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利他和亲社会行为普遍被认为来源于积极的生活状况和经历, 而消极的生活状况和苦难经历则会诱发攻击行为或反社会行为。的确, 苦难通常会给受难者带来消极的心理影响, 降低其情绪基调和个人幸福感, 并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睡眠障碍、抑郁症、焦虑症、药物滥用、自杀倾向等症状。除了会给受难者带来直接的心理和生理创伤外, 苦难还会通过上述症状引发一些影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破坏性后果, 如家庭矛盾和冲突增加、激进、犯罪、暴力行为等 (1) , “挫折-攻击”理论认为, 人有目的的反应受到了干扰后会产生一种挫折的心理状态, 从而引发焦虑、愤怒或恐惧等不满情绪, 并引起攻击行为 (2) 。然而, 苦难经历对人的影响并不完全是消极的, 还有这样一部分人, 他们虽然同样经历过苦难, 但却表现出更加珍爱生命、帮助他人的积极状态。因此, 有观点认为, 利他和亲社会行为同样可能来源于消极的生活事件或苦难经历。 (3)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有关利他和亲社会行为的大量研究集中关注亲社会的情感、价值观和行为等积极的根源 (4) , 而消极经历则往往会引发社会问题等一系列消极后果。但是, 过去的创伤和痛苦并非必然会造成负面影响, 相反, 有时候人们正是出于自己的负面经历去帮助他人缓解痛苦。 (1) 这类经历过苦难或从创伤事件中幸存下来的个体, 并没有仇恨或企图报复这个世界, 而是努力以积极有意义的方式帮助他人, 这种现象即生于苦难的利他。Staub将生于苦难的利他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 定义为描述个体在遭受过苦难后产生了更多利他动机的行为, 将人们的目光从单一的消极或积极心理状态引至关注消极事件后的积极状态。 (2)

Seligman和Csikszentmihalyi认为, 心理学的主要使命是使普通人生活得更有意义和幸福。 (3) 因此, 心理学不应只关注于人的心理问题和不良事件本身, 还应对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潜能和优秀品质进行研究, 关注人性中的积极方面。 (4) 这也正是生于苦难的利他的研究意义:从不良事件中探讨它潜在的积极影响, 通过强调经历过苦难事件的人所表现出的人性中积极的一面, 探索苦难后的健康发展途径, 激发人的美德和积极力量。具体而言, 在个体层面, 生于苦难的利他可以增加个人福祉, 不仅使受助者和社会弱势群体受益, 还有助于助人者在创伤事件后的心理恢复和自我发展, 促进个体的健康和幸福;在社会层面, 生于苦难的利他有利于打破暴力招致暴力的恶性循环, 有助于群际关系和社会公正, 有助于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此外, 生于苦难的利他的研究也可以丰富现有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中关于会导致亲社会行为的不同路径的研究。 (5)

二、生于苦难的利他概述

(一) 苦难及其积极作用

苦难指的是个体或群体被动遭受的痛苦和灾难。Vollhardt提出了苦难的两个主要维度:范围维度, 包括个体经历或群体经历的苦难;故意性维度, 包括故意造成的或非故意造成的苦难。这两个维度共同决定了苦难经历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 如经历苦难的人数决定着社会影响的范围, 故意造成的苦难会增加个体进行报复的可能性。当将这两个维度的苦难类型两两组合时, 可将苦难事件具体划分为四大类:故意造成的群体性苦难, 如政治暴力、大屠杀、恐怖袭击、战争等大规模暴力;非故意造成的群体性苦难, 如飓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故意造成的个体性苦难, 如社会排斥、社会污名、强奸、虐待等人际间暴力;非故意造成的个体性苦难, 如重大疾病、丧偶、丧友等。

早在1988年, Kahana与同事通过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访谈就发现, 被关在集中营的受难者会彼此分享食物和衣物, 互相帮助以避免受到伤害, 彼此给予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持。 (6) 而Kay的研究则发现, 有些大屠杀幸存者会在苦难后依然选择帮助他人, 成为志愿者并参与大屠杀教育活动。 (7)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 也有受难者捐款、献血、参与各类志愿组织尤其是与危机相关的志愿组织。 (1) Rao等人采用了独裁者博弈 (DG) 任务和自编的志愿者任务, 对“5·12”汶川地震中受损坏最严重、有损坏、轻微损坏及没有损坏地区的成年人进行了利他观念的纵向研究。 (2) 结果发现, 在DG任务中, 被试给出的捐赠额随被试住所损坏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没有损坏组的被试捐赠额比其他三组被试都低;在志愿者任务问题中, 损坏严重组和有损坏组的被试比轻微损坏和无损坏组的被试愿意做更长时间的志愿者。因此研究者推断, 苦难造成的恶劣后果使个体更倾向于利他, 而且这种影响更可能具有持久的效应。

(二) 生于苦难的利他行为的分类

“利他”一词最早是由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 (A.Comte) 提出。纯粹的利他行为是以关心他人利益为前提的, 不具有个人意图的、无利己动机的、不期望任何回报的助人行为 (3) , 尽管有时利他常常能给助人者带来一些好处, 但这些好处并不是他们帮助他人时的目的。

Vollhardt通过总结大量文献, 将经历过苦难的助人者对受助者做出的利他行为根据相关情境分为四个维度。 (4) 维度I按照帮助发生的时间点划分为在当时情境中产生的即时帮助行为和在事件后产生的长期帮助行为, 此维度的划分与国内学者王雁飞和朱瑜的分类异曲同工, 他们将助人者在面对具体危险情境时发生的助人行为称为紧急情况下的利他行为, 在没有危险逼近时发生的助人行为称为非紧急情况下的利他行为。 (5) 维度II按照帮助的层级水平划分为个体水平的帮助行为和集体水平的帮助行为。维度III按照受助者与助人者的成员关系划分为针对内群体发生的帮助行为和针对外群体发生的帮助行为, 也就是根据利他行为的不同广度进行划分, 利他行为可以是只施惠于特定人群的, 也可以是普度众生的。 (6) 维度IV按照受助者与助人者的命运相似性划分为帮助与自己的苦难经历相似的人和不同的人。可以看出, 利他行为的分类既取决于帮助的性质和类型 (维度I和维度II) , 又取决于受助者与助人者之间的关系 (维度III和维度IV) 。基于以上维度, 利他行为发生在一个连续递增的范围里, 即从短期的、针对与自己的苦难经历相似的内群体成员的个体间帮助, 朝着长期的、针对与自己的苦难经历不尽相同的外群体成员的集体性帮助发展。

以上证据表明, 利他的确可能是苦难情境中和情境后的一种积极表现。在自然灾害或大屠杀等苦难发生时, 出于生存下去的渴望, 人们相互支持和帮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方面, 苦难为个体提供了展示美德的机会;另一方面, 个体可以通过利他等积极方式应对苦难带来的不良影响, 帮助自己和他人改善现状并防止进一步的痛苦, 获得自身的创伤后成长。此外, 经历过创伤事件的受难者会产生一种“幸存者使命”, 促使其在苦难后更加利他和助人, 这也是个体创伤后成长和发展的表现之一。

(三) 生于苦难的利他的概念模型

尽管有关生于苦难的利他的描述和证据越来越多, 但仍缺乏较为统一和全面的概念模型研究, 因此Vollhardt在总结前人大量研究基础上所使用的一般动机模型 (1) , 整合所有可以用来解释生于苦难的利他的理论, 提出一个“生于苦难的利他”的概念模型 (2) 。此模型由四部分构成:预测变量是苦难事件的类型;结果变量是利他行为的维度分类;中介变量是可以解释生于苦难的利他现象的动机过程;最后是能够调节动机过程的意志因素。这一模型说明了与生于苦难的利他有关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对生于苦难的利他的发生、范围以及包容性产生影响, 这一模型还可以与苦难事件的类型和情境、环境因素、个体差异等等相结合, 对生于苦难的利他作出一定的评估和解释。

三、导致生于苦难的利他产生的两类因素

尽管经历苦难的人有可能产生利他倾向和利他行为已经得到证实, 但对于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来说, 利他并不总是能够发生的。有研究者发现, 一般利他行为的产生是由助人者自身的主观因素、情境因素以及受助者因素共同影响的, 具体而言, 可以细分为认知因素、移情、心情、年龄、性别、人格特征、旁观者效应、物理环境、时间压力等子要素。 (3) 而对于生于苦难的利他而言, 经历苦难是利他行为产生的前因变量, 因此, 聚焦于在苦难前提下分析导致利他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 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探讨:一是从个体内部着眼, 分析其经历苦难后的认知和情感过程;二是从外部因素出发, 探讨苦难事件及有关的外部因素对受难者主观利他动机的影响。

(一) 个体内部因素

在创伤事件发生后, 对苦难事件的认知代表着受难者对所经历苦难的看法, 这会影响受难者的行为表现, 影响其是否会产生利他的倾向和行为, 只有合理地调节经历苦难后自身的消极情绪才有可能促使利他行为发生, 与受助者相似的苦难经历则会通过唤起受难记忆和提高共情水平而激活利他动机。

1. 对苦难的认知和归因

苦难对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影响往往与受难者如何看待创伤事件有关, 认知因素影响着人们对创伤事件的心理表征、注意、解释、记忆和对未来危险的预期。 (4) 个体对待苦难的方式能够使人们从创伤后脆弱的、不信任的感知转变为更积极地看待他人和世界 (5) , 因为个体的心理弹性往往比人们通常所预测的更为普遍和强大 (6) 。杨寅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 个体对苦难的解释是预测其在创伤后恢复和成长的重要因素, 个体将自己在地震中的经历看作是“幸运”的会有助于其以一种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和应对创伤, 利他行为产生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7) Seligman等人认为当人们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解释时, 对积极生活事件作持久的、普遍的和内在的归因, 而对不良事件作短暂的、具体的和外在的归因是一种乐观的归因方式, 反之, 则为悲观的归因方式。 (1) “5·12”汶川大地震后受灾的羌族人民因其民族独特的群体性生活方式以及丰富的民间艺术使得地震后所感受到的悲伤感和孤独感相对更轻 (2) , 这种小族群的认同也能带来内心深处源源不断的安全感和稳定感, 加之对天神怀有敬意, 认为遭遇天灾死亡是“天收”, 是天命不可违 (3) , 这种对创伤事件较为乐观的解读和应对方式更利于他们进行创伤后成长, 从而更有可能产生利他行为, 也就更有利于受难者的心理恢复和创伤后成长。

创伤事件还会使个体失去从前的意义系统, 因此恢复创伤的中心任务就是恢复“破碎的、假设的”世界, 并在生活中寻找新的意义和价值。 (4) 在创伤事件后, 受难者甚至旁观者都会对“生命”“人生价值”“生活意义”等产生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因为为了生存, 受难者不得不为无意义的苦难创造意义。 (5) Midlarsky认为, 利他可以创建或增强人生的意义, 通过利他, 个体可以提升自我效能感, 增强认知能力, 积极地解读苦难, 从而更好地应对苦难。 (6) 可见, 对苦难进行乐观地归因和重新理解苦难所具有的意义可以促进受难者心理上的转变, 从而去支持和关心他人。但是, 如果过分关注苦难事件本身, 容易使人难以察觉他人的痛苦感 (7) , 失去对助人相关信息的关注, 产生相反的效果。

2. 对自我情绪的调节

有研究显示, 助人行为会在遭受过更多苦难的个体中表现得更多, 而苦难后强烈的痛苦感可能是助人动机产生的最初来源。 (8) 这证实了消极情绪也可引发助人行为, 但是这种“坏心情-好行为”现象也存在例外, 并非所有的消极情绪都能引发利他行为, 消极情绪对成人和儿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Carlsmith等人认为, 内疚感是引发助人行为的主要消极情绪。 (9) 成人处于内疚、悲伤或其他消极心境时, 助人行为有助于抵消不良感受;而助人行为对儿童不能起到类似的奖赏作用, 儿童并不能从助人中得到很多快乐。 (10) 因此, 经历苦难后带来的消极情绪会增加成人的助人行为, 对儿童则不会有相同的作用。

然而对成人来说, 这种消极情绪也是一把双刃剑, 只有对消极情绪进行适当的管理才能促进助人行为的产生。Wakslak等人的研究证明, 内聚痛苦会导致助人行为减少, 包括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支持减少。.. (1.1) 如果个体聚焦自我痛苦感过多、情绪控制失败, 那么帮助他人的意愿也会大大减少。因此, 管理破坏助人意图的消极情绪对增强利他的动机倾向十分必要。

根据消极状态解除假说 (Negative State Relief Hypothesis) , 在目睹他人受难时, 经历过苦难的个体的痛苦感会增强, 因此会通过助人行为来帮助解除或缓解他人的受难状态。 (1) 尤其是当此苦难与自己从前遭受的苦难相似时, 从前自己受难的记忆会被激活, 会更主动更迫切愿意对他人施以援手。可见, 在目睹他人的苦难导致自我痛苦感产生后, 积极主动帮助他人, 可以缓解消极情绪带来的痛苦感, 同时帮助他人从苦难中恢复;而过于关注自身的苦难则会使自身陷入痛苦的深渊, 难以自拔, 目睹他人的苦难就只会加剧自身的痛苦感, 陷入恶性循环。

3. 相似的苦难经历

相似的苦难经历不仅会通过激活受难记忆而带来利他行为, 也会通过提高个体的共情水平间接引发利他行为。共情是利他情感来源的一个主要因素, 虽然关于共情的准确界定在学界仍存在较大的分歧, 但有国内研究者通过总结相关文献提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准确的定义:共情是个体面对 (或想象) 一个或多个个体的情绪情景时, 首先产生与他人情绪情感的共享, 而后在认知到自我与他人有区别的前提下, 对其总体状况进行认知评估, 从而产生的一种伴有相应行为 (外显或内隐行为) 的情绪情感反应, 且主体将这种情绪情感和行为指向客体的心理过程。 (2) 共情包含了情绪和认知两大主要成分 (3) , 有过相似苦难经历的个体在目睹他人经历苦难时相关记忆会被激活, 通过观点采择理解他人的经历并产生认知共情, 进而通过想象产生情绪共情, 理解他人的情绪反应, 并激活自身的亲社会动机。有研究者提出, 情绪共情能够诱发亲社会行为 (4) , 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 (5) 。此外, 也有研究发现, 共情水平和帮助行为都会随着感知到的与受害者经历的相似性而增加。 (6) Barnett等人的研究发现, 与没有被强奸经历的妇女相比, 有过被强奸经历的妇女对其他被强奸妇女经历的描述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共情。 (7) 这一研究也表明了苦难经历的相似性与共情之间的关系。此外, 高共情引发的高利他在紧急情境中会更加明显。当处于紧急状态时, 经历过苦难的个体更易观察和感知他人的求助需求, 发现更多的助人机会。 (8)

(二) 外部因素

个体内部的认知和情感因素构成了生于苦难的利他的基本动机过程, 同时, 外部因素也会对动机过程的形成产生干预作用, 这些外部因素包括:情境因素, 如过去曾遭受的苦难强度、恢复时间, 助人者需要帮助时的物理环境、事件的紧急程度;受助者因素, 如基于“共同命运” (common fate) 产生的受助者的群体身份;环境因素, 如受难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有无得到家人和同伴的情感支持、身边有无利他榜样, 受难者认为苦难后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否妥当等。然而, 外部因素并不是单一作用的, 而是需要借助对受难者的内部因素产生影响而间接发挥作用。受难者在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中, 通过与外界的接触获取外部信息, 不断学习、不断强化, 形成较为稳定的具有利他倾向的认知、情绪、人格和能力, 并最终外化为行为方式。

1. 情境因素

苦难事件的程度和时间可能对受难者的认知和情绪状态产生影响。人们过去曾遭受的苦难类型、影响范围和创伤程度都是不同的, 同一苦难事件对不同受难者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程度过于严重的苦难事件对于受难者是毁灭性力量, 会过度消耗“创伤后成长”赖以发生的心理资源, 失去对他人生活事件的注意力;程度过于轻微的苦难事件则不足以对受难者的原有观念、思维模式等产生震撼性的影响, 难以激活其利他动机;只有当苦难事件是中等严重程度时, 当事人才更可能产生“创伤后成长”, 关注到他人的需求并产生共情。 (1) 此外, 苦难后的恢复和成长还需要时间, Zoellner和Maercker认为, 在苦难事件发生后, 随着时间的逐渐流逝, 创伤后成长的积极面才能慢慢显现出来。 (2) 因此, 对受难者的关注并不应随着苦难事件的结束而结束, 经历过苦难的受难者作为潜在的助人者, 经过相对长时间的心理恢复会更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其表现出利他行为。

此外, 天气、噪音、城市规模等物理环境也会对利他行为产生影响。与阴暗的天气相比, 温度适中、阳光明媚的天气条件下, 人们更愿意帮助他人 (3) ;噪声会减少人们的助人意愿 (4) 。Levine认为城市规模越小、人口密度越小时, 人们的助人行为越多。 (5) 当然, 以上与利他相关的物理环境因素并不特定针对经历过苦难的人, 但却可以作为能够被控制的干预因素, 更好地激发受难者的利他意愿。

2. 受助者的群体身份

受助者的群体身份是导致利他行为水平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 影响着助人者选择帮助内群体成员还是外群体成员, 帮助与自己苦难经历相似的人还是经历不同的人。人们往往会因国家、民族、种族、宗教信仰、阶层、职业甚至姓氏等要素与自己的相似性, 将另一个体或群体感知为内群体或外群体。社会分类理论预测, 内群体成员更易获得帮助。 (6) 助人者更倾向于帮助与自己有着“共同命运”的受助者, 也就是说, 与助人者受难经历 (或预期) 相同或苦难事件类型相同时, 更容易被感知为内群体, 更有可能获得帮助。

虽然受助者的群体身份客观存在, 但经历的相似性依赖于助人者的主观解读, 这种解读水平是可以被干预的。为了使利他行为产生得更多, 有必要令助人者增加其他维度的相似性感知 (7)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同病相怜, 同忧相救”也表明了对相似性的感知在利他行为中的重要性, 汶川地震后很大一部分受灾群众被统一安置在临时的居所, 在这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中, 人们很容易产生“同病相怜”的共情心理, 成为促进利他行为发生的动机之一。 (1) 研究表明, 关注苦难的具体细节只属于低层次的解读 (2) ;如果不关注具体细节的话, 其他类型的苦难经历也可以被解读为是与自己相似的“共同命运”。从实践角度看, 如果将两个单独的群体合并成一个共同群体, 赋予所有群体成员共同的上层群体身份 (3) , 这种再范畴化有利于产生“相似性”含义。也就是说, 将受难者赋予更高的社会身份, 扩大助人者对群体成员的认知, 从而可以增加利他动机。

3. 心理支持和利他榜样

在苦难事件后, 受难者所感受到的身边人对自己的支持, 尤其是与相似事件幸存者的支持关系对创伤后成长有特别重要的促进作用。 (4) 当身边有信赖的人可以倾诉感受, 分享感悟, 表达自己的信念, 创伤后成长才得以发生发展。 (5) 相反, 在一个缺乏支持的环境中, 生于苦难的利他则可能会被抑制。 (6) 利他行为的榜样作用作为外部环境因素同样会影响个体的利他行为。 (7) 对于生于苦难的利他而言, 榜样作用主要体现在如果受难者在经历过苦难之后曾经接受过他人的帮助, 他们就会更加体会到利他能够带来的积极效应, 也就更有可能模仿利他榜样而表现出利他行为。 (8) 值得注意的是, 当人们认为自身无力给予回报时, 容易将苦难后他人给予的帮助解读为是对自尊的威胁, 因此可能会对帮助行为作出消极的反应。 (9)

四、未来研究方向

生于苦难的利他对于帮助个体和群体创伤后恢复、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关于生于苦难的利他的研究大多通过结构式访谈、质性访谈、案例分析和档案分析等方法进行, 缺乏相应的研究工具以及实证研究。由于苦难利他研究的特殊性以及心理学研究的伦理规范, 研究者无法通过构建苦难的实验情景进行利他的研究, 通过实验方法对苦难利他进行研究存在较大的困难。Norris曾发表过适用于普通人的创伤压力筛选量表 (10) , 量表包含九个一级问题, 每个一级问题下都包含5-12个不等的小问题, 用于调查被试是否曾经有过各种类型的苦难经历。也有国外研究者曾在研究中使用过该量表的修改版对经历过和未经历过不同类型苦难的被试进行筛选, 以进行下一步实验。.. (1.1) 然而, 该量表发表年代已经比较久远, 且题目数量较多, 均为问答题, 被试完成该问卷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研究经济性不高, 且量表的效度也未得到验证。通过问卷形式对被试是否经历过苦难及苦难的类型进行筛选然后进行下一步研究是研究生于苦难的利他较为合理的前期思路, 因此, 开发更为适用和有效性更高的测量工具对于研究生于苦难的利他是十分必要的。

以往研究者已经根据苦难发生的范围和故意性对苦难做了区分, 并发现了生于苦难的利他受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提出了生于苦难的利他的动态变化趋势。然而, 究竟这种动态变化是如何实现和变化的, 不同类型的苦难与不同类型的利他行为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尚不得而知, 是否经历过的苦难类型不同, 表现出利他行为的可能性和利他的类型都会有所不同, 都是值得研究者探索的问题。Vollhardt在研究中提出, 经历过非故意苦难更有可能促进人际间的利他行为, 经历过人为引起的苦难的个体更有可能认为他人经历的苦难与自身是相似的。 (1) 通过开展相关的纵向研究, 可以进一步准确评估生于苦难的利他及其与不同类型苦难之间的关联, 探索在何种情形下个体更容易将受难者感知为内群体从而促进利他行为的出现, 在苦难发生之后更好地引导受难者解读苦难类型、共同命运和群体身份, 帮助幸存者实现创伤后恢复和成长。

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了生于苦难的利他的存在, 并在其模型中提出了经历过苦难的个体的利他行为在时间、层级、成员关系和命运相似性等四个维度的延展性特点。因此, 今后的研究应当进一步探讨生于苦难的个体的利他行为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表现。Eskreis-Winkler等人的研究也发现, 警察、医护人员等个体如果经历过与自身职业相关类型的苦难, 在工作中就会表现出比其他同事更高水平的工作投入, 而对于警察、医护人员这类服务型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 更高水平的工作投入正是利他在工作中的反映。 (2) 因此, 这一结果也为生于苦难的利他在不同领域的表现提供了证据支持和研究思路。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生于苦难的利他在非服务行业工作人员中的具体体现, 以及对同事关系、工作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影响。

【注释】

1 WHO,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2 张家源等:《暴力犯罪心理初探》,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 E.Staub, The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Why Children, Adults and Groups Help and Harm Other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E.Staub, “The Roots of Goodness:The Fulfillment of Basic Human Nee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ring, Helping and Nonaggression, Inclusive Caring, Moral Courage, Active Bystandership, and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 ”in G.Carlo&C.Edwards (eds.) ,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Moral Motivation through the Life Span:Theory, Research, Applications, Vol.51,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

4 E.Staub and J.R.Vollhardt,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The Roots of Caring and Helping after Victimization and Other Traum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78, No.3, 2008, pp.267-280.

5 J.R.Vollhardt and E.Staub, “Inclusive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sity and Prosoc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toward Disadvantaged Outgroup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Vol.81, No.3, 2011, pp.307-315.

6 E.Staub, The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Why Children, Adults and Groups Help and Harm Other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 M.E.Seligman and M.Csikszentmihalyi, “Positive Psychology: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55, No.1, 2014, pp.5-14.

8 钟暗华:《积极心理学的意义及发展趋势》,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5期, 第134-137页。

9 J.R.Vollhardt,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 and Prosocial Behavior Following Adverse Life Events:A Review and Conceptu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Vol.22, No.1, 2009, pp.53-97.

10 B.Kahana, Z.Harel and E.Kahana, “Predictor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Survivors of the Holocaust, ”Human adaptation to Extreme Stress, Boston, MA:Springer, 1988, pp.171-192.

11 A.Kay, “Generativity in the Shadow of Genocide:The Holocaust Experience and Generativity, ”in D.Mc Adams&E.de St.Aubin (eds.) , Generativity and Adult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8, pp.335-359.

12 L.Penner, J.Dovidio, J.Piliavin and D.Schroeder, “Prosocial Behavior:Multilevel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56, 2005, pp.365-392;R.Piferi, R.Jobe and W.Jones, “Giving to Others during National Tragedy:The Effects of Altruistic and Egoistic Motivations on Long-term Giv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23, 2006, pp.171-184.

13 L.L.Rao, R.Han, X.P.Ren, X.W.Bai, R.Zheng, H.Liu, et al., “Disadvantage and Prosocial Behavior:The Effects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Evolution&Human Behavior, Vol.32, No.1, 2011, pp.63-69.

14 C.D.Baston and A.A.Powell, “Altruism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Miller&M.J.Lerner (eds.) , Handbook of Psychology: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5, Hoboken, NJ:Wiley, 2003, pp.463-484;P.Mussen and N.Eisenberg-Berg, Roots of Caring, Sharing, and Helping, Oxford, England:W.H.Freeman, 1977.

15 J.R.Vollhardt,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 and Prosocial Behavior Following Adverse Life Events:A Review and Conceptualizatio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Vol.22, No.1, 2009, pp.53-97.

16 王雁飞、朱瑜:《利他行为发展的理论研究述评》,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4期, 第37-41页。

17 张旭昆:《试析利他行为的不同类型及其原因》,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4期, 第13-21页。

18 J.Kuhl, “Motivational and Functional Helplessness: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tate versus Action Orient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40, 1981, pp.155-170;J.Kuhl, “Action Control:The Maintenance of Motivational States, ”in F.Halisch&J.Kuhl (eds.) , Motivation, Intention, and Volition, New York:Springer, 1987, pp.279-291.

19 俞国良:《社会心理学前沿》,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 郑显亮、顾海根:《国外利他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外国中小学教育》2010年第9期, 第51-55页。

21 L.S.Elwood, K.S.Hahn, B.O.Olatunji and N.L.Williams, “Cognitive Vulnerabil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TSD:A Review of Four Vulnerabilities and the Proposal of an Integrative Vulnerability Model,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Vol.29, No.1, 2009, pp.87-100.

22 P.Hernández-Wolfe,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How Colombian Human Rights Activists Transform Pain into Prosocial Action,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Vol.51, No.2, 2011, pp.229-249.

23 G.Bonanno, S.Galea, A.Bucchiarelli and D.Vlahov,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fter Disaster:New York Ci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ptember 11th Terrorist Attack,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17, 2006, pp.181-186.

24 杨寅等:《汶川地震受灾民众创伤后成长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年第1期, 第69-72页。

25 M.E.Seligman and M.Csikszentmihalyi, “Positive Psychology: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55, No.1, 2014, pp.5-14.

26 俞国良等:《社会心理学前言》,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324页。

27 杨惠琴、叶芹:《基于羌族文化背景的灾后心理康复长效机制探析》, 《教育教学论坛》2011年第23期, 第21-22页。

28 R.Janoff-Bulman, Shattered Assumptions: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Trauma, Living with Terror, New York:Free Press1992.

29 V.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New York, NY:Pocket Book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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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开学报》2018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