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社会生活和学术领域发生的诸多挑战道德底线的事件，使得“道德”又一次成为尖锐的问题被提出。12月14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在南京召开了题为“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研讨会，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的主题，就道德的必要性、道德困境的根源、道德与伦理的区别、个体自由与道德约束、道德内涵的时代性、道德研究的中国范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对道德必要性进行追问即是对道德本体的探索
道德是人之为人、人类社会不同于丛林社会的关键因素，道德对于人、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本质意义，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那么，对道德的必要性进行发问是否合理？“出题”者江苏社科院哲学所所长胡发贵研究员说，“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似乎是个疑问句，其实是个肯定句，即我们必须要有道德。如果说人类发明冠冕衣履，着意从物的方面护卫人的身体，展现仪容的话，那么道德就是人类创制的从精神之维卫护、提升人的伟大人文安排；就如我们对“美物”的追求永无止境一样，我们对美德的期待也是“止于至善”的，因为过有意义的生活，严守人禽间的“几希”，始终萦怀“如舜”之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故几乎可以说人类是“天命有德”的。因此，只要生命存续，我们就必然会不断地致思道德。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樊和平提出，人文科学中最基础的概念同时也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这一发问，看似不成其为问题，但如果深刻追问下去，并且结合现实进行认真思考，就有可能极大地推进道德的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国传统哲学的终极忧患是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今天，我们仍然要思考人如何超越“近于禽兽”。“道”和“伦”是中国在轴心时代取得的最重要的觉悟，中国文化过去是、现在也还是伦理性文化，如果我们在这两个崇高概念中思考“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思考如何“以伦就道”，就有可能取得道德研究的重大突破。将道德话题置于当代中国和国际视野下思考可以看到，以往人们多是在西方的学术理论框架下研究中国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这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本身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这一问题的重要启示是应当用中国哲学的方法路径研究道德哲学和中国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而从现实看，针对道德和伦理的探讨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安全密切相关。“有伦理不宗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文化从古至今都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将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有助于推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构建。
南京大学教授张晓东说，“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这一问题，其实隐含着“道德何以可能”的发问。他认为，人为万灵之长，天地之道在人道中得到最精妙的体现，道德是人的内本质的存在方式，只要人作为人存在，道德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具有本已的必然性。上海大学朱承教授表示，道德是推动世界从现实的差异性回归本质统一性的介质，文明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原始的、建立在暴力和混乱基础上的丛林社会，就是通过道德建立起文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当代社会道德困境主要源于价值观冲突
尽管道德具有不言而喻的必要性，但现实生活中道德缺失、道德冷漠等现象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南京师范大学高兆明教授看来，道德的必要性在今天竟然成为问题，这意味着现实生活中道德已经被扭曲，我们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所透露出的时代精神。
如何看待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认为，理清源流、坚守本己是摆脱道德困境之道。道德是一种基础性的存在，社会存在必有道德存在。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要不要道德，而在于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复杂关系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多种价值观在我国交叠并存，不同价值体系产生的不同道德要求相互冲突，使得每个人都处在道德困境中。他认为，处理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关系时，应当以兼容并蓄的态度推动不同文明和不同价值观的磨合和融合。同时，本土传统应当是干流，外来文明是支流。
高兆明也指出，就伦理共同体而言，不同的道德主体有不同的道德观，不同道德标准之间的冲突会造成价值混乱。对于解决价值观冲突、走出道德困境的可能性，高兆明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当前世界和社会虽然价值多元，但仍有一些最基本的、能够为所有人原则上认可的价值观念，这些基本价值观念是形成伦理共同体凝聚力的基础。
区分“道德”与“伦理”两个概念
“道德”与“伦理”作为两个涵义相近的概念，往往被不加区别地混淆使用，这种混用对于道德概念的理解和现实的道德培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余治平强调，道德和伦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各自的内在规定性，道德源于人内心的要求，是内在的自我约束，而伦理是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的外在制约，有“次法律”的意味。他认为，道德有其限度，道德教化只是社会治理方式的一个向度，我国古代主张“德主刑辅”“威德并处”，外在的、刚性的体制约束对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同样重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赟则指出，道德诉诸人的良知、良能，这是“得之于天”的向度，具有自发性。道德需要被唤起和巩固，很难被发明和建构。如果只强调个人对国家、社会的归属与服从，只重视伦理建设，用伦理替代道德，使人文教育被公民教育、国民教育取代，过于重视人的位分、职分，忽略人的“性分”，人之为人的道德问题就被遮蔽了。道德亏空又会使得人的身心难以安顿，邪教往往得以乘虚而入。
道德内涵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道德精神是永恒存在的，但具体的道德内涵、道德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
浙江大学何善蒙教授指出，“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这一发问中的“我们”，提示了道德主体的具体历史性，从而点出了道德内涵的时间性。
苏州大学教授姚建萍认为，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等观念对中国传统道德观构成了挑战，新的道德观的形成可以看作是一个各种道德诉求博弈的过程。东南大学徐嘉教授认为，具体的道德标准要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条件相适应，与传统社会相比，当前，公共生活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活方式，个体对于自由和权利的诉求以及民族意识增强，这些都是培养新时代道德所不能忽略的时代背景。
个体自由与道德并不矛盾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重视个人自由，个体自由与道德往往被看作是相互矛盾的。与会多位学者认为并非如此。苏州大学教授周可真认为，孔子所说的“仁爱”包含“自爱”与“爱人”两个方面，但现在我们谈道德，更多的是强调要“爱人”，忽视了“自爱”这一向度，甚至把“自爱”等同于自私自利。其实，“自爱”才是道德之本，“自爱”又与“自本自根”相联系，这就突出了道德的自由性。高兆明认为，主动自觉的个体良知对伦理共同体不可或缺，正是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个体良知，使得社会伦理共同体具有内在的精神活力。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郭美华认为，受西方道德观影响，当前我们所谈的道德，主要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更多指向政治和社会关系中的各种道德标准、道德规范，这就使得作为人自身存在的“道德”被窄化。要突破这种窄化和束缚，应向道家回归，即回到道德之为道德的根基，回到人的本真纯朴状态中去，只有建立在个性自由基础上的道德，才是纯真自然的道德。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王广禄，通讯员 李宁)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