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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海 刘永谋】“巨机器”时代人的异化及其救赎

 

我们生活在一个机器时代[1],对机器的哲学反思理应成为人文学者的一项工作。在机器哲学(Philosophy of Machines)这一传统中,刘易斯·芒福德占据着重要地位。芒福德的技术哲学以“机器”为核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技术哲学就是机器哲学。其机器哲学总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雏形期、发展成长期与成熟期。从《机器戏剧》(1930)[1],经《技术与文明》(1934)[2]、《人的处境》(1944)、《作为解释者的人》(1950)、《生活准则》(1951)、《艺术与技术》(1952)[3]、《人的转变》(1956)、《工具和人》(1960)[4]、《独裁技术和民主技术》(1964)、《人,发现者》(1965)和《技术与人性》(1966)等,到《机器神话Ⅰ:技术和人的发展》(1967)[5]和《机器神话Ⅱ:权力五角形》(1970)[6],芒福德对以“机器”为核心的机械文明进行了批判。对机器时代中的人机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指出我们人类应该最终迈向“人的时代”(Age of Man),而不是“机器时代”(Age of Machine)[7]291

在芒福德的机器哲学思想中,“巨机器”思想是其最大的亮点和特色。作为人文主义机器哲学家,芒福德的主要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指出了机器、尤其“巨机器”对人类的异化,并为实现“巨机器”时代的人类救赎提出了多维度的解救方案。

一、“巨机器”时代产生的人的异化

“巨机器”的含义就是“大机器”(Big Machine)[5]189。人类第一台“巨机器”问世于公元前四千纪之初,由金字塔时代的国王们所发明。“巨机器”主要表现为两种功能,一个是负面的、强制性的;另一个是正面的、建设性的,二者相辅相成,没有先后之分。前者,往往指的是军事机器,后者指的是劳动机器。

古代“巨机器”在14世纪,尤其是16世纪以后以新的形式再度复兴,在20世纪达到高潮。芒福德之所以追溯古代“巨机器”,其目的就在于为了更好地来说明现代技术和现代社会的“机器属性”。“巨机器”无限制地追逐于权力和金钱,却疏远了人格、生命和生活,背离了技术应服务于人类生活的宗旨,最终造成了人的异化,主要表现为“非人”的产生、道德和艺术的腐蚀、知识的垄断和自动化与教育的机械化、大贿赂和生活的堕落。

1.“非人”的产生:生命的简化和机械化

所谓“非人”,并非不是人,而是人的各种异化形式的总称。芒福德在不同的文本中,以不同的范畴来称呼“非人”,如组织化的人(Organization Man)[6]267、可替代的人(Displaced Man)[3]9、技术人(Technological Man)[5]22[6]169、自动化的或组织化的人(Automated or Organization Man)[6]192,276、经济人(Economical Man)[2]177。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阐释了“非人”。这种“非人”与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所谓的“非人化”(人的矮化和妖魔化)[8]前言、福柯的“不正常的人”[9]有所不同。

非人化的后果是多重的。其一,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尊严的泯灭与机器人格的形成。人一旦成为了可替代的人(Displaced Man),成为了和冷冰冰的机器零部件一样的东西,那么人的主体性、尊严、人格将不再存在。人在机器面前既是创造者,更是受害者。机械时钟的发明,促使人类的生物钟向机械钟转变,人的生活方式不再是按照人本身的作息规律而安排,而是听命于机械时间的差遣,从而形成了以守时、忍耐、节俭等为主要特征的机器人格。

其二,人的情感需求和生理需求,尤其性需求,得到了限制和否定。芒福德把性生活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故而多处论述,“忽视身体、剥夺感觉、抑制一时的冲动、强制的行军、中断的睡眠、枯竭的精力……士兵的性生活也很受限制”[2]97。除此之外,人类在机械世界中,也极少有情感的交流,故而变的越来越孤独。

其三,非人化,简单的说就是“单向度”的人。在《机器戏剧》一文中,芒福德谈到“正如在第一个工厂组织之时,第一台机器的设计将纯粹实用性作为最为重要的考量,而将人格毫不犹豫地抛在了一边”[1]231。“单向度”的人“将一切都听命于系统,不管他是科学家、工程师、专家、行政人员、或消费者和庶民百姓,都同样不可能有任何脱离此种系统的想象,更不会考虑到去另外创造一种较有灵性、活力、目标和人情味的生活方式”[10]190

2.道德的堕落和艺术的衰落

芒福德认为以机器为主要敛财工具的资本主义,造成了道德的堕落,“煤炭资本主义的心理学上的后果是,道德沦丧、期待不劳而获、漠视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以及对灾难和残骸的习以为常”[2]158。以功利主义和权力中心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之下的“巨机器”,它对人类道德一再倒逼,以金钱和权力做诱饵,不断“促逼”人类放下道德的伪装,“超我”已无任何的说服力。

“巨机器”也造成艺术的衰落。“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人类的精神生活受到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科学和技术那部分的限制:所有其他人的兴趣和活动被压制为‘非客观的’、情感的,并且因此是非真实的。这种决定实际上排除了艺术,因为艺术是人类自主性和创造性活动的必要部分。作为符号、形式、模式和意义的领域,艺术成了现代生活中的衰落领域。”[3]13

人作为一种脱离于动物世界的物种,道德和艺术是其独特性特点之一,“艺术代表了人类的特殊需求,并且它们依存于人类的一个独特性的特征:符号化的能力,”[3]17也是其生存的基本能力。因此,芒福德认为“如果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去呈现这些艺术家所影射的质量,这个技术世界本身必须转变;救赎,并不在于人类人格对机器的实用性适应,而是在于使作为人类对秩序和组织需要的产品的机器,再度适应于人类人格”[3]14

3.知识的垄断和自动化与教育的机械化

“巨机器”对知识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佐证SSK对知识产生过程的分析。如果说拉图尔对知识的分析是微观的实验室观察研究,那么“巨机器”对知识产生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宏观层面的权力研究。

在机械化的世界图景中,知识的生产也似乎自动化起来。虽然在19世纪自动机器出现之前,科学在其内部就有了一种分工体系。但直到科学论文的出现,科学知识才以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形式产出。这种新的科学方法,使孤立的观察和实验报告可以立即在科学杂志上流行,故而芒福德把它看作是“知识有系统自动化的有效起点”[10]175。科学论文的产量和货物的产量在某种程度上有交相为用的关系。自从1665年第一本杂志诞生以来,随着各种不同的印刷和复印机器的大量生产和运用,科学杂志已经突破了十万。知识通过科学论文和印刷机器,终于形成了一个循环性的知识体系。

知识的形成,在“巨机器”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利。在旧“巨机器”时代,被宗教所控制的知识成为了古代君王统治天下的利器。脱离了这种高级知识的加工、组织和运用,任何君王也无法安全行走,无法有效行动。正由于他们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对于知识采取的是封闭式的管理,只对个别的统治阶层开放。在西方中世纪,为确保知识的有效利用,这种知识就必须由僧侣阶层来垄断和管理。印刷技术发明之前,保密知识作为精神财富和治理手段,一直由统治阶级所垄断。[11]418-419

即便在新“巨机器”时代,对知识,尤其是关乎一个国家命运的特殊知识,一定会管理地更为严密,保密制度也更为严格。在这一方面,冷战时期美苏双方给人类留下了宝贵而又丰富的文献资料。甚至在今天,由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所披露的“棱镜计划”(PRISM)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在新“巨机器”时代,对于特殊知识的获取和垄断愈来愈猖狂。在新时期,权力五角形不仅没有收缩其势力范围,而且越来越朝着全球性、隐匿性的方向发展。

教育的机械化与知识的自动化密切相关,知识的自动化造成了学校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正如波兹曼对技术垄断时期的教育的批判,“现代世俗教育的失败……因为它缺乏道德、社会或思想的核心。因为它没有一套贯通教学计划各部分的思想或态度”[12]185,芒福德对教育的批判主要体现在教育系统、教育目的、教育媒介、课程安排等。

芒福德认为,今天大多数的高等学府却都已经像一家钢铁厂或一部电话系统一样彻底地自动化了:学术论文、发现、发明、专利、学生、博士、教授和宣传,都以相当快的速度做大量的生产;只有与这个权力体系相一致的人才能够获得升级、大量的研究补助、政治权力和金钱奖励。最后的结果就是把大学变成了权力综合体中的一个部分。然而这样的教育系统所产出的知识却是像垃圾堆一样,好坏不分,香臭莫辨。“巨机器”时代的教育目的不是培养完整的人,而是完全适应纯技术环境的人性动物(Human Animal)。为了适应大技术的要求,人类必须要像机器本身一样完全一致、整齐划一。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之下,教育和学校犹如一个模型,各种性格的学生从它这里塑造,最后走向市场。

4.“巨机器”的大贿赂和人的堕落

芒福德认为“巨机器”造成人们生活堕落,丧失斗志。人类生活于“巨机器”所提供的环境当中,由于巨大的贿赂(安全、享受等),他们没必要选择,不需要自由,一切听命于“巨机器”。人和“巨机器”之间形成了一种寄生关系,人类放弃了自动、自力、自治的生存方式,好比寄生虫一样,寄生在整个“巨机器”内部。作为寄生虫的人类,毫无生活之忧,几乎所有东西不劳而获,故而也不再努力和忍受艰苦。芒福德引用了李希特(C.P.Richter)有关家鼠和“福利国家”的对比研究——丰富的食品,没有危险,不紧张,整齐的环境和气候等——来阐释“福利”所隐藏的危害。在这种优越的环境当中,家鼠的器官发生了明显的退化,助其抵抗紧张、疲劳和疾病的肾上腺缩小了,而且调节新陈代谢的甲状腺也不活跃了,头脑也缩小了,心智也降低了;然而性腺却早熟了,导致较高的繁殖率。家鼠如此,人能逃脱此劫吗?

故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人类的身体器官也开始退化,人的思维能力也会逐步遭到削弱,甚至退步到婴儿的层次。由此而导致的是人老的特别快,死亡也越来越临近,“这种集体寄生主义也就会成为现实……就会走向心理自毁的途径”[10]275。另一面无忧无虑的生活会滋生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活于半寄生性文化中的年轻人没有理想和抱负、无所事事,然而他们有需要找发泄的途径,例如无知的暴动、任意的破坏和找死的赛车等。

当然,由于“巨机器”所带来的经济富足程度还不够,所以对人类的影响还不至于那样严重。但芒福德认为。我们在高度发达的经济来临之前,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认真思考一下将会面临的问题,这是十分必要的。

二、如何在“巨机器”时代进行人的救赎

对于如何实现“巨机器”时代人的救赎,芒福德提出了四种向度的解救方式,即心灵的觉醒、艺术的救赎、技术的转变和政治的控制。

1.心灵的觉醒:从机械世界观到有机世界观

对于芒福德来说,“巨机器”的涌现,归根结底是从有机思维到机械思维的心灵革命[11]391。因此,若想纠正现阶段的机器文明,首先,并且最为根本的便是进行心灵上的转变,即从思想观念和意识领域进行革新,“我们现代的机器世界是人类努力和意志的创造,故而任何彻底的改变首先要涉及到价值观和社会优先的改变”。[13]239

在芒福德看来,以有机世界观代替机械世界观,就要人、自然、人类社会和文化看成一个有时间维度的、可以生长的生命体,它们可以发展和进化。因此,在有机世界观的指导下,在人类发展上,“非人”必须转变成为平衡的、整体的人。这种人,不仅仅应该享受,更应该学会创造;不仅仅可以接受“巨机器”的贿赂,更应该学会享受艰苦、缺乏、忍耐和无聊等;不仅仅物质上富有,而且要精神上富足。经济上,必须废除片面追求经济、权力、物资享受的观念,现代机器工业应该与艺术、农业、手工业等共同平衡的发展。在历史上,应抛弃“老式的或过时的没有价值”[2]184的忘本式的进化论,而应该以有机延续的观念看待人类发展史,因此我们不仅不应该忽视过去,反而,更应该重视过去。历史对我们来说不是前进中的包袱,而是一笔价值连城的历史遗产。

2.艺术的救赎:对机器的审美改造

为实现“巨机器”时代的人的救赎,需要用艺术来改造机器。以艺术或审美来改造“巨机器”,是芒福德机器哲学发端之时就已经确立的一个原则。机器的审美改造包括两个步骤:其一,新型工程师的培养;其二,机器设计的艺术化。

在工程师的培养教育体系当中,不仅应该使他们学习机器设计的相关内容,而且要培养他们的美学领悟能力和鉴赏力,将艺术的气息融入工程师培养的每一个细节。在芒福德看来,工程师一旦将机器设计、美学、建筑、数学、哲学等了然于胸,整个思维方式就彻底变化了,他们不再把机器纯粹看作是一个实现某种目的的物品,相反,它是一种表现的工具。

机器设计有三个阶段,艺术化和审美化是其第三个阶段。机器设计在第一阶段时,仅仅关注于机器本身,其他一切个性的需要都被搁置在一边。在在第二阶段时,芒福德称工程师是“最大的罪人,即最明显的感伤主义者”[14]40。由于人类污染了环境,便在设计机器时增加一些诸如花束、花纹等装饰物,以弥补对大自然环境的缺失。这是一个折中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设计机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完全是为了效率,另一部分则是美观。

在机器设计的第三阶段,美学元素、艺术形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机械对象,因为它们已经渗透到机器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中去了。在这一阶段,我们必须认识到,创造一件完整的机械产品的冲动与创造一件具有审美特征的完整产品的冲动是类似的,所以这两者的结合在发展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必然会普遍地受到环境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工程师,即机器设计者应该将“优美的数学方程式,一系列的物质相互关系的必然性,物质本身的纯净的质,整体的严密的逻辑关系”[14]45都考虑进去。在设计的过程中,工程师的既要呈现机器的原有形式,去除那些非本质性的东西,也需要把人的需要和愿望结合起来,这是新技术发展,甚至是生物技术时代的标志。

对机器审美改造的最终目的使“机器不仅成为实际活动的一种工具,而且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14]51

3.技术的转变:从一元技术到多元技术

芒福德把过分重视数量化的、重复性的、巨大的、复杂的、专制的,最终指向金钱和权力的技术称之为“一元技术”(monotechnics);把富于变化的、基于手工和小规模的、民主的,最终指向生活的技术称为“多元技术”(polytechnics),这种技术以农业、手工业和手艺为主要代表,它不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和无限制的权力为宗旨,而是主张在从事技术工作的同时,不能忘了工作的意义,不能为工作所累,不能为工作而甘受奴役。

在分析权力五角形时,芒福德提出了“巨机器”对人的工作形式所产生的影响:用手工作→机械工作,书面工作→电子工作。这一历程透露出来的是技术使工作越来越远离人性和人。而以人性为中心,是实现从一元技术到多元技术的转变的核心价值观。芒福德从不否认“一元技术”创造的丰功伟绩,事实它在解决粮食问题、大型工程等方面也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果因此而废弃其他的技术形式,则就走向了极端。

因此,芒福德十分惋惜传统手工艺的衰落,寄希望于复兴手工业经济来平衡“巨机器”所带来的弊端。以手工艺为代表的“多元技术”的最后目的不是为了物品本身,而是为了物品所蕴含的价值,即成就感、喜悦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等生命意义,“这种经济内却含有某种东西是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其意义的,那就是休闲。换言之,人们可以有时间来闲话,沉思和反省人生的意义”[10]140

4.政治的控制:基本共产主义

在政治方面,芒福德借用了爱德华·贝拉米的“基本共产主义”范畴。他所谓的“基本共产主义”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是建立在新生代技术时期的事实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简单的来说,把应用于寡妇、孤儿和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救助制度拓展到全社会,以确保社会之中的每个人都应该享有最基本的饮水、食品、居住、医疗和教育等生存条件,这便是芒福德所认为的“基本共产主义”。

在芒福德看来实现政治控制,我们要把握好几个要点,其一,要以“工程师”为核心;其二,政治控制的手段是革命,至于是和平的方式还是暴力的方式取决于资产阶级的思维能力和道德水平;其三,实行计划经济;其四,斗争或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巨机器”的人性化,使它以人类的生活为中心,而不是以权力为中心。

实现基本共产主义首先应该进行一项以工程师为领导的全国性的大普查,确定基本的消费标准、满足社会需求的最少工作时间、对生产和产品质量建立科学的衡量标准。

芒福德认为实行政治控制,就要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应包括以下三重控制系统:第一建立内部的产业政治组织形式,即把工会转变为一个帮助建立生产标准的生产组织,一个人性化的管理系统,一个涵盖每个成员的集体秩序。第二建立反应集体合理要求的积极而自律的消费者组织,它可以控制产品生产的种类、数量和分配,可以调节各种竞争关系,确保生产合适种类的产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整个社会的生产从全体消费者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资本家的商业利益出发。第三建立在相互合作国家的政治框架内以产业作为单位组成的组织,获得土地、资本、信贷和机器拥有所有权。对于所有权的获得,芒福德断言这将是一场革命。它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会流血,至于究竟采取何种方式取决于他们的思维能力和道德水平。[2]421

最后,在建立各种基本标准和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制之后,就要实施“计划经济”。

三、人文主义机器哲学源流中的芒福德

机器哲学(Philosophy of Machines)是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根据其研究视角、问题域和基本观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工程主义传统和人文主义传统。工程主义机器哲学的基本立场是为机器的合法性提供辩护,将“人”作为工厂管理和资本家牟利的一个工具,过度追求效率,从而将复杂的“人”简化为“经济人”、“理性人”或“工具人”,而不考虑人的其他维度,主要代表人物有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和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人文主义机器哲学的主要立场是批判机器,反对机器对人的异化。

人文主义机器哲学的发展要比工程主义的机器哲学更为丰富,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机器哲学的萌芽雏形时期,人的机器化或机械化、人和机器异同等问题是这一阶段主要的问题域,主要代表人物有拉·梅特里、里格纳诺(Signor Eugenio Rignano)、李约瑟等。第二阶段是传统型工作机器时期的人文主义机器哲学,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机器成了产业中的中流砥柱,从而对人类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与传统型工作机器的关系成为这一阶段思考的主要问题,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克思、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马尔库塞、芬伯格、芒福德、凡勃伦、斯图尔特·蔡斯(Stuart Chase)、梅瑞迪斯·思林(Meredith Thring)、梭罗等,其主旨主要是探寻、彰显和捍卫人的价值、生命意义和解放。第三阶段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机器时期的人文主义机器哲学,对电视、电脑、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手机等为代表的信息传播媒介,以及以机器来隐喻的“社会”或“国家”成为这一时期反思的对象,主要代表人物有芒福德、波兹曼、波普尔、皮埃尔·布尔迪厄、詹姆斯·穆尔(James H.Moor)、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等。21世纪以来对机器的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例如机器伦理学(Machine Ethics)、机器人伦理学(Roboethics),从而构成了人文主义机器哲学的第四阶段。该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穆尔(James H.Moor)、温德尔·沃勒克(Wendell Wallach)、帕特里克·林(Patrick Lin)等。

在人文主义机器哲学这一学统中,芒福德的机器哲学居于关键地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是因为芒福德的机器哲学思想范围十分广泛,主要涵盖了机器哲学的第二和三阶段,既启发了同时代的学者,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

芒福德的机器哲学具有很重要的价值。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是第一位以技术史为背景的以学术著作的形式专门针对“机器和人的关系”这一论题进行深入且全面思考和研究的人文学者。在他之前,马克思、巴特勒、凡勃伦等人虽然“机器与人”的关系进行过讨论,但是这种讨论要么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马克思,凡勃伦),要么是以小说的形式呈现的(巴特勒)。芒福德对“机器与人”关系的讨论放在了整个文明史当中,追溯“巨机器”的起源、运作、命运和对人类的深刻影响;确立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不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而在于心灵的制造。

再次,芒福德用以“权力”为核心的“巨机器”来隐喻现代社会,是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见,是对“现代性”的另一种诠释。不同的学者对现代社会的弊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构,凡勃伦认为“当下是一个机器程序的时代”[15]2,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社会”[16]73,225;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其实是一个“规训社会”[17]217,235;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其实已经病了,是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18]477等。芒福德认为现代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巨机器”,或者说权力综合体,它以获取权力和金钱为目的,在客观上控制着人类社会。正如阿尔帕德·绍科尔采对“巨机器”评价道:芒福德对现代性的洞见有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我们当前时代与“金字塔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二是一个“机器神话”模糊了我们的视线,不能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这个神话相信机器的终极后果总是有利于人类的,因此人类必须接受“巨机器”,这是不可避免的[19]254。芒福德对“巨机器”的深刻洞见,不仅仅是对世界的隐喻,更是对真实的现代世界的发现。[19]255-256

最后,芒福德的机器哲学思想对当下的人类生活和社会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他不断强调的不是对大自然的征服,而是与大自然的合作;不是机械化的生活方式,而是完整的生活方式;不是工作,而是休闲;不是人为机器服务,而是机器为人服务。因此,通过分析和研究芒福德的机器哲学我们不得不再度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尤其在雾霾经常肆虐的情况之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分析的主奴关系的转变,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容易找到相匹配的事例。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以电脑、智能手机、机器人为代表的机器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我们是成为它们的奴隶,从而在一个娱乐化时代,置身于狭小的空间中无所节制地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任凭其膨胀;还是做它们的主人,节制我们的欲望,走出狭小的空间,与人和自然界来个亲密接触。古希腊时期的古典德性和中国传统的道德修为,在当下仍不过时。

【注释】

[1].“机器时代”(Age of Machine)这一概念是由苏格兰哲学家、作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创造的,他在1829年发表的《时代的征兆》(Signs of the Times)这篇文章中首次使用Age of Machinery来对他所处的时代进行总体性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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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11期,录入编辑:邓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