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通俗读物

【戚印平】16世纪葡、西两国武力征服中国的计划及其相关问题

清康熙四年(1665),杨光先攻击传教士的主要论据之一,便是西洋人秘而不宣的不轨之心。他在《辟邪论·下》中声色俱厉的说道:“非我族类,其心必殊。不谋为不轨于彼国,我亦不可弛其防范;况曾为不轨于彼国乎?”[①]面对可诛九族的如此指控,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在《不得已辩》中极力辩解道:“此事原不必辩而自明也。……从古及今,未闻海外之人谋中国也。海外邻国之人,尚无此事,况以数儒生,离九万里之遥,三年之远航海,谋为不轨迹!虽至愚者,不应作是想;虽至愚者,亦不应作是语。”未己,又曰:“迨明末天下大乱,海寇猖披,西客住澳交易,并无异论。盖人心有所深谋,虽一时隐匿,久必明露焉。岂一百三十余年之久,不足以知西客信实忠良之心乎?”[②]

关于清初的这一著名教案,学术界多从东西方文化之争的角度加以诠释,加之反教人士对于西方科学的无知与一概排斥,杨氏此举很容易被理解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守旧人士虚骄自大,疑惧排斥外人和外来文化的病态心理”。[]然而印证于史实,杨氏此言并非危言耸听。所谓“况曾为不轨于彼国乎”,显然是指葡萄牙人1511年侵占马六甲的客观事实。而反观南氏之辩,则多有不实之词。以“虽至愚者,不应作是想;虽至愚者,亦不应作是语”作为回应,或许确为南氏个人的真实想法,但它并不足以说明其他人未作此想,亦不足以抹杀西、葡两国以及某些教会人士曾制定过武力征服中国的一系列狂妄计划。正所谓“盖人心有所深谋,虽一时隐匿,久必明露焉”。

 

早在“康熙历狱”的150年前,刚刚来到东方的葡萄牙人就曾一再提出武力征服中国的建议和具体计划。1515年,葡王遣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就在进入中国之前,竭力鼓吹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位药济师在其《东方诸国纪》(A Suma Oriental)一书中毫不掩饰地宣称道:

 

中国人维持着禁止进入广东港口的法令,这是因为他们害怕Jaoa(爪哇?)人和马来人,但这些国的一艘帆船(junco)的确可以破坏20艘中国的帆船,中国有一千艘以上的帆船,据说这些船都在适当和见不到的地方进行交易。但他们是脆弱的人,从他们对爪哇人和马来人的害怕推断,我们只要一艘400吨的船,的确就能够毁灭广东。这一灭亡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不同的国家都有它的光荣,中国的情形足以让人想起高贵、优雅和丰盛之国。要征服它,我们领属的马六甲总督肯定不需要人们所说的那种力量。因为他们是脆弱的国民,是很容易征服的。多次驶往该地的某些重要的船长们断言,如果是占领印度的总督,只要有10艘船就可以征服中国沿海的所有地带。我们的船前往中国需20日的航海,如果航行顺利,6月末从当地出发,顺着中国的季节风,15日就足够了。[]

 

众所周知,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上的极为重要的时代之一。哥伦布(Colon, Cristobal)和达·伽马(Vasco de Gama)的远航使东西方的不同文明第一次面对面地走到一起,从而开启了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最初一幕。但是随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而来的,不仅仅有商船队与十字架,亦包括剑与火的殖民征服。[]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果阿,1511年,攻陷马六甲,1513年,若阿·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首次抵达中国,在屯门岛竖起了刻有葡萄牙王室纹章的石柱,以证明他发现中国的伟绩。

很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皮雷斯的建议符合葡萄牙人的思维习惯。当王室度舰队在印度洋与南中国海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军事要塞与贸易商站时,得意忘形的“发现者”们很容易遵循着这一屡获成功的传统方式,试图以武力打开中国皇帝紧闭着的大门。

15178月,皮雷斯使团在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率领的舰队的护送下,进入广州,开始了葡萄牙官方与中国的首次正式接触。众所周知,皮雷斯的对中国访问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亦沦为阶下囚,并最终死于广州狱中。关于这一外交使命的失败,史家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论述。[]但当时就有人相信,皮雷斯的不幸遭遇与葡萄牙人“曾为不轨于彼国”的斑斑劣迹有某些关联。[]

但是,皮雷斯使团的失利并未打消葡萄牙人武力征服中国的野心。1534年,与皮雷斯一起被囚于广州狱中的使团成员科里斯托万·维耶拉(Cristvao Vieira)依然在从狱中写出的信件中宣称:“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征服的东西和土地”,“这肯定是比印度省更加辉煌的荣誉”。[] 他还具体论证说:

 

中国的武器是短铁剑,有木柄并以草绳佩戴。这是军人的武器。官员也如此,但据其权力,持用更好的武器。长矛有竹柄。铁器有勾钉。还有木棍。头盔或盔帽以镀锡铁皮制成,保护安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无火铳,只有一些类似蒙特摩尔水罐的一种炮,不堪一击。除刀外,百姓不得携带武器,违者处死。军人可持武器,但不得带回家中。在官员指派他们时,给他们发放武器。任务结束后随即交回官员府上,有木弓和木弩。

……现在他们仅有78艘帆船,除了这些幸存者的船外,别无它船。现在不造舰队,也无可组织舰队的帆船。现在他们惟一的军力是广州的城墙。

在中国装备起来等候我们的舰队中无领军饷的华兵,都是些村民及强征来的帆船。这些人不堪一击,本性恶劣。

……我要重复的是,最好赶快以2千到3千人夺取广州--我说23千,并不是说少于此数不会达到目的。此为大业,仅治理各地一项有6千葡人尚不够用--目的是以低于我说的人数成功,达到目的,因为华人将揭竿而起。与葡人一道攻打该城。

这样,以葡人带来的小帆浆战船,如同这里使用叭喇唬,按我们的方法清理所有河道。控制河道后,官员一定会被迫弃城出逃。广州及其郊区不久会被我们掌握。带领7百到1千人的兵力,船长们可以完成此事。将小帆浆战船和大型浆船及所有葡人和马拉巴尔人留给他们。若曾带来大船,把它们派往交趾运载中国工匠,去者成千上万。若接着推翻总督大人,广州及全省很快将落陷。宜在要害处建筑堡垒。留下葡人和马拉巴尔人。派舰队去运华人、木匠、泥水匠、铁匠、瓦匠、锯匠及其他工匠和他们的妻子来修建堡垒。可用舰队和帆船运输万人至此,不会有甚短缺。每年可以带走4000人而不产生甚么影响。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因为每个葡人可获得100华人去修堡垒。[]

 

未曾几时,另一位名叫瓦斯科·卡尔沃(Vasco Calvo)的使团成员亦在1536年提出相同的建议。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宣称:“一切的一切,以刀剑才可造就贡臣。……让他们看看吾王吾主在当地的威力。”[]他甚至还在信中提出攻占广州的具体作战方案。其曰:

 

……先生,我要说的是,如果印度像总督先生命令的那样,埃托尔·达·席尔维拉(Eytor da Silveyra)先生可携带每年来海峡的舰队来此。最好携带3千人。带些马拉巴尔人来。他们一到,人们便会害怕。如果那里有人维持如此之多的城镇,在葡萄牙人的协助下,他们可占领一半中国领土。当地人儒弱,绝无自卫的办法。

……先生,可在郊区的终点开始放火,因为它会沿河蔓延。扫清一切,让大炮来镇压,如果不设置大炮的话,华人会凭据房屋放箭。必须放火,烧毁一切,不留一房一屋。

先生,然而最好是夺取其主要码头。它位于郊区中央,那里有所官衙。去甚么地方都在那里登船下船。它周围有三合土墙,高十几掌。那里可以隐退许多人,将其周围房屋摧毁后,便可成为碉堡的选址。先安置大炮。堡垒在该处建起之前,在土墙上打洞,架设大型火铳。堡垒起造后,开始攻击江面与城门,以一雄伟、壮观的装甲攻城具攻打城门,控制全城,因为城内地势平如手掌。在两端安置大炮。这一攻城具可作桥用。逾越城墙与郊区之间的一条小河。有一座漂亮的石桥为城的入口。应将攻城具置于该桥畔。攻城具控制城门及石桥,对堡垒也有用处。市长应该安顿在那里。

先生,登陆处最好选择城门边,若城市不投降,可架起两门骆驼(camelo)大口径炮,[11]将两座城门摧毁。二门相对。先生,城门包有铜皮。一入城,先直取布政使衙门,这是本城主要的官衙,国王的财产在此。那里白银无数。还有黄金及其它货物。布政使衙门为本城首要官府。每日从早到晚不停地秤来自各处的租银。在此衙门可驻扎200300士兵,由一指挥官统领。他们在城中驻扎至堡垒起造完毕。必须在城内起造一堡垒。城内有一山丘,上有几座华人庙宇。这些庙的石料可供建造堡垒之用。堡垒必须建在城墙上。城墙向北部陆地延伸,有一四屋的塔楼,内布满炮火,可控制北、西、东及全城。该堡垒可保护各处并将全城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先生,在该堡垒中应布置1百人,这样全城固若金汤,插翅难逃。

……

一旦本城各处有了堡垒,坚固了以后,从印度派人来在每座傍海靠河的城市修筑堡垒。每座堡垒派一指挥官率领50名士兵替吾主吾王从当地人处征收赋税。在那里的葡萄牙人必须各有其职,一定要是富人,遵守当地的习俗。先生,华人一旦为葡人制服,定会效忠,于是在镇子里亦建筑堡垒并派小帆浆战船来回巡逻。人愈多,收益愈大。这会慢慢达到。

先生,开始要给他们戴手锄脚链并烫字,因为这是对付敌人的原则。甲必丹末先生一入江后,应立即摧毁南头,因为有武官率领2000名这样的流放犯驻守那里。那里正对本城,而且是外国人来此行商的必经之路。那里泊有数艘帆船,必须夺取它,烧毁它。当那里火海一片时,当地人一定不敢轻举妄动。沿岸而上还有一村落,要派小艇前去将其烧毁。[12]

 

由于写信人身陷囹圄特定场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情绪化的战争骟动潜藏着某些个人原因。须知在此之前的15228月,中国军队已经在西草湾与马尔丁·阿丰索·德·梅洛·科乌蒂纽(Martim Afonso de Mcutinho)的武装船队发生冲突,并大败之。[13]如此轰动一时的重大新闻,身在广州大牢中的作者不可能一无所知,之所以极力鼓吹对中国人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或许是出于急于报复的心理期待。

由于缺少相应的文献记载,我们不知道马六甲总督和其它葡人对这些囚俘信件作何反应,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此之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计划似乎被束之高阁了。导致这一情形可能是因为以下若干次军事行为:1548年的浙江双屿之战和1549年福建走马溪之战[14]的失利,使得包括上述写信者在内葡萄牙人清醒地意识到,虽然老迈的中华帝国在严惩的内忧外患中渐趋没落,但当时的葡萄牙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征服这一庞然大物。

1552年,印度总督为重新修好中葡关系,派出以商人迪奥戈·佩雷拉(Pereira Drogo)为首的第二个代表团。根据罗德里格斯Rodrigues Tcuzu, Joao,汉名陆若汉)在《日本教会史》中的记述,当他们与耶稣会神父沙勿略(Xavier, Saint Francisco)讨论前往中国的恰当方式时,双方取得的一致意见如下:“大家的意见是,最有效的手段也许是由印度副王派遣带有高价礼物的正式使节,前往中国国王那里,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再次表明友好。如果这样,神父就可以和这位使节一起前往国王的宫廷,并有可能获得滞留在其国内的许可以及讲演神圣福音的自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特别申明:“被逮捕的葡萄牙人也希望如此。”[15]

我们不清楚迪奥戈·佩雷拉此言是否表明前述科里斯托万·维耶拉和瓦斯科·卡尔沃等被囚于广州狱中的葡萄牙人已经改变想法,但合乎情理的另一种推测是,在经历了西草湾、双屿及走马溪之战后的惨痛失败后,包括迪奥戈·佩雷拉在内的绝大多数葡萄牙人,已经意识到,根据当时的实力对比,使用武力的简单想法,无疑于异想天开的天方夜谭。

关于迪奥戈·佩雷拉计划的破产原因以及沙勿略客死于上川岛的冒险之旅,这里不再论述,[16]但我们注意到他们一致同意的恰当方式是,派遣正式使节,携带礼物,前往中国国王的宫廷表示友好。在目前看到的所有文献中,我们没有找到形成这一设想的具体经过,但显而易的事实上,如果除去其中自由宣教的主观臆想,这种所谓的恰当方式与由来已久的“朝贡贸易体制”极其相似。这不禁使人猜测,这种大胆设想可能借鉴于东南亚商人的传统行为模式,或者说,葡萄牙人已决心加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性贸易体系。[17]

1553年与中国当局签订贸易协定的苏萨船长(Leonel de Sousa)写给路易斯亲王的信中,这种新的外交思维反映得更为清晰。大获成功后船长如释重负地写道:

 

感谢我主基督委派我去着手和平,签订协议之事。我与我们所有的人商定,同意按照中国惯例交纳关。遵从上帝和为尊贵的殿下效力。我们已得到了以往享有国王给予特许的第一批到东方来的葡萄牙人所没有得到的,那就是中国已同意我们进行贸易。为了达到和平的目的,改变了我们佛郎机(FeringhiFo-langchi)的名字,那是以前称呼葡萄牙人或马六甲的葡萄牙人的名字。

……想到由于第一批葡萄牙人的无礼,使得中国皇帝不许他们进入中国,而我的运气这样好,决不可错过时机。[18]

 

不难想象,除了军事试探的一再挫败,导致这一认识的另一个因素,是葡萄牙人已经明白,他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正常商业贸易,获得了不少于武力征伐的巨大利益。事实上,在此之前,往返于此的葡萄牙商人已经与中国政府达成默契,他们的船队每年都准时无误地抵达中国沿海,并按照中国人划定的规矩,在上川或浪白澳等近海岛屿上搭建临时性草棚,作贸易季节的长期逗留。当葡萄牙人在1557年租住澳门后,聚居于此的商人们又创建起以此为枢纽的远东航线,并依据季节风形成每年前往印度与日本等地的定期商船制度,以规模巨大的转口贸易为澳门居民与葡萄牙王室带来滚滚财富。可以想象,在获得这一稳定而丰厚的既得利益后,精明的葡萄牙人不会、也不愿意再轻举妄动,拿来自不易的特殊地位去做毫无把握的冒险赌博。

 

葡萄牙人的观念转变得益于与中国人长期交往的经验教训。很显然,他们在与中国人打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之后,才学会如何与中国人的最佳方式。但作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初来乍到的西班牙人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他们在美洲的成功经验,又使得他们对武力征服的迅速效应极为推崇和迷信。

156978日,奥古斯丁会的拉达神父(Martin de Rada)在于菲律宾宿务致信墨西哥总督,建议征服富裕、人口稠密的大国中国。他认为,如果西班牙国王有充分的准备,这一计划很容易现实了。[19]同年的稍后时期,西班牙王家驻菲律宾代理人安德烈·德·密朗达奥拉(Andee’ s de Mirandaola)亦在于色布写给国王菲利普信件的末尾说:如果国王在适当的时候同意干,对西班牙人说,征服中国将证明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有关中国海另一面那不为人所知的国土的财富,其传说是那样诱人,以致几个顽固分子说,把时间花在试图征服或转变半野蛮的菲律宾人身上,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敦促放弃该岛屿,向真正财富所在的国土进军,“这就是中国、琉球、爪哇和日本”。[20]

需要指出的是,在书写上述信件的当时,西班牙人还没有占领吕宋,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限于来往于此地的中国商人,以及当地土著的道听途说。他们与中国人的第一次认真的接触,是1574年和中国海盗林凤的战斗中与中国官员王望高的意外遭遇与合作。一直关注中国的总督基多·德·拉维杨扎列斯(Guido de Lavezares)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在15756月派出了两位奥古斯丁会修士,作为使者前往中国。但是,当拉达神父及其同伴在两个月后返回时,菲律宾总督已经由更为傲慢的弗朗西斯科·德·桑德博士(Dr, Francisco de Sande)担任。这一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使原本良好的合作关系化为乌有,此后,双方的关系趋于恶化。[21]

关于这一意外变故,有人认为是因为菲律宾总督突然的人事变动,使得中国官员不愿将带来的礼物交给另外一个不熟悉的陌生人,而他们此举又使得桑德的自尊心受到刺激,导致他以后对中国抱有敌视的态度。但持相反看法的博克塞(C.R.Boser)先生推测说,桑德对中国人的傲慢态度,可能因为他深信一支马尼拉的西班牙远征军,在日本人和菲律宾援军的帮助下,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他们,“日本和菲律宾人比他们勇敢得多。”这位好战的长官还一本正经请求他的国王主子考虑征服中国的前景,“因为这一位公正和伟大的国王,其权力及律法应包括全球。”[22]

博克塞还说,总督的疯狂计划在马尼拉得到教会和军方头脑发热的人的充分支持。但是,可能是出于与葡萄牙人竞争的全球考虑,马德里的皇室顾问们清醒地知道这一计划是极其愚蠢的。他们的看法得到国王菲利浦二世(Fekupe Ⅱ)的认可与支持,国王严厉申斥了这位狂妄而刚愎自用的长官,明确指示说:“关于你认为应当征服中国的事,我们在这里觉得应予放弃;相反,应当寻求与中国人的友谊。你不要采取行动或者跟所说的中国人的海寇相合作,更不要给他们任何借口以找到反对我们民族的正当怨言”。[23]

或许是由于国王的这一表态,桑德博士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然而,它并不表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已放弃了传统的扩张方式。1580525日,新任总督佩尼洛萨(Gonzalo Ronquill de Penalosa)在写给国王的信中,再次鼓吹征服生产有用金属的中国,并认为此轻而易举。他还别有用意地提醒国王说,如果中国属于西班牙,葡萄牙人就不能前往。[24]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主张采用更为实际而有效的外交方式。1580424日,西班牙国王在写给菲律宾新任总督信中透露说,菲律宾奥古斯丁会修士弗朗西斯科·德·奥尔特加神父(Franeisco de Ortega)曾致信国王,要求他下令菲律宾有关部门,派遣使节去中国,与之保持友好关系,为与该国自由往来,应设法在中国境内割取贸易基地,并派遣传教士进行中国传教。据说他还在信中建议,国王应致信中国国王,而赠送若干珍贵礼物则是有效的方法。奥尔特加神父的主张似乎使国王产生了兴趣。他在给总督的信中要求他对该事进行调查,并将意见报告给他。[25]

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细节,奥尔特加神父的主张与1552年葡萄牙使节迪奥戈·佩雷拉的观点有着惊人地相似之处:他们都主张由国王的名义致信中国,亦认为赠送高价(珍贵)礼物是有效的方式。我们还没有找到足以的证据,证明并串起两者之间一脉相承或者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但合理的推测是,西班牙人也许与葡萄牙人一样,借鉴了东亚诸国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传统方式,尽管他们还试图获得类似于澳门的贸易基地,但上述建议的核心,意味着他们也准备加入传统的区域性贸易体系,并从中获益。

为这一推测提供佐证的另一线索是国王此信的写作时间。众所周知,在所谓的大航海时代,两国争先恐后发展航海事业,竞相在全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并因此签订过一系列条约,以规定双方有权发现并征服的岛屿与陆地。[26]但是,由于地理知识的局限和利益驱动,两国常常就势力范围的边界发生争执。在亚洲以远的东方,这一争执主要表现为摩洛加群岛以及日本的归属。然而在1580年,事态出现戏剧代的急剧变化,同年1月,葡王恩里克去世,因无子嗣继位,王位虚悬。这时,窥视已久的西班牙国王菲律浦二世亲率三万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里斯本,强行合并两国。自此,葡萄牙成为西班牙的一部份,直到1640年,葡萄牙才复国成功。

但是,两国的合并没有消除为时已久的历史恩怨。为避免政局的动荡,菲律浦二世在1581年召开的托马尔会议,与当时兼任国王之责的大主教订立契约,承诺保障葡萄牙人在亚洲等地的既得利益。[27]然而,这一策略性的政治姿态并不意味着马德里以及菲律宾等西属领地的西班牙人放弃偷窥葡萄牙属地野心。正因为如此,刚刚兼领葡国王位的菲律浦二世才会1580424日致新任总督佩尼洛萨的信中,要求他对奥古斯丁会士的建议进行调查,并将意见报告给他。也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后者才会在1580525日的信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中国属于西班牙,葡萄牙人就不能前往”。[28]

1580年西、葡两国的合并对远东地区的政治版图以及力量角逐产生了深远而微妙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审视以上信件往来和其中的某些词语,不难品味出更多的话外之意。与远在欧洲的国王不同,近在咫尺、一直试图进入中国但未能如愿的西班牙人当然不愿意坐等时局变化,他们很快采取了新的行动。1582314日,菲律宾的耶稣会士桑切斯(Sanchez, Alonso)奉命前往澳门,公开要求澳门葡人效忠西班牙国王。他在当年的5月底到达澳门,一直逗留到7月才返回马尼拉。期间,时任澳门加比丹末(行政长官)的若昂·德·阿尔梅达(Joao de Almeida)在会见桑切斯后,于1582624日致信菲律宾总督,表示欢迎菲律浦二世兼领大统,但在回答是否可遣使中国,并向其赠送礼物之事时,则别有用心地提议说:在中国,有人预言将有红毛白人从远方来此,夺取他们的国家。所以(中国皇帝)禁止外国使节入境,也不会接受陛下的使者与礼物。以前若昂国王曾试图这样做,但中国没有接受。阿尔梅达同时声称:送给中国的礼物,应该是在西班牙、吕宋和印度等地集合起来的1000012000人的军队。他们必须首先(在中国)宣布信仰,不杀害任何人,保障自由,并基于我们的正义进行统治,这样,大部分(中国)国民将会摆脱原来的奴隶状态,归顺于陛下麾下。所有的知识分子也会顺从于陛下的律法。如果这样,将很容易占领中国最好的都市广东,然后扩大占领地域,不断建立要塞。为此,上述数量的军队的数量是必需的,如果只占领广东,200名士兵就足够了。这样陛下就能征服中国全境。[29]

阿尔梅达的回答与建议有几点必须加以注意。其一,首先征服广东,进而扩大占领地域的行动步骤,显然是皮雷斯等人的老调重弹,与当时澳门葡人竭力维护与中国人和平共处的传统方针大相径庭。其次,即使身为加比丹末,[30]阿尔梅达此言亦未必等同于所有澳门葡人的观点,而有其深谋远虑的长远考虑,首先,此举可以讨好新的国王,以便在西、葡合并的新形势下,为自己寻找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而另一个不便明言的险恶用心是,如果他的纵容被采纳,那么无论西班牙人的冒险是大获成功还是一败涂地,孤悬海外的澳门都会从中受益。[31]

然而,出于独霸中国传教权的长远考虑,澳门教会方面却有着自己的考虑。15821214日,作为耶稣会远东地区最高上长的巡视员范礼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给菲律宾总督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的表述方式极为委婉,但反对征服中国的态度却旗帜鲜明。他说:

 

由于在东方的这些征服事业,现在于许多地域已经对陛下敞开了众多且巨大的门户。这将极大地助益于对我主的仕奉以及多数人们的改宗,这些征服事业不仅有益于灵的方面,亦有助于陛下的王国获得并不逊色于此的世俗进展。在这些征服事业中,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征服最接近阁下的这一中国。此举只需要动手的合适时机与恰当条件。这么说,是因为如若不然,这一企图将是非常危险且有害的,它也许会使陛下的这些领国招致极大损害。为此,首先要进行必要准备,必须有许多忠告与正确情报。这是仕奉我主和陛下非常重要的工作,但还没有关于此一事业的可行计划,也几乎无人获得情报,所以基于我在此地的经验,若能够与阁下商谈有关此事的若干重要事项将令人高兴。而且希望建立适当的计划,我确信如果没有妥当的计划就实行它,会丧失与中国人的贸易,花费巨额经费且一无所获,必然给陛下的财产带来极大损失。但是,这不是信件所能说明并理解的事,我的使命是返回印度,并将从印度去罗马,报告我视察的结果。因此,希望能有机会谒见陛下,就所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我想这最好是在陛下决定进行这一征服事业之前,因为我与许多人交谈过此事,听到各种各样的计划,并确信这些计划并不可能,我担心陛下缺少真实的情报,一意孤行,导致莫大的损失。我希望就此事致信阁下,是因为耶稣会将尽忠于主和陛下,并愿意在各个方面服务于至高无上的主的光荣和陛下。但为了将来的一切,维持菲律宾诸岛和澳门市及其港口确实非常重要。如能就此事陈述我的意见,就一定会采取安定之策,适时地改善澳门市的安定。在目前,如不像现在这样与中国人保持友好,是不能维持的。因为只要禁止贸易以及食粮的补给,该市就无法生存,而且高官们精通该市的统治,总是对城市的扩大抱有强烈的疑虑。尤其在知道西班牙人前往吕宋并征服那里之后,这一倾向就更为严重了。因此这四年来,看到跣足修道司祭和其它西班牙人前来此地,他们感到极为遗憾。我相信阁下已经从来过此地的人们那里听说此事,他们历经了巨大的危险与苦难。高官们知道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的新的统一,现在他们的担心更大了。根据这一情形,我们非常担心他们对该市图谋不轨,这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们曾在短时期内使城市陷于极度的贫困之中。我三年前路过该市时,它是当地最为富庶的城市,各种货物应有尽有,但如今从日本返回后,一切都非常缺乏,真令人吃惊。从当地离开的人们也许将这些情况告诉了阁下。现在,维持当地是当务之急,因此,关于高官们不准西班牙人来当地的命令,必须顺从他们的意向。因为他们的命令现已传达到本市,一旦违反,将会导致极危险的事态,高官们会要求葡萄牙人引渡来到者,所以在这一情况下,虽然难以忍受,也只有两者择一,或者引渡他们,或者拒绝而失去本市。现在我致信阁下就是为了上述事情,其它事情,长时间与我交谈的桑切斯神父会告诉阁下。[32]

 

应当承认,范礼安对澳门的真实处境是非常了解的,他知道澳门是如何的脆弱,一旦违背中国官员的意想,所有的繁华与财富将会在瞬间丧失。因此,尽可能维持与中国人的友好关系,顺从中国官员的意志,并非葡萄牙人甘愿如此,而是别无选择的唯一出路。正如此如此,他才力劝总督放弃武力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但另一方面,范礼安此言还有不便明言的小算盘,只要看看几乎同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就不难体会范礼安尽在不言中的难言之隐。

在中国天主教史上,1582年是个不同寻常的特殊年份。这一年的39日,范礼安结束了对日本教区的首次巡察,携著名的“天正少年使节团”重返澳门,准备前往欧洲,向教皇展示耶稣会在远东的巨大成果。在日本期间,范礼安对教会自沙勿略以来的传教经验进行了总结,明确了打开传教局面的基本方针,这一被称为“文化适应政策”(accommodatio)的主要内容是,尊重传教地文化传统,交通当地权贵及最高统治者,并辅世俗利益的诱惑,赢得传教与生存的必要空间。为确保这一方针在他离开日本后得到贯彻,范礼安还对耶稣会士的行为方式做了严格规定。[33]同年87日,利玛窦奉命抵达澳门,并按范礼安的指示开始学习中文。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传教士意外的接到通知,中国官员同意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居住。在等待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由于喜讯来得过于突然,曾感叹“岩石呀,岩石,你何时打开”[34]的范礼安在狂喜之下,竟然茫然失措,差点错失这一良好时机。[35]很显然,当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临时,范礼安等人当然不希望鲁莽无知的西班牙人横插一脚,用大炮将来自不易的大好形势轰得精光。

 

如上所述,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桑切斯1582年从澳门带回来的信息是混乱而不确定的,同样,利益需求的差异亦导致这些混乱而不确定的信息在马尼拉引起了不同反响。1583618日,马尼拉主教多明戈·德·萨拉查尔(Domingo de Salazar)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表示菲律宾教会对征服中国一事的支持态度。但令人费解的是,主教在这封信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谈论此举的正当性,他振振有词地论辩道:

 

我制作这一报告书的意图是想告诉陛下,因为中国的统治者们妨害福音的传播,陛下有了武装攻占该王国的正当理由。当然,仅凭这份报告书还不能对中国人进行战争。因为它是单方的当事者写的。正如圣托马斯所言,进行战争须完成双方当事者的诉讼判决。所以在进行战争之前,其原因的正当化是必须的,如果确信有正当理由,向对方提出同样正当化的要求,而对方不给予响应,才能发动战争。两者缺一,战争就是不正当的。由于没有向中国人告知这份报告书,也不通知其认定战争的理由,所以这就像法官不向被告通告原告的诉讼,也不听取他的辩护就宣告刑罚一样。但尽管如此,下列理由依然表明此举是有效的。

一、根据证人们的证言以及当地人的一般看法,中国的统治者们紧闭王国的门户,说教者不能进入,也不允许有进入该国的意图。这是确实的。

二、根据上述情况,须以充分人数加以保护,以免野蛮人杀害说教者,或加害于他们。陛下不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将说教者送往中国,说教者也不能前往那里。根据这一理由,虽然使徒与殉教者即使面临死亡的危险也不会停止说教,但根据我们的判断,单独进入该王国,在进入的同时就会被杀害,或是永久地投入狱中。即使运气好,能够免除此灾,也会受到禁止入内的处分,受到虐待,并被驱逐出境。所以,像这样于事无望、不顾危险地单独进入该国,就是不够明智的鲁莽举动。

第三,报告书表明,虽然陛下有义务将说教者送往(东)印度全境,但仅仅送他们去,是考虑不周、而且不会产生任何成果的浪费,所以陛下必须派遣人数充够的士兵护送他们,以免杀害或(有人)危害说教者,或保护他们的说教不受妨害。这也是陛下的义务。

第四,如说教者受到上述保护并滞留于中国,中国人或许会害怕保护说教者的士兵、或了解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从而改宗,但尽管如此,陛下无法自己承担士兵的各种经费、补充、船只的危险和其它所以费用,又不可能在不明情况时,放弃要求以及迫使中国人支付的权利。我们不能确认或肯定如果单独派遣说教者是会被杀害或遭到虐待。也不明白在说教者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陛下能否征收、或者是少量征收相关费用,但为了确定这一点,这份报告书中得到承认的传言以及值得信赖的八个证人的证言可以充分明确这一事态的存在。

第五、即使中国的执政者们见到陛下的武力、放弃抵抗,请求撤回保护说教者的军队,并且愿意支付迄今为止所需要的一切经费,陛下不仅不必从中国撤出士兵,而且不该这样做。相反,为达到上述目的,陛下可命令军队驻守在该王国的境内。正如上述书信所说的那样,中国人还必须将陛下视为最高的君主,并支付年贡。

但是,就民法与刑法的司法行政方面而言,中国人与我们一样,是注重理性与礼仪的国民,而且在很多方面还超过我们,所以以陛下的名义获得并统治全境,除了得到原住民的许可之外,不应介入任何事务之中,决不能像对待新西班牙、秘鲁以及其它岛国那样对待他们。

由于此事的重要性以及与陛下的良心关系甚大,我写了一篇论文,就此作了充分阐述。从上述书信的内容看,如果陛下下令调查,肯定会水落石出。在这一点上,我决心服从陛下的命令,但尽管如此,我仍希望了解中国人行为谨慎、统治者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他们的祖国。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对本国的众多人口很有自信,嘲笑西班牙人的征服。并说,即使没有可防身的武器,也可以用尸体筑起城墙,不让任何人通过。他们与野蛮人一样,丝毫不了解西班牙人,不清楚仅仅西班牙的火枪队就可以消灭几百万中国人。我想说的是,要明确权利的要点,陛下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并辅以战争进入中国,不要指望中国人服从于陛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为满足这种远征所需的条件,必须派遣相当数量的军队,安全地进入并驻守在该国境内,关于此事,还有一些确切的情报与报告应送给陛下。我在写成这份报告书时,澳门的葡萄牙人正滞留于此地,但我仍要求总督就此事写出报告,内容涉及进入该国的合适地点、维持军队的粮食储备以及设立基地的合适地点。他答应就上述诸事另作长篇报告,但我不知道是否完成了。[36]

 

主教信中所说的论文可能是指他在同一天写给国王的另一封信。他在信中对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时的血腥屠杀提出婉转的批评,并从这一角度,提出武力征服中国时应采取的行为方式与注意要点。他说:

 

正如陛下已经知道的那样,印度的这一问题令人担忧,西班牙和印度的所有有识之士都指责对于印第安人(indio)的征服事业,认为下令者和加入征服事业者必须赔偿由此发生的所有损失、死亡以及掠夺。我也在很长时间内持这一看法。因为我是恰巴(Chiapa)主教的学识培育的。在新西班牙的23年间,我也持这样的看法。但是,正如陛下所知道的那样,我带着并不适合于我的任务来到菲律宾群岛之后,首先向有学问的虔信之人进行咨询,结果是,神使我们对此不安的良心放松下来。……陛下拥有印度全境的权力,而且又是葡萄牙的国王,所以也拥有对于中国以及与其相邻接的诸王国和东印度全境的权力,可以派遣军队,以免受中国武力的侵害。如果有人妨害它,这军队就进入中国国内,强迫中国的国王与统治者允许福音的传播,保护说教者不受侵害,并且强迫该王国的国民向陛下支付所需要的全部经费。如果有人不支付,亦可以强制征收。但我们的目的不是破坏原住民(的生活),而是要他们改宗,所以应始终考虑这一目的的公正和节制。陛下可以在中国全境征收年贡,其中的一部分给予负责平定和维持治安的士兵。在这种场合,也必须时常想着上述基督教式的公正和节制。中国国王相当邪恶,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同意在其王国内宣布福音,陛下可以仁至义尽之后,将他从王国中流放出去。[37]

 

与主教的重重顾虑相比,菲律宾总督罗克里·德·佩尼洛萨·贡萨洛(Ronquillo de Penalosa, Gonzalo)的态度要强硬许多。他在二天之后、即1583620日写给国王的信中说:

 

这个菲律宾群岛的主教以及当地所有的有识之士,都认为陛下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将远征军送往中国,并领有那里。而且毫不迟疑地领有印度及其他王国。我要求桑切斯前往印度,向陛下报告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事,以及应对的神学依据。因为我认为对于仕奉,这样做是必要的。我还请求驱逐耶稣会的院长,对此,桑切斯回答说,如此重要的事情,即使自己前往亦于事无补,还是职位比自己更高的主教去为好。为此,我就此事召开了几次协议会,最后决定两人同行,主教亦随后前往。但是,主教认为此事有少许麻烦,结果没有让两人同行。我们在当地见识过中国人的抵抗能力,如陛下命令进行这一重要的远征,有8000名西班牙士兵和1012galeota船组成的舰队就足够了。如果陛下命令给予金钱的支持,那么这一准备在当地花的钱远比印度或其他地方要少得多。[38]

 

对比这些信件,总督与主教的态度有很大差异。与主教不同,总督贡萨洛的考虑可能较为简单。贡萨洛原来是墨西哥司法行政院的高级警吏,他是在1580年作为终身总督来菲律宾接替桑特博士的。国王的这一任命是为了更好向这群岛上的殖民者和军队提供有效的补给,同时减轻王室金库的负担。任职期间,贡萨洛在班乃岛是建立起西班牙的居留地,命名为阿莱帕诺(Arevalo, villa de),他打通了由马尼拉前往秘鲁的航线,向出口到新西班牙的商品征收2%的税,向输入菲律宾的中国商品收取3%的税。这一税制后来被固定化,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与此同时,贡萨洛总督还应摩洛加提特莱岛要塞司令的请求,派兵征服了吕宋岛,他在面向中国的卡加延洲建立了一座名为新塞哥维亚的城市,将盘据在当地港口的倭寇赶了出去。他还派出一支小型舰队,前往婆罗洲,寻找前往北大年的航线。[39]在成功进行了如此众多的成功远征之后,意气风发的总督当然不会改弦易辙,轻易改变武力征服的习惯性思维,并坚定地认为:如果有钱,这一重要的远征只要有8000名士兵和1012艘帆船就足够了。但或许是由于主教滔滔不绝的雄辩,他好像亦对这一行为的正当性缺乏自信,以至于派遣桑切斯前往印度,汇报在中国(实际是在澳门)所见到的一切,并寻求军事进攻的神学依据。

与贡萨洛不同,萨拉查尔主教的态度颇有些暧昧。作为一个主教,萨拉查尔当然对中国闭关锁国,不允许传教士前往说教的政策表示了不满,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国人在民法与刑法等司法行政的秩序表示了适度的赞赏,认为“中国人与我们一样,是注重理性与礼仪的国民”,甚至还认为,他们“在很多方面还超过我们”。为此,他认为“以陛下的名义获得并统治全境,除得到原住民的许可之外,不应介入任何事务之中,决不能像对待新西班牙、秘鲁以及其它岛国那样对待他们”。

萨拉查尔的这一态度不能简单理解为殖民主义的虚伪,斥之为“鳄鱼的眼泪”。萨拉查尔关于武力征服正当性的讨论颇有些书呆子式的学究气,它代表了教会内部的另一种声音。[40]他在信中提到的恰巴(Chiapa)主教是指著名的西班牙神父拉斯·卡萨斯(Las Casas, Bartolome de)。他于1510年前往美洲,在圣多明各、古巴和墨西哥等地向印第安人传教,试图在那里建立理想的殖民地,并促成了印第安人保护法的制定。他还上书卡洛斯五世(Carlos quinto Ⅴ),对虐待土著居民的委托税收制表示不满。[41]萨拉查尔曾在墨西哥传教40年,受卡萨斯思想的影响,对印度安人的遭遇有所同情。他是在作为土著居民的代表回国请命时被国王任命为主教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声称“我带着并不适合于我的任务来到菲律宾群岛”,并在同意进行征服的同时,要求“应始终考虑这一目的的公正和节制”。[42]

当然,萨拉查尔主教的矛盾态度并不完全缘于其政治信念,而是与他在菲律宾的特定处境有关。参照安冬尼奥·德·摩尔(Antonio de Morga)作于1607年的《菲律宾诸岛志》(Sucesos de las Islas),我们可以理解这两封信中涉及的细节,并体会出作者的不同心态以及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话外之意。

萨拉查尔是教皇亲自任命的菲律宾群岛的首任主教,这位多米尼克修会的神父被摩尔称为“学识渊博的圣人”,并掌握着教会在菲律宾群岛的管理权与裁判权。他于1581年抵达菲律宾,并在同年1221日于马尼拉建成自己的主教座圣堂。然而,萨拉查尔要完成的使命远不如建造圣堂那样方便。在他所面对的大堆难题之中,首当其冲的是如何协调不同修会的关系。事实上,在他抵达菲律宾之前,当地的教会事务首先掌握在最早来到该群岛的奥古斯丁会修士,后来,转到方济各会士的手中。[43]当萨拉查尔以主教身份抵达菲律宾时,同行20人中,有奥古斯丁会士12人,方洛各会士8人,而多米尼克会士仅为萨拉查尔一人。由于到达菲律宾的本会修士太少,萨拉查尔甚至不能真正展开传教工作。可能想象,任命一位光杆司令担任菲律宾的首任主教不仅会使其它修会感到满意,而且还会在某种程度是激化了不同修会之间的关系。[44]

必须提醒读者的是,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权力游戏中,教皇的行为是耐人寻味的。由他亲自任命主教的作法,与原来由不同国王掌控不同修会、由教会自行任命各地上长的传统作法有着细微而内含丰富的差异。这种一石数鸟,挑起矛盾,并从中获利的外交手腕极为老练而狡猾。显然,教皇的这种干预表明他正试图改变原来相对悠闲的局外旁观者身份,正式投身于远东的复杂关系的角逐之中,出于同样的考虑,教皇在15821020日再次正式发布敕令,承认多米尼克会总会长费拉拉(Ferrara)任命的菲律宾与中国主教总代理克里斯托莫(Cristovao, Gouveira de),并给了他在这一地区设立管区的权力。不难想象,主教上述信件中许多委婉措辞,与来自其内心及现实环境的众多矛盾有关。

在这一错综复杂的矛盾乱麻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基本矛盾是葡、西两国的利益之争,而它又在菲律宾与澳门两地表现为耶稣会与菲律宾各修会之间明争暗斗保教权之争。众所周知,受葡萄牙国王控制的耶稣会一直与隶属于西班牙管辖的多米尼克会、方洛各会以及奥古斯丁会为获得相应区域内的传教权争论不休。早在1580年,墨西哥的多米尼克修会的传教士计划设立东方管区,并派遣克里斯托莫(Crisostomo, Juan)修士去欧洲游说,争取国王及教皇的许可。但是,他们的努力受到耶稣会士的阻挠而归于泡影。当时,耶稣会派遣信使前往欧洲,向国王与议会汇报当地的传教情况,并四处游说,声称无需派遣主教,也不必在菲律宾设立新的修道会。[45]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位游说欧洲的耶稣会信使,就是1582年被马尼拉总督遣往澳门的桑切斯神父,他后来与萨拉查尔主教一起,被教皇派往菲律宾。我们可能想象,派遣桑切斯神父前往澳门一事象征着多少不足以向外人言的奥秘,事实上,让一位耶稣会神父去澳门游说效忠新国王,其本身就是这种微妙关系的绝妙注脚。[46]

 

我们不知道主教与总督的不同建议会在马德里引起怎样的反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贡萨洛在写出上述信件后不久,便因病去世。然而,当他的死讯还没有传到马德里时,国王已经任命贝拉(Sanctiago de Vera)博士为马尼拉皇家司法行政院的议长,同时兼任菲律宾总督及总司令官。15845月,贝拉博士带着他的大法官和检察官抵达菲律宾。[47]

与他的前任一样,贝拉博士亦是一位疯狂武力崇拜者。抵达菲律宾后,他再次派遣桑切斯神父前往澳门,执行此前未能达成的相同使命。15845月,桑切斯神父再次前往澳门,并滞留到当年的10月。这位忠于职守的耶稣会神父在到达澳门后不久的627日致信国王,迫不及待地报告再次出访的成果。他在信中说:

 

即使此信不被认可,我还是要报告在此地所能了解的一切。陛下的年贡征收官员胡安·包蒂斯塔·罗曼(Juan Bautista Roman)强烈要求为陛下服务,所以我必须记述陛下征服中国王国的权利。我以往并未就此事发表看法,但这一问题不是信件所能说清楚的,所以写了一篇论文。在文中归纳了以往其他人的意见。菲律宾群岛的主教曾就此事和其它事召开修道士和其它全体成员的协议会,我每次都出席了会议,在所有人看来,问题极为清晰,陛下曾两次将敕令送到中国当地(我们亦多次阅读过),根据其中显示的正当理由,可以进攻所有的外国。超过12人的有识之士亦持同样见解,并表明了其意见。现在论述此事是很充分的。即现在的主教(即莱奥纳多·德·萨Leonardo de Sa )、去年滞留当地耶稣会神学院的埃塞俄比亚总大主教(即梅尔基奥尔·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视察员以及现在澳门住院的院长卡布拉尔(他也就此事致信陛下)都认为只要在中国人附近呆过,就更明白此事。也许在欧洲那里很难认为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不陈述自己的意见(为陈述大量的理由和论据将需要很长的篇幅)而只是记录我信赖的其他人的见解与权威。去年我曾奉罗克里·德·佩尼洛萨·贡萨洛总督之命前往中国,并以长篇报告书向陛下报告这次旅行。其中对征服中国的正当性作了若干记述,就这样完成任务。菲律宾主教在陛下的其它报告书中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些见解认为陛下应同情在支那王国迷失的众多灵魂,与阿尔卡拉(Alcala)、萨拉曼卡(Salamanca)那些人无暇顾及此事的泛泛而论相比,当地人们的看法对这一问题而言无疑更为重要[48]

 

关于信中所说的协议会,桑切斯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从时间上看,它应当是指15844月在马尼拉召开的特别会议。据说,参与会议的人员包括政府官员、教会人士以及其它人士。与会者完全赞同武力征服中国的计划,并草拟了11款、共97条的备忘录。[49]

另一方面,桑切斯此信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我们先前的猜测,进攻中国的计划在西班牙方面亦有许多异议。否则他不会预计“此信不被认可”,并有意无意地提到“阿尔卡拉、萨拉曼卡那些人无暇顾及此事的泛泛而论”。或许就因为如此,桑切斯极力通过不露声色的文字技巧,增加此信的说服力。他首先声称在菲律宾主教召开的协议会上,进攻中国的正当理由得到了有识之士的一致赞同,接着,又含混其词地证明说:“只在中国人附近呆过,就更明白此事”,从而渲染出众口一词、达成共识的假象。或许为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他在158475日于澳门致信耶稣会日本准管区长科埃略(Coelho, Gaspar)神父的信中说:

 

支那王国的改宗无疑是所有基督徒的热切希望。所以我、无比虔诚的吕宋主教、总督以及耶稣会住院的院长都考虑过这一问题。为抓住这一难以预料的时机而通报秘密事项。鲁杰里(Ruggieri, Michsls)神父及其伴侣曾至信上述诸人,说这个时机不是中国的总督们可以与国王缔结和平。我们认为这不会导致什么结果,所以对此不抱希望。但可以用这一和平为线索,发动战争,并可以借此达到真正的和平、即福音宣布者的和平,所以希望在恰当时机采取某种策略,因为我本人曾在中国国内滞留过几个月,还在吕宋与中国人打过几年交道,凭此经验可以断言,通过说教使他们改宗是不可能的。此外,在彼地与他们交往20年、或者30年的人也持同样看法,应采用在新西班牙和秘鲁相同的方式完成神的事业,唯一的区别是,征服在那些王国没有征服的正当性,而在本地则有许多正当性。我认为这一判断是值得相信的。[50]

 

我们已经提到桑切斯神父的特定身份及其在特殊外交使命中所处的微妙地位。令我们惊讶的是,在这一敏感的时候,他竟然从澳门直接致信日本教会的最高上长。因为他的这一行为不仅不符合教会内部的通信习惯,而且他提出的武力征服计划又显然与范礼安等人既定的传教方针背道而驰,肯定会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争执与分歧。作为一个老资格的修道士,桑切斯决不会不意识到这一行为的唐突与可能带来的多种后果。而这就不免使人猜测,桑切斯对武力征服的执著和异乎寻常的热情,很可能缘于其不便明言的权力欲望等个人考虑,而其超越常规、单刀直入并咄咄逼人的陈述方式,亦与当时日本教会内部的派别斗争与某些人事变动遥相呼应。

关于这一猜测,首任中国布教长卡布拉尔神父(Francisco Cabral)的表态或可提供某些线索。我们注意到他在桑切斯神父写出上述两信之前的1584625日,于澳门给西班牙=葡萄牙国王菲律浦二世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

 

征服该国会给陛下带来的利益,首先是对主的巨大奉献,我相们这无疑是最主要一点,而且是陛下最为希望的。它会使神圣信仰(的传播)得到进展,可以使恶魔完全不正当地据为己有的、用基督的血救赎的好几百万的灵魂得以改宗。第二,通过这一征服事业,可以使陛下的名声在全世界得到提高。第三,由于这一新国的加入,陛下的王国将获得大量的利益,陛下的臣下们可以在这个王国中自由地进行规模巨大、获利丰厚的贸易,很容易增加财富。第四,西班牙各王国的税关可以每年从来自于该国的商品中课以关税,王室的税收将会因此而大量增加。第五,可以从该地获得大量的财宝。虽然支那国王每年蓄积的数额不过5000万,但如果加下通常消费的1亿,数量将会大大增加。如果这王国成了陛下的,现在所需要的大量经费就没有必要再花费了。陛下通过下达有关统治的合适命令,可以大幅度地裁减经费。第六,这样作不仅可以使当地的基督教界通过贸易获得大量的利益,而且陛下亦可获得数量庞大的财宝,这不仅能够保护基督教界不受众多敌人的迫害,而且还能摧毁一切敌人,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的帝王。这对陛下来说是很容易的。……

从支那王国这一方面来说,很容易完成这一事业的理由如下:第一,国民通常沉缅于安乐,是柔弱的,他们就像贵族那样喜好安乐。第二,他们是非武装的国民。因为任何人都不能携带利剑,这是因为除了守卫目前国境的军队,任何人禁止携带利剑。只有国王拥有仓库中的武器,一旦某地发生了战争,再借给士兵,战争结束后还要归还它们。为此,国民极度缺乏军事训练,并患有臆病。前年我在某地时,有13个日本人乘的一条小船来了,他们在距离四里格的地方登陆,被约23000千支那人所包围,……第三,在支那,用溶解的铁制作的缆绳堆积在船上,国中没有一颗青铜弹丸。城市与村庄虽然都有城壁围绕,但那城壁很弱,不能抵御任何大炮的炮击,很容易毁坏它们。第四,国民理所当然地都无信仰且喜好叛乱,因此,不允许他们拥有任何种类的武器。第五,由于政治苛刻,任何村庄都有司直那样的许多高官,一个一个的逮捕人,用长约6掌尺(palm)、宽约4台特的一种棒子打他们。而且常常打25下,打死人,或因为微不足道的事而责打他们,由于施行暴政,人们因某此简单的动机就蜂拥而起。他们受到的负担越大,叛乱就越多。尤其是外国人优待他们,虽然这样的事很少,但如果他们意识到不象本国人(司直)那样虐待他们,就很容易揭竿而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利条件,因过于冗长而仅记以上诸事。

此外,就陛下一方面而言,除了众所周知的军事力量的强大之外,首先第一点,可以获得如此大量的土地,并期待对于基督教与陛下的巨大利益、名声与名誉,征服这个大王国不需要大量的经费与军备。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看来,完成这一事业,最初只需要78000千人,最多也只要有10000军队与适当规模的舰队就足够了。而且其中一部份很容易来自于印度,一部份来自于菲律宾,另外一部分来自于秘鲁、新西班牙。此外,在日本的耶稣会神父们也很容易送来23000名日本基督徒。他们一直在从事持续不断的战争,所以是善于陆海战斗的勇敢士兵,每月给他们1.52斯格特的钱,就会高高兴兴地跑来参加这一征服事业,为陛下效劳。也许出于对战利品的期待,给他们的钱还可以再少些。再者,现在还有我们所滞留的澳门市。这里是适合船舶的非常良好的地方。周围有许多村庄,而且,虽然这里通常只居住着23000葡萄牙人,但除此之外,奴隶和原住民的基督徒亦有3000人。此外,这里还有该地的主要城市和首府的广州。那里有该地大部分的财宝与仓库,并且只要没有现有防备之外的特别措施,攻取该市只要有15002000人就足够了。一旦侵入该城,陛下很容易在当地获得钱、武器、弹药、食粮和舰队,不需要除此之外的新的费用就能够维持战争,而且还能够推进它。一旦占领这个地方,其他各地就很容易占领。因为我认为那些地方的原住民天生喜爱新奇,而且他们所受压迫非常严酷,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的统治方式是好的,长于智谋者就会蜂拥而起。而在当地总督居住的肇庆市,已经驻有耶稣会的神父们,他们接受我们从神学院发出的命令,在7个月前前往那里并滞留于该地。……他们已经了解语言与文字,所以在完成这一事业时可以给予我们必要的劝告与援助,并为陛下效劳。就这样,我希望秘密地获得更多的情报,并努力了解为助于这一目的的事情。除此之外,必要时,可从行程仅为8日的菲律宾获得食粮与救援。此外,虽然要比菲律宾花更多的时间,但马尼拉亦可作同样的事。能够完成这一事业的方法还有其它许多,但因过于冗长,仅记上述几条。

……

最后我想提出的建议是,为了这一征服事业以及从该港口获得利益,维持本港口是对陛下最为重要的效劳。从日本航海来看,下列情况是可能是。第一,陛下可以每年给陛下的诸王国中的贵族78万克鲁扎多。第二,对于做出10年或15年贡献的贵族,每年可以这个航海进行支付。而在印度陛下的诸王国中,大量的高价商品贸易能够扩大,从财政角度来看,海关的大量税收可使税收大为改善。这些收入可用于当地定期商船的货物,并满足马尼拉要塞的经费。这对于为陛下的效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51]

 

卡布拉尔的态度有几点值得仔细回味。首先,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征服中国的计划,而且以“获得如此大量的土地”和“对于基督教与陛下的巨大利益、名声与名誉”鼓动这次冒险。此外,他还运用他对中国的了解,从四个方面来证明“很容易完成这一事业的理由”,他甚至为远征军人员的组成、以战养战的资金筹措出谋划策。其次,他提到了“从该港口获得利益,维持本港口是对陛下最为重要的效劳”,这与范礼安此前的担忧是一致的,这一考虑或许与葡萄牙人担心菲律宾西班牙人渗透的有着某种内在关系,但他亦在信中说:“必要时,可从行程仅为8日的菲律宾获得食粮与救援”,而且意味深长地将出售“日本航海”和“(澳门)海关的大量收入”与国王的收入与“马尼拉要塞的经费”联系在一起。

我们注意到,卡布拉尔此信是耶稣会一个地区上长的首次对类似计划表示支持,与范礼安此前代表日本教会的公开表态有很大差异。从耶稣会的角度看,公开内部分歧的做法是不同寻常的,但考虑到他当时所处的特殊情境,此举又是合乎逻辑的。我们知道,由于西、葡两国在全世界范围的竞争,分属于两国管辖的不同教会也一直为争夺保教权而发生冲突。从沙勿略时代开始,教会在日本的人手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紧张局面,但他们却始终排斥奥古斯丁和其他西班牙修会的支援。当范礼安首次抵达日本后不久的158010月与12月,他们分别于丰后府内和长崎举行会议,而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是否接受其他修会的支援。根据会后整理的第一次日本协议会记录,有少数人对此表示支持,但以范礼安为首的大多娄人反对。他们形诸于文字的表面理由,是担心不同修会的不同传教方式会在日本人中间引起混乱。但不便启齿的真正用意,是不愿意看到其他修会来分享日本的传教权。[52]

另一方面,卡布拉尔此举还与他和范礼安的个人恩怨有关。我们知道,卡布拉尔曾在1570年至1582年担任日本教会的最高上长,但由于在传教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范礼安的争执,被迫辞去这一显赫的职位,改任在当时远不如日本重要的中国传教区的上长。为此,他与范礼安深怀怨恨,一再在教会的商业活动、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提出不同意见。[53]而他在信中提出上述不同见解,应该与此有某种关系。

我们很难想象卡布拉尔喋喋不休的满腹牢骚会使菲律浦国王产生何种印象,但考虑后者在兼领葡萄牙王位后一直试图挤占原属葡萄牙势力范围的不懈努力,有一位葡萄牙籍的耶稣会上长向他表示效忠和支持,肯定令他喜出望外。而某些新发现的文献表明,卡布拉尔的具体建议可能得到国王的青睐。根据西班牙学者卢西阿诺·伯列纳·毕其提(Luciano Peren Vicente)的调查,菲律浦二世于1588年在马德里设立了特别委员会,审查并制定进攻中国的详细计划。根据现存西班牙印度档案馆中原始手抄文件,这份计划书共11章、79节,包括附属图表共数千字,对作战目的、兵力组织、武器装备以及与传教士的协作都作了充分的论述。[54]从该计划的章节数目来看,它的蓝本无疑是前述1584年的马尼拉备忘录,但上述计划中从中国掠夺巨额财富、成为世界帝王的蛊惑、以及从印度、日本征集雇佣军等等与卡布拉尔信件的异曲同工之处推测,它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卡布拉尔的建议亦不无可能。

我们不清楚马德里和马尼拉方面是否真的为这一庞大的武力征服进行实际准备,但正如历史事实已经表明的那样,这一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武力征服计划最终不了了之,如泥牛入海一般杳无音讯。从西班牙方面看,这一结局是很自然的。1588年,“无敌舰队”(Inuincible Armada)远征英国时全军覆灭,这一失败使西班牙人彻底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沦为二流强国。在远东,日趋衰败的西班牙不仅无力接管原来属于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而且亦在荷兰与英国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在这种情况下,进攻中国的计划自然无从谈起。

 

在上述有关武力征服中国的计划与讨论中,我们注意到许多建议者都提到要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一设想可以追溯到远东传教的最初时期。1599225日克鲁斯(Cruz, Pedro de le)神父在于长崎致总会长的信中说:

 

经日本进入中国的已故沙勿略神父曾说,西班牙人可以很容易从日本征调士兵,他们非常适合于我们的征服事业,在恰当时机时征服中国。根据我在此所说的方式,(你们)就能够理解它的可能性。关于此事,可以找到许多的不同说明,但我只想提三种方案:第一,为使某一王国改宗,还有征服之外的其它手段,但不是人力可以成就的。在这种状况下,对于统治下的国民,指望众多奇迹是没有效果的。第二,如果不想通过武力进行这一征服事业,那么以此为契机,对通常不使用武器的中国人使用这一方法也是无法占领的。这种武力只能来自于日本。第三,看到西班牙人与日本之间这一联合的人,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主为了广泛弘布其信仰而下令这样做的。[55]

 

克鲁斯没有说明沙勿略是在何时何地提出这一惊世骇俗的大胆构想,也没有解释作为受葡萄牙国王派遣的沙勿略神父为何替另人出谋划策,又如何将它传递给当时尚未抵达亚洲的西班牙人。但联想到沙勿略亦是西班牙人,并曾在亚洲传教时多次抱怨过缺少官方支持的言论,如此心怀异志也就不难理解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沙勿略去世多年后,他的这一“创见”受到当时尚未进入过日本,亦不了解日本情况的西班牙人的大力推崇。菲律宾总督桑德博士相信一支西班牙远征军会在日本人和菲律宾援军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征服庞大的中国。为此,他还157662日写给国王的信中证明说:“日本和菲律宾人比他们(中国人)勇敢得多。”[56]

萨拉查尔主教亦在写给国王的信件中表达过相同看法,他还试图借助于国王的压力,获得日本教会的支持。他说:“离中国最近的日本人是中国人的仇敌,西班牙人进攻中国时,他们可能会加入其中。陛下最好了解这一点。事半功倍的最好方法,陛下应命令耶稣会总会长,让他在这一点上给日本人,尤其是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下令,要他们按命令行动。这样陛下就可以获得极大的援助。”[57]

与他们相比,在日本传教多年的耶稣会士的相同建议似乎更令人信服。在卡布拉尔的上述信件中,我们还注意到他以13名日本人战胜上千名中国人为例,证明中国军队缺乏战斗力。他还建议从日本获得23000名基督徒,并称赞他们是“善于陆海战斗的勇敢士兵”。这显然与他在日本的传教经历和在此期间获得的更多情报有关。

或许是对桑切斯神父158475日信件的回应,日本准管区长科埃略神父在158533日写给他的信中说:“如果国王陛下的帮助能够使日本66国全部改宗,菲律浦国王可以得到像日本人那样好战而伶俐的士兵,更容易征服中国。”[58]

由于缺少证据,我们还不能确定这种流传已久的观点源于何人的建议,但较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招募日本雇佣军的想法,是受掠夺中国沿海地区的日本倭寇的启发。

众所周知,自明代洪武以来,日本武士便开始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骚扰。明中后期,随着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倭寇问题趋于严重,对南部中国的侵袭大大加剧。据日本学者考证, 1552年,受倭寇侵扰的有定海、奉化、台州等15处,而在15531554年,受侵袭之地分别剧增到69处和94处,兽迹暴行,遍及中国沿海各地。[5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记曰:“倭勇而憨,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剑前舞,无能捍者。”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69《兵部·三三·日本》曰:“官庚民舍,焚劫一空,驱掠少壮,发据冢墓。束婴孩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得孕妇,卜度男女,刳中视否,为胜负饮酒。荒淫秽恶,有不可言者。积骸如陵,流血成河,城野萧条,过者陨泪。” 关于倭寇问题,学者多有研究,这里不再重复。但明代后期厉行海禁,的确与此有密切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倭寇横行之日,正是葡萄牙人进入南中国海之时。因倭寇横行而萎缩的中外贸易,亦在很大程度上为葡萄牙人趁虚而入提供了机会。[60]事实上,葡萄牙人得以入居澳门,即与此有关,上帝圣名之城的兴盛与衰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葡萄牙人取而代之的中日转口贸易。而耶稣会在远东各国的传教经费,亦依赖于从这条贸易线路获取的商业赢余。在这一情境下,对中国窥视已久,但始终不便方便进入的耶稣会士们,当然会从中受到启发,设想借此打开中国之门。

1586年,丰臣秀吉提出征服朝鲜与中国的疯狂计划,似乎使耶稣会士看到了实现这一梦想的曙光。在这一年54日,他与日本准管区长科埃略神父透露了这一疯狂的设想,他甚至要求传教士们从中斡旋,向葡萄牙人租用两艘大型战船,帮助他实现这一夙愿,并许诺以整个中国的自由传教作为报酬。担任会谈翻译的弗洛伊斯记述说:

 

……他(丰臣秀吉)还声称,他已经征服了日本全国,并达到今天的地位。由于国内的金银亦很充分,所以他别无所求,唯一挂念的,只是死后对自己名声和权势的评价。他说,他已经下定决心,在处理并安定了日本的事后,让位于他的兄弟美浓殿(美浓守秀长),而自己则渡海去征服朝鲜和中国。为此,正砍伐树木,修造二千艘船,准备用这些船运送军队。他要求神父帮助他,调拨二艘装备齐全的大型帆船。(并声称)这不是赠送,他会支付相当的代价。他希望(这些帆船)装备必要的设备,选择优秀的船员,他将给予他们收入或支付银子。……如果成功地使中国人归顺,(他)不希望留在该地或是占领那些土地,只是希望将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到那时,将在各地建造教堂,命令所有人都归依我们的圣教,然后再返回日本。[61]

 

丰臣秀吉的许诺令耶稣会士们非常兴奋。尽管稍后发布的传教士驱逐令使他们从兴奋的峰顶一下子跌落到失望的谷底,但他们从未对这一诱人美好蓝图丧失信心。范礼安1591年第二次访问日本期间,这位擅长于公关的视察员向这位刚愎自用的独裁者赠送了一套意味深长的礼物,它们是两领米兰制的华丽铠甲,两支带有黄金饰物的银剑,两支在日本从未见过的火枪,两柄短剑,一顶非常美丽的野战帐篷和一头高大的阿拉伯马(另有一头死于途中)及全套鞍具,四幅珍贵的油画。[62]除了那四幅油画可能与他们传播的信仰有关,其它的礼品可以称得上一次全面而周到的军需补给。而这些不同寻常的赠礼应当是在暗示教会对其远征计划的支持与期望。范礼安投其所好的特殊礼品赢得了丰臣秀吉的欢心,他的这次访问成功地缓和日本教会的艰苦处境,使之进入了第二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高峰期[63]

在有关借兵日本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当日本教会因突如其来的禁教令陷入困境,开始设想用武力扭转局面时,[64]其它地区的传教士却由于丰臣秀吉的慷慨许诺大受鼓舞,并因此憧憬起想象之中的美好前景。

1587626日,菲律宾总督贝拉博士在写给墨西哥副王马克斯·德·比利亚马林克(Marques de Villamanrique)的信中,兴奋的告诉他一个消息。他说:

 

去年(1586年),载着小麦、小麦粉、马匹以及其它货物的船只从日本来到这个群岛。……这艘日本船的船长是平户之王的家臣,但这个王是日本要人中最有才干与英知的人物。在与船长谈话时,他告诉我,自己前来这里,是为了与我们互为知己,打开彼我之间的交通,但主要目的,则是平户的王及作为其朋友的另一位基督徒王(小西行长)准备用很少的费用,将充分武装的士兵们派往文莱、暹罗、摩洛加或是敌国中国。他还告诉我,这样做只是想仕奉于西班牙国王陛下,并希望获得名誉。虽然自己麾下只有500名士兵,但愿意听从差遣。这是他本人的正式表态,他是一个慎重而且经验丰富的人,他告诉我,从日本很容易征召6000名士兵,并向我说明筹办事宜。我相信这是真实的。[65]

 

据考证,信中所说的平户之王是九州大名松浦法印。他当时正面临着丰臣秀吉的强大压力。为了在群雄逐鹿的战国年代中争取有利的地位,他一直与葡萄牙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通过他们从对外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益。出于狡兔三窟的连纵设想,他也试图与西班牙人建立类似的通商关系。1584年,他救助了漂到平户的四位菲律宾托钵修道士,趁机给菲律宾总督去信,寻求贸易机会。从其家臣对菲律宾总督的许诺看,投机取巧的目的是清晰的。首先,他手下的士兵却非区区500人,而可以从日本征召6000士兵一说,显然是针对西班牙人征服中国的设想,抛出的一个诱饵。

关于这一判断,我们不难找到其它证据。158831日,曾在1584年受其救助的奥古斯丁会修士奥古斯丁会士弗朗西斯科·曼里克(Francisco Manrique)在从澳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说:“如果陛下准备用战争攻入中国,并占领之,那么陛下应设法动员日本的诸王。虽然基督徒王不过四人,但可以驱使超过10万名士兵,如果由他们指挥我们的军队,是很容易占领中国的。因为日本士兵极为勇敢而大胆,而且非常残忍,令中国人害怕。”[66]

可以想象,曼里克的建议与他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有关。也许在逗留平户期间,松浦已经向他做出了某种许诺。当然,他的建议未必完全来自于此,而是与日本的政治现实有关。我们知道,耶稣会士传教日本期间,其最为常用的手法便是利用日本国内诸侯纷争分裂局面,拉拢少数地方大名,通过他们的改宗,迅速扩大教会的势力。在丰臣秀吉禁教之后,也正是由于这些“基督教大名”的庇护,才使他们得以苟延残喘。除了大友义镇和大内义隆、大村纯忠等人,上引贝拉博士1587年信中提到的那位“另一位基督徒王”就是曾担任进攻朝鲜先锋官的小西行长。也许正因为如此,曼里克才会相信,“虽然基督徒王不过四人,但可以驱使超过10万名士兵”,并异想天开的认为,“如果由他们指挥我们的军队,是很容易占领中国的”。

对于如此狂妄的计划,教会内部亦不乏清醒之人。范礼安在15971119日于澳门给耶稣会菲律宾准管区长雷蒙多·普拉多(Raymundo Prado)的信中说道:

 

我为自己的良心而不堪重负。所以想向您倾诉,使您了解发生在菲律宾的真相。我们日本耶稣会和与日本有关的事另当别论,一般来说,菲律宾修道士中的某些人希望在中国、日本以及其它属于葡萄牙征服的地方仕奉我主,拯救灵魂,并为国王陛下服务,但不应乱来,如果他们前往这些国度,就会产生极大的弊端,很难达到这一目的。主要的理由是,这些地方的王和领主无不对菲律宾的西班牙的深怀戒心,并了解以下事项,即他们是征服者,他们夺取了秘鲁、新墨西,近年来还征服了菲律宾,并正在征订服附近的地方,而且还想征服中国与日本。而且还对附近的国家进行袭击,现在还希望征服福摩萨岛。日本人和中国人与实施这一切的西班牙人同样了解这一切,因为每年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船都往来于马尼拉,谈论所见所闻。因此,这些国家的人都深感疑虑。基于相同的理由,对于菲律宾来到本国的修道士亦抱有疑惑,认为修道士的到来是作为导入西班牙士兵的间谍。为此不希望将他们迎入自己的国家,由于知道他们与葡萄牙人是同一个国王,所以对我们也抱有相同的怀疑。这就是现在我们在日本的所见,以及在中国的经验[67]

 

当然,范礼安此举并不完全是出于公理与现实,如前所述,耶稣会始终与本修会的私利与其它修会展开竞争。当菲律宾各修会于16世纪末不顾一切的强行进入日本之后,“不应乱来”的警告还隐藏着其它忧虑,即担心西班牙人籍此扩大掌握在中国和整个远东地区的主导权。

 

关于武力征服中国一事,以上论述应该还不是历史真相的全部,[68]但它已足以表明,除了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所谓东西方文化交流,大航海时代还有其殖民扩张、武力征服的极为血腥而肮脏的另一面。上述计划的流产,有许多原因,但最基本的一条,依然是两方实力对比所致。一方面,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完成了环球航行、并占据了大量的殖民地后,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量。而另一方面,虽然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已丧失了汉唐时代傲视全球的雄厚实力,也没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气魄,但百足之虫死而不便僵,其辽阔的版图与庞大的人口,仍不是区区数千雇佣军所能征服的。可以设想,如果西、葡两国在远东所面对的国家如同美洲的玛雅帝国,情况将会截然不同了。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脆弱而不确定的力量平衡,亦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必须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依附于它的所谓文化交流,亦得以在勉强算得上对等的境地中公平展开。

还应当看到,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围绕着征服中国的各种计划,不同国家、不同修会、甚至不同个人之间的争议,充分展示出不同利益驱使下的复杂内幕。而对其中隐情及其微妙差异的分析,亦可以使我们对那个历史时代的丰富内含有新的认识。关注相应的细节,并加以深入的个案分析,不是因为我们有意将水搅混,去简就繁,而是历史原本如此。

(作者供稿)



[] 清·杨光先:《不得已》,陈占山校注,黄山书社,2000,第28页。

[] 《不得已》,第128129页。

[] 陈占山:《不得已·前言》,第7页。

[] 皮雷斯:《东方诸国记》,生田滋等译,《大航海丛书》Ⅴ,东京,岩波书店,1978,第240241页。

[] 据日本学者高濑弘一郎考证,“征服”(conquista)一词是大航海时代天主教士、贸易商人以及殖民主义者频繁使用的惯常用语。这一词语不仅包含“武力征服国土”的本意,而且还具有对殖民开发、政治统治、宗教传教以及发展贸易等广泛含意。换言之,“属于葡萄牙征服的地域”,与“东印度”(Indias Orientales)、即“葡萄牙领印度”(Indias Espanolas)具有相同意义,并且与所谓“属于西班牙征服的地域”的“西印度”(Indias Occigentales)、即所谓“西班牙领印度”(Indisa Espanolas)一语具有相同的含意。参见高濑弘一郎:《大航海时代西、葡两国的世界二分征服论与日本》,《基督教时代的研究》,岩波书店,1977年,第5页。

[] 参见《若昂·德·巴罗斯亚洲旬年史之三》,金国平节译本,《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基金会出版,2000,第232244页。

[] 巴洛斯《亚洲旬年史Ⅲ》记录说:“国王驾入京城,欲处理托梅·皮雷斯的使命,因为收到了广东诸臣及国王刚刚去过的南京守备的上疏。这些奏本对我们中的另外一些人颇有微词。凡我们涉足之处,无不以此种方式侵夺他人土地。入印度、占满剌加均用此法,因此不宜允许我们进入中国的任何地方。”转引自《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第233页。但是,也有人将皮雷斯的失败归咎于继任费尔南,担任舰队司令的西蒙·德·安德拉德(Simao de Andrade)的无礼举动所致。达米昂·德·戈易斯(Damiao de Gois)的《唐曼努埃尔国王纪实》(Cronica do Serenissimo)一书说:“托梅皮雷斯及所有在广州的葡萄牙人被捕入狱的原因由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的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对华人的粗暴举动所致。因为他于15188月抵达屯门岛后,他及他手下的船长阿尔瓦罗·富译罗,欧维士及弗兰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在该地期间破坏了他兄弟与当地人形成的和平相处,将华人对葡萄牙人的友爱变成了仇恨。”转引自《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第284页。

[] 《广州葡囚信》,金国平译,《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第184页。

[] 《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第185189190193194页。另据金国平先生告知,文中所言“叭喇唬”,葡语作parao ,是一种马来船名。

[] 《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第203页。

[11] 文中名为骆驼(camelo)的大口径火炮,葡语作camelo,如同中国的马上炮,因用骆驼驮运,发射,故称骆驼炮。此词释意来自于金国平先生。

[12] 《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第197198202页。瓦斯科·卡尔沃还在信中提出占领广州后继续向闽浙两省挺进的建议。他说:“先生,从此可向闽省挺进。该省拥有8城、70镇。有围墙的地方不算多,人口达3000的村子众多。向南行,可随时返回,因为季风不断。也可入内河航行。因此,先生,可从此任命甲比丹末,率领30艘帆船,若干帆桨战船,小帆桨战船,所有桨船及某艘大船。光是贡金,便可从这些城镇、村落运出整船整船的财富。有6000人可完成这一切。……先生,按照和约,所有城市缴纳45万两银子,镇子缴纳23万两银子。可买卖货物。上缴这些贡金为了不摧毁该地,避免百姓造官府的反,驱逐官吏,防止抢劫国王白银堆积如山的商站。全城商站密布,大吏及三们官员管辖、执掌司法。所有镇子都有商站。本省富裕。在本地领水的导航下,再向南行可至浙江。它有11城、80镇。该省富裕,收益巨大,盛产白银,丝绸。有600700的整个舰队会满载上供的白银而归。”《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第206207页。

[13] 关于西草湾之战,《明史》卷325记曰:“嘉靖二年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齐进,生擒别都庐、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退。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朗机,副使汪宏进之朝。”《明史》,28。中华书局,第8431页。

关于西草湾之战及其对早期中葡关系的深远影响,史家多有研究。邓开颂、吴志良主编的《粤澳关系史》(中国书店,1999,第46450页)有较详论述。

[14] 关于浙江双屿之战与福建走马溪之战,可参见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钱江译,香港中华书局,1988;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等著述中相关章节。

[15] 罗德里格斯:《日本教会史》,下,土井忠生等译,岩波书店,《大航海时代丛书》,Ⅹ,1979,第546页。

[16] 参见本书第二章,《沙勿略与中国》。

[17] 滨下武志先生对亚洲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体作了深入分析,并入木三分地指出:“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这一点同样需要注意。……也就是说,通商也以朝贡贸易体系为媒介得到了扩大。”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839页。另一部相得益彰并引人关注的重要论著,是弗兰克的1998, Andre Gunder Frank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白银时代》,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滨下武志和弗兰克的著作为我们思考大航海时代世界市场与全球贸易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新视角,但稍嫌遗憾的是,他们的著作都没有对1617世纪以澳门为枢纽贸易体系进行应有的深入分析。

[18] J. M. Braga:the Western Pioneer and their Discouery of Macao, Appendix D, Macao, 1949; p. 203。转引自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第7980页。

[19] 高濑弘一郎:《天主教传教士的军事计划》,《基督教时代的研究》,岩波书店,1977年,第77页。相同的记述亦见于博克塞:《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2,第43页。

[20]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8页。

[21] 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可参见博克塞:《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导言》,第2026页。

[22] 博克塞:《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导言》,第26页。博克塞在导言注释44中,称此信的目期是157662日。参见第64页。但高濑弘一郎认为,此信作于157667日。他还告诉我们,菲律宾总督在写给西班牙国王及墨西哥总督的信中,指出与盛产铁、生丝等物质的中国进行贸易,对西班牙和菲律宾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派遣军队前往中国。参见《基督教时代研究》,第77页。

[23]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6页。博克塞没有标明国王此信的具体时间,但日本学者高濑弘一郎将国王回信的时间写为1577年的429日。他还告诉我们说,国王在信中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一企图是不恰当的。并命令他保持与中国人的友好关系,努力不要激怒中国人。并说,如果今后获得有关中国的更为详细的情报,证明可改变迄今为止的这一政策,再另作别论。参见《基督教时代研究》,第77页。

[24]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78页。

[25] 《基督教时代研究》,第78页。

[26] 其中最主要的条约有:147994日的阿尔卡索瓦斯和约。该条约规定以加那利群岛的平行线为界,将世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以葡、西两国所有。149467日葡、西两国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该条约规定从佛得角以西370里格处划一条竖线,东面属于葡萄牙,西面属于西班牙;1529423日签订的萨拉戈萨条约,该条约规定在摩洛加群岛以东297.5里格处,从北至南划一直线,东西部分别由西、葡两国征服。具体问题,可参见以下著信述的相关论述,它们是:J·H·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李均报、王全礼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第124130页;雅依梅·科尔特:《葡萄牙的发现》。王庆祝等译,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

[27]  一说托马尔会议是在15814月。菲律普二世的新政治纲领、即他与葡萄牙大主教兼国王的密谈所作的承诺主要内容有:1、国王应尊重葡萄牙君主制的自由、特权及传统的风俗习惯,不得改变。2、议会制定有关葡萄牙事务的法律时必须在葡萄牙召开会议,葡萄牙现行法律继续有效,秘有涉及葡萄牙行政及财政问题的决定亦在葡萄牙做出;3、葡萄牙副国王或总督之职务应委派葡萄牙人或王室成员担任;4、宫廷、行政、司法、财政及军队应因循旧的编制,所有这些机构中的职务均应由葡萄牙人担任,同时,葡萄牙的主教以及教会中的其它职务亦应从葡萄牙人中挑选;5、葡萄牙人可以受命在西班牙担任公职;6、在印度和几内亚的贸易只能由葡萄牙人进行。西、葡两国边境上各种赋税应予取消,妨碍两国商品流通的种种限制应予排除。为保护来自印度的船队免遭海盗袭击,菲利普二世所辖其它国家的海军在必要时应提供援助;7、葡萄牙的城市和村镇官员之任命,现有封号及王室权利之分配,只能给予葡萄牙人,如有空缺,国王应保征不将这些市镇收归王室财产,而交给新受封的葡萄牙人;8、贵族凡年满12岁即可享有补贴金,即由国家支付俸禄,每年新发放的补贴名额为200名。王后的侍从只能从葡萄牙的贵族仕女中挑选;9、当国王不要葡萄牙居住时,应成立一个由葡萄牙人组成的专门机构跟随国王,国王通过该机构处理有关葡萄牙事务;10、官方行文中使用的语言仍为葡萄牙文,货币仍保持葡萄牙图案。J·H·萨拉依瓦:《葡萄牙简史》,李均报、王全礼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191192页。

[28] 从当时的交通及通讯条件看,总督1580525日信不可能是对国王同年424日信件的答复,但如此不谋而合,亦从另一侧面证实了我们的上述推断。

[29]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7980页。

[30] 关于文中所谓加比丹末一词,首见于《明史》对皮雷斯一行人的称呼。该词源于葡萄牙语Capitao-mor,意为大船长。16世纪,发展并演变成为葡萄牙人统治海外领地的特殊制度,词义扩大,延伸及外交使节、要塞司令、贸易船队首领。澳门的加比丹未与葡萄牙人的对日贸易有关。通常由印度总督以国王的名义加以任命,作为对有功者的褒奖。这些来自于果阿、经马六甲前往日本的贸易商船通常会在澳门停留9个月,以等待适合航行下一个季风季节。停泊期间,以葡萄牙以及印度总督的名义,兼管本地的行政事务,而并非固定的行政长官。参见金国平:《Capitao-mor释意与加必丹未释疑》,《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基金会出版,2000,第344348页。另吴志良先生在其《澳门政治发展史》中曾摘引1581年的一则文献说:“该居民点并无常驻的首领,只有一年一度来往日本的巡航首领……停留时担任驻地首领。他离开时,另一航程的首领来到,因此很短时间或无时无刻(澳门)没有首领驻留。”《澳门政治发展》,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44页。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见我的系列论文:《加比丹·莫尔制度与早期澳门的若干问题》,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刊;《加比丹·莫尔及澳日定期商船贸易的若干问题》,澳门《文化杂志》,2005年夏季刊;《加比丹·莫尔及其澳日贸易与耶稣会士的特殊关系》,澳门《文化杂志》,2005年冬季刊。

[31] 关于阿尔梅达本人,冈本良知曾在其《16世纪日欧通交史研究》有所涉及。据考证,此人为葡萄牙贵族,葡王塞巴斯蒂安对他的任命是在15698216日。他曾在1572年坐定期航船前往日本,即为负责此次日本航行的加比丹末。同船中的耶稣会神父有后来担任日本准管区长的科埃略神父。关于他在1582年桑切斯神父访问澳门是否再次担任此职,冈本良知未能确定,只是笼统地提到,他曾在当年致信菲律宾总督。参见《16世纪日欧通交史研究》,修订版,原书房,1964年,第415416437页。按照前注所言加比丹末的制度,阿尔梅达当时极可能闲赋在家。也许为了扩大政治空间,并得到更多的世俗利益,他才会越俎代庖,对这一未必属于份内的事指手划脚,说三道四。

[32]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8183页。

[33] 这种传教策略的形成是多年传教实践的总结。158010月在臼杵召开的第一次管区会议上,提交会议的第18项议题就是“在日本全面仿效佛僧们使用的气质与礼仪是否合适”(18. Prequnta. Se en Japao convem guardarmos en tudo os catangues e ceremonias que os Bonzos usam)。对此,与会神父们给出了“完全必要”(totalmente necessaria)的肯定答复。并决定“以巡视员的名义,制定我们会员与他人交际是应该遵守的习惯及气质的适应方针”。1581年,范礼安在丰后用一天时间完成了共有七章的“关于日本习俗与气质的注意事项与建议”(Advertimentos e avisos acerca dos costumes e catangiues de Jappao)。由于此文对耶稣会士的行为准则与注意事项作了极为详细的明确规定,日本学者的译文以《日本耶稣会士礼法指针》为名。参见《日本耶稣会士礼法指针》,《基督教文化研究系列·5》,矢泽利彦、筒井砂译,基督教文化研究会,上智大学,1970。很显然,由于范礼安本人的特殊地位以及教区行政关系,日本耶稣会士的这一行为准则对此后利玛窦等人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这一文件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我将在其它文章中对它做专门的分析,这里不再详论。

[34] 参见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李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13页。

[35] 参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第150页。

[36]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8487

[37]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89页。

[38]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90页。

[39] 参见莫尔:《菲律宾诸岛志》,神吉敬三等译注,《大航海时代丛书》Ⅶ,第一期,岩波书店,1978,第5053页。需要补充的是,贡萨洛在任期间扩大了与中国人的贸易来往,在马尼拉为中国人建立了名为巴里阿的生丝市场。

[40] 据日本学者考证,关于正当性的讨论至少不会晚于1537-38年。当时,塞巴斯蒂安·比斯凯诺(Sebastian Vizcaino)在萨拉曼卡大学作了《关于印度人的特别演讲》。他在这个系列讲演中,首次确立了征服原住民战争的正当性、即对于原住民进行正当战争的理论。此后,他的这一理论被法学家和神学家所接受。在葡萄牙方面,正当战争的思想主要产生于与摩尔人进行的战争,并在海外扩张的事业中得到强化。若阿三世时期,出现了有关此论的重要文章。此文名为《因何种原因可以进行对于异教徒的战争》(Pue causas se pode mover Guerra justa contra infieis),是一个法学家对于若阿三世关于对异教徒进行战争需要何种条件这一咨询所作的回答。此文没有注明写作日期,但被认为写于1530年之前。其主要内容是:1、战争的正当性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战争的原因是正当的;2、需获得战争进行者的认可;3、战争须按善良的意图进行。分别又解释如下,所谓原因正当,是指如果有人不当夺取了我们的东西,而且拒绝返还或给予补偿,甚至试图加害于我们,那么夺回它的战争就是正当的。他为此例举的例子是历代葡萄牙国王对非洲进行的战争。因为伊斯教徒与土耳其人不正当地占据了基督徒的国土。关于在原本不属于基督徒的东方。作者认为,正当原因之二,是救世主为使不信者成为基督徒,派遣传教士去引导他们,拯救他们的灵魂,担当此任的传教士只是为了主的光荣,不顾自己,无视世俗财富,作为圣职人员,他们有权在传教地获得优待。如果异教徒不听从他们的传教,或试图迫害、杀害他们,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正当战争。他还认为,战争不是以武力强迫异教徒改宗,而是因他们加害主的使者而作的惩罚,是排除对传教事业的妨害。为此,作者认为曼努埃尔国王及若阿国王对东印度进行的战争是正当的。参见《基督教世纪的研究》,第1214页。

[41] 参见《菲律宾诸岛志》,第423页。顺便说一句,高濑误将“恰巴”注为占城,而恰巴主教从未涉足亚洲。参见《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索引第11页。

[42] 金国平先生在《耶稣会对华传教政策演变基因初探――兼论葡、西征服中国计划》一文中,介绍了西班牙传教士何塞·阿科斯塔(Jose de Acosta)。这位耶稣会士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即1587年,亦曾对征服中国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参见《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第140144页。

[43] 参见《菲律宾诸岛志》,第53页。

[44] 萨拉查尔主教曾在1583618日写给国王的信中,指责菲律宾的方济各会士一再秘密地潜入中国,试图传教。并认为这种轻率的举动于我们极为不利,它会使疑虑重重,比任何国民都害怕我们的中国人认为托钵修道士是间谍,并严加防范。参见《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88页。

[45] 耶稣会士从未隐瞒他们对其他修会的戒心。范礼安在1583年写给总会的私人报告中有专门论述此事的章节――《其他修会前往日本的不适当的理由》;《现在,主教绝对不必前往日本的理由》(参见《日本巡察记》,松田毅一译注,平凡社,东洋文库,1985)。关于不同修会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以及相互倾轧所造成严重后果,拟专文详加论述。

[46] 葡萄牙神父桑切斯与萨拉查尔同时来到菲律宾,这位耶稣会神父是该修会在菲律宾群岛的奠基人。他的这一特殊身份使他一再担任菲、澳两地修会的中间人和信使。但考虑到耶稣会与其它修会的竞争关系以及他本人反对多米尼克会建立东方管区的态度,我们情不自禁地猜测。他在马尼拉与澳门之间穿梭往返和写于其间的若干信件,可能还掺杂着某些修会及个人的见着。参见小岛幸枝:《关于汉译要理书的音译词语》,《基督教研究》,第28辑,吉川弘文馆,1988,第273274页注解。

与教皇的角度不同,西班牙国王考虑得更多是本国的利益,菲利普二世在1579513日写给菲律宾总督的信件中意味深长的声称:“根据多米尼克会神父、菲律宾主教萨拉查尔的报告,萨拉查尔将滞留于菲律宾,并与其他修会的修道者们一起创设修道院,致力于原住民的改宗与教化。”参见Emma Helen Blair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The Philine Isjands 1493-1898, Cleveland, 1903-09. 1581,转引自《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88页。

[47] 《菲律宾诸岛志》,第5658页。

[48]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9899页。

[49] 参见严中平:《老殉民主义史话选》,北京出版社,1984,第304322页。转引自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第7778页。

[50]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99100页。

[51] 高濑弘一郎译注:《耶稣会与日本》,1,《大航海时代丛书》,第二期,6、岩波书店,1981,第411页。

[52] 参见冈本良知:《基督教时代--其文化与贸易》,八木书店,1987,第7982页。

[53] 需要补充的是,当卡布拉尔于1592年升任印度管区长之后,他在与范礼安的长期争斗中开始占据上风。1595524日,卡布拉尔当面要求范礼安辞去了视察员一职。他在15961210日果阿写给耶稣会总会长助理阿尔瓦雷斯·若昂(Alvares, Joao)的信中直言不讳的说:“范礼安神父的性格值得批判,他常常以高压态度下达命令,对我们来说,成了极为恶劣的榜样。因为这一原因,范礼安在住院内外的人们中没有博得名声。”参见《耶稣会与日本》,1,第169页。

[54] 参见包遵彭:《西班牙菲律伯二世与中国》,《包遵彭文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编印,第541544页。转引自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第7881页。

[55] 《耶稣会与日本》,1,第233页。

[56]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664页。

[57]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88页。

[58]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101页。

[59] 参见石原道博:《倭寇》,吉川弘文馆,18997,附录年表,第346351页。

[60] 弗洛伊斯神父(Luis Frois)在155512月前往日本途中于从马六甲寄出的信中颇为兴奋地说道:我们去年在当地从来自中国的帆船听到下列事情。中国和日本之间正处于激烈的战争中,来自鹿儿岛的一个大船队驶到中国,给了中国沿岸许多破坏。它们给人口众多的一个大都市很大打击,从这个城市中掳去了许多贵族。据说这种战争由来已久,很长时间内没有安定。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争执对于想去日本的葡萄牙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这么说,是因为中国人不能载着他们的商品前往日本,这对葡萄牙人在日本的交易是极为有利的。参见岩生成一:《锁国》,中央公论社,1985,第35页。

[61] 《耶稣会日本年报》,下,村上直次郎译注,《新异国丛书》Ⅴ,第一辑,雄松堂书店,1984,第149-150页。大致相同的内容还见于《十六、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三期第七卷,松田毅一等译,同朋舍,1994,第127页。但译文略有不同。

[62] 参见《1591年、1592年日本耶稣会年报》,《十六、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一期第一卷,第223页。

[63] 参见拙作《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第46章中相关记述。

[64] 有意思的是,可能是受桑切斯神父158475日信件的启发,科埃略神父在158533日致信日本耶稣会上长安冬尼奥·塞德尼奥(Antonio Sedeno)神父,请求他派遣军队来日本,以拯救处于危如悬卵的日本教会。声称这与“陛下的义务,以及陛下为征服中国而希望的日本贸易有很大关系。”他要求塞德尼奥向菲律宾总督进言,请他派来士兵、弹药、大炮、士兵所必须的食粮,一、二年间购买粮食所需金钱,以及34艘战舰。参见《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101102页。

[65]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102页。

[66]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103页。

[67] 《基督教时代的研究》,第132133页。

[68]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经制定实施过攻战台湾的计划。根据作于1597619日的一封信件,由于担心丰臣秀吉会抢先攻占台湾,将它作为进攻菲律宾的跳板,马尼拉总督立即派出两艘军舰,在萨摩得奥·迭亚哥(Camudio, Diego de)的指挥下,前往被他们称为“福摩萨”的岛屿。总督要求调查该岛及其所有港口的情况。或抢先占领该岛,或是将日本的企图透露给广东或漳州的巡抚。然而,由于天气情况恶劣,船只遭遇海难,不得不返回马尼拉。1622年,当听说荷兰人已通过彭湖列岛,抢先占领安平,并建造了热兰遮城时,不甘落后的西班牙人也立即采取行动。1626年,西班牙人占领了台湾北部的基隆,在社寮岛建筑了圣萨尔帕特城,随后,又在淡水修建了圣多米尼克城。直到被荷兰人用武力赶出台湾为止。参见摩尔(Antonio de Morga, Sanchez, Garay Y Lopez de Garfias):《菲律宾诸岛志》(Suesos delas Islas Filipinas por et Doetor Antonio de Morga, Nueva Edicion por W. E. Retana, Madrid, 1909),神吉敬三等译注,《大航海时代丛书》Ⅶ,第一期,岩波书店,1978,第152156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