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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读物

【朱孝远】历史是时空坐标中对生命的关照

 

黑色休闲衣裤,亲切温暖的笑容,朱孝远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质朴、儒雅。获得2010-2011年度第七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朱孝远老师近日接受了新闻网记者的采访,畅谈他与历史教学的故事。采访未开始,他已准备好茶水。“我还以为是一男同学一女同学呢,所以专门用了一个蓝色的杯子和一个粉红色的杯子。”他向记者打趣道。

朱孝远,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多年来钻研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手稿和德国农民战争的传单,研究领域涵盖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化、欧洲中古史和西方文化史。他曾入选国家教育部文科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工程,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奖”,两次赴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世界历史。同一年度,朱孝远出版了三部专著,其中的一部入选代表当前我国学术前沿水平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荣誉证书。

选择教育事业:“上课是最重要的工作”

朱孝远曾经在俄勒冈大学历史系学习,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任教。1992年,朱孝远谢绝了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决定回国,成为北大历史系的一名教师。“我不想改行,读书教书的生活很好。”

朱孝远对北大的喜爱是不加掩饰的,在《学史之道》一文中他写道:“北大的治史之道,不喜美丽辞藻,专以严谨、古朴、实证为善,在这点上颇合我的心意。” 即便刚到北大的时候,每月拿着160块的工资,住在一个9平方米的筒子楼里,他仍然乐此不疲。他这么说:“人通过劳作获得温饱,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通过创造获得自由。平庸之人之所以失败在于一个‘惰’字,天才之人之所以不能成功在于一个‘傲’字。作为一名教师,我愿意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在刻意推敲科学知识的完善性中度过一生。” 十多年来,朱孝远把这份坚持一直保留至今。

“北大的学生很可爱,来北大教书也是因为北大的学生好。”采访中,每每谈起“学生”朱孝远脸上会露出会心的笑容。“给学生上课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能给我很多启发。” 在他的文章中,他这样描述北大学子:“学生有如大判官,或为英雄史诗而激动,或为虚空之言而愤青。”另一方面,朱孝远却希望学生们能够更加完善。他这么勉励同学们:“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要,现在,我们却只要好的。要知道,事物之于完美,犹如泥土之于花朵,夜空之于星星,肉体之于精神,煤之于火。”

“在大学里面,教书是第一位的。这是一名教师的最重要的工作。”朱孝远说:“凡是对学生有利的事情要坚决去做。在做学术研究的同时,为学生写书、为学生编教材,是非常必要的。” 朱孝远认为:教学和科研是互促互长的,没有研究,教学无法进入学科前沿;同样,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传播。教学、写书都是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这两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理想教学:“智慧与人格比翼双飞”

朱孝远在北大讲授过十几门历史课程,因为课程具有不同特色,他也会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1998年,他获得第四届北京大学“我爱我师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称号。通选课“西方文明史导论”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深受北大学生的欢迎。有同学评论: “在讲历史的同时,他尽量地将同学的思维打开,将文学、哲学、美学以及人生学也都穿插进去。” 谈起“西方文明史导论”这门课,朱孝远微笑道:“学生特别可爱,他们的心灵都很纯洁,他们有意见会提,能和我互动,能相互交流。”他觉得这样的课堂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课堂。在这门课上,朱孝远不是采取简单灌输历史知识的方法,而是通过互动将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结合起来。

朱孝远认为,现代大学应该培养创新型人才,要让学生“智慧与人格比翼双飞”,“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智慧;大学不仅仅是培训技术的,更重要的是锻造人格。”朱孝远援引丘吉尔的话这样阐释道。在朱孝远看来,教师必须注重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他认为:创新型人才应当具有两种品质:智慧与人格。必须注意分析与开发学生们的智能,着力培养提高学生们的成功智力,然后要升华为智慧,这才是创新人才应当具备的品格。智慧必须要有健全的人格支撑,有了完整而健全的人格,才能充分施展智慧,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目标。人格的锻造,当然要靠学生自觉的修炼,但同时也必须要有教师的引导以及校园氛围的熏陶。智慧和人格两者相存,相得益彰,是创新人才腾飞的两翼,缺一不可。培养创新人才有三个要素:知识、能力与素质,这三个要素不可偏废。他希望能够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帮助学生们制定特别的、可以度量的、可能达到的、与自己长处相称的、有一个切实可行日程安排的目标。经常加以检验,如果发现出现问题,就及时加以提醒,必要时与学生个别谈话,加以理顺。

他认为:有几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自学的能力,与人交流的能力和写作的能力。例如:与人交流的能力非常重要。“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师傅带一个学生的时代,而必须进入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他打了一个比方,在当下学术研究中,是否具有交流能力就像是“1”和“0”的区别,假设所有的研究成果是100,有交流能力的就是1乘以100,结果是100;而没有交流能力的就是0乘以100,必将一无所有。

朱孝远对学生的阅读量和写作训练的要求似乎颇为苛刻:“现在北大文科学生训练量严重不足,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太低。”对比之下,“在许多世界著名高校里,一门讨论课的阅读量,本科学生每周阅读200页,研究生每周阅读400页。”至于写作,他希望学生们最好养成每天写3000字的习惯。以此类推,一个月写9万字,一年写108万字,四年写432万字。“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要钻研学问必须勤奋刻苦。”朱孝远提倡人要进行“高峰体验”,在生命的临界点上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把所有潜能发挥出来。朱孝远还建议同学们要多阅读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以便了解学术动态,进入学科前沿。

学科建设:构建一个教学的“立体模式”

人们惯有的思维中,历史学常常是一厚重的基础学科,但朱孝远认为,只要换个角度,历史学就会从基础研究转变为决策研究。例如,国民性研究就是一种决策研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外交活动与对外文化交流,对当前社会的发展具有影响力。

“历史是时空坐标中对生命的关照。”朱孝远这样定义历史学。他说:当前世界史教学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创作出一批优秀的、在世界上领先的创新成果和培养出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一方面,要克服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关键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弱点;另一方面,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使我们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学术上担当起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责任。这样,如何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世界史成果评估体系;如何确保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在最前沿、最高端的平台上进行;如何解决史料短缺、对国外最新、最前沿研究状况不甚了解的问题,成为现阶段提升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研究能力的三大要素。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就要提倡知识、能力与素质三者并重的教学模式。为此,在教学上要完成四种转变,即:如何把知识性的介绍,转变成为知识、能力训练并重;把常识性的本科通史教学,转变成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学;把零碎的知识介绍或导读,转变成系统的、整体的或专题性的文献学研究;最后,如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变讲授为主为老师和学生互动为主。

朱孝远主张,“要打破文理之间的界限。当前的专业分得过于细化。例如,文、史、哲各为一系,缺乏亟须的学科交叉课程,也没有足够的学分要求保障。”朱孝远很喜欢老北大对学科门类的称呼,如“国学门”、“史学门”“哲学门”等,因为“门”是相通的,各个“门”之间可以来回走动,可以相互传递信息。相比之下,现在的“系”却是分开的,显得壁垒森严,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大大减少了。

对此,朱孝远反思道,“我们现在比较注重外在条件,比如学校有多少台计算机等。但是,我们更应该重视学生内心学习积极性的激发,要给学生充分的选课自由。”他希望在课程设置方面摆脱单一的院系规定学分制,构建一种专业、系、学院、学校各自都对学生有学分要求的“立体教学模式”。专业、系、学院和学校从不同角度来设置课程,同时赋予学生更为灵活的选课自由。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学生的通识教育将会加强,视野将会扩大,不仅能够学到本专业的知识,而且也会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这将促进同学们的全面发展。

采访过程中,朱孝远反复谦逊地强调自己努力得还不够,现在更是时不我待,有了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与其说有成就不如说是有压力。更多的时候人是在承受着一种挫败感,就像推石头上山,不停地推上却不停地落下,尽管这也算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尽管每天如此忙碌,朱孝远老师还是显得从容而淡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史家的真正精神就是对自己的学业有一种‘人生乐在相知心’”。凭这么一种眼光看世界,“能够让人在不经意间明白了什么是爱,什么是需要。比如你喝水,那是需要,但你品茶,那是爱。又比如你步行上班,那是需要,但你在林间散步,那是爱。正如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所描绘的,读书是一种雅趣:‘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适情更适性的消遣吗?’也许只有这时,你才能从书本中感受到诗人里尔克说的那种‘从生命最轻妙的芬芳到它最沉重果实的厚味。’”

(来源:北大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