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休闲衣裤，亲切温暖的笑容，朱孝远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质朴、儒雅。获得2010-2011年度第七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朱孝远老师近日接受了新闻网记者的采访，畅谈他与历史教学的故事。采访未开始，他已准备好茶水。“我还以为是一男同学一女同学呢，所以专门用了一个蓝色的杯子和一个粉红色的杯子。”他向记者打趣道。

朱孝远，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多年来钻研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手稿和德国农民战争的传单，研究领域涵盖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化、欧洲中古史和西方文化史。他曾入选国家教育部文科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工程，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奖”，两次赴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世界历史。同一年度，朱孝远出版了三部专著，其中的一部入选代表当前我国学术前沿水平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荣誉证书。

选择教育事业：“上课是最重要的工作”

朱孝远曾经在俄勒冈大学历史系学习，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任教。1992年，朱孝远谢绝了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决定回国，成为北大历史系的一名教师。“我不想改行，读书教书的生活很好。”

朱孝远对北大的喜爱是不加掩饰的，在《学史之道》一文中他写道：“北大的治史之道，不喜美丽辞藻，专以严谨、古朴、实证为善，在这点上颇合我的心意。” 即便刚到北大的时候，每月拿着160块的工资，住在一个9平方米的筒子楼里，他仍然乐此不疲。他这么说：“人通过劳作获得温饱，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通过创造获得自由。平庸之人之所以失败在于一个‘惰’字，天才之人之所以不能成功在于一个‘傲’字。作为一名教师，我愿意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在刻意推敲科学知识的完善性中度过一生。” 十多年来，朱孝远把这份坚持一直保留至今。

“北大的学生很可爱，来北大教书也是因为北大的学生好。”采访中，每每谈起“学生”朱孝远脸上会露出会心的笑容。“给学生上课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能给我很多启发。” 在他的文章中，他这样描述北大学子：“学生有如大判官，或为英雄史诗而激动，或为虚空之言而愤青。”另一方面，朱孝远却希望学生们能够更加完善。他这么勉励同学们：“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要，现在，我们却只要好的。要知道，事物之于完美，犹如泥土之于花朵，夜空之于星星，肉体之于精神，煤之于火。”

“在大学里面，教书是第一位的。这是一名教师的最重要的工作。”朱孝远说：“凡是对学生有利的事情要坚决去做。在做学术研究的同时，为学生写书、为学生编教材，是非常必要的。” 朱孝远认为：教学和科研是互促互长的，没有研究，教学无法进入学科前沿；同样，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传播。教学、写书都是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这两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理想教学：“智慧与人格比翼双飞”

朱孝远在北大讲授过十几门历史课程，因为课程具有不同特色，他也会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1998年，他获得第四届北京大学“我爱我师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称号。通选课“西方文明史导论”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深受北大学生的欢迎。有同学评论： “在讲历史的同时，他尽量地将同学的思维打开，将文学、哲学、美学以及人生学也都穿插进去。” 谈起“西方文明史导论”这门课，朱孝远微笑道：“学生特别可爱，他们的心灵都很纯洁，他们有意见会提，能和我互动，能相互交流。”他觉得这样的课堂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课堂。在这门课上，朱孝远不是采取简单灌输历史知识的方法，而是通过互动将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结合起来。

朱孝远认为，现代大学应该培养创新型人才，要让学生“智慧与人格比翼双飞”，“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智慧；大学不仅仅是培训技术的，更重要的是锻造人格。”朱孝远援引丘吉尔的话这样阐释道。在朱孝远看来，教师必须注重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他认为：创新型人才应当具有两种品质：智慧与人格。必须注意分析与开发学生们的智能，着力培养提高学生们的成功智力，然后要升华为智慧，这才是创新人才应当具备的品格。智慧必须要有健全的人格支撑，有了完整而健全的人格，才能充分施展智慧，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目标。人格的锻造，当然要靠学生自觉的修炼，但同时也必须要有教师的引导以及校园氛围的熏陶。智慧和人格两者相存，相得益彰，是创新人才腾飞的两翼，缺一不可。培养创新人才有三个要素：知识、能力与素质，这三个要素不可偏废。他希望能够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帮助学生们制定特别的、可以度量的、可能达到的、与自己长处相称的、有一个切实可行日程安排的目标。经常加以检验，如果发现出现问题，就及时加以提醒，必要时与学生个别谈话，加以理顺。

他认为：有几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自学的能力，与人交流的能力和写作的能力。例如：与人交流的能力非常重要。“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师傅带一个学生的时代，而必须进入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他打了一个比方，在当下学术研究中，是否具有交流能力就像是“1”和“0”的区别，假设所有的研究成果是100，有交流能力的就是1乘以100，结果是100；而没有交流能力的就是0乘以100，必将一无所有。

朱孝远对学生的阅读量和写作训练的要求似乎颇为苛刻：“现在北大文科学生训练量严重不足，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太低。”对比之下，“在许多世界著名高校里，一门讨论课的阅读量，本科学生每周阅读200页，研究生每周阅读400页。”至于写作，他希望学生们最好养成每天写3000字的习惯。以此类推，一个月写9万字，一年写108万字，四年写432万字。“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要钻研学问必须勤奋刻苦。”朱孝远提倡人要进行“高峰体验”，在生命的临界点上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把所有潜能发挥出来。朱孝远还建议同学们要多阅读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以便了解学术动态，进入学科前沿。

学科建设：构建一个教学的“立体模式”

人们惯有的思维中，历史学常常是一厚重的基础学科，但朱孝远认为，只要换个角度，历史学就会从基础研究转变为决策研究。例如，国民性研究就是一种决策研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外交活动与对外文化交流，对当前社会的发展具有影响力。

“历史是时空坐标中对生命的关照。”朱孝远这样定义历史学。他说：当前世界史教学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创作出一批优秀的、在世界上领先的创新成果和培养出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一方面，要克服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关键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弱点；另一方面，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使我们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学术上担当起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责任。这样，如何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世界史成果评估体系；如何确保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在最前沿、最高端的平台上进行；如何解决史料短缺、对国外最新、最前沿研究状况不甚了解的问题，成为现阶段提升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研究能力的三大要素。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就要提倡知识、能力与素质三者并重的教学模式。为此，在教学上要完成四种转变，即：如何把知识性的介绍，转变成为知识、能力训练并重；把常识性的本科通史教学，转变成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学；把零碎的知识介绍或导读，转变成系统的、整体的或专题性的文献学研究；最后，如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变讲授为主为老师和学生互动为主。

朱孝远主张，“要打破文理之间的界限。当前的专业分得过于细化。例如，文、史、哲各为一系，缺乏亟须的学科交叉课程，也没有足够的学分要求保障。”朱孝远很喜欢老北大对学科门类的称呼，如“国学门”、“史学门”“哲学门”等，因为“门”是相通的，各个“门”之间可以来回走动，可以相互传递信息。相比之下，现在的“系”却是分开的，显得壁垒森严，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大大减少了。

对此，朱孝远反思道，“我们现在比较注重外在条件，比如学校有多少台计算机等。但是，我们更应该重视学生内心学习积极性的激发，要给学生充分的选课自由。”他希望在课程设置方面摆脱单一的院系规定学分制，构建一种专业、系、学院、学校各自都对学生有学分要求的“立体教学模式”。专业、系、学院和学校从不同角度来设置课程，同时赋予学生更为灵活的选课自由。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学生的通识教育将会加强，视野将会扩大，不仅能够学到本专业的知识，而且也会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这将促进同学们的全面发展。

采访过程中，朱孝远反复谦逊地强调自己努力得还不够，现在更是时不我待，有了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与其说有成就不如说是有压力。更多的时候人是在承受着一种挫败感，就像推石头上山，不停地推上却不停地落下，尽管这也算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尽管每天如此忙碌，朱孝远老师还是显得从容而淡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史家的真正精神就是对自己的学业有一种‘人生乐在相知心’”。凭这么一种眼光看世界，“能够让人在不经意间明白了什么是爱，什么是需要。比如你喝水，那是需要，但你品茶，那是爱。又比如你步行上班，那是需要，但你在林间散步，那是爱。正如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所描绘的，读书是一种雅趣：‘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静地，看天，听鸟，读书，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你能想象更适情更适性的消遣吗？’也许只有这时，你才能从书本中感受到诗人里尔克说的那种‘从生命最轻妙的芬芳到它最沉重果实的厚味。’”

(来源：北大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