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社会科学哲学（philosophyofsocialscience）首要解决的是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社会科学认知取向的规范性与社会科学实践本身的描述性两者所构成的张力。为了消解这一张力，我们就需要立足于当代经验科学的新成果，以经验知识、科学发现等为理论基底，重新引入自然主义观念来审思社会科学及其知识的科学性。通过对社会科学本质与实践的反思，我们发现，作为反自然主义的典型代表，诠释学、批判理论对于自然主义的挑战，扩大了社会科学哲学规范性的说明，而削弱了其描述性的特征，从而导致对社会知识的质疑及其实践理性的消解。从这一点来说，如果我们无法辩护社会科学之科学理性地位，那么就不能为社会科学的逻辑、方法、说明模式给出合理的阐明。
当然，自然主义能否运用于社会科学历来备受争议。20世纪70年代，托马斯（DavidThomas）曾指出：“我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研究是否满足自然科学的方法？社会研究能否遵循、复制自然科学的方法？社会之自然的、科学的研究这一自然主义观念是否正确？”1批判实在论者巴斯卡（RoyBhaskar）以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Naturalism）观念重新阐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强调“尽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而恰恰由于这些差异性才使得社会科学得以可能，也正是因为研究对象的本质决定了它可能的科学研究方式”2。无论有关自然主义之于社会科学的适用性如何，“当代哲学的研究认识到，把科学发现（scientificfindings）纳入考虑是必要且有价值的”3。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这种共识，最终形成了“自然主义转向”（naturalisticturn），并使得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理论特征与发展趋势。本文之目的，正是在阐释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转向”及其理论定位与研究进路的基础上，重审自然主义之于理解社会科学理性基础的实践意义，以期为解决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之科学地位问题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研究路径。
一、社会科学中为何发生“自然主义转向”
自然主义（naturalism）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态度和思想倾向，与科学、文化等领域密切相关，它“主张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相连续，表明至少某些科学方法对于哲学中所谈论的规范产生了影响”4。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产物，近现代科学之研究方法和说明模式的出现，赋予了自然主义更为特殊的涵义。“自然主义是多种观点的统称，主张社会科学应该以某种重要方式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研究”5，其关注的核心论题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哲学作为一种元理论事业，其实质是对于社会科学本质与实践的反思，即通过对社会科学特定理论或方法论的考察，来判定其是否适用于解释某种社会现象。
19世纪以来，科学作为经验知识的一种范式，其在发现支配自然世界运行规律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而为科学方法延伸至社会、道德、人类精神生活领域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论路径。穆勒（JohnMill）在其《逻辑体系》一书中给出了社会科学中自然主义立场的经典形式，“道德[也就是人类]科学发展迟缓的状态只能够通过物理科学适当地延伸及概括来补救”6。自然科学的理论解释模型进一步扩展了自然主义的适用范围，自然科学通过构建产生现象的潜在机制理论，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同理，社会科学的目标在于，构建潜在的社会过程或社会机制之理论，从而更为广泛地解释、预测各种社会现象。
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量子力学、逻辑悖论所引发的物理学危机与数学危机的出现，哲学也面临着因研究对象的缺失而失去自身存在价值的危险。在实证主义、心理主义思潮严重威胁哲学合法性的同时，弗雷格（GottobFrege）开创了以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为主要特征的分析哲学，他以反对心理主义为哲学确立了新的研究起点，将语言的逻辑形式的探讨视为哲学的真正开端。逻辑经验主义是分析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20世纪20年代，逻辑经验主义者使用形式化方法试图澄清、分析、解决传统哲学之争论，强调哲学本身应完全成为一种科学的哲学，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在于，区分科学理论的分析（或概念）内容与综合（或经验事实）内容，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科学哲学本身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先验的概念事业，其目标在于重构科学的语言”7。20世纪30年代，卡尔纳普（RudolfCarnap）提出逻辑句法问题，使得科学哲学变为一种科学的逻辑，其致力于揭示科学基本概念的逻辑句法结构。为此，逻辑经验主义者区分了以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历史为代表的描述领域和以认识论、逻辑和概念分析为主导的规范领域，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基于此，在20世纪50年代，亨普尔（CarlHempel）创建了“演绎—规律模型”，并将其普遍应用到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经验科学领域；纽拉特（OttoNeurath）出于拒斥形而上学的目的，采用科学统一观念，试图使用“统一的物理主义语言”将社会科学置于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之下。总之，逻辑经验主义“对自然主义持一种敌对的态度，认为科学哲学是一种规范的、先验的事业”7，其核心目的就在于，通过分析与综合、观察与理论的严格区分，以物理学为统一语言来对科学理论进行理性重建，因而把科学哲学视为是对科学概念、理论、方法进行逻辑分析的一种先验活动。
自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逻辑经验主义在科学哲学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几乎与反心理主义、反历史主义、反自然主义同义”8。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当代自然主义者借助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观念，重新提出一系列有关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问题，从而对分析哲学的上述观念进行了强烈批判。因而，当代自然主义是建立在对弗雷格所开创的分析哲学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总体而言，当代自然主义主要有两个理论来源，共同激发了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
其一，奎因（W.V.Quine）的“自然化认识论”。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反思，奎因认为，一旦我们证明对于知识之可靠基础的寻求是无效的，那么哲学将失去其以先验反思和逻辑分析作为知识之来源的基础性地位，从而也就无法为科学本身的合理性提供某种辩护。出于拒斥先验知识之可能性的目的，自然主义否定了哲学所具有的任何特殊的认知或方法论地位。这一思想是奎因1969年所发表的著名论文《自然化认识论》中的核心观念。基于整体论和实在论，奎因恢复了自然主义的地位，认为哲学与科学相连续，没有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能够借助于某种先验的概念分析，使得哲学知识不同于并优于科学所提供的经验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验科学的发现对于理解哲学问题与争论是极为重要的”9。
由此，奎因开创了将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取代认识论的转变。奎因强调知识的构成及其基础的获得，必须诉诸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科学的历史探索，可行的途径是将认识论视为心理学的一章，并由此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这种自然主义主张激发了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奎因认为“知识是一种自然过程，是人类认知活动的输出，这种活动将感觉刺激转换为一种确定的理论输出”10。因此，认识论所进行的自然化处理，实质上是试图将传统认识论研究转向经验层面，以经验知识为模式，运用心理学、认知科学等自然科学方法来解释人类知识的获得过程，其目的在于为科学提供一种更为坚固的经验基础。
其二，库恩（Thoma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作为对逻辑经验主义反思的另一重要结果，库恩强调任何科学以及科学知识的适当模型都应尊重科学的实际历史，而拒绝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哲学视为纯粹的概念活动的立场。为此，库恩以“范式”为核心构造了科学认识的动力学模型，旨在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来描述科学认识的演化过程，把科学活动视为科学哲学所研究的一种自然现象。这一观念主要体现在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其“包含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库恩乐意使用各种后验科学（aposteriorisciences）及其他学科（尤其是心理学和历史学），来处理至少是部分的哲学问题”11。自然主义是库恩思想中最为原始、最富有成效的哲学元素，库恩对于科学如何发展的解释进路实质上是自然主义的，其“使用的就是基于心理学（格式塔转换）或社会学（时代的变迁）基础之上的自然主义手段”12。因而，库恩基于他对科学的历史分析，激发了科学哲学中的另一条自然主义进路。实质上，库恩和奎因的哲学旨趣是同根的，都强调认识论与经验科学的连续性，而反对笛卡尔的“第一哲学”观念即人们开始于一系列先验的基本原则，并且使用这些原则为人类知识做出辩护。不同的是，前者基于科学的历史分析，考察知识的社会文化特征；而后者则立足于自然科学路径探讨人类知识的获得过程。
沿着奎因和库恩所开辟的自然主义路径，当代科学哲学研究表现出一种广泛的“自然主义转向”，即一种“从传统哲学的先验方法转到与自然科学相连续的哲学观念的转向”13。这一基本共识也使得社会科学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重新出现了以自然主义为主导观念的多种研究进路，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基于此，自然主义者将人类社会的研究，定位为与自然界其他研究对象的方法和理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基特和厄里（RussellKeat,JohnUrry）在《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基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立场，提出“社会实在论”概念，旨在延续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传统，以期解决实证主义社会学与解释主义社会学二者的极端争论14；托马斯在其著作《自然主义和社会科学》中，则立足于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阐述了自然主义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是一种合法的方法论范式1。
二、社会科学的自然主义进路及特征
20世纪初美国的实用主义是最大且最自觉的自然主义哲学流派。实用主义者将人类生活建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之上，采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处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从而取代传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二战后，因逻辑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影响，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逐渐走向没落。而逻辑经验主义所进行的科学理论的理性重建又根本无法为所有科学构造出规范、统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这使得自然主义成为了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进路。作为一种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实践活动，“社会科学哲学被视为是对各种理论架构的批判综述，这些理论架构往往采用自然主义或准自然主义的（quasi-naturalist）社会科学模式”15。只不过，随着经验科学一系列新成果的介入，社会科学哲学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理论特征，形成了多种理论定位与研究进路。
1.经验自然主义（EmpiricalNaturalism)
在改造传统经验概念的基础上，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JohnDewey）提出经验自然主义，其实质是一种实用的自然主义。杜威的这一思想观念建立在美国自然主义传统和英国经验论基础上，并受到实证主义哲学运动的影响。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其一，经验发生的情境原则。与传统经验主义者相反，杜威并未把经验视为知识即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而是把经验看做人类接受外界刺激并作出反应的方式。关于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杜威指出，“我们需要诉诸心理学和社会伦理学包括所有与具体社会科学相关的学科”16。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杜威将经验视为有机体与环境（自然或社会等等）之间的相互作用。经验并非外在于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关、发生于自然之内的东西。这里的自然就是经验发生的情境，也就是说，任何经验必然发生于特定的时空、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中。
其二，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自然作为经验对象，依赖于经验，这意味着自然与经验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在经验与自然、主体与对象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连续性”。这一观点是杜威经验自然主义的核心，其主旨在于超越传统经验主义二元论的对立，并试图为之构建一个可融合的对话平台。“连续性”不仅表现在经验与自然之间，而且体现在个人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等重要方面，也就是要打破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
2.批判自然主义（GriticalNaturalism)
20世纪70年代，出于对实在论与自然主义的辩护，巴斯卡提出批判自然主义，即一种有限的、批判的、非还原论的自然主义。巴斯卡认为虽然自然知识客体与社会知识客体存在本质区别，但社会科学仍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科学性，两者不必拥有相同的理论形式及一致的研究方法。由此，巴斯卡强调自然与社会在本体论上具有统一性，不同的是，社会结构所包含的分层、突现特征使得社会实在有别于自然实在。其特征表现在：
其一，社会本体的分层化。巴斯卡为了获得科学活动之本体论基础，对自然实在与社会实在进行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分层化处理，即经验域（empirical）、实际域（actual）和真实域（real）。从集合论的视角来看，经验域是实际域的子集，实际域又是真实域的子集17。真实域作为实在的最高层次，包含了经验、事件及机制。基于此，巴斯卡强调社会科学的目标即为，在真实域中寻求社会事件发生的潜在机制。
其二，社会结构的突现性。社会与个人内在地具有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因此，社会结构凸显出一种有别于自然结构的独特特征———突现性，其主要表现为行为、观念、时空三方面的依赖性。批判自然主义通过社会结构的“突现”理论揭示出社会实在的本质，认为社会实在具有不可还原为个体属性的特征。因此，批判自然主义强调，我们有可能对科学给出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下，能够产生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适用的、适当的、特定的方法2。基于此，批判自然主义建构了一种实在论的社会科学哲学，从而回答了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3.自然化认识论（NaturalizedEpistemology)
由奎因所倡导的这一思想试图对认识论进行实证化、自然化、科学化的处理。由此，认知心理学、进化生物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与社会科学哲学的联系愈发密切。其特征在于：
其一，以进化论为理论基底。坎贝尔（DonaldCampbell）、罗森伯格（AlexRosenberg）、与布雷迪（MichaelBradie）等人主要关注与社会科学哲学密切相关的达尔文范式和进化模型。布雷迪指出，“人类作为进化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自然生物，他们的认知能力与信仰同样是自然进化发展的产物。知识的增长遵循生物学中的进化模式，这一方式被称为‘进化认识论’”18。可以看出，布雷迪运用了隐喻和类比手段来看待生物的进化与人类知识增长的内在关系。罗森伯格引用达尔文模型来解决科学或社会科学哲学问题，把生物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最佳模型，指出所有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都具有生物学的性质，并强调人类社会生物学在社会科学中具有优先地位。
其二，合理性与规范性的自然化。巴恩斯（BarryBarnes）、特纳（StephenTurner）等人曾致力于合理性和规范性的“自然化”处理。巴恩斯就曾提出用心理学来理解人类行为，试图为合理性的自然化提供更为成熟的形式，并且强调“社会学是一门以自然主义而不是以规范性为取向的学科，它仅仅试图将不同信念和概念作为经验现象来理解”19。
4.社会认识论（SocialEpistemology)
由于奎因等人的自然主义疏于对知识、认知的社会维度的考察，20世纪80年代，由英美科学哲学传统发展出来的社会认识论开始出现于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其主要关注社会认识及其本质、知识生产的社会因素以及与传统认识论之区别等基本问题。其主要特征体现在：
其一，社会化的自然化认识论（socializingnaturalizedepistemology）。作为一种元理论研究，社会认识论的建构依赖于知识的自然化。富勒（SteveFuller）强调“一种对知识自然化的研究本身就应该运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发现”20。唐斯（StephenDowns）在富勒等人的思想观念上，提出社会化的自然化认识论，强调了科学实践的本质，主张认识论应当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来考察，认为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应当把有关自然的、社会的科学方法运用于认识论的探讨中。
其二，社会实践的诉求。社会认识论作为人类对于外部世界进行反思的元理论研究，强调实践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与注重科学理性、逻辑的传统认识论不同，社会认识论主张认识论应当把社会、文化、心理、政治等因素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从而扩大了认识论的研究范围，进而成为人类在知识探索过程中反思社会科学实践时的一种理论诉求。
实质上，自然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哲学一个具有潜在历史过程的研究传统，只是伴随着哲学研究主题的不断更迭，在20世纪以“科学潜流”的形式渗透于各个理论当中，表现出更为丰富的理论特征。上述四种自然主义进路，只是具有代表意义的方面，反映了社会科学中以自然主义为研究模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点。从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经验自然主义，到以实在论为立场的批判自然主义，两者均是以自然主义为核心观念，试图将个人与社会、经验与自然、事实与价值等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整合于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之下。由自然化认识论到社会认识论的转变，体现了自然主义认识论从认知的个体维度向社会维度的嬗变，从而使认识的个体化与社会化日渐融合，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认知体系。
三、自然主义如何保证社会知识的科学性
社会科学及其知识的科学地位问题历来备受争议，根本原因在于对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质疑。人类能否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社会研究能否使用自然科学那样的逻辑结构产生出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哲学内部各种争论的核心所在。伴随着“自然主义转向”，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中出现了自然主义、心理主义、历史主义等研究趋势，这些进路使得经验科学的发现与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之求解日渐相关，甚至是决定性的。特纳和罗斯（PaulRoth）指出，“从哲学上说，社会科学表现着某种形式的‘真实存在的自然主义’”21。因此，立足于自然主义的观念，我们可将社会科学哲学问题的求解置于经验科学的成果中，而不必诉诸任何先验的、超自然的事物，从而自然主义就为社会科学及其知识的科学地位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辩护方案。
首先，从人类个体与社会的构成上看，人类即为一种社会物种，拥有其本身的自然特征，人类个体的自然性与社会的自然性彼此交叉、相互影响。为此，当代自然主义提出以信息动力学（informationaldynamics）、认知科学和进化论三种研究策略来确立社会领域的自然特征10。这些策略实质上是自然主义者自然化社会领域（Naturalizingthesocialsphere）的一种新的刻画方式，其目的在于为人类认知机制、社会知识的产生与获得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具体来看，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对象以及方法均具有动态发展的显著特征，因此，社会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或特殊社群，很大程度上是由社群所具有的信息动力所决定的。根据当代信息论的观点，信息应该在一种理论意义上来理解，信息概念在认知科学、系统科学、符号学等众多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因而，信息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的交流，还包括纯粹的精神媒介物。人类通过这种媒介物来传播富有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部分地决定了个人行为和信息图景。
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以心理学取消了认识论的合法性，这一观念将传统认知维度转向了经验层次，推动了从科学角度探讨认知的过程，从而导致当代认知科学的产生。认知科学通过提供个体心智的详细特征，具体化一系列可能的社会事实，其使用记忆、学习、推理、决策、言语理解等有关人类心智能力的真知识，来替代直觉观念或者哲学家的推测。因而，人们通过认知科学试图对理论如何来表征世界、理论如何与经验相关、科学概念如何形成等问题进行求解。例如，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的目标在于，基于认知神经科学为理性行动提供一种决策解释。戈德曼（AlvinGoldman）对于认识论自然化方案的建构使用的就是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心理学。
作为认知科学的理论基础，进化论强调人是自然中的一种动物，是由其他动物进化而来的，因此，人类的认知能力也是在进化中产生的。在认识论的自然主义进路中，进化论明确诉诸达尔文传统，形成了两个独特分支，即生物进化论与文化进化论。生物进化论对人类的认知机制做出原理性的解释，认为认知机制使得人类的社会互动能够以特殊的方式来发展、稳定、进化，认知机制与社会互动共同组成了人类所共有的“社会认知”22。如果说人类的主体间性构成了人们获得社会世界之科学理论的障碍，那么社会认知则为这一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能。文化进化论则用以解释特定形式的社会过程的成因问题。文化进化论这一概念来源于生物与文化的变迁，是目前理解文化变迁的主导范式。受达尔文传统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家试图采用生物学观念来理解文化的变迁。
其次，当代自然主义观念使得对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理解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一方面，认知科学已深刻揭示出人的认知系统的机制与功能，强调知识的形成应建基于人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进化生物学强调科学知识的进化与人类认知能力的进化是同构的，对于诸如社会行为、社会组织、社会变迁、文化进化等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应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探究。基于此，当代认知科学和进化生物学尝试采用自然主义术语来解释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形成了以生物学、心理学等经验科学为理论基底的生物主义与心理主义23，从而扩大了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论域。
生物主义作为自然主义的一种更为严格的形式，是一种使用生物学术语解释非生物事实的研究纲领。生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了进化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两种研究纲领。自迪尔凯姆将达尔文主义引入社会学并提出以进化的方式统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来，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就把进化生物学理论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致力于社会理论和政治学的研究。他们认为用进化生物学去解释人类心理学和人类行为，是社会科学获得像自然科学和生物学所具有的那种客观性的有效方式。马克思主义者以进化生物学为理论基础，指出各种制度的变革具有深刻的历史性特征；语言学家通过生物进化的类比形式来解释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威尔逊（EdwardWilson）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中强调，社会生物学理论可以运用于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之中24。社会生物学家接受了动物与人类发展的交互理论，认为生物的外在特征就是生物本身在具有生物物理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环境中的一种复杂表现。
心理主义试图用心理学术语解释社会行为和社会特征，但其忽略了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运动的不可还原性。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即为一种心理主义研究进路，这一理论不仅为社会行为提供了一种解释形式，而且蕴含了一种“可使我们获得有关社会生活的客观的但又是解释性的意义”25。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个体行为是社会事件的根源，所有个体行为的目的在于获得其期望效用的最大值。因此，这一理论的特征在于，它能够应用认知机制，通过考察行为者的动机、决策、选择所产生的结果，来对社会现象进行一种理性的说明。20世纪60年代科尔曼（JamesColeman）提出一种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交换理论，把理性选择视为各种形式的宏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社会效用（socialutility）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被视为是主观效用的结果或者说与一种行为的主观概率（或者信念强度）相关。但邦格（MarioBunge）指出，主观效用与主观概率都无法获得客观上的测量，而被视为是一种先验的策略。
再次，人的本质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的本质。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社会的基本特征。自19世纪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脱胎于哲学伊始，社会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便随着这些经验科学的诞生而出现。由此，“自然主义者，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人的科学（thesciencesofman）中发展出一种自然主义的研究范式”10。
人的科学激发出两个相关但有区别的哲学论题。一是，“自然化”心灵。此论题是心灵哲学的核心问题，即如何使得心灵和所有精神的东西是自然的；二是，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其目的在于，以一种科学统一范式将社会科学置于与自然科学平等的地位。自然主义者强调科学知识应当以经验证据为原则，而不是依赖于常识、哲学传统或者不切实际的推测、信念等形式，因而“自然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总的来说，现在依然处于前科学阶段，其以过于依赖常识或推测为特点”26。安德勒（DanielAndler）强调，目前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都具有“认知的”特征26。在社会科学实践中，大多数社会现象的认知模型使用了认知科学的概念，并且以一种推测性的形式引入了进化理论。因此，建构一种基于自然主义的研究范式已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基于认知科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由奎因和其他‘后实证主义者’所开辟的自然主义转向，这三个立场共同构建一种认知—进化范式（acognitive-evolutionaryparadigm）。这一范式主要集中在个体行为者的研究领域中。”26该范式突破了传统哲学所倡导的从第一性原理（firstprinciples）出发来构建人类心灵与世界的关系模式，立足于认知社会科学的研究框架，将作为个体的人视为一种复杂实体，并且强调个体人的行为可以从自然主义的视角来进行研究。
综上可见，随着认知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经验科学观念的普遍渗透，一种全新的自然主义观念逐渐显现于当代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发展中。无论是以进化论为研究基底，强调使用进化生物学解释人类行为的生物主义，还是以心理学术语，应用认知机制来解释社会行为的心理主义，这些自然主义进路都为社会知识科学性的辩护提供了新视野，从而使得一种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哲学（naturalistphilosophyofsocialscience) 27愈益清晰。因此，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为理解社会科学的科学理性之本质提供了一个统一框架，从而改变、扩展了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我们对哲学研究方式的认识，以及对科学自身、社会科学之科学地位等方面的理解。
当然，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共同体和公认范式，在诸如意向性、解释、历史性、自由意志等问题上存在争论；另一方面，作为哲学之核心的规范性问题，无法由经验科学获得揭示。因此，自然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的规范、意义、价值究竟该如何定位，就成了尚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但无论如何，当代社会科学在最新经验科学成果的影响下，已经表现出深刻的“自然化”特征。考察社会科学中自然主义研究策略，无疑为解决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等问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思维路径。
【注释】
1 (16)DavidThomas,NaturalismandSocial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p.1,pp.2-7.
2 (20)RoyBhaskar,ThePossibilityofNaturalis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3,p.3.
3 TheoKuipers,GeneralPhilosophyofScience:FocalIssues,Amsterdam:Elsevier,2007,p.v.
4 JoséGalparsoro,AlbertoCordero,eds.,ReflectionsonNaturalism,Rotterdam:SensePublishers,2013,p.105.
5 MarkRisjord,PhilosophyofSocial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14,p.8.
6 JohnMill,ASystemofLogic,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856,p.xii.
7 (8)MervynHartwig,DictionaryofCriticalRealis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7,p.253,p.254.
8 MartinCurd,StathisPsillos,eds.,TheRoutledgeCompaniontoPhilosophy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14,p.xxvii.
9 StathisPsillos,PhilosophyofScienceA~Z,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07,p.158.
10 (25)(30)JamesWright,ed.,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BehavioralSciences,Amsterdam:Elsevier,2015,16(2),pp.325-333,pp.325-333,pp.325-333.
11 AlexanderBird,Kuhn,Naturalism,andthePositivistLegacy,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2004,35(2),pp.337-356.
12 W.H.Newton-Smith,ACompaniontothePhilosophyofScience,Oxford:BlackwellPublishersLtd.,2000,p.309.
13 GeorgGasser,ed.,HowSuccessfulisNaturalism?Heusenstamm:OntosVerlag,2007,p.16.
14 RussellKeatandJohnUrry,SocialTheoryas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75,pp.104-129.
15 PatrickBaert,PhilosophyoftheSocialSciences:TowardsPragmatism,Cambridge:PolityPress,2005,p.xii.
16 PeterManicas,RescuingDewey:EssaysinPragmaticNaturalism,NewYork: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2008,p.66.
17 RoyBhaskar,ReclaimingReality:ACritical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Philosoph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11,p.190.
18 IlkkaNiiniluoto,MattiSintonenandJanWolenski,eds.,HandbookofEpistemology,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2004,pp.735-746.
19 BarryBarnes,T.S.KuhnandSocialScience,LondonandBasmgstoke:TheMacmillanPress,1982,p.5.
20 RonaldGiere,ed.,CognitiveModelsofScience,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2,p.427.
21 StephenTurnerandPaulRoth,eds.,PhilosophyoftheSocialSciences,Oxford:BlackwellPublishingLtd.,2003,p.13.
22 MichaelTomasello,TheCulturalOriginsofHumanCognitio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204.
23 MarioBunge,MatterandMind,Heidelberg:Springer,2010,pp.104-111.
24 StephenTurnerandMarkRisjord,eds.,PhilosophyofAnthropologyandSociology,Amsterdam:Elsevier,2007,p.266.
25 MartinHollis,TheCunningofReas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p.7.
26 (32)(33)MauricioSuárez,MauroDoratoandMiklósRédei,eds.,EPSA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ofScience,Heidelberg:Springer,2010,p.4,p.5,p.5.
27 BryanTurner,TheNewBlackwellCompaniontoSocialTheory,Oxford:BlackwellPublishingLtd.,2009,p.65.
（原载《江汉论坛》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