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弟子斯蒂格勒是当代法国最重要的左翼思想家, 他的《技术与时间》的中译本陆续在中国出版。在《技术与时间》第2卷中, 斯蒂格勒对信息技术革命之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分析, 这也是他后来对数字化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批判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第三章中, 斯蒂格勒对网络信息时代中数字化商品生产与新型权力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 集中讨论了由信息技术生成的全新社会存在论和先天媒介综合构架, 以及信息商品价值论, 并明确指认了信息革命所带来的“非领土化”将导致一切传统社会权力的深刻改变。

一、记忆工业:信息-编程化先天媒体综合

在斯蒂格勒看来, 去与境化的知识是对人的生物性种族记忆的中断, 而技术义肢则是对人的存在的外延式替代。他想让我们意识到今天发展着的信息技术和编程工业正在建构出一种新的先天技术综合 (synthétisant techniquement) , 它直接替代了康德已经剖析的先天观念综合。这里, 康德是斯蒂格勒继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之后, 在本书第2卷开始引入的一位古典哲学大师, 特别是康德的先天观念综合判断的构境。关键是, 他在使康德的观念急剧当代化。在这一构境层上, 他与索恩-雷特尔将康德的先天观念综合判断与商品交换机制链接起来的研究同属相近的传统哲学构境深化趋向。

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 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应该属于去与境化知识论中的观念自动座架和综合经验现象的机制。先天观念综合已经是先于个体的, 先天性即是个体的受动性, 而发生在“谁”之外的义肢性存在中的技术综合则更是被动的, 所以, 这一信息技术工业化建构的先天综合的本质是被动性的 (passive) 。

斯蒂格勒认为, 如果说, 义肢性技术手段使“谁”的主观经验的记忆客观化了, 而今天出现的信息概念 (notion d'information) 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知识和技术的本质。信息, 铸就了一种全新的价值理论。

动力学革命强行调动 (mobilisation) 了可迅速去与境化 (décontextualisable) 的资本, 为此必须建立一套交易所网络 (réseau de places boursières) 作为信息的基础结构。正是这种经济-信息 (économico-informationnel) 的迫切需要使模拟和数字的综合随着技术趋势所开启的种种可能性而出现。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价值观, 同时产生了作为遗产的集体记忆 (mémoire collective) 所构成的资产 (fonds) 这一新概念。过去, 记忆的构成出于政治需要, 而今, 它已从承袭的资产率先变成商业资产。从信息概念估算的价值, 一旦可用计算来考量并被归入不确定的确性 (détermination de l'indéterminé) , 便与接受新生事物、对不确定性的不确实性敞开的认知 (savoir) 之价值格格不入了。 (参见斯蒂格勒, 2010年, 第114页)

就这样, 斯蒂格勒迅速将我们拉进今天的资本主义现实中来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构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深刻意识到, 新的资产阶级上手世界是从原先土地上的那种“不动产”到可流通的货币这种新型的“动产”的变化开始的, 而到了《共产党宣言》时, 他和恩格斯已经发现了资产阶级基于工业生产之上的不断变革的生产关系使“一切凝固化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斯蒂格勒在用新资本主义现实加深马克思的历史构境。在斯蒂格勒看来, 以动力学革命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已经造就了原先基于特定领土化与境的根本性消解, 并且, 从一开始资本交易的网络就必须以信息 (利益最大化的去处) 为前提。可是, 在今天出现的全新模拟-数字化技术所创造的新价值观中, 资本主义的财富开始建立在对我们的集体记忆的信息性资产的估算之上。在他看来, 这将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新世界。

斯蒂格勒告诉我们, 这个资本主义新世界的基础是信息工业 (industries de l'information) 、记忆工业 (industries de la mémoire) 和影像工业 (industries de la visionique) 。这些新的工业会建构一种虚假的日子:这里会出现一种新时空, 一种新的直观和一种他性综合 (autre synthèse) 。这又是依托康德的逻辑:如果在康德那里, 先天观念综合构架给予了我们在时空中被座架的现象直观, 那么, 由“影像工业、远程在场工业和虚拟现实工业 (industries de la visionique, de la téléprésence et de la réalitévirtuelle) ”建构起来的他性综合, 也像一种先天构架建构出一个虚拟时空中全新的直观世界。 (同上)

其实, 斯蒂格勒的观点并不只是理论假设, 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我们从醒来到睡去的所有清醒的时候, 通过智能手机终端和电脑屏幕, 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和空间中登陆, 不同的匿名主体可同时在北京时间和伦敦时间的异地在场, 全屏的拟真影像存在和内爆的大量信息, 成为我们直观世界的先在构架。这是非常深刻的哲学认识论新观点。康德那个“自然以一定的形式向我们呈现”的观点, 现在被改写成存在以网络上的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的形式向我们呈现。

斯蒂格勒明确说, 今天的信息技术的“义肢化 (prothétisation) 影响了《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理解、复制和再认识的综合 (synthèses d'appréhension, de reproduction et de recognition) ”。 (同上) 可以想象, 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中发生的一切认识论运作机制, 即让我们看到经验世界的基础性认知构架在信息-影像的虚拟化建构中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来仅仅发生在先验的理性观念逻辑构架与个体经验认知-知性看法之间的作用关系, 如今被直接对象化到完整的记忆工业中去了。不仅如此, 斯蒂格勒认为甚至连人的想象力也被工业化了。

想象外延的结果首先是像建立编程工业那样建立媒体 (médias) 。信息工业和编程工业 (二者共同构成通信工业) 是神经系统外延和想象外延的具体化, 并与遗传基质的技术内在化 (intériorisation technique) 一道构成各层次记忆的工业化。 (参见斯蒂格勒, 2010年, 第114页)

在斯蒂格勒看来, 今天的渗透全部存在的控制一切的媒体就是这种新型信息-编程先天综合座架平台, 其基础就是人的神经系统在各种计算机系统和网络布展的外延。我们面对外部世界的经验已经不再是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 而成了智能手机终端和各种媒体平台, 先在的媒体综合构架让我们看到感性现象世界。

当然, 斯蒂格勒也承认, 这种新的变化也会改变传统技术的义肢性载体的存在方式和属性。

第一, 虚拟的信息-编程综合以它的全息座架方式改变了“线性思维的途径, 也摆脱了人类固有的节奏”。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传统自然经济四季轮回的循环时间已经被工业进程修改为线性进步的时间, 而网络信息时代的时间则是全息多维的, 在虚拟数字化存在中, 时间是可以折叠和逆反的, 这也导致人类固有的生活节奏被彻底颠覆了。

第二, 今天的网络信息化“融合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 并开启了以速度 (vitesse) 为特征的动力载体四处普及的新时期”。 (同上, 第115页) 这个速度, 也不再是蒸汽机车飞奔和轮船的航行, 而是信息在网络空间中以30万公里/秒的速度覆盖整个世界。这会迎来人类生存的一个全新的状态, 它完全有可能改写哲学存在论。

二、信息存在论与信息商品化

依斯蒂格勒的说法, 海德格尔在1962年就断言控制论的存在论地位, 后者认为, 现代科学不久就会从根本上被控制论这门新兴基础科学“所决定和引导”。而斯蒂格勒则断言, 今天的信息技术 (informatique) 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控制论在器具上与工业上的具体化”, 也就是说, “信息技术指的是一切以各种形式处理和传递信息的行为”。 (同上, 第117页)

信息技术的主要关键词为:信息、光电 (opto-électronique) 、信号 (signal) 和网络。这很像是从某本信息技术教科书上抄来的定义。有趣的是, information这个信息的概念正好是内在塑形 (information) 的意思。给予一个内在形式, 即是构序性。如果说, formation意指一切塑造事物和观念形式的功能, 而information则是提供这种塑形的内在有序性。在这一点上, 斯蒂格勒的信息定义只还是技术性的, 而并非上升到哲学层面上来。他更多地关注了信息技术应用后的现实社会结果。

进一步说, 信息技术包括了“模拟系统 (systèmes analogiques) ”和“数字电子系统 (systèmesélectroniques numériques) ”。斯蒂格勒解释说:“当信号形式从比例上类似于被指示物时, 我们称之为模拟信号;而当信号编码与被编码的内容之间没有任何形式关系时, 它就被称之为数字信号。” (同上) 其实, 这也是理科教科书上的定义。analogiques一词在法文中就是类比的意思。我们可以发现, 这里的两种信息技术非常类似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表意文字与拼写文字的差别, 前者的文码与被表征对象有一定的关联, 而后者的文码与被指物没有任何直接相似性。这也就是说, 如果信息技术中的模拟系统与现实存在还有一定的关联性, 那么, 二进制的数字化虚拟存在对于人的生存来说, 从本质上则是断裂和延异的。

在斯蒂格勒看来, 信息技术的出现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大事,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当信息处于可开发材料的某种特定状态, 尤其是当这些状态的连续性 (succession) ———即它们的可塑性 (plasticité) ———可被控制在无穷短的时间内时, 信息便成为工业活动的原初物 (matière première) 。对可塑性的时间控制会直接影响与一般时间的关系, 它动摇了物质与非物质 (matière et immatériel) 之间即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并唤起对质料和形式构成事物论模式 (schème hylémorphique) 的批判。 (参见斯蒂格勒, 2010年, 第119页)

这是在哲学本体论层面上的讨论了。如果说原来的旧哲学本体论中, 由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建立了事物存在的质料与形式、塑形事物的动力因中的目的与手段等范畴模式, 说明了世间一切事物的建构方式, 那么今天出现的信息技术的在场则彻底打破了旧的事物建构论。因为信息的内在构序不再遵守物质与非物质存在的传统事物边界, 它的多维可逆性不再是对物质质料具体存在形式的改变和塑形, 而是出现了全新的工业生产原质, 即数字化存在, 在其中, 信息的可塑性 (plasticité) 是无限制的, 存在由此变得无限。这个plasticité是斯蒂格勒的前妻马拉布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这的确是根本性的改变。

第一, 斯蒂格勒说, 从19世纪到20世纪,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作为重型 (lourde) 技术的钢铁工业转变到“非物质 (immatériel) ”技术的信息工业,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生产的对象材料, “从而也改变了‘此在对其自身存在的理解’”。 (同上) 实际上, 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构境层面:一是资本主义工业代际的转换,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 就已经完整地说明了集中化、标准化的机械工业时代向分散型、个性化的信息工业的过渡, 而不是斯蒂格勒这里仅仅交待的生产对象材料的改变。二是这种工业代际的转换必将导致“此在”的在世状态的更替。这后一层面是说, 信息技术的出现是具有存在论意义的。这样, 斯蒂格勒又跳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构境。

第二, 今天的信息技术是依托网络的生存的, 信息的存在方式是“在线信息 (information en ligne) ”, 它正在成为知识和记忆的新的载体。这一点, 当然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讨论信息社会的理解构境质性具有重大差别。网络技术普及之前, 信息处理的空间是分离和有限位的, 而网络技术使信息成为在线存在, 这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当你的电脑和智能手机失去网络时, 它立即会失去一种“连网”和实时的世界性。所以, 在斯蒂格勒看来, 当随时随地连网的“信息技术全面普及并渗透各个社会阶层, 同时数字技术与模拟技术融为一体之后, 便有了名副其实的实时社会工业生产。” (同上) 这是一个全新的数字化存在世界。

斯蒂格勒告诉我们, 特别要注意的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信息是可以被买卖的, 也就是说, 信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成了最重要的商品。

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判断。斯蒂格勒说, 19世纪末, 当电报被发明出来并被用于商业目的, 并以经营信息商品的通讯社的创立开始, 信息的商品化进程就起步了。但在斯蒂格勒看来, 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同, 这种信息商品的价值并非取决于劳动, “其价值与其传递时间和空间相关———信息传播越广就越贬值”, 或者说, 这种特殊信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传播速度”。 (同上, 第118页) 斯蒂格勒认为, 这是今天数字化资本主义存在最重要的基础。

斯蒂格勒这里的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 他只是看到一般信息在交换 (传播) 中生成的价值 (“交换价值”) , 而没有关注生产信息的劳动。比如, 硅谷微软公司中大量软件编程设计人员的劳作, 以及我们身边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IT劳动者。第二, 在信息产品中, 新型生产工具的存在和交换方式并非恰恰由传播速度决定, 有如我们每天使用的各种安卓系统、word等写作或文件处理软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需要深入思考的新问题。

首先, 信息商品化缘起于记忆信息化。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分析, 即信息商品的“使用价值”为记忆, 并且记忆的信息化是信息商品的前提。

记忆一旦变成信息理论中严格定义的“信息”, 且变成与传播的时空有关的有价值的商品, 就出现了记忆的工业化。于是, 先前的所有记忆———所有的已经在此 (tout le déjà-là) 都能被“重新采集 (ressaisies) ”为“原材料”, 一般认知 (les savoirs en général) 都可以变为信息。 (参见斯蒂格勒, 2010年, 第123页)

这里的构序逻辑:一是记忆等于先在的“已经在此”。其实, 对所有此在 (个人) 和共同在此 (社会生活) 真正起到历史规制作用的并非仅仅是记忆, 而是这种记忆被激活和实现化的客观条件。二是当传统的记忆 (“已经在此”) 成为可传递的信息, 这种信息又以自身构成传播这一新的流通领域中的可以买卖的商品, 这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全新的记忆工业。

在这里, 所有的记忆和认知都会成为信息生产的原材料。于是, “信息的取舍与传播标准的制定便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 (plus-value) , 需要记录下来的信息之价值也应当是可计算的 (calculable) ”。 (斯蒂格勒, 2010年, 第127页) 这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剥削论了, 因为斯蒂格勒涉及到新的信息价值论中的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 他的结论是“信息的取舍与传播标准的制定”为新的信息价值论中的剩余价值增值前提。我不同意他的这种判断, 我认为脱离了信息生产讨论今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价值与剩余价值不可能是科学的。不过, 斯蒂格勒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其次, 商品化的信息, 其价值生成取决于传播中的时效。这又不对了, 因为微软和苹果公司的信息化生产, 系统软件和产品塑形上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并不一定与时效关联, 只是产品投放时, 才会出现时效问题。所以, 准确地说, 斯蒂格勒这里的商品化信息应该是狭义的新闻类信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传播时效。

斯蒂格勒认为, “信息本质上 (essentiellement) 是商品, 它把时间与信息联系起来, 这便决定了记忆的工业时代所特有的时间性 (temporalité) 。时事新闻网络是使记忆的商品生产全球化、日常化和持续化的庞大设施之基本因素”。 (同上, 第128页) 在此, 我又要与斯蒂格勒争论了, 因为他对信息本质的抽象理解是片面的。将信息等同于消息, 而information的本质恰恰是对存在的内在塑形, 就是给予特定的有序性。传递新的有序性以建构新存在与传递一个有时效性的消息 (新闻) 是有质性差别的。如果斯蒂格勒这里只是专指时事新闻则是对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 时事新闻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 它的价值的确主要取决于时效性, 特别是在今天网络信息技术的条件下, “数字服务器以光速运转, 因为时事新闻与信息均为商品, 其价值高低依时间而定”。 (同上)

最后, 时事新闻类的信息商品知而死亡。特设性地回到时事新闻类的信息, 这是对的。一则新闻的商品价值以不为人知而贵, 以传播速度而估价, 但也会以普遍传播和广为人知而消亡。斯蒂格勒说, 作为新闻信息商品, “报道范围”所遵循的选择标准是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终极目标, 这种作为持续流 (flot permanent) 的记忆一边被制造一边被删除, 因为“一则信息追逐另一则信息”, 信息的原则就是被大多数人很快遗忘。今晨卖五法郎的报纸, 明天便一文不值, 因为一则信息的价值与其传播时间相关联:越不为人所知就越是信息。 (参见同上, 第128-129页) 可见, 这一类信息商品的价值在于不为人知, 在传播中为人所知则不再是信息商品。它的存在方式就是从新奇的新闻秒成无人问津的旧闻。我们不难看到, 斯蒂格勒思想构境中存在着不同构境层的跳跃和任意穿越, 有一些, 甚至是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这也是我不得不从头到尾与他争执的原因。

三、信息革命的非领土化与新型权力关系

斯蒂格勒发现, 这场由信息技术引起的信息革命 (révolution informatique) 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这是完全正确的判断。为此, 他援引诺拉和孟克的《社会的信息化》 (L'Inform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 一书 (cf.Nora&Minc) , 以说明信息技术将导致的“政治、经济、战略和文化上的革命”。此书的作者认为, “信息革命彻底改变了信息的处理及储存方式, 它将改变各个机构乃至整个社会组织的神经系统 (système nerveux des organisations et de la sociététout entière) ”。 (ibid., p.11;转引自斯蒂格勒, 2010年, 第120页) 依他们的观点, 这里的变化一是从笨重的巨大计算机到便携式的微机 (petites machines) ;二是电脑摆脱了信息孤立的存在, “它使图像、声音和记忆互动。所以说信息改变我们的文化模式 (modèle culturel) ”。斯蒂格勒似乎被这种观点深深地打动了, 但是他的目的是想说明“信息特性是在本质上属编程化的记忆的后种系生成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斯蒂格勒, 2010年, 第120-121页) 显而易见, 斯蒂格勒必须将信息技术整合到自己的技术哲学构境之中。

当然, 与《社会的信息化》的作者根本不同的地方, 是斯蒂格勒眼中所呈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中的根本性改变, 他在这里特别想让我们关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权力问题!

在斯蒂格勒看来, 资本主义信息技术的出现造成了技术一般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断裂:“位于政治经济决策与就业、投资问题中心的信息网络被用来改变各种权力关系, 从而要求一种新的信息分配方式, 甚至‘触及到主权的要害 (enjeux de souveraineté) ’”。 (同上) 信息网络与支配权力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这里被例举的是IBM公司的计算机制造和所控制的信息网络传递系统, 实际上已经“侵吞了通讯这个传统上属于国家权力的领域 (empiétera alors sur une sphère traditionnelle du pouvoir, de l'état:les communications) ”!

更典型的例子, 应该是美国微软公司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占领世界的视窗办公操作系统 (windows) , 以及今天真正遍布全球的苹果和安卓手机操作系统, 所以斯蒂格勒说:“‘信息化’的认知 (savoir) 直接服务于权力 (pouvoir) 。权力不能再被视为政治权力, 而应该被看作经济实力”。 (同上, 第127页) 这是经济实力决定政治支配的一种全新表现, 因为与传统的权力相比, 这种支配并不表现为强制, 而是被认同性地追逐。

首先, 网络信息技术权力必然导致一种非领土化 (déterritorialisation) 革命, 全世界所有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力管辖都受到了严重和深刻的挑战。斯蒂格勒认为, 更重要的问题是, 拥有了网络信息支配权的IBM不再是一家美国公司, 它是全球信息技术的巨头, 它通过信息技术占据的东西导致了一种深刻的非领土化革命。后来的微软和苹果公司都是如此。

非领土化因此变成了政治决策视域 (horizon) 。随之而来的是困难重重的局面, 主要因为当时的政治理念建立在主权领土 (territoriale de la souveraineté) 的概念之上。信息技术从毛细血管 (capillarité) 渗透整个社会, 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各种权力 (政治与经济的) 、认知 (理论与实践的) 和记忆 (所有文化、社会财富、礼仪、技能) , 它要求国家在上层建筑 (superstructure) 和下层基础 (infrastructure) 各个领域制定有胆识的政策。 (参见同上, 第121页;Stiegler, p.127)

这是斯蒂格勒对信息革命的政治学意义最重要的分析之一。在他看来, 传统的政治权力都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领土上行使的统治, 可当非领土化的信息技术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到社会的所有层面时, 主权国家的原有权力关系就土崩瓦解了。

我们知道, 毛细血管般的权力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新型规训权力的比喻, 它表达了一种不可见的微观奴役机制, 而斯蒂格勒在此却用它表达信息技术生成的新型微观权力关系。这有三个层面:一是上述经济与政治上的权力以及非领土化的网络信息技术已经使传统国家对经济和政治控制力大大削弱;二是前述多媒体化的网络信息技术建构了一个决定了人们看到现象世界的先天综合架构, 成为主体认知的窗口;三是网络信息技术重新铸造了一切文化记忆和表象方式, 它使所有文化产品、社会财富、交往关系和生存技能发生颠覆性的转换。

更重要的是, 这一切根本性的改变, 都是以非领土化的方式发生的, 传统国家统治权力则表现出无能为力。例如今天全世界已经拥有6亿用户的微信、上线智能手机中的先天综合架构下的现象世界, 如果中国的腾讯公司不配合, 那么各国政府很难直接介入和操控。斯蒂格勒发现, 过去, 通讯是资产阶级国家所垄断的, 而现在, 国家却不得不向国际信息工业的巨头们妥协, 以形成“国家势力与私企实力的新型关系”。

其次, 这场信息技术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与文化革命。在斯蒂格勒看来, 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信息技术导引的实时网络与境和信息本身的商品化问题。今天的四通八达的互联网建构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时间网络 (des réseaux en temps réel) 。我们都知道, 今天在世界各国地面上铺设的光纤电缆和天上全覆盖的通讯卫星建构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信息网络, 而这种“信息网络与卫星传播 (transmission satellitaire) 的结合构成了把各种资料及时地送往世界各地的切实的可能性”。 (斯蒂格勒, 2010年, 第122页) 其中, 如果地面电缆还可能受到主权领土上来自国家权力的干涉, 卫星通讯的非领土化特征则是显著的。

卫星“能以 (与地面网络) 相同的速度覆盖各大洲与各个国家”, 形成全球的信息网, 传播“包括声音、数据和图像的各类信息”。卫星没有赫兹线缆的“非覆盖区”, 它均一或者说铲平了信息的传播空间, 从而“使各国间的电讯分界只剩下象征意义”;它突破了地面网络的极限, 剥夺了所有领土权力 (pouvoirs territoriaux) 对传播系统的控制, 也开拓了交流的新空间:在此谁拥有了挣脱国家权力固有约束 (contraintes propres aux droits nationaux) 的最先进的技术, 谁便是主导者。 (参见同上;cf.Stiegler, p.129)

卫星通讯具有地面网线的全部传输功能, 但它却能铲平一切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 特别是从领土化的国家权力控制中摆脱出来, 实际上, 通过卫星通讯和地面线缆的结合, 信息技术已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真实时间和空间。因为它是无时无处不在。斯蒂格勒特别想说的是, 当资本成为这种无所不能的网络信息技术的评价, 它就真正成了上帝!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勒, 2000年:《技术与时间》第1卷, 裴程译, 译林出版社。2010年:《技术与时间》第2卷, 赵和平等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技术与时间》第3卷, 方尔平译, 译林出版社。

[2]Nora, S.&Minc, A., 1978, L'Inform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 republiédans la col.Points, Seuil.

[3]Stiegler, B., 1996,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ome 2:La désorientation, éditions Galilée, Paris.

（原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