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和学术话语创建是一个做比说更重要的事，应当加以谨慎的界定和辨析，要有更宽广的、纵深感更强的视野，仔细追溯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汲取经验教训。
一 如果从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来看，学科建设的具体实践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启发。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学术流派涉及理论、方法论、话语表述方式、团队群体认同等问题；而学术话语也需要理论和方法论的体系化才可以实现。学术流派和学术话语的建构面对的状况十分复杂，不同学者认识和实践的差异非常大，学习人类学时也受不同流派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还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环境、经历、体验、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所以对于人类学问题的认识角度有不同的想法。
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派和话语体系更需要做好一些基础工作，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富有特色的理论流派及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有待于不同知识体系的衔接。如果以中国作为一种思考的所在，就有国内外知识体系的差异。而时间、空间、理论范式和学术流派方面的差异，更使这样的知识体系对话迫在眉睫。进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史料和资料的整理，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思想财富，挖掘和梳理中国自己的学术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学科理论推进之所以困难，有些时候正是和中国自己的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和发掘有关。从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观念里怎么去认识学派和话语讨论中涉及的概念和观点，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中国学者过去对于进化论和传播论似乎有很强的迷恋感，功能主义学派的观点也比较容易被学者们吸收。这与过去学术界对有关思想的中国资源做了很好的梳理也密不可分。彼此间有了衔接点，能够衔接上，理解起来就更容易一些。我们如今缺乏对于一些新的学术流派与中国资源关系的梳理，这些流派接受起来的难度似乎就更大一些。
当然，应该认识到，如果把讲“中国学派”、“中国话语”，理解成只讲中国的事儿，只按照中国固有的学术理路去做事情，也是很难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学术意义上的学派和话语的。有些在学术界有些影响的人类学学者，曾受到过“是不是在搞洋八股”的质疑和批评。我们反对简单地套用理论，主张以扎实的田野民族志资料作为人类学理论阐发的基本依据，理论应当符合材料。在调查时，深入而细致地搜集与不同理论流派相关解释以及理论争论有关的各种细节资料，在这些民族志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对于问题的认识。如果我们的田野调查是足够深入细致的，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现有理论并不能够给出很好的解释的材料，就可能进一步展开理论对话和讨论。然而，刚才提到的批评别人“洋八股”的人，其实往往看不懂洋文，甚至连人家的“八股”到底是什么都搞不清楚，除了笼而统之地批判所谓的“唯心主义”之外，并不清楚来自国外的观点到底有什么缺陷和问题。
学术流派和学术话语建构中学术概念和话语系统的形成、学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学术研究的筹划和实施等，也都需要做很多事。
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上来看，中国学者很多都是做国内的研究，这与国际人类学界有很大不同，牵扯到深刻的学科史背景。早期的中国人类学有强国保种的关怀，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在研究对象上形成了一些特点和优势。研究本国社会与文化，在语言文字上、在对于文化体验、社会制度文化的了解和适应方面都有优势。但是，今天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研究对象的局限，在人类学界已经有了不少批评的声音。有些学者就认为，人类学家不应该只限制在本土研究上。其实不仅如此，研究对象差异还涉及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内外不同的认知和界定。在中国被认为是社会学界的研究，特别是汉人社会研究，到西方就变成人类学的，比如说中国老一辈学者的江村、黄村、台头等研究；相反，在国际学术界都被看成是人类学的著作，而在中国似乎有更多的社会学的味道。 我们如今谈学派、谈话语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有一些是非常基础性的。比如，学术概念到今天还都不统一。学生在复习考试、研读相关著作、撰写学位论文时，经常问这个概念怎么回事，那个概念怎么回事。一个概念在我们翻译和写作中可能幻化成为十个，一个学者经过翻译可能变身成四五个汉文名字，同一本书里同一位学者可能会有两个不同的名字。这样的问题最然很小，但也关乎大局。目前，包括人类学学术辞典、百科全书、大学课本、读本、参考书，都有许多缺憾。 中国学术界怎么认知学科及其特殊性，并且开展相应的学术建构活动，在不同时代的思路也是不同的。民国年间很多学者追求的是切乎国情的学术，有些老一代学者就是想要用人类学来继社会学之不足，来转移为学的方向。他们主张，你管这个叫社会学也好、叫人类学也罢，学术发展是非常曲折的道路，只要瞄准的方向是在适当轨道上，就是谋中国起死回生之要图。
二 然而，学术流派和学术话语还涉及学术团体的群体认同，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说到学术团体的群体认同，就牵带出围绕利益产生的很多矛盾来。“争利”，即围绕学术利益开展的争夺，成为中国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难言之隐。中国学界通常的争辩背后是利益冲突，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时更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就是，大家围绕很多利益，包括内部和外部在研究资源、项目经费、研究材料、学术地位和位置等利益，争先恐后，都在往前挤，学术道德和研究规范则被排挤到次要的位置。譬如，不去汲取和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甚至在研究现状讨论时，对于其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或视而不见或竭力贬低，却在正文中剽窃和抄袭这些成果；利用各种权力打压竞争对手，在学术课题面前不是说谁有积累、谁有条件来做更合适，而是谁占着位子、谁手中有权力谁就获得这些课题。这种现象最终影响了学术队伍的整合和团结。 随着场景的差异，甚至同一个学者对于同一个学术问题，也会提出前后矛盾的观点，发生学术共同体认同的转变。国外很多学者之间虽然也有矛盾，甚至在一个学术团体内部往往也是矛盾重重。比如，有人批评说，人类学原本是倡导文化多样性的，但在人类学家内部，却往往会有很多争论。不过，在那些学术机制比较健全的地方，多数情况下大家还是在争学术，太明显的利益冲突是拿不上台面的。 中国学术界早年的矛盾也往往是和学术背景的不同、学术观点的差异相关联的。但最近些年，这种矛盾却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有限好处的想象”了。这一概念是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在讨论乡民社会时提出的。他指出，在乡民社会中，人们会认为他们生活的世界中的“好处”是固定的、有限的、已经被分配好了的，所有关系的安排都是通过一种交叉的二分关系网络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连锁的或者非连锁的合作群体达成的。由于表现在不同层面上的学术资源的有限性，或者说是人们围绕学术资源的“有限好处的想象”，在面对学术问题时，有少数人也采用了乡民社会习惯的做法，表面客气，背后下绊儿，生怕那些有限的好处被别人夺走了。缺乏学术的共享，缺乏更远大的学术目标的追求，没有更多的人携手努力去实现学术振兴，建立学派、建构话语就成为一句空话。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加，在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超越机构和学术团体，建立起一种新的学术认同。 很多人类学圈的学者在不同机构工作，但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认同反而可能比在机构内部还好一些。这样才可能产生人类学界的一些学术成就。不过，至今在中国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学科的关系梳理上依然众说纷纭，围绕学科划分的一系列举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在有限好处的想象中争吵，以及最终拥有决定权的人们各自为政的结果。人类学学科建设在这样的撕扯中往往被忽视。
学术流派的形成，得有理论范式、方法论范式，得能够在学术界中推广并得到大家的首肯。要追求的是带给更多的人以一种研究范式，而不是去谈论一个小团体的个别研究特点，更不可能是强制别人去接受你的观点。一个学派、一种研究范式唯有在运用中得到学界的拥趸，才可能在学术圈、在整体学科意义上，成为学派、成为研究方式，而不是靠自诩、自夸就能够成事的。如果再把学术话语放到讨论中，可能最初只是零碎的学术话语，经过不断努力才能构成话语体系。有了话语体系、研究范式，也就是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范式，才可以谈到学术流派意义上的学派，学派的建设任务才可以去构想、可以去筹划、可以去实践。但同时还要看是不是能够持之以恒地做，是不是有人想做，是不是别人能接受。学派不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怎么也成不了一派。比如说，你自己折腾半天，连学生都不跟你干，这学派永远弄不出来。建设中国学派需要我们做很多更具体的工作。
在此需要特别警惕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民族主义的情愫在里面，是不是我们太过期待能够有一种创制？当然，就中国目前的一些学术实践来看，说民族主义可能还是抬得太高了；也许当我们说一个学派的时候，只是为了把自己群体的领导人或者整个群体推上去，那个时候学派就变成了利益，变成了利益的表达。 要在学术研究上有贡献，才能谈学派。如果我们把学派变成和利益分割有关的事，那么学派对学术研究一点意义都没有。比如，人类学里面有很多人自诩为人类学某某学科带头人，更愿意新创造一些“分支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牌子。在国际学术界，加上应用人类学，通常说人类学中包含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总共五个分支；而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法人类学、工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舞蹈人类学、音乐人类学、体育人类学、戏剧人类学等，其实在多数国际学术范畴里只是一个研究领域，不是国内通常说的学科。有些人一说学科好像有范儿了，对于某某学科的创立做了什么贡献。目前这个倾向有点太过。不知道社会学里面是不是也有这个倾向问题，是不是也是闹这个社会学、那个社会学。我认为，可能有一部分人把学科太当作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于谈论学派和学术话语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无论话语体系还是学派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去做，可以去努力，但是还要走很多的路，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在学派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应当且走且看。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还是要靠扎扎实实的田野民族志工作的原创性研究，逐渐积累，增强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创造性的思考；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抛弃门户之见，在基本学术概念上达成共识，向着共同的学术目标去努力。对于我个人来说，本分即为怎么样教好学生，怎么样在自己承担的项目研究中做好田野民族志和相应的学术理论问题探索。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在这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学派、谈学术话语。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