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迄今人们在谈及西方文化史或文学史之时,常常提到“两希文化源头”,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这两个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化源自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公元前2600多年就产生了繁荣的米诺斯王朝,直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形成了古希腊文化鼎盛时期的雅典城邦。希伯来文化源自于公元前2000年两河流域的迦南地区,公元前1000年以后在大卫王的统治下形成了希伯来文化黄金时期。公元70年罗马人侵占了耶路撒冷而导致犹太人流落到欧洲各地,其犹太教演化形成的基督教在公元313年因为米兰敕令而在罗马帝国境内合法化,从此通过教会和信众的广泛扩散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从西方历史进程的视野中看,古希腊文化从本土生成以后一直影响了西方各国数千年的思想发展进程,而外来的希伯来文化借助基督教的传播也在欧洲大陆上逐渐地形成了主导性的文化霸权。可以说,“两希文化源头”在古典轴心时代和中世纪千年进程中分别占据了西方文化版图的主要领域,其文化源流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文化混杂性两个主要的形成特征。前者作为本土文化源头在西方文明血脉中绵延不已,断而复生;后者作为外来文化逐渐改变了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最终确立了基督教的主宰地位。

然而,一方面古希腊人神不分,代表了地中海沿岸的南方文化,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方面有重要的建树,各种哲学流派中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等合理思想。这些成就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重视,但没有形成现代实验科学和工业技术革命所需要的科学观念体系。另一方面,由希伯来文化嬗变而来的基督教文化建构了一神论的教会体制,其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的是苦修虔敬思想,主张信仰至上和博爱之心,强调通过教会来赎罪获救。但是,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中世纪的教会体制通过行使各地君主的加冕权而控制了广大的封建世俗社会,并在推行经院哲学和拉丁文化过程中排斥任何创新思想和科学发现,甚至以火刑来压制异端思想,以致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实际障碍。

14-15世纪以降,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等地工商经济迅速发展,率先形成了现代城邦社会的雏形,而东罗马帝国在1453年的灭亡则表明了教会统治和经院哲学的实际衰落。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下,例如科学和地理大发现,现代工业生产和海外贸易,民族国家出现,市民社会形成,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发生等等,西方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体制逐渐形成并扩散至广大地域。但是,这些标志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鲜活事件并不能从“两希文化源头”中找到坚实的生成谱系脉络,甚至还会受到厚古薄今思想的干扰或曲解。考虑到中世纪以后各民族文化的崛起和非西方文明的传入,考虑到西方工商经济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的历史变迁,再考虑到各种重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本文因此主张超越“两希文化源头”的局限,从开创西方现代文明进程的重大历史变革和生产方式转型中寻找其生成源头。本文认为,由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的西方现代文明并非直接在“两希文化源头”的基础上生成,而是从14世纪开始萌芽,经过工业革命和一系列社会变革,直到在17-18世纪遍及欧洲和北美的启蒙运动中得以发展壮大,进而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直接起源。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提示的,“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的相反。”1

二、批判和憧憬:从人文主义到启蒙思潮

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缘起和生成进行深入考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因为西方中心论者往往在这一课题话语中强调西方文明的先进和非西方文明的落后,更有甚者,近年来一些学者重新捡起基督教文化拯救西方的论调,认为基督教文明传入欧洲是西方现代文明重生的缘起。例如有学者曾经提出,古希腊罗马文化衰落以后,“基督教在确立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核心价值方面的塑造性作用。这种文明由此而有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法治、教育、医疗、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诸多方面的空前成就。”2显然,这是重新捡起19世纪以来基督教会对于现代文明形成的片面解说,完全漠视中世纪以后政教合一体制下教会对于世俗社会的专制控制,漠视教会势力曾经强占大片土地、贩卖赎罪券、否定科学发现、火刑镇压异端者等等历史真实事件,更漠视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思想界对于教会势力的严厉批判和指责。

历史上,早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就出现了反抗教会势力的呼声,而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更是出现了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对峙的形势。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等人认为,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古代”与“现代”的分野,标志了改变欧洲各国政治机制和思想观念的历史开端。3确实,早在14世纪的意大利,对于教会神权的批判就出现在工商经济发达的佛罗伦萨地区。诗人但丁在《神曲》(1307-1321)的地狱篇里对于教会买卖圣职的罪行进行了批判性描写,让教皇尼古拉三世因为贪欲而受到火刑炙烤,筋骨抽搐,脚底烧红,并且预言教皇邦尼法斯八世将在地狱的火焰洞中受到酷刑煎熬。但丁的批判触及了教会体制的专制腐败问题,而但丁本人则积极参与了佛罗伦萨市政改革,甚至因为反对教皇和主张独立而被放逐他乡直到去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现代世界曙光在那里升起”的意大利伟人之一。4另一位新时代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以诗歌张扬人性的解放,抵制神学说教的禁锢,其人文精神和世俗激情随着“彼特拉克诗体”(十四行诗)而传遍欧洲各地。尼采认为,从彼特拉克到伏尔泰形成了一条人性启蒙的红线,“启蒙的旗帜上应当标记着三个伟大的名字:彼特拉克、伊拉斯谟和伏尔泰。”5可以说,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在14世纪早期人文主义思潮中已经出现萌芽,而随后在15-16世纪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地出现的人文主义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18世纪成熟的启蒙运动则是其第二种形式。6这一种形式主要表现在工商经济发展、市民社会形成、批判教会和贵族压迫等三个方面,例如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现代金融体系,英国纺织业和造船业的兴起,法国平民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文学作品表达了反对蒙昧主义和批判贵族专制的强烈倾向。实际上,14世纪以后的意大利各城邦国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地最早地出现了航运业、金融业、纺织业、橄榄油加工等等参与外贸活动的现代工商经济形态。这些初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变革,即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任何新的学说,……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事实中。”7恩格斯所说的启蒙运动第一种形式的市民人文主义在南欧和西欧等地首先扩散开来,这种形势与当地工商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革新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启蒙运动前后欧洲各国经济转型受到科技创新的直接影响,因此也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例如,科学发现和发明带来的新观念在17世纪末传入俄国之后,彼得一世化名到尼德兰和英国等地学习造船技术,会见一些科学家和学者,回国后开办了各种专门技术学校来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并在1700年把俄罗斯旧历改为基督教公元纪年。尽管俄国的启蒙主义运动声势不大,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等地启蒙思想家如狄德罗等人的影响下,更是由于俄国经济不振而迫切需要改革,俄国人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基础工业,改造了旧的文官体制,从而在18世纪以后进入了重要的国家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变迁中,俄国启蒙思想家对旧的农奴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宣传了自由、平等和科学等启蒙观念。例如诗人拉吉舍夫(1749-1802)在诗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和《自由颂》等作品中,尖锐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赞颂了反对暴君的人民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工商经济发展促进各国市民社会建立的过程中,印刷资本主义的扩张把大众教育和出版传媒建构成新型的知识传播领域。例如德国古腾堡活字印刷机的发明降低了印刷出版的成本,推动了欧洲各国的文化教育普及,有效地解构了教会文化霸权对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压制。实际上,马丁·路德修订的新版《圣经》和狄德罗等人编撰的《百科全书》等出版物都是由机器印刷得以大量出版,并通过文化市场的廉价销售而迅速地传遍欧洲各国。实际上,在15世纪以后的欧洲社会变迁中,许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本身的认识,解构了经院哲学以上帝为中心的宇宙体系。例如哥伦布的远航探险,达·芬奇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研究,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对于“日心说”的证明,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工业方面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发明等等。这些科学发现和发明直接颠覆了经院哲学对于人类和宇宙的解说,逐渐建构起现代文明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未来的社会憧憬。换句话说,14-16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工商经济发展预示了启蒙运动兴起的第一片曙光,即恩格斯所说的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出现,激励人们对于幸福未来发出了新的憧憬。例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一书“从理想主义的视野中描写了人类未来社会的美景:没有私有制,人人劳动,人人平等地享受财富、医疗、教育和幸福生活。”8《乌托邦》对于未来社会的憧憬表现了新时代人们的美好愿望,它超越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所憧憬的古代贵族等级制社会,鲜明地体现出历史进步意义和现代思想特征,激发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判过经院哲学家们对于现代欧洲新思想观念的歪曲和篡改,认为“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9这一论述提示人们,对于西方现代文明源头的探索,严肃的研究者决不能随意附和基督教会对于欧洲现代社会形成缘由的解说。近年来,针对一些学者贬低启蒙运动独立生成的论述,意大利当代学者文森佐·费罗内指出,欧洲天主教会一直试图重新解说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穆尼耶和马利坦等人仍然试图“将现代性的根基基督教化”而批评马丁·路德和伏尔泰等人的观念。10费罗内认为,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近来学界否定启蒙运动伟大意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再次泛起,而“将启蒙运动基督教化”则成为近年来教会神学话语的一个核心主题。费罗内主张,学界要正视历史运动的真实轨迹,因为启蒙运动“已被证明是研究现代欧洲文明兴起的关键所在”。10费罗内认为,启蒙运动对于西方现代文明兴起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或者说,启蒙运动可以被视为西方现代文明之源而与“两希文化源头”三足鼎立。

英国当代哲学家约翰·格雷也在这一研究领域里提示人们,中世纪后期人们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于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目的论并驾齐驱,甚至出现了新柏拉图主义把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结合起来,为现代理性加上传统道德的桎梏。但是,“启蒙理性的最突出之处在于,它与知识增长和科学实践相一致的,而这一发展步伐恰恰是现代理性主义与古代及中世纪理性主义的差异所在。”11约翰·格雷的看法细致地辨析了古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和启蒙文化三者之间的主要差异,特别是对“理性”这个西方文明核心观念的不同话语传承进行了比较研究,强调了启蒙理性与“两希文化”理性观念的不同之处。格雷认为,正是在科技创新、工业生产和市场机制等现代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新的思想观念,扬弃了古代希腊文化遗产,批判了中世纪教会神权体制,从而推动了启蒙主义思想一步一步地趋近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心地带。所以说,启蒙理性主要源于自然科学发现和世俗社会变迁带来的启示,因此也就具有了现代思想观念的发生学意义。格雷的看法反映了当代西方学界支持文化源流传承绵延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抵制了后现代主义学者试图割裂历史传承性的虚无主义立场。

三、大航海:异邦反哺和世界主义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曾经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期间正是人类文明形成的“轴心时代”,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等地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体系,这些异邦的文化思想体系之间具有许多相似的认同要素,而且经受了历史的长期涤荡,至今仍在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轨迹。但是,轴心时代崛起的古代社会并没有顺利地进入现代文明阶段,例如古印度文明在莫卧儿王朝后期遭受欧洲殖民者的侵入,直到18世纪后期成立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掌握了印度次大陆的宗主权;而15世纪初大明王朝派出的郑和船队七次远洋海外,直到1433年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戛然而止,中华帝国的现代化进程也遭受了巨大的断裂。在欧洲,14世纪以后出现的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既没能革除教会的庞大势力,也没能颠覆封建贵族社会的专制统治和等级观念。即使在产生过人文主义的意大利城邦社会佛罗伦萨,早期资本主义工商经济一度繁荣之后也逐渐衰退,直到16世纪受到西班牙殖民占领和罗马教会反攻而告一段落。所以说,世界各国的轴心文明并非实现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推动力量,而只有当社会经济基础产生了巨大变革之后,现代文明的曙光才会上升为日到中天的灿烂。

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在西亚和南欧一带崛起,很快控制了欧亚之间的陆上和海上的传统商路。丝绸之路的隔断造成了地中海沿岸经济的衰落,而大西洋沿岸的西欧诸国却正处在工商经济勃兴之际。在马可·波罗(1254-1324)和耶稣会传教士有关东方社会富庶繁华的游记吸引下,尤其是在迅速恢复与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通商的迫切需求下,大航海时代到来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地区。经过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等欧洲航海家对于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异教文明的大发现,西方社会在接触异邦“他者”文化中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和影响,原有的知识体系和社会观念遭到挑战,异邦文明的进程影响了启蒙思想家的自我认知,由此也反哺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变革和转型。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扩张,也激发了世界主义的全球想象。大航海除了给欧洲人带来重大商业利益和海外殖民扩张之外,还使欧洲人知道了异邦文明的久远与活力。例如莎士比亚在后期作品传奇剧《暴风雨》(1611)中,着力描写了一个遥远荒岛上发生的爱恨情仇,把米兰公爵及其女儿米兰达的漂流生活与土著卡利班和各种精灵魔法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奇幻瑰丽的异邦故事,寄托了对于海外异邦文明的美好憧憬。

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带来了国际贸易的昌盛,吸引了许多西方探险家和科学家对于异邦文明的探索和研究。大航海时代与异邦社会的接触不仅使欧洲人发现了许多原始部落形态的“野蛮人”,而且深入了解到古老的东方文明及其独特的社会体制。从居住在美洲荒原和非洲部落的人群那里,尤其是从那些散居在大洋岛屿上的原始文化之中,欧洲人发现了许多经院哲学无法解说的自然现象,明白了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明白了物种起源的奥秘,明白了人类生命进化的古老历史远远超过了《圣经》中的创世纪和大洪水时代。大航海时代的人们培育起全球一体的世界主义观念,这一观念超越了泛希腊化的世界公民观念,成为各国知识分子和工商人士接受启蒙思想观念的认同共识。罗伯特·勒纳认为,经院哲学的神学理性和古希腊哲学典籍只是有助于欧洲人跨入科学的门槛,但“知识变革的最直接原因是16世纪两项对传统假设的挑战,这就是新大陆的发现以及人们意识到地球围绕太阳运转而不是相反。”12这就是说,欧洲知识变革的原因不在古代而在现代,在于现代科技昌明和异邦文明反哺等现实因素,而“两希文化源头”的传承只是起到了间接的启示作用。

正如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是由一种外来文化移植欧洲那样,欧洲现代文明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东方文明的刺激和反哺,异邦文化给西方世界注入了一定的生成元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地理大发现已经使人们无须再从已消逝的远古中寻找模式了。在乌托邦作家之后接踵而起的是启蒙运动的先觉者,如维柯、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卢梭。他们愈来愈常借用一个‘真实的’非欧洲为素材,从事密集的颠覆性写作,以攻击当时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制度。”13确实,从启蒙时期思想家们的各种论述中也可以发现,异邦文明成为纠正蒙昧主义和改变贵族专制的他山之石。虽然当时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原本是为了打开西欧和印度、中国之间的海上通商之路,重新获得印度的香料和宝石,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等商品,但是中华帝国的经济富庶和社会稳定一直是欧洲人想象中的理想社会,而对于受到教会神权和贵族君主双重压制的市民阶层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身份低贱而知识丰富的平民知识分子来说,东方文明的人生智慧具有十分现实的文化吸引力,中华帝国的文官体制成为欧洲封建贵族门阀制度的鲜明对照。从16世纪欧洲耶稣会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以来,中西文化互动迅速扩大,以前的异邦传闻变成了西方人生动的见闻记述,儒家学说也由传教士的著译传入西方主要国家。例如,1687-1688年,耶稣会士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英、法文本传入欧洲,1709年,美国波士顿媒体首次介绍了孔子的著述。14异邦文化输入以后扩大了西方学者的视野,而启蒙思想家们对之往往采取“借他山之石以攻错”的态度来针砭本国的政治文化弊端。

彼得·盖伊指出,“一些启蒙哲人提醒人们注意东方文明的独立发展:伏尔泰一方面为了反对波舒哀的狭隘历史观,另一方面也是出自对东方智慧的由衷惊叹,在《风俗论》的开篇就用了几段文字赞赏印度和中国的文明。”15大卫·哈维近来也指出,东方的开明威权体制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欧洲崇拜中国的人士还包括17世纪的传教士和18世纪的重农派学者,他们都把中国表述为一个值得欧洲人学习的理想国度。”16尽管伏尔泰和重农学派人士魁奈等人的看法未必对东方世界有着全面的认知,但他们对东方文官体制和儒家礼俗的赞赏一方面源于他们对欧洲贵族专制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东方世界的吸引力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广阔的大市场,而且是稀缺原料和珍贵商品如丝绸等的来源地。实际上,大航海时代让西方人体会到欧洲之外的天地广阔,跨国商品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推动了欧洲现代社会的转型,而美洲和非洲等地殖民地的建立也带来了异邦文化的内卷式反哺,即欧洲学人利用异邦题材与异教文化向自己的国人宣传启蒙思想。例如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1721)中借助波斯游客之口,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路易十四王朝的贵族生活糜烂和宫廷政治黑暗,同时还传播了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奇闻异事。从一定意义上说,启蒙时代的异邦文明带给欧洲社会的是一面他者之镜,让西方知识界认识到自身文化积淀的沉疴与弊端,同时异邦国度的市场和原料也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也是一种物质文化的反哺现象。如果说欧洲现代文明的缘起主要在于其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那么,外来异邦文明的冲击和反哺也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文明生成力量。

大航海时代扩展了西方人的视野,也培育了西方人的全球市场观念和世界公民意识,康德提出的“世界主义”观念就是一个例证。与贵族势力裂土割据的生存模式不同,现代市民阶级依靠市场交流和城市集聚形成了自身的存在方式,并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与交换来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在14世纪以后的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商人、企业家、作家、律师、技师和工匠等等社会群体逐渐形成与贵族和僧侣相对立的第三等级——市民阶级。16世纪以后,这些新兴市民阶级成员在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开始挑战封建贵族特权,并且通过行会、公会、市民社团等等组织联合起来,特别是各国知识分子通过书信交流和跨国旅行而构成了“文人共和国”,在各国之间交流和传播新兴的启蒙主义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尼德兰和瑞士等国的文化宽容政策为其他国家的启蒙人士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思想的共同体,从而培育起具有独立品格和自由思想的现代个人意识。马克思认为,从16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出现摆脱了封建领主身份束缚的“个人”,“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势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17正是这些代表了新兴生产力的无数“个人”构成了现代社会成员的主体,在新兴生产力的影响下出现了人权的观念,其重要性超越了君权或神权。在这些第三等级的个人群体中,一些具有现代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哲人、作家和出版商等等实际构成了传播启蒙思想的骨干力量。作为时代先锋的平民知识分子利用各种公共空间如酒吧、咖啡馆、文艺沙龙、公共图书馆、学术讲座等等传播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启蒙思想观念。15-18世纪流行欧洲的“文人共和国”观念与启蒙思想家主张的“世界主义”观念不谋而合,而事实上各国人文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常常借助出国旅游来躲避君主迫害,同时又借助英国、荷兰和瑞士等地出版业的便利而自由地交流新思想和新论著。布隆纳指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致力于促进社会变革的公共事业和自我认识,”因而推动了启蒙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18

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圣西门来说,他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达朗贝尔的学生,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还去过荷兰、德国和西班牙等地。他在仔细考察了欧洲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之后,逐渐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沙龙,还积极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圣西门及其同仁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出版了不少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论著,如《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和《论文学、哲学和实业》(1825)等。圣西门认为欧洲自15世纪起出现了贵族、资本家和劳工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劳动、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19圣西门的新学说主要来源于他个人的丰富政治经历和经商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当时西欧多国社会和经济的考察。也就是说,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自身社会实践和启蒙思想影响,尤其是15-18世纪欧洲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和世界主义观念的影响,而古代学术经典和基督教思想并非决定性的理论来源。换句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在此仍然有效,因为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启蒙时代新思想、新观念产生的真正源头。

四、新文化运动:民族建构与古今之争

西方世界在14世纪以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科学发现和工业革命等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变革事件。这些新事物动摇了经院哲学的文化权威,冲击了各国君主的专制统治。从民族文化认同和建构的角度看,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地区土生土长的民族群体和地方文化纷纷崛起,形成了声势壮观的新文化转型运动,有力地解构了神圣罗马帝国残存的一些文化霸权。当时在法兰西、英格兰、德意志、西班牙、尼德兰、意大利和北欧各地区都出现了倡导本土民族语言、建构独立身份认同的强劲趋势。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就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由此产生的新教伦理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需求,却与天主教的神圣权力产生了尖锐的冲突。1618-1648年期间,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发生了长达30年的诸侯混战,其缘起虽然在于各君主国的王位继承之争,却反映了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之间的激烈斗争。1648年,哈布斯堡王朝战败,随后签订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结束了欧洲30年的战乱局面。随之而来的是罗马教会势力退缩和拉丁文化霸权解体,而创建各民族语言规范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欧洲诸国民族身份建构的起点,进而重绘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文化政治版图。

早在14世纪初,意大利就出现了建构民族语言文化、摆脱教会文化霸权的新趋势,为欧洲现代文化转型带来一缕新曙光。但丁在《神曲》(1307-1321)中放弃了拉丁语写作,而以托斯卡纳地方俗语和民间诗歌三韵句的格律来撰写,既批判了蒙昧主义和教皇专制,也揭露了贵族阶级的骄奢淫逸。他写到:“因为你们的贪婪使世风日下、凄惨不堪,把好人踩在脚下,把恶人捧上了天。”20这样的愤激语言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也足以振聋发聩。另一位作家薄伽丘被后人称为“14世纪的伏尔泰”,其代表作《十日谈》(1350-1353)以现实生活素材加上民间文化元素继承了但丁的创作主旨:批判教会和贵族的恶行,宣传市民人文主义的思想。布克哈特曾经指出,但丁和薄伽丘等人“用活的语言来记载他们自己直接观察所得到的现实结果,明确地宣布放弃高雅风格和采用一种生动有力的民众语言。”21应该说,民族语言的复兴和规范化为创建新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而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文艺新作传播到欧洲各地,带动了英国、法国、尼德兰、西班牙、德国和北欧等地民间传说和歌谣等民族形式的复兴,激发了这些地区的学人通过书写和创作而把本族语言规范化,进而培育了各主权国家的民族意识和经典谱系,也为现代国家体制建构提供了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

在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签订以后,欧洲各国朝野的民族意识进一步高涨,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取代了罗马教会支持的帝国意识,国际贸易的市场意识取代了封建君主的庄园意识,民族语言书写的新文化艺术取代了古典艺术和经院典籍。在英国,中世纪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被建构为不列颠人的先辈英雄传奇,而源于北欧传说的长诗《贝奥武甫》手稿由西撒克逊方言书写后成为古英语最早的书写文献,成为英国人尊奉的民族史诗源头。琳达·科利认为,从近代各种风格的“布道、历史、政治小册子……民谣、诗歌和小说中”可以发现表现英国性的语言和形象,也就是说,“英国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其存在深深依赖于泛新教文化、不断出现的战争的威胁”等等。22科利对英国民族性的看法是基于民族身份建构理论而来的,但她更为重视英国经济繁荣和海外殖民扩张等现实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英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高涨,进而巩固了英国人普遍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从历史进程中看,16-17世纪以后,英国的采矿业、纺织业、航运业和金融业等等现代工商文明进入大发展阶段,而新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念也应运而生。例如,培根(1561-1626)的经验主义理论,洛克(1632-1704)的现代国家观念,牛顿(1643-1727)在科学发现基础上建立的经典物理学等等。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指出的,17世纪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开端,因为人们不再仅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寻找复兴的思想源泉,而且还从近代科学技术发明和地理大发现等现实事件中获得了新思想的灵感和对未来的展望。23所以说,“两希文化源头”并不是现代欧洲文明形成的真正根源,在现实社会存在变革的基础上产生的新文化思想才是现代文明的真正源头。仍以英国为例,自从国王亨利八世(1491-1547)与罗马教廷决裂以后,英国的主权归于国王而不是教皇,新教成为国教,英国也逐步进入资本主义工商立国的现代化之路。正是在这种繁荣的社会和经济形势中,英国的启蒙运动以一种温和的方式逐渐改变了人们思想观念,君主立宪取代了君王专制,机器制造业和海外贸易改变了庄园经济,英语规范书写取代了拉丁文和法文的霸权,而洛克、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人的现代政治经济学逐渐影响到全欧洲乃至北美殖民地。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17世纪出现的印刷资本主义带来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同时也增强了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和政治民主意识。这样的民族-国家身份建构即使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巴黎也一直持续着,例如引导法国启蒙运动思潮的“百科全书”编撰就是一个典型的新文化运动的例子。法国是欧洲大陆最早形成民族国家的君主政体之一,但早在16世纪中期就出现了推重法兰西语言的民族文化自治运动,即七星诗社成员为保卫法兰西民族语言的积极行动。当时,法国人文主义诗人龙沙等七位同道从意大利借用了诗社的名称,主张以法语而不是拉丁语来写作,以便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诗歌并驾齐驱。1549年,龙沙等人发表了《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的宣言,正式提出了七星诗社的创作主张,倡导以新的法语词汇和民间素材来写抒情诗歌。到了18世纪中期,巴黎出版商希望翻译出版英国人编撰的一部科技大辞典,以介绍国外最新的科技发展成果。在接到出版商的邀约以后,狄德罗等人拒绝了翻译这部辞典的设想,而是提出用法文重新撰写一部《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即《百科全书》,而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往往自称是“百科全书派”。全书的主要编撰者达朗贝尔在“绪论”中强调了笛卡尔的理性观念,认为知识来源于客观世界和人的理性活动,而不是来源于“教会和国家宣扬的知识,因为传统的知识除了偏见和迷信以外等于零”。24全书主编狄德罗等人编撰此书长达25年,其中收录了71818个词条和2885幅图片,采用了“概念革命”的方法来对付国王和教皇的禁令。在欧洲各国大量销售《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启蒙观念经由商业动脉逐渐深入了欧洲大陆最遥远的地区。”24然而,18世纪法国人编撰的《百科全书》不仅是宣传启蒙思想的重要武器,而且使法兰西民族文化思想从封建旧体制中摆脱出来,构成了新时代和新文化的认同坐标。当时除了法国《百科全书》编撰发行之外,其他主要欧洲国家也都以类似的方式出版全书、词典或年鉴之类的文化工具书读物,例如1728年英国出版的《钱伯斯百科全书》,1732年德国出版的《科学艺术综合大辞典》,1732年美国开始出版的《穷理查年鉴》,1735年俄国出版的《俄语诗简明新作法》,1771年西班牙出版的《西班牙语法》等等。这些传播新文化的大众读物有力地提升了民族语言在各国教育和书写领域里的主导地位,标志着在新文化运动中“拉丁文失去了欧洲共同语言的地位”。25

从人文主义到启蒙运动的发展进程中看,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复苏与建构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使得西方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历史分期有了比较明晰的时代区分,尤其对于现代西方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建构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认知对于理解启蒙主义新思想的生成和传播也是意义重大的。1601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康帕内拉写成了《太阳城》一书,宣传人人平等的幸福社会,反对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强调意大利人对于科学和地理大发现的贡献。1616年,他还出版了《捍卫伽利略》一书,赞扬伽利略的科学真理。1620年,意大利学者塔索尼(1565-1635)提出了重视今人生活的市民人文主义主张,同时反对一切以古希腊艺术为模仿准则的做法。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厚今薄古的观念很快传到法国,引起了法国学界对于尊崇古典文学还是赞颂今日文学的古今之争。在摒弃拉丁文化霸权、建构民族文化新坐标的过程中,法国的文化“古今之争”最具有代表性。17世纪出现的“古今之争”围绕着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而进行,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当时的颂今派人士主张摆脱新古典主义的泥古倾向,以现实生活和民族语言为基础来建构新的法兰西民族文化艺术。以布瓦洛为代表的崇古派主张以古希腊荷马史诗为楷模,坚守古典主义的艺术戒律;贝洛勒等颂今派主张以基督教观念取代古希腊异教观念,强调抒写今日生活之美,颂扬路易十四的文治武功。尽管颂今派仍然属于贵族君主的御用文人,但是他们主张以法文为主,不再使用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书写语文,显示了明确的民族文化独立意识,在实际效果上开启了新建现代民族文化认同的先河。颂今派学者丰特奈尔在《闲话古人与今人》一文中指出,“理性会使今人摆脱古代人的偏见,从而创造出更好的作品,使之具有新颖的民族特色和个性特征。”2617世纪古今之争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可说是在厚今薄古、倡导新风的意义上有着紧密联系,为建立新的文化认同树起了时代的坐标。法国学者朗松认为,启蒙文学家强调民族风格而抵制古典主义原则,显示出厚今薄古的审美趣味,例如伏尔泰“是实实在在的法兰西作家,这意味着他属于他的民族,他的世纪。”27确实,在长期的启蒙运动风云变化之中,从意大利到法兰西,从德意志到俄罗斯,倡导民族话语,复兴民间文化,注重现实生活,鼓励科学技术等等新文化运动事件此起彼伏。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标志着旧文化观念的衰落和新文化观念的形成,也是各民族身份认同的有力见证。例如,意大利学者维柯的《新科学》,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的诗歌,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等等都是在欧洲启蒙时代出现的民族文化语言经典之作,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影响,对于建构各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了重大作用。正如恩格斯对于德意志民族文化复兴的评述所说的,“至于学德文,我可以向您介绍读歌德《浮士德》的头一部分,这部分基本上是用民间文体写的。”28恩格斯所指的是歌德借助德语民间传说和故事来创作浮士德博士的五个悲剧,而这一经典事例也说明,没有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民族语言创作,西方诸民族国家就无法突破古代文化遗产和教会文化霸权的历史局限,西方各国的现代民族文化谱系也无法建构起来,而各国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变革也难以持久。

五、革命:旧制度解体和新体制建立

《牛津欧洲史》的作者罗宾·温克等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横扫了许多旧制度的权力设施和特权,奠定了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这次革命的影响超出了法兰西的国界,因为它的许多制度和观念被拿破仑传播至欧洲的四面八方,这样,它催生了一个现代社会。”29托克维尔也曾指出,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而创立了新风俗,“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改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致力于人类的新生。”30这就是说,现代西方社会形成的直接催化剂就是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大革命本身也是被一系列之前的历史事件所催化直至最终爆发。从西方近代历史视野中看,科学革命、环球航海、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三十年战争、光荣革命、美国革命等等划时代的社会变革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了西方古老的旧制度,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节点上逐步建立了现代社会政治体制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建构起新的文化风俗模式。换句话说,如果没有15-18世纪许多历史变革改变了西方诸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那么新的思想观念和现代政治机制也不会在欧洲出现。这一认识对人们理解现代西方文明的起源意义重大,因为从人文主义到启蒙主义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正是在许多革命性历史事件中兴起和传播开来的,其生成的新风俗和新体制的真实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不是古代典籍教诲或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事实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思想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都是中世纪以后在欧洲出现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这些新思想和新观念也都在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等新思潮中得以孕育和成熟,在科学发现和工业革命中得到启迪和见证,而仅仅依靠古希腊和希伯来两种文化传承是不可能催生或发展出这些现代思想观念来的。

从14世纪初的但丁时代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代,西方现代文明在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中锻造成熟,并且通过科技创新和世界市场而逐步扩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工商文明形态。在具有新思想发源意义的启蒙运动中,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孕育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新思想观念,而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三大政治变革基本上摧毁了旧制度的存在基础,培育起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现代价值观念,推动西方诸国逐渐建立起“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31支撑这种新体制的新思想源自于培根的经验主义,赫尔伯特的自然神论,牛顿的实验科学,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民主共和体制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罗素就此指出,17世纪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开端,因为人们不再仅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寻找复兴的思想源泉,而且还从近代科学技术发明和地理大发现等现实事件中获得了新思想的灵感和对未来的展望。32但是,新体制的建立并不能彻底消弭旧思想和旧制度的残存势力,因此在19世纪就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例如波旁王朝复辟,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的革命,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第二次工业革命等等。这也告诉人们,新体制的建立必然会经历多次的历史波折,甚至是一时的复辟倒退,然而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旧的社会体制必然要被新的进步机制所更新。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看法,也是在启蒙运动进程中不断被证实了的历史发展规律。正如法国学者斯达尔夫人写到的:“在纵观世界各国的革命以及时代的交替时,……无论是在光明的时期或是黑暗的世纪,人类思想的逐步前进从来没有中断过。”33斯达尔夫人对于革命作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催化力量是深有体会的,而她本人主张摒弃古典主义法则和贵族趣味、亲自进行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等活动也显示了厚今薄古的艺术思想倾向。可以说,启蒙运动前后在欧洲和北美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性事件既是相关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也是移风易俗、建构新时代价值观念的思想革命。法国学者托多罗夫认为,“现代欧洲历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伊拉斯谟到卢梭,是公共机构和宗教传统分离以及个体自由扩展并得以加强的历史。”34正是在这样一场长期的、复杂的、始终伴随着新旧思想碰撞的历史进程中,政治革命和文化转型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变革,工业革命和资本市场的扩张推进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使得科学精神、启蒙理性、唯物主义、共和政体、人民主权等等现代思想体系与“两希文化”一道构成了三足鼎立的西方文化基石。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时代,民族便和‘人民’及国家密切相关,于是,‘民族国家’和‘合众国’的呼声响彻云霄。”35确实,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建构是从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签署以后加快进程的,而这种政治文化建构从本质上说是人民大众参与了新的国家体制建设,贵族君主和教会势力逐渐被驱赶出政治中心地带。从整个西方历史进程中看,共和体制或君主立宪制成为现代西方诸国的主流建制,“人民”的地位在政治话语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种重要的现代政治文化观念与古希腊贵族民主制、中世纪神权统治、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各国封建君主统治等等旧制度、旧观念是截然有别的。格林菲尔德认为,17世纪以后的欧洲民族国家观念主要指孟德斯鸠所谓的“人民主权”,它最终取代了封建贵族的精英统治体制。36当然,作为新体制的民主共和政体不仅推翻了贵族君主的专制统治,而且确定了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法治关系。这些认知在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历史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得到多次申明,“这个文件既是自由、平等和国民主权的宣言,又是被平民革命所消灭的旧制度的‘死亡证书’。”37当然,人类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旧制度的消亡和新体制的建立常常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曲折的历史进程。仅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直到1848年遍及欧洲的革命浪潮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而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直到今日还不时出现各种反科学理性、搞愚昧迷信、宣扬虚无主义等反启蒙主义的思想逆流。从一定意义上说,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可以在瞬间冲垮旧制度的罗网,但建立新体制和树立新思想却是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启蒙历史学家乔纳森·伊瑟尔近来提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且还是一场思想革命,“在1760-1789年之间发生的这场思想革命(revolutionofthemind)改变了西方世界,其在人类历史上无疑也是一场最伟大、最具有决定性的转向。”38这一看法不仅反映了21世纪初西方学者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再次高度评价了启蒙主义思潮在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坚决抵制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否定启蒙运动的虚无主义立场,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启蒙运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起源的重大生成意义。

六、结语

启蒙运动研究专家安东尼·帕格顿指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意图恢复古希腊文化艺术观念,而宗教改革则希望恢复罗马帝国早期的使徒教会道德;然而,启蒙运动却不是要复兴这两种文化传统,“启蒙运动具有自身的历史定位……它是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因为它最初就不愿拯救神圣的过去,反而以未来的名义攻击过去。”39帕格顿的认识提示人们,启蒙主义思潮和启蒙运动变革是一场破旧立新的历史进程,其实质是摆脱旧制度的束缚而建立一个新的现代工业文明新体制。尽管西方文明的“两希文化”传统仍然延续着持久的文化影响力,但是,启蒙运动带来的思想观念、社会体制、文化艺术和生活习俗的变革却带着明显的现代文明特征,刻上了时代精神的印记。当然,西方文明第三源头的产生不仅仅出自本文论述的几个重要方面,但是本文作者相信,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带来社会政治的变革,而社会政治的变革最终将带来文化风俗的转型。所以说,启蒙运动及其思想传承为西方现代文明开创了第三个重要来源,人们应该转变长期以来用“两希文化源头”解说西方文化史和文学史传承的既有模式,对人文主义到启蒙主义的现代西方文明源头给予文化发生学的历史定位和谱系认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今天,确立这样的认知对于人们深入理解西方世界尤为重要。

【注释】

1 [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上),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5～86页。

2 何光沪:《癌症与重生:罗马帝国、西方文明与基督宗教》,《汕头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3 R.Palmer,etal., AHistoryoftheModernWorld,to1815,10thedition,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版,第56页。

4 [德]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上),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0页。

5 JamesSchmidt, WhatIsEnlightenment?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p.25.

6 [德]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

7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上),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4页。

8 江宁康:《西方启蒙思潮与文学经典传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5页。

9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下),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10 [意]文森佐·费罗内:《启蒙观念史》,马涛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94,101、19页。

11 JohnGray, Enlightenment’sWake,London:Routledge,1995,p.161.

12 [美]罗伯特·勒纳:《西方文明史》,王觉非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612页。

13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14 张涛:《“孔子”的“美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月15日,第5版。

15 [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上),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页。

16 DavidHarvey, TheFrenchEnlightenmentandItsOthers,NewYork:Palgrave,2012,p.67.

17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54页。

18 [美]斯蒂芬·布隆纳:《重申启蒙》,殷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19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442页。

20 [意]但丁:《神曲·地狱篇》,黄文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

21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75页。

22 [英]琳达·科利:《英国人:国家的形成》,周玉鹏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31页。

23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3页。

24 [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叶桐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6～7,14、518页。

25 [荷兰]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赵复三译,明报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131页。

26 江宁康:《西方启蒙思潮与文学经典传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7页。

27 [法]朗松:《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28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上),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0页。

29 [美]罗宾·温克等:《牛津欧洲史》(2),赵闯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4页。

30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9、58页。

31 [德]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2页。

32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3页。

33 [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杨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34 [法]茨维坦·托多罗夫:《启蒙的精神》,马利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0页。

35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36 LiahGreenfeld, Nationalism:FiveRoadstoModernity,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8.

37 [法]乔治·勒费佛尔:《法国革命史》,顾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37页。

38 JonathanIsreal, DemocraticEnlightenment (II),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1,p.940.

39 AnthonyPagden, TheEnlightenment,NewYork:RandomHouse,2013,p.14.

（原载《人文杂志》2016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