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基督宗教,作为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信仰和教化体系,除了提供安顿身心超越生死的大智慧以外,还分别提供了修养自身的路径与方法。道德修养不仅要从理论上回答人的生命能否提升,还要从实践上解决怎么提升。在儒家看来,就是人如何能够超越动物本能而彰显天赋的善性;在基督教看来,就是人何以克服人性自身的罪性而趋向于上帝的完善。在这一道德修养理论上,儒家亚圣孟子和基督徒圣保罗的区别非常具有典型特征。所以本文以此二人为例进行对比研究。
孟子主张通过存养充扩善心善性的一系列修养工夫,来彰显人固有的良善本性,在己成就大丈夫品格,在外通过“为法于后世”建立历史功业。如此则可以实现在历史中不朽。而保罗则主张,只有信仰和委身于神,做神成就公义事业的器皿,才可以得到圣灵的入住,从而实现永恒。这样不仅摆脱了人的原罪,还可以通过死后复活,成为天国里“新造的人”。本文力图分析两者在道德修养的人性论基础、路径与方法和达成理想人格上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这两套理论存在的相通之处,谋求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
一、善性与罪性——修养的人性论前提之差异
对于人性的界定,是生命能够提升及何以提升的逻辑起点,是道德修养的理论前提。儒家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倡导自我觉醒自我提升,是一种注重内在的自我修养与教化理论;基督教则强调只有依赖对神的信仰,才能得到救赎。这显然是根源于两个传统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孟子从人禽之辨出发,而保罗则以神人之别为起点。
(一)人禽之别与天人合德
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就在于人具有天赋的善性萌芽,可以通过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来实现人德与天德的契合。人禽之别奠定了人之生命提升的起点,天人合德则解决了人性的来源与归属问题。
孟子多次指出,人与禽兽的些微之别就在于人有恻隐、辞让、羞恶与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一种先天的心理结构,一种向善的倾向性。正是因为有这“四心”,人才能够做出道德行为。孟子所说的“天之所与我者”和“天之降才”都指的是“四心”。但是人禀赋于天的这“四心”却只是一种潜在的特质,是不稳定的和容易丧失的萌芽。若是失去这“四心”,就与禽兽没有差别了。只有通过外在的修养工夫,来保存涵养和充扩之,才能使其发展成为实有诸己的仁义礼智四种品德。
人之生命可以提升的理论来源与终极目标,就在于人的心性道德与天道天命是合一的,即天人合德。儒家认为,人的生命可以异于禽兽,可以向上提升的超越性来源就在于天,即源于天命;人之善性可以提升和达到的最高目标也是天,即与天道合一。换言之,人之内在的善心善性是外在的天所赋予,又实在地内存于人心之中。因而,人只要意识到自己的善良心性来源于天道,又自觉保存涵养扩充之,实现身心合一,便能实现天人合德的境界。牟宗三先生清晰地洞察到了儒家“天道性命相贯通”这样一种超越境界,他说:“孔、孟都有超越意义的‘天’的观念,此由诗书所记载的老传统而传下来者。至孔子提出‘仁’,则是践仁以知天,至孟子则是尽心知性以知天,其义一也。”[1](p132)
(二)人神之别与人的原罪
保罗的道德修养理论建基于人神之区别与人的原罪。一方面,人与神有决定性的不同。神是造物主,人是神的造物;神是永恒不死的,而人是有朽必死的。虽然如此,人却又具有神的形象,人性与神性之间具有一种相似性。《创世纪》记载,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创世纪1:26),用泥土造人,并且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才成了有灵魂的活人(创世纪2:7)。正如加尔文所说:“所谓上帝的形象,是指人性超过所有其他动物的一切优点而言。因此,这个名词,是指亚当被赋予的完整品性;这就是说,他有清明的智力,有理性所控制的情感,和其他一切调节适宜的感官,并因天性上所有这些优点,是和他的创造者的优点相类似。”[2](p483)
另一方面,保罗认为:原罪乃是由于人违背神的诫命而产生,而且这种始祖犯下的原罪为后来人所继承。所以,人依靠自身不能摆脱罪的束缚,也不能获得拯救。要摆脱罪的束缚,唯有通过信仰神,凭借神的恩典。马文·威尔森指出,指称罪的希伯来词语是het,来自射箭或射击技艺,意指偏离目标,好像射箭或甩石不中标的[3](p160)。保罗·蒂利希也说过:“罪的本质是不信,一种与上帝疏离的状态,逃避上帝,反抗上帝,或将初级次要的关怀提升到终极关怀的地位。”[4](p55)显然,原罪就是指人对神的旨意的怀疑与违背,指人顺从私欲骄傲自大偏离了神教导的正路,违逆了上帝造人的目的。换言之,人人有原罪就是说人人都有骄傲自大的缺点,都有怀疑和疏远上帝乃至违背上帝意志的堕落性。
简言之,孟子从人与禽兽的区别立论,强调的是天道赐予人的仁慈恻隐之心,具有向善为善的一种内在心理结构和趋势。而保罗则从人与神的区别立论,强调人的一种违背神的诫命的不完满性。
二、善性的存养充扩与信望爱下的拯救——修养方法之差异
孟子认为,人的善性萌芽是天道天命所赋予,通过反身而诚的修养工夫,人可以认识到天命是一种无限超越性的存在,进而体悟出通过存心养性的工夫,能够实现知天事天,最终领悟并亲身体证到人性与天命的相互贯通,实现天人合德。一方面,天道天命是神秘莫测,另一方面,“道不远人”,天道天命通过人伦日用之间体现出来,而且是必须通过人才能得到弘扬和显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如黄俊杰所说,不是“天命”先于人而决定了人的存在,而是人经由自己主动地努力,实践生命的伦理道德责任,才能证成“天命”实存在于人的心中[5](p14)。人亲身体证天道天命实存于自己心中,就是从诚身明善和践行仁义开始的。与孟子相对,在保罗看来,道德修养就是在对上帝和耶稣基督信仰、希望和爱的基础上,通过神的拯救,摆脱自身的不完满性,即摆脱罪以及罪的代价——死亡,从而实现生命的更新,成为与耶稣基督圣灵同在的新人。
(一)诚身明善,践行仁义
孟子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诚实无妄、无伪无欺,是天道的特征。人的心性道德来源于天道,人性也理当真诚。
而诚身明善,便意味着人要真诚反省,使自己的善心善性不受外在因素的遮蔽与扭曲,使自己内在的善良本性显露出来。只要一个人对自己真诚,他就能够在本性中发现一种明辨善恶的能力,并感觉到向善明善乃是自己的使命与责任。若是能够到达完美的地步,则将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达成天人合德的理想[6](p158)。诚身明善同存养充扩心之四端、“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是同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实行忠恕之道,向善的本性得到弘扬,自我中心和耳目口腹之欲得到消解,自己与他人的矛盾乃至人与天地万物的区别得到消解,最终可以实现个人与宇宙融为一体,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
存养善心善性以知天事天,与践行仁义完成天赋使命是统一的。圣贤君子,应当心怀心系天下苍生的福祉,效法禹稷,具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孟子高度称赞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万章上》《孟子·万章下》)。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下,孟子肩负起传承儒学的责任,对当时盛行的杨朱和墨子的学说展开了批判,从而捍卫了儒家道统。
在孟子的道德修养中,心是主宰,身与心、性、气是统一的,养身、养性和养气也是统一的。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同而已。其实,都是在以心为主宰和统摄的前提下,存养浩然正气的过程。让一个人的真诚由内心而发,让这种内在的道德生命力表现出来,摆脱任何外在的诱惑困扰,实现内心坦荡而自得其乐,达到与天地万物相通。如李明辉所说:孟子“知言养气章”中,“义”即是“道”——就主观面而言,谓之“义”;就客观面而言,谓之“道”。孟子以心为义与道之根源,故“配义与道”即是以心为主宰,若不以心为主宰,而得义与道之配合,气便虚歉而不成其为浩然之气了[7](p146)。
(二)经由信望爱获得拯救
在保罗看来,道德修养就是通过对神的信靠,通过对神的信仰、希望和爱,来恢复人神关系,摆脱罪性获得拯救,在人神同工中实现世俗生命向神圣生命的转化。
第一,通过信仰耶稣基督,能够与基督同死同活。保罗认为,我们众人都因犯罪而死,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但是却因信主可以复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15:22)。一个人能否得救,取决于他是否信靠耶稣基督,是否相信能够与基督合为一体。如果他相信,那么就可以分享基督的新生,使个人获得重生。正如巴克莱所说,保罗认为与上帝发生良好关系的路途,并非借着人所行的,做出疯狂、拼命、注定无效的尝试,以求罪得赦免,而在于谦卑、忏悔、接受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人的慈爱与恩典[8](p1409)。
第二,用永生的盼望化解苦难。保罗相信,上帝道成肉身与人一起承担了苦难和死亡,并且战胜了苦难和死亡。他也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是初熟的果子,所有的基督徒可以盼望死后的永恒生命,人与上帝永远在一起,没有苦难和死亡。保罗认为,耶稣基督如此受苦乃是神的旨意,所以相信他的人也自然会经历苦难。但是受苦是忠心的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保罗说自己愿意为了传福音而遭受苦难,并且不以为耻(提摩太后书1:12),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立比书3:10)。基督徒为主作见证和传福音而受苦,就是和基督一同受苦。耶稣基督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证明苦难会带来被神呼召和见证的荣耀,借此可以超越现实的苦难与遭受的耻辱。
第三,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保罗认为,在信望爱中,最重要的就是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无止息”(哥林多前书13:4-8)。基督徒应该活在充满爱的人生中,因为“知识教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而且应当把爱作为“最妙的道理法则”“用爱心说诚实话”。这种爱是人对神的无私博爱的回应,基督徒只有用这种无私圣洁的爱才能处理好一切关系。
基督徒效法神凭爱心行事,就可以远离污秽贪婪淫欲。用耶稣那样的牺牲精神去爱人,做神之光明的子女,是对神爱的一种回应。基督徒用爱结成教会互相侍奉就是荣耀神,信徒之间的爱就是对神的爱。基督徒的服侍和受苦,不是为自己建立名声,而是荣耀基督,“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具首位”(歌罗西书1:18),借着神的能力侍奉,按照神的计划侍奉(罗马书15:17—24)。充满爱心地把身体、心意和意志献给神,这是人对神的最大的爱。保罗用“爱就完全了律法”作为对基督徒责任的总结。“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罗马书13:8—10)。
综上所述,在如何提升人之生命境界的内在机制上,孟子与保罗的差别迥异。孟子是强调挺立道德主体,靠自己的诚身明善践行仁义,是自力拯救的途径;而保罗则依靠委身神而获得他力救赎。其内在区别正如温伟耀所指出,一个重心是“发现自己”,另一个在于鼓励我们“发现他者(上帝)”[9](p133)。
三、“内圣外王”与“新造的人”——修养的人格目标之差异
孟子道德修养的目标是实现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从内在讲,就是成就尧舜一样的圣贤人格;从外在讲,就是要“创业垂统为法于天下”,建立尧舜一样的历史功业。在孟子那里,因为天与性相贯通,所以人可以通过“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来修养自身,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保罗道德修养论目标则是让人与神恢复和好,使人的罪得到救赎,通过为神做工和给神当器皿,实现与神同在的永恒生命。
(一)圣贤品格与历史功业
在孟子看来,生命可以提升至圣神境界。何谓圣神境界?“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为神”(《孟子·尽心下》)。《易·乾·文言》把这种境界表述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和其明,与四时和其序,与鬼神和其吉凶。”“大而化之之谓圣”中的“大”是心德性体之全部朗现,扩而充之,至于其极。“化”是无一毫之粘滞、执着、冰结与限制,这便是圣了。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和序,与鬼神和吉凶,这就是理想的圣了[10](p81)。牟宗三先生认为,“此即圣格之规定。因圆果满,因果不二也”[10](p79-80)。
孟子道德修养的目标就是,人要体现天道。或者说,人不断成就自己德性,乃至最终成就圣贤品格。孔子的成仁,孟子的尽心,《中庸》《大学》中的慎独、明明德,就是在讲如何成就德性,如何达到体现天道的境界。二程和朱熹讲涵养察识、王阳明讲致良知、刘戢山讲诚意,其核心也是如何体现天道以成就德性。认识天道体现天道的过程是无限的,因此成就自己德性的过程也是无限的。因此黄俊杰先生说,孟子“正是在超越性的‘天命’与浸润在历史文化之中活生生的‘人’的密切互动与共生共感中”“展现了一个既内在而又超越、既神圣而又世俗、既在历史之中而又‘超历史’的人文主义的世界”[5](p20)。
对这一境界的追求,从内在讲是成就圣贤品格;从外在讲就是成就历史功业。以圣贤品格成就历史功业,在面对生死抉择时,要以仁义为标准,牺牲自然生命以成就与天地合一。这就是孟子说的立命、死于正命和舍生取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可见,舍生取义就是要实现身与道合一,就是要以自己的品德合于天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钱穆先生提出:儒家虽然不是宗教,却内涵一种宗教精神,而且是宗教中最高的精神。人性善是其最高宗教信仰,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是其最高的宗教精神[11](p36)。
(二)与神同在的新造之人
保罗主张,我们真诚信靠基督就能实现圣灵入住;我们做神的义器荣耀神,就能使世俗生命发生转化,具有与神同在的永恒生命。我们的身体虽然卑贱软弱、有罪有朽、亏欠神的荣耀,但是神的圣灵可以让我们转变成为新造的人。
保罗打比方说,人的身体好像一个瓦器(哥林多后书4:7),使这个瓦器变得珍贵的宝贝就是圣灵(哥林多后书4:7—12)。所以,人应当“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2:21)。人只有理解自己是器皿,才能让自己的生命为神所使用;人只有理解自身是泥土所造的瓦器,才能明白生命的软弱与有朽,必须要依赖神。保罗多次表达了应当“与神同工”和“作神的义器”的观点。他把基督徒比作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和神的殿”(哥林多前书3:9—16),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应当是为了荣耀神。实际上,荣耀神最终还是为了人“凡事都叫众人欢喜,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10:33)。这样的人,就是神新造的人,就是得到了拯救的人。
更新的生命,或者说新造的生命,就是实现与复活的耶稣基督合一的生命。当每个基督徒承认自己的软弱,放弃了自己的意志和自己决定命运的权力,把自己空虚让圣灵入住,让神做自己的主,就实现了世俗生命与圣灵的结合。这要求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做神的“活祭”,把身体献给神,通过传福音、帮助穷人、服务有需要的人,把神对人的爱传递出去。这样就能摆脱原罪获得拯救,获得上帝恩赐的能力,实现自我生命与复活的耶稣合一。
四、孟子与圣保罗道德修养论的会通
孟子与保罗的道德修养理论,分别属于不同的信仰体系,有着不同的言说方式与真理标准,但是在深层仍然具有诸多相通之处。
(一)善与罪、天与上帝的互通
从表面上看,儒家的性善论与基督教的罪性具有天壤之别,一个强调人的可完善性,一个强调人的不完善性。但是无论是善性还是罪性,都把人性看成了一个动态的性征,而不是静止不动的状态。孟子所说的四善端是一种潜质,一种需要后天不断存养充扩的先天心理结构或倾向。而保罗的人之罪,也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不可以摆脱的先天缺陷性。更重要的是,无论孟子还是保罗,都在引领人性朝向完善与完美,无论是靠挺立道德主体修身立德,还是委身上帝依赖神的拯救。
这种理论上的差别,在于他们将人性置于不同背景之下。孟子将人与禽兽对比,看到了人之异于禽兽的恻隐羞恶之心,看到了人性中天赋的领悟天命契合天道的能力。在孟子看来,就是通过尽心能够知命知天,通过存心养性可以事天。与此相对,保罗则将人性与神来对比,比之于全知全善的神性,人是不完满的有缺憾的。但是借着对神的信仰和委身,通过圣灵的入住,可以实现神人同体同工,从而使世俗生命具有神圣性。尽管如此,孟子的天和保罗的上帝也还是相通的。因为无论是天还是上帝,都是人性具有超越性的根源,是人性得以提升和改变的内在动力。只有与这种具有无限性的永恒事物相连接,才能提升人性,才能引领人远离邪恶趋向善良。
(二)修身在己与神人同工的互通
如何提升人性是孟子与保罗人性论和道德修养论的核心。两者在如何修养自身上,表现出修身在己与神人同工的区别。孟子主张:要满足人性向善的要求,必须坚持不懈地修养自己的心性以合于天道,实现生命的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求人通过存养充扩善心善性来不断加深对于天道天命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求主体要有成为圣贤的志向,有自觉肩负天赋使命的责任感。与此相对,保罗认为罪得赦免、生命获得拯救都依靠神,生命境界的提升和转化也必须在成就神之伟大事业的计划中实现。我们唯有信靠基督、做神的义器、与神同工才能成就义人的人格。
两者虽然在修养的具体方式上截然不同,但是他们都承认人性可以提升和改变,都承认人应当超凡脱俗,活出一个神圣的生命。而这一目标的达成,虽然离不开具有神圣超越性的天道或上帝的默示,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离不开人自身的努力。不论是挺立道德主体,还是对神真诚的信靠和委身。修身在己与神人同工同属于修养的工夫。
(三)圣贤与圣徒的同质性
无论是在儒家语境中,还是在基督教语境中,“圣”都指称一种最崇高完美的人格与生命境界。在儒家传统中,圣人是由凡人所成就——“即凡而圣。”不仅孔子孟子是普通人所成就的,后世所有的圣贤也都是平凡人经过努力修养而成就的。孔子是普通人成就自身提升生命的典范。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大街都是圣人”,与孟子所言“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都是在说明:每一个人都有无限提升自身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孟子思想的卓越之处,也是儒家思想的独特性所在。它引领人树立远大志向,不断提升生命境界。
保罗的志向是“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哥林多后书7:1)。可见,“成圣”就是将容易堕落导致犯罪的思想、个性与生活习惯彻底改变,将性格重新塑造,成熟完美到如同上帝的神圣性格一般,如耶稣所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保罗也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罗马书12:1—2)。由此可见,圣贤与圣徒具有同质性,都指称一种心系天下苍生疾苦的伟大完美人格,一种献身于伟大神圣事业的崇高道德境界。
(四)对于当代社会人格塑造的几点启迪
孟子主张通过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的一系列修养工夫,实现大丈夫的人格,进而“创业垂统,为法于后世”来成就圣贤功业。保罗强调,委身和信靠于神,通过与圣灵相结合可以超越人的有限性,可以获得永恒的生命。尽管这两种修养方法存在诸多分歧,但是两者都承认,借由有限生命与无限精神相结合,生命可以得到安顿与提升,精神的不朽可以超越肉体的有限性。这一修养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具有诸多启迪。
第一,充分考虑人性的复杂性和现实可变性。儒家与基督教的人性理论,对于我们进行道德教育具有诸多启迪。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影响行为善恶的因素非常复杂。要提升人性,不仅要正视人内心深处的阴暗面,分析和根除产生恶行的诸多根源;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仅仅着眼于防范限制,而无视人性具有的善良和可以向上提升,而疏于正面的引导。只有扬善和抑恶同时并举,才能实现人性的拯救与提升。人性有罪,是不完满的,又时常软弱,所以需要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人性可能发生的堕落。而制度又需要信仰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前提。看上去很好的制度,在不具备基本信仰的环境下也是无法运转的。
第二,世俗功业与超越性信仰的有机统一。孟子的超越性信仰和现实的修养功夫及平治天下的历史功业是统一的。从理论上来讲,通过自我的亲身体证,内在的人心可以领悟外在的天道;但在现实世界里,人是人,天是天,两者有着不可逾越的界域,实践理性上的觉悟,并不能保证能够达到圆满自足。只有通过切身的存养工夫,才能实现既不违背外在的天道,又不违背自己内在的禀赋。在保罗的语境中,借由圣灵的入住,世俗的人可以与超越性的神实现统一。从现实来讲,则是通过神人同工来实现的。其中,人具有神的形象是问题的关键。莫尔特曼指出:“作为神的形象,人类是上帝在他的创造物中的代理人,并代表他。作为神的形象,人类之于上帝自身就像是一个副本,上帝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自己,就像一面镜子那样。”[12](p257-258)
通过孟子与保罗道德修养论之比较,我们可以管窥到儒家与基督教这两个在东西方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信仰体系的异同,也看到了信仰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就当今中国社会而言,正是由于信仰的缺失,人们以有限性的事物代替无限性的事物,以短暂性的事物取代永恒性的事物,错置了终极关怀的投放对象,才致使许多人处于迷失和彷徨状态,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恶劣风气,不仅要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而提升人之生命境界,还需要一个整体的宏观意义上的社会文化背景,需要把实现世俗功业与超越性信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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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理论月刊》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