传统情感体验论、表现论的局限性。其次,这种情感论又是文化论的,即特别强调文学艺术活动的“使情成体”和“立情成象”的活动是一种文化实践,而凝结在作品之中的情感也是多种文化力量互动的产物。最后,这种顺应全球信息文化流向又策应文学实践激进挑战的文学情感观念虽然肯定情感是文学的审美品格,但并不认为情感是文学的惟一审美品格。就这最后一点而言,我们有必要特别强调三点:
第一,文学情感依存于文学媒介。我们首先接触到的文学,不是什么语言的作品,或者是什么情感的物化,而是具体的传播媒介,一张纸上写的诗歌,一本书中印刷的故事,一张胶卷上留下的影像。媒介与情感的关系,几乎就是河道与流水的关系。媒介又不仅仅是运载着情感,在一定意义上还参与了情感的塑造,在“使情成体”和“立情成象”以及建构生活象征物的符号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我们同意“一种新媒介的优势将成为导致一种新文明诞生的力量”(( 加)伊尼斯:《传播的偏向》,如果我们承认新媒介创造了新情境,新情境中涌现了新行为,那么,我们也应该进一步推论,新媒介铸造了新型情感景观,同时新媒介的优势也是导致一些新的文学形式诞生的力量。
第二,艺术情感附丽于视觉影像。在全球信息文化中,视觉影像空前凸现,情感附丽于这种影像,而被消解了历史的真实。历史真实消失的平面化视觉影像中,一种快适的生活伦理应运而生了。我们的理论思考应当呼应正在崛起的“影像文化”,对超越了再现、表现的视觉“凸现”展开对情感的快适性的思考,同时将情感体验话题融于语言修辞和文化实践之中,深化对情感体验的探索。
第三,情感的同质运动和异质运动。在全球信息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理论探索,当然要关注全球时代同质化和异质化双重运动。就文学情感而言,它的双重性体现在向人类性情感生成的同质运动和向种族性情感回归的异质化运动。全球时代情感的人类性进向,恰恰体现了全球信息文化语境中整个世界的整体意识的加强;而全球时代情感的种族性回归,恰恰表现了全球化进程中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特殊个性日益昭著。
（原载于《文艺争鸣》 2005年第2期，录入编辑：莫得里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