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同为柏林大学的教授，都曾担任过该校校长，皆是神学和哲学领域的翘楚，前者被称作“现代神学之父”和“现代解释学之父”，而后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提出了西方哲学史上庞大而艰深晦涩的哲学体系。“同行是冤家”，两人的私人关系一向不睦，在学术思想上也是针锋相对。在施莱尔马赫出版其神学巨著《基督教信仰》之后，黑格尔在其宗教哲学讲演中不点名地严厉批判他的这位“把柏拉图挂在嘴边”的同事所倡导的情感宗教，讽刺说人的宗教若仅仅建立在绝对依赖的情感之上，那么狗就是最好的基督徒，因为它依靠这种情感生活。每当它获得了一块骨头充饥时，它就有了救赎感。

然而，黑格尔的辛辣批判失之偏颇。尤其是，因为这种评价极其尖酸刻薄，人们往往只注意到黑格尔的这句名言，而忽视了他的更富有思想深度的批判以及两人的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的根本差异。

两人同在法国大革命、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以及浪漫主义的兴起等历史和文化处境中，同属于后康德时代的德国观念论传统，因而在面临的思想难题、可资利用的资源、解决方案、思想的基本倾向以及历史命运等方面体现出较强的家族相似性。具体而言，他们都面临现代自然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图景和宣扬理性、自由、平等的时代精神与充斥着超自然的神迹和奥秘的传统宗教教义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试图克服现代与传统、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和冲突，调适它们的关系，使它们建立“永恒联盟”。他们都推崇古希腊的哲学和文化理想，其思想体现出古希腊思想的精髓，尤其是柏拉图的辩证法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和德性伦理学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深入钻研过斯宾诺莎、康德和谢林等人的哲学，吸纳了其中的一些要素。譬如，他们都试图运用辩证法来调和对立，解决知识的可能性、有限与无限的和解以及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他们强调人的情感或思想与基督教的启示之间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对人性持乐观态度，轻视人的罪性，将它仅仅视作知识或灵性意识的缺乏。因此，他们坚信人类历史的进步，认为人可以依据神圣的旨意逐渐改善自身的道德状况，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这一切使得19世纪德国新教神学打上了强烈的人类学烙印。

两人的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对于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施莱尔马赫赞同康德，认为理性知识局限于有限存在的领域，哲学无法认识超验实在。不过，与康德不同，他认为宗教的本质不是道德，而是一种对神圣者的绝对依赖的直接自我意识或情感，人们可以通过建立在它们之上的信仰生活把握和言说超验实在。因此，宗教独立于认识和道德，它是独立自足、自成一类的，其合理性来自于它自身，只能从内部来阐明和理解它，外在的理性分析和分割是不合法的。

黑格尔质疑，一个人可以感受到撒谎是错的和上帝存在，但是他难道可以由此认为道德和宗教的真理只是被情感而不是理性把握和察觉？直接性的自然情感的内容可能真，也可能假。例如，有人可能感觉撒谎是对的，有人可能感觉11+12=24。这种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值得怀疑。黑格尔强调中介，即一个东西只有与其他东西相关才能克服其单纯的直接性，确证它自身，否则就是主观的、任意的。自然情感和直观只有通过理性的反思和概念的辨析才能使其内容合理化，成为被证实为真的信念，即知识。例如，数学家感受到11+12=23，这个数学命题的真理性并不来自于这种感受，而是建立在他长期使用概念对经验的内容进行辨析、校正和纯化，并做出判断的理性活动之上。

不过，是否可以将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的差异简化为一个主张直接性的情感体验，而另一个主张间接性的反思呢？显然不能。前者虽然鼓吹直接性的情感体验的重要性，但是他同样强调他者、交流和团体对于形塑和修正自我的情感经验以及教化人性的至关重要性，因而他在强调直接性的同时已经吸纳了间接性或中介的因素。而后者虽然强调概念、反思和中介的作用，但是并不忽略或否定直接性，相反认为体验是原初的、直接的，并且在被中介和反思之后被扬弃在概念中，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到直接性，即在他者中如在家中的自由状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