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柏拉图的时代背景 

　　如果你仔细看看欧洲地图，就会发现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伸进了地中海，这只手就是希腊。在希腊的南面，是巨大的克里特岛。公元前2000年，从那里伸出的手抓住了文明最初的源头。东面，希腊与小亚细亚隔海相望，尽管它现在显得有些沉寂，但在柏拉图之前却是工商业和投机生意极其活跃的地区。西面，在爱奥尼亚海的对岸，意大利犹如一座倾倒在大海之中的塔，在当时的西西里和两班牙也遍布着希腊日益繁荣的殖民地。地中海的尽头就是直布罗陀。在那个时代，敢于穿越这座阴森门户的水手还不多。北面是那些尚未开化的半野蛮地区，当时称为色萨利、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崇尚武力的部落常常由这些地区入侵，并在希腊安家落户，繁衍生息，成为荷马和伯里克利时代天才们的祖先。 

　　请再看看地图，你就能注意到凌乱的海岸线和起伏的陆地，到处是海湾、海港和内海，整个陆地都被群山和丘陵覆盖。希腊被这些海陆的天然屏障分割得异常零碎。当时的旅行远比现在困难和危险，因此各流域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独立的政府、社会制度、方言、宗教和文化。它们都只是一两座城市，环城的山坡上是农业社会：埃维亚岛、洛克里提、埃托利亚、福基斯、维奥斯亚、阿哈亚、阿尔戈利斯、伊利斯、阿卡迪亚、美塞尼亚和拉科尼亚、斯巴达和阿提卡，还有雅典的“城邦国家”。 

　　最后再看一下地图，看看雅典的位置：它是希腊大城市中最靠东的一个。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雅典成了通向东方的门户，希腊人从这里出发可以到达那些繁华的小亚细亚城市，而那些较发达的城市则可以经由这里把它们的奢侈品和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成长中的希腊。它的天然良港比雷埃夫斯可以为公元前的大小船舶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之所。此外。这里还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 

　　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470年，斯巴达和雅典握手言和，联合挫败了大流士和薛西斯把希腊变成亚细亚帝国殖民地的企图。在年轻的欧洲和古老的东方之间的这场对抗中，斯巴达派出了陆军，雅典则派出了海军。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人解散了自己的军队，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混乱：而雅典的海军变成了商业船队，雅典成了古代世界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斯巴达重新回到农业社会封闭的状态中，而雅典则成了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和港口，成了各民族信仰和习俗的汇集之地。比较、分析和思考在这种广泛的接触与竞争中产生了。 

　　各不相同的传统和准则在这种全面交流的商业中心相互冲突着，并很快相互抵消，在同时存在着一千种信仰的地方，往往任何信仰都不会受到重视。那时的商人也许是第一批怀疑论者，他们见多识广，也就对一切都不肯轻易相信。而商人的习惯是把所有人都视为傻瓜和无赖，这使他们对各种思想一律持怀疑态度。因为有了他们，科学也逐渐得到了发展——日趋复杂的交换产生了数学，航海上的大胆探索使得天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财富的增长带来了舒适的生活，而这正是学术研究的保障。现在人们对于日月星辰的要求不再仅仅是为海上航行指引方向，而且也要求它们为自己寻找宇宙之谜提供答案。人们探索奥秘的勇气越来越大，对各种事物总要尝试进行一番合乎自然规律的解释，然后才肯把各种事件的原因归诸于超自然力。当魔鬼和宗教仪式逐渐让位于科学和对自然的掌控，哲学也就随之诞生了。 起初，这只是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哲学：它专注于外部的物质世界，探究事物最终的、不可再分的要素是什么。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产生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70年)的结论：“事实上，除了原子和虚空，什么也没有。”这是希腊哲学的主流之一，尽管在柏拉图时代它一度遭到冷遇，但在伊壁鸩鲁(公元前342-公元前270年)那里得以复兴，并在卢克莱修(公元前98-前55年)那里变成了一种雄辩的理论。但是，占希腊哲学发展中最丰厚、最具特色的哲学流派却源自智者派。他们四处漂泊游历，以启发人们的智慧为己任。他们都聪慧过人(如高尔吉亚和希庇亚斯)，其中还不乏深刻者(如普罗戈拉斯和普罗迪库)，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与人生哲学中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没有想到和讨论过的。他们敢于在任何领域提出问题，就是面对宗教和政治禁忌时也无所畏惧，并且把所有的信仰和制度都送上审判席，接受理性的审判。他们在政治上分为两派。一派像卢梭，认为自然是善的，文明是恶的；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是等级制度造成的：法律是强者用来统治弱者的工具。另一派像尼采，认为自然是没有善恶之分的，人类本来就是不平等的，道德是弱者的发明，目的是对强者进行限制；强权是人类至高的美德，也是人类的最高愿望；而在所有的政治体制中，最明智、最自然的就是贵族政体。这种对民主政治的蔑视，反映了雅典少数富有阶级的兴起，他们以寡头政党自居，认为民主是虚无的东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也没有什么民主制可供指责，因为雅典的四十万居民中有二十五万奴隶，这些人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力；而在十五万自由民中，也只有极少数能出席商讨国家政策的公民大会。不过，就其纯粹性而言，他们的民主是无可比拟的。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最高司法机关由一千名成员组成(以减少受贿的可能)，是按字母顺序从所有公民的名册上选出来的。的确，没有什么机构能够比这更民主了，但用它的反对者的话说，是更荒诞了。 

　　在长达三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0-公元前400年)中，斯巴达的陆军与雅典的海军进行了激战，最后大获全胜。这时，由克利蒂阿斯领导的寡头政党提出废除民主政体，因为它在战争中显得很无能。他们宣布对在那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民主党进行一次贵族革命。但最后革命失败了，克利蒂阿斯也战死沙场。克利蒂阿斯就是柏拉图的叔父，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二、苏格拉底 

　　如果古代流传下来的那尊半身雕像可以作为依据的话，苏格拉底即使作为一位哲学家，也远远不能算英俊。他有着秃顶和大而扁的脸，深陷的眼眶里目光如灼，大酒糟鼻透着酒宴的气息。就外貌而言，与其说这是最著名的哲学家，不如说是个听差。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得再仔细一些，就会透过这块粗糙的石头，感觉到他的忠厚和朴实，正是这些品质使得这位相貌平平的思想家成了雅典优秀青年推崇备至的良师益友。我们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然而比起贵族老爷柏拉图和沉默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来，我们对他更为熟悉，也更为了解。两千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那笨拙的身体总是裹在陈旧、起皱的宽大袍子里，从容地穿过古希腊的公民大会，不顾周围的政治喧哗，逢人就侃侃而谈。用这种方式，他把优秀的年轻人聚拢在自己周围，然后带他们来到神殿柱廊中荫凉的一角，让他们在争论之前先对自己使用的词语加以限定和说明。 

　　苏格拉底的追随者来自三教九流。其中像柏拉图和亚西比德那样的贵族子弟，会饶有兴趣地听他对雅典民主制度进行讽刺和分析；像安提西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喜欢效仿老师随遇而安的风度；还有一两个像亚里斯提帕斯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憧憬着一个没有等级的制度，人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乐观豁达的自由世界。总之，社会上各个思想流派都能在这里找到其代表人物和渊源。 

　　我们无从得知这位导师是怎样生活的，他从不干活，也不考虑明天的生计。有学生宴请时，他就大吃一顿，而他们也很希望酒宴中有他出现，因为他能详细地告诉他们养生之道。不过他在家里却不怎么受欢迎，因为他对妻儿不管不顾。在桑蒂普看来，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汉，不仅没给家里带来多少面包，反倒带来很多麻烦。桑蒂普和苏格拉底一样善谈，他们的一些对话似乎未能被柏拉图记录下来。但是她还是爱他的，看到他在七十岁之后被处死，她仍然很悲伤。 

　　为什么苏格拉底能够备受学生尊敬呢?也许是因为他不仅是个哲学家，还是个富有人情味的男子汉吧。在战场上，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救过亚西比德的命；他饮酒时颇有绅士风度，既不怯场，也不滥饮。但毫无疑问，学生们最喜欢他的还是他谦虚的品格，尽管他是那么智慧。他从不自夸是个智者，只是说自己是智慧的爱好者，而不是它的拥有者。据说德尔斐城的神谕宣称他是希腊最智慧的人，他却认为这是对不可知论的赞同，那是他哲学的起点——“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当我们学会了怀疑，尤其是怀疑自己的信念和原则时，哲学就产生了。 

　　当然，在苏格拉底之前也有过哲学家，有的像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那样坚定；有的像巴门尼德和芝诺那样喜欢深究；有的像毕达格拉斯和恩培多克勒那样善于观察。但他们大多是自然哲学家，他们探寻的是外界事物的本质和客观世界的原理。苏格拉底认为那种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是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甚至所有的星辰更值得关注的对象，那就是人的心灵。人到底是什么?你将成为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他开始到处寻访，探索人类的灵魂。他常常对一些假说进行论证，对确定无疑的事情提出质疑。如果有人不假思索地大谈正义，他就会平静地问：正义究竟是什么?你用来解决生死问题的那些抽象字眼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又是什么?苏格拉底就喜欢思考道德和心理问题。一些在这种“苏格拉底问答”面前栽过跟头的人反对说，他的问题多，答案少，只能使人的思维比以前更混乱。不过，他为两个最让我们头疼的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美德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最理想的国家? 

　　对那个时代的雅典青年来说，这些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智者派已经摧毁了他们对奥林匹斯山上诸神和道德、法律的信仰，显然，人们认为只要在法律允许之内，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造成人心涣散的个人主义削弱了雅典人的精神，使雅典最终被经过严格训练的斯巴达人征服。至于国家，还有什么比这种在冲动的暴民控制下的民主政治更可笑的?还有什么比这种在吵吵嚷嚷的团体领导下的政府更滑稽的?还有什么比随便升迁、罢免和处决将军们更荒谬的?还有什么比这种不论才智高低，按照字母顺序把头脑简单的农夫和工匠选进国家最高法院更令人哭笑不得的呢?雅典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合乎自然的新道德呢?如何拯救这个国家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苏格拉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同时也使他名垂青史。假如他尽力去恢复人们对昔日众神的信仰，把那些思想开放的年轻人带到神殿里去重新祭奠祖先崇拜的神祗，那么他就能获得年长公民们的尊敬。但是他觉得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倒退，只能把人引向灭亡。他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只信一个神，并且以谦逊的态度希望自己不被死亡彻底摧毁。不过，他知道传统的道德和法规是不能建立在这种难以捉摸的神学基础上的。 

　　如果说美德意味着拥有智慧；如果能通过教育使人们看清自己的利益，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使自己的欲望脱离愚昧，那么全部罪恶都可能来源于错误和偏见。也许有知识的人和愚昧的人一样具有强烈的反社会的冲动，但他们肯定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冲动，不会动辄就像野兽那样残暴。但是，如果政府本身就是荒谬的，只知道统治人民而不给予帮助，只知道发布命令而不以身作则。在这样的国家里，我们怎么能说服个人去遵守法纪，并限制他在不损害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去谋取私利呢?难怪亚西比德要反抗不相信能力、崇尚数量胜于推崇知识的国家，没有思想的地方就会出现混乱，而乌合之众做出草率的决定，却又在事后品尝苦果时后悔不已。人数多就能做出英明的决定，这不是十足的迷信吗?事实正相反，人们聚在一起要比独处时更糊涂、更残忍。这难道不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吗?演说家“口若悬河，像被人敲一下就响个不停的桶”。人们受这种人的摆布，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显然，治理好一个国家需要人们奉献出自己全部的才智，需要杰出的思想家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除非由智者来领导，否则一个社会怎么可能得到拯救，怎么可能变得富强呢? 

　　不妨设想一下，在战争需要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而少数有文化的贵族正在酝酿一场革命的时候，雅典得势的大众党对这种贵族政治的言论会有什么反应。民主派领袖安奴托斯的心情可想而知，儿子成了苏格拉底的弟子之后，先是攻击祖先的神祗，而后又当面嘲笑自己。阿里斯托芬不是早就预料到这种反社会的举动所引起的结果了吗? 

　　革命爆发了，对立双方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当民主派获胜时，苏格拉底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尽管他是那么彬彬有礼，但他毕竟是革命派的精神领袖、令人深恶痛绝的贵族哲学的源头、使年轻人沉溺于辩论之中的教唆者。安奴托斯和米利托斯提议说，要想扭转风气，那就处死苏格拉底吧。 

　　故事的其他部分，柏拉图已经记录在优美的散文中了。我们能够有幸读到那篇简明而又充满勇气的“辩解”，在这篇辩护中，哲学的第一位殉道者宣告了思想自由的必要，肯定了自己对国家的价值，并且拒不向他素来蔑视的那些人摇尾乞怜。他们握有赦免的权力，他却不屑于上诉。法官们愿意释放他，而愤怒的群众则投票要求处决他，这正好是对他理论的一种奇怪的证实。他不是否定了众神吗?这位老先生教得太快了，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能力，当然会惹来杀身之祸了。 

　　他们判决让他饮鸩而死。他的朋友们到牢里去探望他，并给他提供一条很容易的脱身之计：他们已经买通了所有官吏。但是他拒绝逃跑。他已到古稀之年，也许觉得自己该寿终正寝了，此后再也没有这样死得其所的机会了。“振作起来吧”，他对悲痛的朋友们说，“你们掩埋的只是我的肉体”。他说完这些话之后，柏拉图在一篇伟大的文学杰作中写道：他站起身来，和克里托一起走进浴室，克里托让我们在外面守候。我们一边等候，一边谈论和思考，我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就像我们即将失去的父亲，而我们仿佛要像孤儿一样度过今后的岁月。……夕阳西下，他已经在里面呆了很久，终于，他出来了，又和我们坐在一起，……但大家心情沉重，相对无语。不久，狱卒走了进来，站在他的身边说：“苏格拉底，我知道迄今为止，在所有来过这里的人当中你是最高贵、最温和、最优秀的人。我每次按照当局的命令要求他们服毒自尽时，他们就狂暴地咒骂我，您是不会像他们那样做的。我知道您不会恨我，因为您知道这不是我的错。别了，我的朋友，希望您轻松地做完这件不得不做的事。您知道，我干上这份差事也是不得已。”说完，狱卒已是热泪盈眶，转身走了出去。 

　　苏格拉底凝视着他的背影说：“谢谢您的好意，我听从您的安排。”然后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他真是个可爱的人，自从我进了监狱，他经常来看我……刚才他向我表示遗憾时是多么真诚啊，我们必须按他的安排去做，克里托，如果毒酒准备好了，就叫人拿过来。” 

　　“太阳才刚过山头，”克里托说，“很多人总是想办法拖时间，接到行刑命令之后还要大吃大喝，尽量满足了身体的欲望之后才肯罢休。时间还早，您又何必着急呢?” 

　　苏格拉底说：“是的，克里托，你说的那些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们认为拖延会有所收获，但是我不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我不认为拖延一下就能得到什么，如果我还吝惜这不可挽回的生命，岂不可笑。请照我说的去做吧。” 

　　于是克里托示意侍者进来。过了一会儿，侍者和端着毒酒的狱卒来了。苏格拉底说：“我的朋友，请教我怎样服毒吧。”狱卒回答说：“您只要四处走走，等感觉到双腿沉得走不动了再躺下来，那时毒性就发作了。”说着，他把杯子递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温和、从容地接过杯子，对狱卒说：“这杯酒我用来祭神，你说好吗?”狱卒回答说：“我们只准备了这么多，刚好够您用，苏格拉底，再也没有了。” 

　　“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我必须祈求神灵保佑我在去另一个世界时一路平安，但愿我的心愿能得到满足。”说完，他举起杯，若无其事地将毒酒一饮而尽。 

　　起先我们尚能控制住自己的悲痛，但此刻我们亲眼看着他喝下毒酒，都不禁泪流满面，我用手捂住脸，泪水却像泉水般从指间涌出，我不是为他哭泣，我是在为自己哭泣。一想到自己就要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我就悲恸万分。不仅是我，克里托也早已泣不成声，躲到一边去了。这时，一直在一旁呜咽的阿波罗多拉斯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这样一来，大家全都失声痛哭了。苏格拉底依然从容，他说：“哭哭啼啼像个什么样?我不让女人来这里，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干扰。你们也应该知道人应该在平静中死去吧。那么就请安静下来，耐心等着吧。”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感到很羞愧，都止住了眼泪。他在房间里踱起步来，直到腿越来越沉重，才按狱卒的指导，仰面躺下。服侍他服毒的狱卒不时地查看他的腿脚，后来使劲在他脚上掐了一下，问他是否有感觉。苏格拉底回答说没有。就这样，狱卒顺着脚踝往上捏，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已经冰冷僵硬了。苏格拉底自己也感觉到了，他说，“毒酒到达心脏时，生命就会结束。”当他的小腹开始变凉时，他揭开盖在身上的被单，露出脸来说：“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你能替我还清这笔债吗?”这句话成了苏格拉底的临终遗言。“我一定替您还，”克里托说，“您还有什么吩咐?”苏格拉底没有应声，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他动了一下，狱卒揭开他身上的被单，他的目光已经凝滞了。克里托合上他的双眼和嘴。这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临终时的情景。可以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智慧、最正直、最优秀的人。 

　　三、柏拉图的经历 

　　和苏格拉底的相识改变了柏拉图一生的命运。柏拉图可能是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是个充满生气的英俊青年，有着宽阔的肩膀，据说柏拉图这个名字由此而来。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人，曾在运动会上两次获得名次。一般说来，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大可能成为哲学家的。但柏拉图敏感的心灵却在苏格拉底的雄辩游戏中找到了新的乐趣。当他看到老师用问题的利刃刺中对手的要害，刺穿僵化的教条和武断的结论时，真有说不出的痛快。在苏格拉底的指导下，他摆脱了单纯的辩论，开始进行精妙的分析和有效的讨论了。他成了智慧的狂热爱好者和苏格拉底的崇拜者。“我感谢神明，”他经常说，“使我生来是希腊人而不是野蛮人，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最幸运的是，我生在苏格拉底时代。” 

　　他的导师去世时他才二十八岁，这个平静的悲剧在柏拉图的心中留下了烙印。这使他内心充满了对民主政治和群氓的极端蔑视和愤恨，这使他像后来的加图那样认为民主政体非摧毁不可，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精英之辈。因而他毕生都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发现精英，并赋予他们治理国家的权利。 

　　他在营救苏格拉底时所做的种种努力引起了民主派领袖们的猜疑。朋友们都认为他留在雅典会有危险，劝他利用这个机会出去长长见识。于是他于公元前399年离开了雅典。至于他到过什么地方，我们不是很清楚。历史学家们对他旅行中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场有趣的争论。他似乎最先去了埃及，统治那个国度的祭司阶级认为希腊没有悠久的传统和文化，因此尼罗河畔神秘的学者们说起希腊时态度轻慢，这使他颇感震惊，也深受教育。博学的特权阶层用神学教义统治着这个农业国家的景象，深深地留在了柏拉图的记忆中，并在描绘他的“理想国”时发生了影响。后来，他离开埃及乘船到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在那里，他曾一度加入了伟大的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有一小群从事治学和治国的人，虽然大权在握却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一景象再一次在他敏感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异乡漂泊了十二年，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体验各种信条。有人认为他去过犹地亚，并深受那些几乎是社会主义的先知们的影响。甚至还有人认为他到过恒河流域，在那里学会了印度人的冥想。 

　　公元前387年，他回到了雅典，这时他已经四十岁了。由于他接触了众多的民族，并汲取了许多国家的智慧，他变得更加成熟了。他少了一些年轻人的热情，却获得了广阔视野。他知识渊博，极富艺术天赋；他既是哲学家又是诗人。他创造了一种优美、真诚的表达方式——对话。就文体的优美而言，柏拉图在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文风甚至在译文时也是那么流光溢彩。他的崇拜者雪莱说过：“柏拉图用优美的词语把严谨的逻辑、盎然的诗意和澎湃的激情融为一体，使那个时代的辉煌与和谐汇集成一股美妙的洪流，携带着他那些雄辩的观点一泻千里，太多的美使读者的呼吸也为之停顿。” 

　　柏拉图这种哲学与诗歌、科学与艺术的令人陶醉的结合也给我们的理解设置了障碍。我们常常分不清作者在对话中的哪一个人物的表白是作者自己的意思。他是在直抒胸臆呢，还是另有所指?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说真的?他喜欢运用玩笑、反讽和神话，却时常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他似乎只用寓言来讲述道理。“我作为一个老人，用寓言和神话对你们这些年轻人说话，你们意下如何?”他在《普罗泰戈拉斯》中这样问道。这些对话据说是柏拉图为他那个时代的普通读者撰写的。因此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对话中经常出现玩笑和隐喻，有些东西只有相关的专家才能看懂，还有些东西在现代人看来不着边际，但在当时却可能是思想盛宴上的调料，为的是让吃不惯哲学饭的人容易消化。 

　　应该承认，柏拉图在抨击诗人及其神话的同时，又在诗人的名册上加了自己的名字，并使神话的数量增加了几百条。他厌恶祭司，因为他们靠危言耸听来获利，但他本人就是一位祭司和神学家，一个道德家，一个贬斥艺术、要把一切浮华的东西付之一炬的萨伏那洛拉。他曾经像莎士比亚那样称“比喻是一种油滑”，然而他自己却不断地使用比喻。他谴责智者派是狡辩家和词语贩子，但他自己却大玩逻辑游戏。法盖曾学着他的腔凋和他开玩笑：“整体大于部分吗?——当然，部分小于整体，不是吗?——是的。……因此显而易见，哲学家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对吧?——嗯，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明摆着吗?让我们再说一遍。” 

　　这些都是他的不足之处。尽管如此，《对话录》仍然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这部著作的精华是《理想国》，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和文艺理论；还可以找到颇具现代色彩的许多问题：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优生优育学、尼采的道德观和贵族政治、卢梭的回归自然和教育问题、柏格森的生命力学说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等，简直无所不包。“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柏拉图。”爱默生这样评价柏拉图，他还把欧玛尔称赞《古兰经》的话用在了《理想国》上，“烧掉所有的图书馆吧，因为它们的一切价值都在这本书里了。”那么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理想国》吧。 

　　四、伦理问题 

　　讨论是在贵族克福勒斯家里进行的。参加者有柏拉图的两个兄弟格劳坎和阿德马图斯，还有容易发脾气的智者派人物特拉西马科。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充当了柏拉图的代言人。他问克福勒斯：“财富给你带来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克福勒斯回答说财富能使他变得慷慨、诚实和公正。苏格拉底又以他一惯的机智问克福勒斯，他刚才所说的公正的含义是什么?于是一场哲学论战就开始了。再也没有比下定义更能检验和锻炼一个人思维的清晰性和表达能力的了，苏格拉底轻而易举地把众人问了个哑口无言，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定义漏洞百出。特拉西马科终于咆哮起来： 

　　“是什么让你如此固执，苏格拉底?还有你们，为什么全都像傻瓜一样认了输?我是说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公正，你就该自己回答而不是去追问别人，有的人只会提问不会回答。” 

　　苏格控底不为所动，仍然问而不答。经过舌战，他用激将法使粗心的特拉西马科自己给公正下了个定义： 

　　“那么你听着，”这位智者派哲学家愤怒地说，“我宣布，强权就是公理，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政权的形式，但无论是民主的、贵族的还是独裁的，他们在制定法律时，都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这些为他们自身利益服务的法律，被当作‘公正’让臣民们接受，谁违反了法律就会被当作违反了正义准则而受到惩罚。……我说的是大规模的不公正现象。拿独裁制来说，独裁者用欺骗和暴力的手段夺走别人的全部财产。但奇怪的是，现在剥夺了公民的财富，并把他们变为奴隶的人不但没有被骂成骗子和强盗，反而被当作幸福的使者而受到公众的称赞。人们之所以会指责不公正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怕这种行为祸及自己，而不是怕自己也会干出这种事来。” 

　　这就是如今我们多少把它与尼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学说。“我常常嘲笑那些因为自己的脚跛了就自以为是强者的懦夫。”施蒂纳对这种思想作了简洁的总结：“一把强权胜过一口袋公理。”在哲学史上，恐怕没有谁比柏拉图本人把这种思想说得更精彩了，他在另一篇对话《高尔吉亚篇》中借智者派哲学家之口把道德贬斥为弱者用以抵抗强者的一项发明：他们根据自己的标准来随意褒贬，他们说不诚实是可耻和非正义的，而他们所说的不诚实，只是指比邻居得到更多好处的愿望。这些人看到自己的卑劣时，恨不得所有的人都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个强者(超人)，他就可以摆脱这种约束，践踏各种行为规范及一切违反人性的法律。要想更真实地生活，就应该任由自己的欲望发展。从人性的角度说，这就是天然的公正和高贵。但是许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就去责备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能感到自卑，并竭力掩盖这个事实，于是就把率性当成了恶行。……他们压制高贵的天性，他们赞扬公正，只不过因为自已是懦夫。 

　　这种公正不是君子的道德，而是小人的；不是英雄的道德，而是奴隶的：一个人真正的美德是勇敢和才智。也许这种冷酷的“反道德主义”反映了雅典对外政策中的强权成分，也在它欺凌弱小国家时体现出来。在修西底斯为伯里克利虚构的演说词中，伯里克利说：“你的帝国是建立在自身的实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民众的善良愿望之上的。”这位历史学家还记述了雅典使节强迫米洛斯站在雅典一方对付斯巴达的情形。“你们和我们一样清楚，公理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时才值得尊重，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默默忍受。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什么是公正?我们应该追求公正，还是应该追求强权?善良者和强者哪一个更好?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是怎样迎接这种理论的挑战的呢?起先，他根本就不理会这种理论。他指出，公正是一种依赖于社会组织存在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与其把它作为个人行为准则来讨论，不如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来探讨。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描绘出一个公正社会的景象，我们就能更好地描绘出一个公正的个人。柏拉图为这番题外话辩解说，就像检查一个人的视力，我们总是让他先认大字，再认小字；因此，在大的范围内比在小范围里更容易剖析公正。不过，我们不要被这些表象所蒙蔽。事实上，他不仅在探讨个人道德问题，而且也在探讨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他有一张理想国的蓝图，并且决心实现它。这是一段离题的话，却成了他著作的核心价值所在。 

　　五、政治问题 

　　柏拉图说，假如世人都很单纯，公正也就比较容易实现，只需一种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就行了。接着，他继续发挥自己的想像：我们来设想一下他们的生活吧……他们怎么会不自己动手耕种、酿酒、缝衣、做鞋子、盖房子呢?有了居所，他们就会劳动，夏天通常是赤身裸体，到了冬天就必须穿暖和些了。他们以小麦和大麦为主食，把面粉揉成面团，做成上好的布丁和面包，把它们放在用芦苇和干净树叶编成的席子上。他们斜靠在用松木或山桃木做成的卧榻上，和家人一起宴饮，喝自酿的葡萄酒，头上戴着花环，吟诵着赞美诸神的诗篇。他们在享受和美的家庭气氛的同时，还注意着不因为儿女太多而入不敷出；他们还要时常留心，以应付灾年和战争。……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美味——盐、奶酪、洋葱、白菜和食用香草，还可以有节制地饮酒，这种饮食可以使他们安享天年，并把这种生活方式传给后代。 

　　我们注意到这里顺便提到了人口控制(可能是用扼杀婴儿的方式)、素食主义、回归自然，也就是回到希伯来传说中的伊甸园那种浑朴的境界。这段话似乎有着“犬儒哲学家”第欧根尼的风格。正如该称号所透露的，认为我们应该“和动物生活在一起，因为它们安宁、自制，自给自足”。这样一来，柏拉图与圣西门、傅立叶、威廉·莫里斯和托尔斯泰成了一类人了。不过，他比这些虔敬的人多了一些怀疑精神。他冷静地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他所描绘的这个简朴的乐园永远不能降临呢?为什么这样的理想国从来不曾在地图上出现过昵?他的回答是，因为人的贪婪。人们不甘心过简朴的生活，他们贪得无厌、互相争夺、嫉贤妒能。他们很快就会厌倦自己拥有的东西，转而觊觎别人的东西。结果一群人侵占了另一群人的领土，群体之间为了资源而展开激烈的争夺，进而付诸战争。随着贸易和金融的发展，新的阶级分化产生了。“如果你把一个城市当成了一个单纯的城市，那你就错了，其实任何一个城市都可分成两个，即穷人的城市和富人的城市，它们互相对立。对立双方又分为许多更小的城市。”商业资产阶级兴起了，他们通过讲究排场来赢得社会地位。“他们用大量的钱财来打扮自己的妻子。” 

　　由于商人的财富超出土地所有者太多，贵族政体让位于财阀垄断政体——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成了统治者。于是经邦治国政策便为党派权谋和权力欲望所取代。每一种形式的政体都由于过分遵循其基本原则而趋于灭亡。贵族政体由于把权利限制在一个太小的圈子里而走向了灭亡；寡头政体为了眼前利益而争斗不休，最终也为革命所推翻。革命似乎都是由微不足道的原因引起的，但实际上它的背后有着极深的积怨。“接着是民主政体：穷人推翻了敌对势力，把自由和权利平分给了人民。”但是民主制也毁于过度的民主。民主的基本原则就是人人都享有执政和决策的权利。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却带来了灾祸，由于人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具备挑选优秀统治者和制定英明政策的能力。“人民根本没有理解能力，他们只会重复统治者心血来潮时告诉他们的东西。”要想让一种原则被人接受或抛弃，只要把它放在两出流行的戏剧中加以吹捧或嘲弄就行了(这无疑是在抨击阿里斯多芬，因为他的喜剧几乎会嘲讽所有的新思想)。国家这条航船在极端民主政治的浪涛中航行，而每一次演说煽动起来的狂风都会使船偏离航向。最终，这种民主政治只能走向暴政或独裁。民众对甜言蜜语是如此热爱，以致那些阴谋家只要自称是“人民的保护者”，就能爬上最高权力的宝座。 

　　对于这样的民主政体，柏拉图越想越感到不可思议，它竟然愚蠢地把挑选领袖的权利交给轻信又反复无常的大众，更别说把它交给那些见钱眼开、躲在民主舞台后面替寡头们操纵一切的阴谋家了。柏拉图抱怨说，就算是做鞋，我们也知道请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做，但在政治上，我们却认为无论什么人，只要懂得怎样拉选票就知道怎样管理一个城市或国家。我们生病的时候，都知道要请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他的知识就是他能力的保证，我们并不要求这位医生长得漂亮，或者口才过人。然而整个国家生了病时，我们难道就不能寻找最智慧的人来领导吗?因此，寻找优秀人才，以及怎样寻找优秀人才，就成了政治哲学要解决的问题。 

　　六、心理问题 

　　这些政治问题背后存在着人的本性问题。我们要想懂得政治学，就必须先懂得心理学。“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政治随着人心的变化而变化”，“……国家的性质是由国民的本性决定的”。因此，只有先指望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指望有良好的国家；否则，不管政治体制怎么改变，也不能使国家面貌发生质的改观。“人是多么有意思啊!——总是在寻医问药，却又不停地使自己的病情复杂化，他们总以为只要服了别人推荐的灵丹妙药就能把病治好，谁知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不断恶化。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使人类改掉自己的劣根性——殊不知这是在砍海蛇怪的头!”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政治学必须正视的人的因素吧。柏拉图认为，人的行为有三个主要动因，即欲望、情感和知识。欲望、兴趣、冲动、本能是一类；情感、精神、志向、雄心、勇气是一类；知识、思想、才智是一类。欲望来自生殖器，这里是聚积性欲能量的地方，随时有可能爆发。情感源于心脏，源于血液的流动，它是经验与欲望的有机结合。知识是大脑运动的结果，它是欲望的跟睛，可以做灵魂的向导。 

　　上述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只是程度不一罢了。有些人是欲望的化身，他们贪婪，时刻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忙碌着，这些人操纵着产业界。还有一些人，他们崇尚感情和勇气，好胜而不贪财。他们引以为荣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他们的快乐不在市场里，而在战场上。这些人组成了军队。最后是极少数以沉思和悟道为乐的人。他们渴望的不是财物，也不是胜利，而是知识。他们远离市场和战场，陶醉在思想的澄明之境。他们的意志是光而不是火。他们的避难所是真理而不是权势。这些人充满智慧，却不为世人所重视。 

　　正如个人行动的原动力是欲望，但它需要知识的引导。因此，在一个完善的国度，产业应当负责物质财富的生产，但不参与统治；军队负责保家卫国，也不参与统治；只有知识的力量该得到供养、保护并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如果我们的行动没有知识来指导，群众就会带着杂乱的欲望，成为乌合之众。人民需要哲学家的指导，就像欲望需要知识的引导一样。“当惟利是图的商人登上统治者的宝座时，毁灭的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了。”当将军发动军队来建立军事独裁时，结局仍然如此。生产者的舞台是经济领域，军人的职责则是冲锋陷阵。但一旦两者担任公职那就太可怕了。只要他们一插手政治，再好的治国方略也会立刻淹没在野蛮政治的漩涡中，因为治理国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需要有献身精神的人为之奋斗终身。只有哲学家式的国王才适合领导一个国家。“除非哲学家做了国王，要么世上的国王和王子都具备了哲学家的才能，并集智慧与组织能力于一身。只有这样，城邦才会免遭覆灭，人类才会免遭劫难。”这就是柏拉图思想拱门上的拱顶石。 

　　七、心理学的解决办法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把十岁以上的城市居民全都送到乡下去，把所有的儿童都交给我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父母不良习惯的影响。”我们不能靠被长辈教坏了的年轻人来建立理想国。这些年轻人以父兄为榜样，心灵受到了腐蚀。我们要尽可能从头开始。或许某些开明的统治者会从自己的王国中划出一片领地，以便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给予所有儿童完全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我们不知道天才之光会在哪里闪耀，我们必须以公平的态度，在各阶层、各种族中寻找，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普及全民教育。 

　　在人生的头十年，教育应该着重于身体素质的培养。每所学校都要有运动场所，全部课程就是游戏和运动。在这十年中，每个受教育者都应练就强健的体魄，根本不必再寻医问药。“人们之所以依赖于医药，是由于懒惰奢靡的生活使他们变得脑满肠肥，患上各种疾病。这难道不是一种可耻的事吗?……可以说，现行的医药制度是在培养疾病。”它只会使疾病越来越难治，而不是使疾病得到根治。不过这种怪事只发生在闲适的富人之中。“如果一个木匠生了病，他会向大夫提出最简单的治疗要求。不是催吐药和泻药，而是火炙或开刀。如果有人告诉他应该先调理饮食，再用湿毛巾热敷等等，他会立即说，他没功夫生病，因为他看不出荒废了自己的手艺、整天用养病来打发时光有什么好处。因此，他会告别这样的医生，像平时一样进食，要么康复，继续干他的老本行；要么病倒，一死了之。”如果人人都无病呻吟，就会把国家拖垮。因此，理想国首先开始于个人强健的体魄。 

　　但仅仅是运动还不能使人全面发展。“如何才能使生性懦弱的人成为勇敢者呢?”“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充斥着拳手和大力士的国家。也许音乐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灵魂可以在音乐中感受到和谐，甚至可以使人们倾向于公正。性情和谐的人怎么会不公正呢?音乐训练之所以有这么大作用，是由于韵律与和谐能渗透到灵魂深处，而点缀着每个乐章的装饰音，会使灵魂变得更为优雅。”音乐陶冶性情，因此也就能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发挥作用。“达蒙告诉我——我对此也深信不疑——音乐风格变了，国家的基本法也会改变。” 

　　音乐的可贵不仅在于陶冶性情，还能使人保持和恢复健康。有些病只能从精神上来治疗(《查米迪斯篇》第157节)，因此自然女神科里邦蒂斯用疯狂的管乐来治疗患癫狂症的女人，她们兴奋地随着音乐狂舞，直到精疲力竭、倒地昏睡为止。当她们一觉醒来，病已痊愈。人类思想的无意识根源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被触动和抚慰的，而人类行为和情感的这一诉求，正是天才灵感的沃土。“真正的直觉和灵感的获得，不是在有意识的时候，而是在理智陷入沉睡，或被疾病和癫狂压倒的时候。”先知、天才和疯子是近亲。 

　　接下来，柏拉图对“心理分析学”做了一番出色的论述。他认为，我们要对人类天性中这些难以捉摸的问题有所了解。某些不必要的快感与本能被认为是非法的，其实这些本能似乎人皆有之，但是在有些人身上，它们受到了法律和理智的控制，那些好的欲望压倒了它们，使它们要么全部被抑制，要么在程度上受到了削弱；而在另一些人身上，这些欲望却更加强烈，尤其是那些当理智力量处于沉睡时才开始觉醒的欲望。我们的天性中狂放的兽性在酒足饭饱之后突然爆发出来，赤裸裸地到处招摇。无论什么无耻和非自然的事情——哪怕是乱伦和弑父都干得出来。……只有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欲望既不过分放纵，也不过分约束的时候，他才不会想入非非……我们每个人，甚至每个善良的人身上无不潜伏着疯狂的兽性。它在我们熟睡的时候就会冒出头来。 

　　音乐能使人身心健康，人格高尚，但是，过多的音乐和过量的运动一样，也会对人造成损害。职业运动员会近似野蛮人；对纯粹的音乐家来说，“音乐就不再有益于身心健康，反而会削弱人的精神。”因此，二者必须兼顾。十六岁之后，个人的音乐训练就必须中止，尽管合唱之类的歌咏活动就像集体竞技体育一样，要终生坚持下去。另外，音乐也不仅仅是音乐，那些枯燥的数学、历史、科学等科目需要用音乐来赋予它们有趣的形式。为了教育年轻人，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些晦涩的功课编得像诗句那样优美，并用歌声加以美化。即便如此，也不能把这些课程强加给不愿学习它们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精神是应该提倡的。 

　　基础教育应该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但不能采用强硬灌输的手段，因为一个自由的人在获取知识时也应该是个自由人……在强追的情况下获得的知识是不能牢记的，不妨把早期教育变为娱乐活动，这会使你更好地发现孩子的自然倾向。 

　　让思想自由发展，并通过体育和户外活动造就一副强健的体魄，理想国就具备了一个深厚的心理和生理基础，足以应付意外情况的出现。我们还需要有道德基础，社会成员必须团结一致，和睦相处，各负其责。既然人的天性就贪婪、嫉妒、争斗、好色，那么怎样才能促使他们检点自己的行为呢?靠警察到处挥舞警棍吗?这既野蛮又浪费，还制造紧张气氛。更好的方法是让社会道德借助超自然的神的力量。我们应该有一种宗教。 

　　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信奉神灵才能强盛。纯粹的宇宙力量，或第一推动力是不具有人格的，都难以唤起希望、热情和献身精神。它不能抚慰痛苦的心灵，也不能给战斗的灵魂带来勇气。但一个活生生的神却能做到这一切，而且还能对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起到威慑作用，使他们收敛一下贪婪和情欲。如果我们把对个人不朽的信念和对神的信仰结合起来，就更是如此了。来世的希望使我们有勇气面对死亡和承受丧失亲人的痛苦。如果我们怀着信仰去战斗，就会产生更大的力量。就算我们的信仰全都得不到证明，就算神明不过是人格化了的爱与希望，灵魂正如竖琴上奏出的音乐，乐器没有了，音乐也随之消失，但《菲多篇》用帕斯卡尔的论证告诉我们，信仰对我们来说无疑不是坏事，或许反而能给我们和孩子们带来无限的好处。 

　　因为如果我们将所有的事物都对单纯的孩子们讲清楚，并尽力加以证明的话，我们就会感到麻烦。当他们满了二十岁，首次接受严格的检验时，我们将面临一个特别的难题，此时我们要进行一次严格的筛选，或者说淘汰。这种考试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检验，“还有磨难、痛苦和竞争。”每一种才能都有机会显露，而每一种缺陷也都会暴露无遗。落选者会被分派去做国家的经济工作，当商人、职员、工匠和农夫。 

　　这场检验是公正无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一个人是当农夫还是成为哲学家，既不由机遇决定，也不由亲缘关系决定。这种挑选将比民主政治还要民主。 

　　初试过关的人还要在身体、心灵和性格等方面再接受十年的训练，然后对他们进行第二次考试，这一次要比第一次更为严格，落选者将成为行政助手或军官。在淘汰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力说服那些落选者平和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否则，我们怎么能够防止落选者们操起家伙把我们的理想国砸得稀烂，让我们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呢?又怎能防止他们立即建立起一个由群氓统治的世界，重演伪民主那令人倒胃的闹剧呢?于是，宗教和信仰就成了我们惟一的救星，我们要告诉这些年轻人，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是不可改变的——他们就是把眼泪流干也无法改变神喻。我们将告诉他们关于金属的神话—— 

　　“公民们，你们本是兄弟。然而神造你们所用的材料却大不相同。有些人是用金子造的，所以享有最高的荣誉，并有权发布命令；有些人是用银子造的，所以成为助理；还有些人是用铜和铁造的，只能去做农夫和工匠。通常，这种差异会完全传给下一代，但由于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金质的父母偶尔也会生出银质的儿子，而银质的父母有时也会生出金质的儿子。……假如金质或银质父母生出铜质或铁质的儿子，那么就要调换等级了，而统治者绝不应该因为子女成了农民或工匠而怜悯他们，这种情况正如某些工匠或农夫得到提升，变成保卫者和助理一样。总之，我们要遵照神的旨意，绝不允许铜质或铁质的人当统治者，否则国家就会灭亡。” 

　　那么，那些过了关的少数幸运者情况又怎样呢?他们应该主修哲学。这时他们已年届三十。“让他们过早地体验哲学的快乐……因为年轻人在初次感受到哲学的趣味时，会把它当成娱乐而互相辩论，并想方设法驳倒对方……就像小狗喜欢对靠近它们的人撕咬玩闹一样。”这种珍贵的快乐有两个源泉：一是形而上学，即有条理地思考；二是政治学，即英明地进行统治。那些年轻的精英，首先必须学会有条理地思考，因此要研究理念学说。 

　　但柏拉图充满想像和诗意的诠释使这个著名的学说变得十分难懂，对当时屡经考验的获选者而言，必定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事物的理念可以是该事物所属类别的“一般概念”(约翰、迪克的理念就是人)；也可以是该事物运动中所遵循的规律(约翰的理念就是他的一切行为符合“自然规律”)；也可以是该事物和这一类事物所趋向的完美目标和理想(约翰的理念即理想国的约翰)。理念也很可能是所有这些概念、规律和理想。在我们的感官所能接触到的表象和个别事物背后，是不为感官所感知，却为理智和思想所领会的种种概念、规律及发展趋势，它们是从感官接触的个别事物中设想和推论出来的，但比那些可感知的个别事物更持久，因而也更“真实”：人就比汤姆或迪克更持久：圆圈可以随着我的铅笔的移动而诞生，又随着橡皮的擦拭而消失，然而“圆圈”的概念却能永远存在下去。这棵树立在这里，那棵树倒了，然而，决定它们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倒下的规律却是永恒的。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存在着一个靠感官感知的物质世界，也存在着一个靠思想推知的规律世界。我们看不见反比平方律，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无所不在。它在万物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在万物消失之后仍然会存在下去。这里有一座桥，感官能感知到千万吨钢筋混凝土，然而数学家却能用心灵的眼睛看到根据力学、数学和工程学的原理对这一大堆材料进行精密组合时的情形。 

　　假如数学家又是诗人的话，他就会看到那些原理在支撑着这座桥梁：不遵守那些原理，这座桥就会垮掉。那些原理就是将这座桥托在手里的上帝。亚里士多德在论及柏拉图所谓的理念就是毕达哥拉斯的数时，就隐约提示过这一点。毕达哥拉斯说这世界是一个数的世界(可能是说这个世界是受数学原理制约的)。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按柏拉图的说法，“上帝做事总要运用几何学”。斯宾诺莎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上帝和那些普遍原理是同一实体。所以，对柏拉图来说，数学就是哲学必不可少的开端和最高形式。柏拉图在学园的大门上写这么一句话：“不懂几何学者不得人心。” 

　　假如没有这些理念，或者说这些概念、规律和理想，那么世界在我们眼里一定和在初生婴儿眼中差不多，成了无数没有分类、毫无意义、毫无联系的感觉了。因为只有将事物进行分类和概括，找到其存在规律及活动目的，才能赋予它们意义。所以，高等教育的实质就是寻求理念、概念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必须去发现事物内在的联系和意义。发现它们的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发现它们所体现的功能和预示的理想。我们必须根据规律和目的对我们的感官经验进行归类和调整。弱智者的思想之所以明显不同于凯撒的思想，就是因为前者不具有这种能力。 

　　经过五年的理论训练，这些人将学会把这一原理应用到政务之中。这时他们已经三十五岁了，应该承担起处理国家事务的重任了吧?不，还早呢，对他们的教育还远没有完成。因为这些只是理论上的教育，还需其他的训练，让这些哲学博士从哲学的云端降临人世的“洞穴”吧。抽象的理论不经现实世界的检验就毫无价值。我们的学生进入这个世界时不能给他们任何特别的照顾。让他们去和商人、和精明的个人主义者、和暴徒以及阴谋家去竞争吧。在人生的决斗场上，他们要从生活本身中学习，在严酷的现实中，他们要忍受伤痛，学会用自己高傲的额头上的汗水去换取黄油和面包。这是最后一关，也是最严苛的一场考试。这场无情的考试将持续十五年的漫长岁月。这些我们煞费苦心造就的人才中，有些人会在这一时期垮掉，而最终剩下的人已经五十岁了。他们历经了各种磨难，但是头脑清醒，自食其力，学者的自负早已让艰苦的生活消磨掉了。现在传统、经验、文化和奋斗精神赋予了他们全部的智慧，他们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八、政治学的解决办法 

　　水到渠成——也就是不必通过投票这种弄虚作假的方式。民主政治意味着机会，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完全均等，而不是让汤姆、迪克或者哈利轮流做官。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但是只有那些证明了自己其有杰出才能，并通过了所有考试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统治者。官员的挑选，既不是通过投票，也不是由受幕后团体操纵的伪民主政权决定的，而是由他们在公平竞赛中所显示出的能力决定的，这才是民主的基础所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不得担任公职，不能胜任低级职务的人也不能担任高级职务。 

　　这岂不是成了贵族政治吗?当然，如果它将带来美好的现实，我们就不必忌讳这个词。我们希望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这就是贵族政治的意思。难道我们不像渴望让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吗?只不过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所有贵族都是世袭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不能把柏拉图所说的贵族与通常意义上的贵族混为一谈，我们不妨称之为民主贵族。因为在这里，人人都是候选人，而且都拥有通过学习担任公职的机会，并不是在各个团体指定的傻瓜候选人中选择一个更不笨的。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世袭的特权，也不会有出身低微的天才受到压制的情况。统治者的儿子和鞋匠的儿子在同一水平线上出发。如果统治者的儿子是庸才，他在第一轮筛选中就会被淘汰；如果鞋匠的儿子是天才，那么他可以顺利地成为国家的保卫者。这就是基于学校的民主——它远比投票式的民主更诚实、更有效。 

　　正因为如此，“保卫者会抛开一切私心杂念，竭力维护国内的自由。他们以此为职业，从不过问与这一目的无关的事情。”他们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于一身，在情况有变的时候，他们甚至不受法律的束缚。保卫者的统治应该是灵活的，敢于打破陈规。 

　　可是，这些人都五十岁了，还能保持充分的灵活性，而不被传统惯例所束缚吗?阿德曼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哲学家要么是蠢材，要么是无赖；要么昏庸误国，要么以权谋私，或者集二者于一身。“那些痴迷哲学的人，在早年接受教育时就钻研哲学，成年后又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这样的人就算不成为无赖，也变成怪物了。即使那些被当成杰出人才的，由于你极力吹嘘的那种学问的缘故，也变成了毫无作为的浪子了。”不过柏拉图说，他已经预防了这种情况，他不仅让他的哲学家学到了渊博的知识，而且还让他们经受了现实生活的磨炼，所以他们不仅有思想，而且会行动，是经过长期考验、胸怀大志、品德高尚的人。柏拉图的哲学是一种积极的修养，是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智慧，不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法盖认为，柏拉图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与康德完全不同。 

　　关于哲学家能否胜任的问题就到此为止。至于怎样避免邪恶的行为，我们可以采取在保卫者中间设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办法来加以预防：最重要的是，除了生活必需品，他们绝对不可以拥有私人财产，也不能拥有能够封闭的私人住宅，以防他们将前来办事的人拒之门外。他们得到的供养应该和勇敢而节制的军人相当，他们只能从全体国民那里收取有限的税款，这笔钱仅够支付他们一年的开支。他们的吃住条件必须像士兵们一样，我们应该告诉他们：神圣的金属就存在于他们心中，所以他们不需要那种被称为黄金的世俗财产，也不应该让世俗财物玷污了自己的神圣与纯洁，因为那种低劣的金属正是诸多罪恶的根源，而他们心中的黄金却是纯洁的。全体公民中，只有他们不许接触或管理金银，不许处理与金银有关的事务，不许住有金银装饰的房屋，不许佩带金银饰物，也不许用金银餐具，这样，他们才不会堕落，国家才能得到拯救。如果让他们拥有自己的房产、土地和金钱，他们就会变成管家和农夫，而不再是保卫者；会变成人民的公敌和暴君，而不再是人民的朋友了。他们会彼此勾心斗角，并仇恨自己的同胞。这时，他们自身和整个国家都将走向灭亡。 

　　保卫者这个统治集团将受到保护，人们定时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他们过着一种既不奢侈，也不愁温饱的高尚生活，因而他们也就没必要为经济利益而操心。这样，也就不会像普通人那样贪婪和卑鄙。他们就像为国民制定食谱的营养师，首先自己要遵守。他们要像亲兄弟一样吃住在一起。就像毕达哥拉斯常说的那样，“朋友之间一切东西都应该共享。”这样，保卫者的权威就不会带来危害。他们惟一的报酬就是荣誉，他们将成为这样一群人，即从一开始就决心从事这种报酬非常有限的事业。他们在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又学会了把政治家的声誉看得高于政客的高官厚禄和商人的万贯家财。有了他们，党派也就永远消失了。 

　　但是，保卫者的妻子会怎么看待这一切呢?她们甘心放弃奢华的生活吗?因此，保卫者是不可以有妻室的。他们的共产主义不仅共产，而且共妻。他们既不能自私，也不能顾家，他们不能像被妻子控制的丈夫那样一心想着赚钱。他们不能为一个女人而献身，而要为整个社会而献身。就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的，孩子一出生就要从母亲那里抱走，所有保卫者的孩子放在一起抚养，这样，谁也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在这个范围内，所有的男孩都是兄弟，所有的女孩都是姐妹；所有的男人都是父亲，所有的女人都是母亲。 

　　可是，女人从哪里来呢?当然，保卫者可以向产业或军队阶级中的女人求爱，得到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凭能力进入保卫者阶级的女成员，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是没有性别歧视的。这在教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女孩和男孩在向着国家最高职位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机会是一样的。格劳康反对说，女人只要通过考试就可做官不符合劳动分工的原则。但是回答是坚定的，劳动分工的依据不应该是性别，而应该是能力。如果一个女人证明自己有从政的能力，那就应该让她获得相应的领导职位。如果一个男人只会洗盘子而别无他长，那就应该让他去做他能做的事情。 

　　共妻并不等于乱交，而是根据优生原则对所有的性关系进行严格的监督。从这里开始，以动物饲养经验为根据进行了推理：既然我们可以有选择地饲养牲畜，从每一代中挑选出最好的个体来进行繁殖，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我们为什么不将这一原则用于人类的繁殖呢?因为只让孩子接受合理的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赋予他优良的血统。他的先辈必须是优秀、健康的。“教育必须始于出生之前。”因此，新娘和新郎必须持有健康证书，否则就不允许生育。男人只准在三十到四十五岁之间生育；女人只能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生育。男人到了三十五岁还没有婚配，就得交纳公益税。由未经许可的婚配而生下的婴儿或先天畸形的婴儿都必须扔掉，任其死去。在规定的生育年龄，男女可以自由交媾，如果怀了孕则必须堕胎。为了防止素质的退化，亲戚之间禁止通婚。“要尽可能让最优秀的男女相结合，劣等人应该与劣等人婚配，这样产生的后代才不会混血。要想让群体处于最佳状态，这是惟一的办法。……特别优秀的人除了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嘉奖外，还可以得到更多的配偶，因为这样的父母生出的子女多多益善。” 

　　在这个按照优生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里，我们不仅要预防内部的疾病和退化，还要防范外来敌人的侵略。我们必须做好赢得胜利的充分准备。当然，我们这个模范社会是爱好和平的，由于人口增长得到了控制，我们完全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没有采用这种措施治理的邻国很可能会觊觎我们的理想国。所以，我们还是要在中间阶层中保持训练有素的军队，军人要像保卫者那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只靠“他们的支持者”提供的少量财物过活。同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战争的发生。引起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口过剩，另一个原因是对外贸易。它往往会引起争端，竞争性的贸易本来就是战争的一种形式，“和平只不过是一种口号而已”，因而理想国最好位于内陆，这样就可以避免过于发达的对外贸易给我们带来危害，“海洋会使一个国家充斥着商品、交易和拜金的风气，它使人们变得贪婪和奸诈。”外贸需要强大海军的保护，而建立强大的军队无疑是穷兵黩武的野蛮行径，“每次战争的罪魁祸首都只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是友好的。最可怕的就是希腊人自相残杀。但愿所有的希腊人团结一致，以免为蛮族所奴役。” 

　　所以，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这样：统治阶级由少数保卫者组成：人数众多的士兵和“助理”则负责他们的安全；广大的商业、工业和农业人口是这一体制的基础。最后这个阶级可以保留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配偶和家庭。为了防止贫富过于悬殊，工商业应由保卫者进行调节。如果个人财产超过了公民平均财产的四倍，超出部分必须归国家所有。 

　　在保卫者中实行的共产主义并不适合有产阶级。这个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贪婪和竞争。他们之中的高尚者虽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大多数人都陷入物欲难以自拔。贪财的人是不适于治理国家的。我们的全部设想都建立在这样的愿望上：如果保卫者们能清正廉洁，并不介意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享受物质的快乐，那么这些人是愿意让他们去独揽大权的。总之，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阶级和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去从事适宜自己本性和能力的工作。在这里，任何阶级和个人都不去干预他人的活动，但所有的人都能互相配合，从而营造出一个和谐高效的社会。这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 

　　九、伦理学的解决办法 

　　有关政治的细节问题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要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正义?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件事值得人们去奋斗。这就是正义、真理和美。也许这三个概念一个也无法定义，柏拉图死后四酉年，统治犹太地区的一个罗马地方官曾经无奈地问道：“什么是真理?直到今天，哲学家们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给出美的定义。然而对于正义，柏拉图却大胆地下了一个定义：“正义就是拥有自己的东西，做自己的事情。” 

　　这个定义不免有些令人失望。它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的所得应该与他生产的相当，并且尽到最适合于他的职责。正义的人就是一个处在恰当地位上的人，他尽力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与自己的报酬相当。所以，由正义的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和谐、高效的群体，人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就像一支完美的交响乐队中每件乐器那样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的社会是适于生存的，而正义也就得到了达尔文学说的认可。如果社会各部分的协调性遭到破坏，如商人操纵政治家，或者军人篡夺王位，整个社会就会崩溃。所以，正义就是有效的协调。 

　　个人也是如此，正义就是一个人身心各部分的和谐统一，就是这些组成部分各司其职，和谐地作用于人的行为举止。每个人都是欲望、感情和观念的混合体。这些东西处于和谐状态，人就能继续存在，并实现自己的愿望。反之，人格就会分裂，失败也就像黑夜那样不可避免地降临了。正义其实就是心灵各部分的秩序和美。一切罪恶都源自不和谐，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 

　　所以，柏拉图对忒拉叙马科、卡利克雷斯和尼采的信徒们作出了一劳永逸的回答：正义不仅仅是力量，它是和谐的力量——各种愿望纳入秩序而成为才能，众人纳入秩序而形成组织。正义不是强者的权利，而是整体的和谐。的确，有人越出了与自己的本性和才智相当的地位，并获得了一些好处，但最终逃不过复仇女神的追杀。正如安那克萨哥拉所说的复仇女神追赶离轨的行星一样，造化的那根可怕的指挥棍也会把每一件不听话的乐器拨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上去。来自科西嘉岛的中尉企图对欧洲实行专制统治，但这种统治却不适合暴发户式的王朝。最终，他在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并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过是“造化的奴隶”。非正义最终都会走向灭亡。 

　　这个观点并不新奇，但实际上，一切标新立异的哲学体系都是值得怀疑的。就像爱美的贵妇一样，真理也常常改变自己的服饰，但不管有着什么样的外衣，实质并没有改变。在伦理道德方面，我们不必期待什么惊人的改革：无论智者派哲学和尼采哲学作过多么有趣的冒险，所有道德观念都是以整体利益为中心的。道德起源于人际关系。社会生活要求个人为了公共秩序，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行为的最终标准是群体的利益。这是造化永恒的安排：一个团体在与另一个团体的竞争中能否存在下去，完全看它是否团结。 

　　因此，最好的合作就是人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耶稣说，道德是对弱者的仁慈；尼采说，道德是强者的勇气；柏拉图则说，道德是整体高效的和谐。也许必须把这三种学说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美的伦理学，然而我们能说其中任何一个无足轻重吗? 

　　十、评论 

　　现在，我们怎样评价理想国呢?它行得通吗?假如行不通，它有没有可供现代社会借鉴的地方呢?它是否曾在某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过呢? 

　　至少在最后一个问题上，答案是有利于柏拉图的。在长达千年的一个时期里，欧洲被一个类似于保卫者的阶级统治着。在中世纪，人们习惯于把基督教徒分为劳动者、军人和教士。教士阶级虽然为数最少，却掌握着文化传播的工具和机会，并且有力地统治了地球上最强盛的大陆的一半——半个欧洲。这些教士就像柏拉图的保卫者一样，成为统治者靠的不是人民的投票选举，而是在教义研究和教会管理中表现出来的才能，是他们的自省和安贫乐道，以及他们的亲友对国家和教会势力的影响。在他们统治的后期，他们彻底摆脱了家庭的牵累，柏拉图的愿望算是实现了。教士之所以拥有如此大的势力，其独身生活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因为一方面，他们不为狭隘的家庭私利所羁绊，另一方面，他们那种超越肉欲的姿态增加了世俗罪人对他们的敬畏，也使这些罪人更容易在忏悔室里向他们袒露隐私。天主教的许多政治制度源自柏拉图“伟大的谎言”。中世纪的天堂、炼狱和地狱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理想国》的最后一章。经院哲学的宇宙观大多源自《蒂迈乌斯篇》，唯实论学说就是对理念学说的一种阐释，就连大学教育里的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都是仿效柏拉图著作中的课程设置的。有了这种学养，他们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就统治了欧洲人民。人民欣然接受这种统治，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人民不断地向他们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却没有对这个政权提过什么要求。这种顺从不仅仅限于普通民众，商人、军人、封建主和世俗政权无不对罗马俯首帖耳。 

　　曾经统治过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士是半柏拉图式的保卫者。这是一群教士寡头，他们在蛮族中因为拥有知识和技能而掌握了权力。奇怪的是，1917年10月革命后统治俄国的共产党政权也曾让人想到理想国。他们献身于自己的事业，犹如圣徒一般庄严。他们统治着欧洲大半的土地，却过着俭朴的生活。 

　　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柏拉图的计划只要加以改进，还是可行的。实际上，这个计划主要源自他游历途中见到的实际情形。他对埃及的神权政治印象很深：这是一个由少数僧侣阶级统治的伟大文明。与雅典公民大会的喧嚣、暴虐和无能相比，柏拉图认为埃及政府代表着一个更合理的政体。在意大利，他曾在一个由毕达格拉斯学派建立的公社里生活过一段时期，这里的人信奉素食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好几代人一直统治着他们生活的那片希腊殖民地。在斯巴达，他看到少数统治阶级与他们的人民生活在一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同吃同住，为了优生而限制婚配，勇敢者可以享有多妻的特权。柏拉图在提出自己的计划时，绝不会认为自己对亲眼见到的事实所做的推想是虚妄的。 

　　然而，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今天，批评家们已经在这个理想国中发现了很多缺陷。那位斯塔吉人尖刻地说：“这种东西自古以来已被发明过好凡次了。设想一个充满兄弟般情谊的社会固然是件不错的事，但是人们动不动就以兄弟相称显然就会淡化这个称谓所包含的温情，共产也同样如此。”这样一来，责任心就会随之淡化。当一切都共有时，这一切就没有人在乎了。共产制度将会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可怕的密切联系，不给隐私和个性留下任何余地；另外，它还假设人人都具有圣人般的忍耐与合作的美德。“我们不能推行普通人做不到的道德标准。我们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能享受的生活和国家能达到的政权形式。” 

　　以上是柏拉图最伟大的学生对他的批评。柏拉图低估了一夫一妻制习惯的影响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准则。他认为一个男人会不介意和别人共一个妻子，他低估了男人的占有欲和嫉妒心。他认为母亲们会同意别人把自己的孩子从怀里抱走，让孩子在没有爱心的环境中成长。但他低估了母性的本能。更重要的是，他忘了自己在废除家庭的同时也摧毁了道德和共产精神的基础。这种互助和共产精神正是理想国的心理基础。就这样，他用雄辩的锯子锯断了自己栖身的树枝。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以上批评打倒的只是一个稻草人。柏拉图早已把大多数人排斥在他的共产主义计划之外了，他知道，能够控制欲望的只是少数人。所以他只是认为他的统治阶级能过苦行僧式的生活。只有保卫者之间才能以兄弟姐妹相称，也只有保卫者不占有财产。普通人仍然可以有财产、金钱、奢侈品和他们向往的各种私人生活，他们完全可以坚持一夫一妻的婚姻，维护这种制度带来的一切道德规范。母亲们也可以守着自己的孩子。至于保卫者，支撑他们的不是仁慈，而是荣誉。至于母性的本能，它在孩子出生前后并不十分强烈。随着孩子在母亲的照料下慢慢长大，母亲的爱也在与日俱增。只有在孩子身上凝聚了母亲太多心血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让母亲牵肠挂肚。 

　　别的批评是经济上的。有人说，柏拉图不是把每个城市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了。对此问题的解释是，阶级对立是由经济冲突造成的，而理想国中的保卫者及其助理阶级不参与财产的竞争，这是明确规定的。但是这样一来，保卫者就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了。他们岂不是要独断专行了?不会的，他们能够发号施令，但没有经济上的权力。有产阶级如果对他们的统治方式不满，就可以停止食物供应，正如国会用不批准预算的方式控制政府部门。假如保卫者只有政治权力，没有经济权力，他们靠什么维护自己的统治呢?哈灵顿和马克思等人说过，政治权力来自经济权力。经济权力一旦落入被统治阶级之手，政治权力也就将易手了。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也许有人会说，罗马天主教势力在统治之初就注重对教义的反复宣传，而不是对财富的横征暴敛。但是，教会的这种长期统治可能是基于欧洲的农业状况：由于农民们无奈地依靠着反复无常的自然力，就导致了对自然力的恐惧和崇拜。随着工商业的日趋壮大，产生了一种具有新观念的人。他们注重人间的幸福，而教会的权力与新的经济现实一交锋就彻底溃败了。政治权力反复适应着不断变化的经济力量。由于柏拉图的保卫者在经济上依赖于有产阶级，他们不久就会沦为后者的傀儡。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柏拉图主张政策必须由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来决定，实施者应该是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官员，而不是完全不懂治国之道的商界人士。 

　　柏拉图最大的不足，也许就是缺乏赫拉克利特的流变意识。他急切地要把这个运动的世界变成静止的画面。他和所有怯懦的哲学家一样过于着重秩序。他被雅典民主政治的骚乱吓坏了，因而轻视个人价值。如同昆虫学家对苍蝇进行分类，他将人也分成不同的阶级，他的理想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僵化、厌恶创新的遗老世界。它只有科学，没有艺术；只有秩序，没有自由。它在名义上崇尚美，却要放逐创造美的艺术家。这并不是真的理想国，而是斯巴达或普鲁士。 

　　既然我们不得不坦诚地说出了这些话，那么接下来就该向博大精深的柏拉图思想致敬了。说到底，他还是对的。不是吗?这个世界需要最英明的人来统治。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的思想应用于这个时代。如今，民主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我们不能按柏拉图的设想去限制人民的投票权，担我们可以对政府官员加以限制，以保证民主制与贵族制的结合。柏拉图说政治家应该像医生一样接受专门训练，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可以在大学里设立政治学系和行政管理系。当这些学科发挥了作用，我们就可以限制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担任公职。我们甚至可以让所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都获得担任公职的资格，以此根除烦琐的提名候选制，这种制度正是民主政体腐败的根源。只要受过适当的教育，具有良好的素质，任何人都可以宣布自己为候选人，这样一来，选举的范围就比现在这种本是一丘之貉的两个竞选者每四年出来表演一番的做法要好得多。对这种只有具备行政管理才能的毕业生才能出任公职的办法，只要稍加改进，就可以使它更民主，这就是无论出身，无论贫富，人人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人人都可以通过接受专门训练而走上政坛，让各级政府为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提供学费。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最后，应该公正地说明一下：理想国不太切合实际柏拉图是知道的。他承认自己描述的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但他认为说出来仍然是有价值的。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向往一个更好的世界，并至少使它部分实观。人是创造理想国的动物。憧憬未来并非完全没有用处，即使我们只是描绘了一幅图画，那也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目标。假如人们朝着这个目标奔跑，理想国就会在我们的版图上出现了。 

　　虽然柏拉图的计划尚有很多疑点，但一旦有实施的机会，他还是会大胆地去冒险。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应锡拉库萨统治者狄奥尼修斯的邀请，去把他的王国改造成理想国。当狄奥尼修斯发现这个计划要求他放弃王位时，就停止了这一计划。结果，两个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据说柏拉图被卖为奴隶，多亏他的朋友兼学生安尼克里斯把他救了出来。 

　　柏拉图去世前的几年过得很快乐，他在自己的学园里悠闲地漫步，从一群学生走向另一群学生，给他们布置需要研究的课题。他再次来时就举办讲座，宣布答案。 

　　有个学生结婚时邀请老师参加喜宴，八十高龄的柏拉图如约而至，高兴地加入到狂欢的行列。随着欢乐时光的流逝，年迈的哲学家退到了安静的角落。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想休息一会儿。宴会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结束，疲倦的狂欢者们走过来想唤醒他，发现他已安详地辞别了人世。 

　　（节选自《哲学的故事》，新星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