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儒学院主办的“德治何以可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在哲学与宗教学的交叉视域下，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苏州大学、西南大学、山西社会科学院等10余家科研单位的近30位专家学者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代表与会，深入探讨了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治理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德治与法治”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主任刘震主持开幕式，简要介绍了青年学术创新团队成员的基本情况与学术研究主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心竹为开幕式致辞，重点介绍了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儒学院中国哲学学科研究现状及其发展历程，充分肯定了青年学术创新团队的学术活力与创新精神。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周可真认为，“德治”原是中国先秦儒家在当時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至唐代乃成为中国传统政治领域公认的治国良方，其以“以德治心”和“以礼治情”互相结合为基本特点。“依法治国”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积极推动传统“德治”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使之变成“依德治法”和“依法治国”互相结合的现代“德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锋提出，“治体”涵括了治道、治人、治法的三要素结构，治体论自贾谊至晚清不断转型演进，这一传统为我们审视德治理念及其系统条件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思维视域。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宋大琦探讨了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礼法思想在仁与礼、欲与矩不同向度上的发展。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以梁启超《新民说》为切入点，分析了梁启超的致思方向及其对现代民族国家与公民的看法，其公德论指向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重构传统社会的人伦。唐文明表示，梁氏认为中国过去只讲私德而无公德，导致国民团体素质较低，公民的独立、自主、自由等基本权利也无法实现。

北京中医药大学助理研究员赵威维结合佛教的戒律思想及其与德治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认为佛教的“德治”体现在以戒律为师，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觅泉以“不忍人之政何以可能”为题展开主题报告，提出“不忍人”意为不忍心他人遭受痛苦，而基本生存条件匮乏和人格尊严受损，是人人都会觉得痛苦之事。所以“不忍人之政”，首先应当避免给人民造成这些痛苦，并改善遭受痛苦者的处境，因而它蕴含着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要求。但是这种“不忍人之政”不能寄望于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或其私人道德，而应建立在正义制度的基础之上。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陈睿超对玄学与理学产生的背景及其所关注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认为理学与玄学不是空谈性命义理，二者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观与生命观。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爱林以“宗教治理的原则与理论模式浅议”为题作了发言，他提出宗教治理应遵循自由、理性、幸福、仁慈等四原则，批判性地分析了宗教市场论和宗教生态论两种理论模式的得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编辑李想以“历史语境中的宗教与社会治理”为题展开报告，详尽地梳理了“宗教”一词在中西语文中的语源及翻译上的纠葛，由此揭示出中西宗教观的异同，及其对宗教和社会治理的启示。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胡士颍分析了黄宗炎关于心性情欲与道德事功的思想，黄宗炎将道德问题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殊。从内在方面来讲，体现为治心，即对自己心性情欲的掌控；从外在方面来讲，则为治世，即体现在道德事功上。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孙国柱以“信任”问题为中心，结合文本分析和历史考察，对比了传统中国儒法两家对于“欺诈”问题的超克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德刑、礼法之间的内在关系。

上述四场学者论坛兼顾基础理论、思想史和实践问题，促进了不同学科视域对“德治与法治”这一研究主题的交流切磋。刘震在最后总结发言时表示，指出以往有一种将德治与法治简单对立的流行见解，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收获在于，与会学者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二者的多维互动关系，实质性地破斥了那种简单对立论，为今后进一步的探索确立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本次学术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链接】中国政法大学“德治与法治”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系中国政法大学2018年资助成立的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包括了来自人文学院、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内的多位青年才俊，涉及学科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学与艺术学等多个领域。该团队以“德治”与“法治”两个概念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学科交叉与多角度剖析的研究方法，厘清“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系，从而构建具有当代文化特色与文化自信的中国法治体系。

（记者唐红丽 实习记者孙美娟 通讯员刘震）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