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个人同一性 (personal identity) 1问题讨论的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问题, 广泛涉及到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心灵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在讨论个人同一性问题的时候, 人们往往讨论的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我的?”“我死后还有我吗?”“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以后我就不是我了?”等基石性问题。在传统哲学当中, 对个人同一性的实在主义和怀疑主义解读一直是两大主流观点, 前者肯定其存在, 后者否定其存在。而这两大流派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即个人同一性意指一种实质存在 (substance) 。随着近三十年间当代实验哲学、道德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结合, 哲学家们对于个人同一性问题有了更多研究路径和理解。本文旨在简要介绍一些这类研究成果, 并对这种与经验科学紧密相关的研究路径进行反思和前瞻, 指出对于个人同一性概念的理解正在经历一个转变, 即从实在的解读转向功能的解读。本文将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个人同一性问题大致在问什么?传统形而上学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实在主义的个人同一性概念有哪些内容?第二, 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等一系列的经验科学为当代心灵哲学和实验伦理学对于个人同一性的追问提供了哪些可借鉴的内容?它们是如何支持个人同一性的怀疑主义观点的?第三, 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如何为个人同一性问题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根据这些思路, 我们需要如何修订对于个人同一性的传统理解?

一、实在主义的个人同一性

仔细考察个人同一性问题, 我们就会发现, 个人同一性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 而是一群问题的总和2, 包括了自由意志 (free will) 问题3、自我 (self) 问题、人性标准条件 (personhood) 4问题、主体的延续性 (persistence) 5问题等等。本文讨论的个人同一性问题限定在这个主题的一个具体层面, 即延续性问题:一个人的自我是如何在一个维度上, 在时间上或因果关系上, 持续呈现的?众多哲学家都认为, 个人同一性反映一种实在, 而这种实在可能是物理事实也可能是心理事实。前一种观点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 而后一种观点的经典代表人物是笛卡尔。我们把这类观点称为实在主义 (substantialism) 。

在众多对于个人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当中, 英国早期现代哲学家约翰·洛克的阐述在后世影响颇深。在洛克看来, 一个人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性需要从他的精神/思维 (mental) 层面上去考察。他说:“在我看来, 所谓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一种东西, 它有理性、能反省、并且能在异时异地认自己是自己, 是同一的能思维的东西。”6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洛克的这个说法。首先, 针对古典的“心灵-身体”二分法 (mind-body dualism) 的说法, 洛克指出一个人的本质存在主要由他的心灵思维呈现, 而不在他的身体物理层面。原因很直接, 因为人的躯体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躯体之间的相似度和重合度可能很低, 譬如10岁时候的洛克和60岁时的洛克在物理构成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因此缺乏一种充分的持续性 (sufficient continuity) 能够帮助我们指认说10岁的洛克和60岁的洛克是同一个人。要让10岁的洛克和60岁的洛克在同一性上产生任何关联, 在时间中保有延续关系 (persistence) , 这种条件必须是非物理性的 (non-physical) , 甚至可能是非物质性的 (non-material) 。其次, 这种非物理性的、能够给出同一性的条件是一个人的思维能力, 但是并非任意的思维能力都行, 它必须是一种理性的反思能力, 这种能力可以把自己认作自己。这看似简单的条件值得进行更精细的解读。让我们假设存在一种生物, 它具有大部分理性思考能力, 能够计算、交流、推理, 但是它无法在时间维度上形成一个同一性自我的概念。换句话说, 设想在时间轴上的两个时间点T0和T1, 其中T0代表当下此刻, 而T1代表未来某个时刻。如果在T1点, 一个人无法把自己和T0点的存在勾连起来, 认识到这两个存在是同一个人, 那么根据洛克的条件, 这样的生物是没有个人同一性的。这同时也给出了洛克在认知论上对于个人同一性的一个隐含要求, 即一个主体本身能够通过理性把握到个人同一性是个人同一性的存在基础, 同时也是个人同一性的认知依据。也就是说, 一个主体能够认识到个人同一性和拥有个人同一性之间有着复杂的动态关系。最后, 基于以上的讨论, 这种能够给出个人同一性的思维能力的具体所指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就是人的记忆能力。在洛克看来, 记忆是体现个人同一性存在的不二之选。能够回顾过去的一个时间点, 并且在过去时间点的某一个存在和当下的自我之间基于相似性或者因果关系建立起同一性的联系, 这使两个空间和时间点的存在物之间产生了同一性关系的基础。

不难想象, 洛克给出的个人同一性“记忆标准”既意义深远, 又问题重重。其中最明显的是记忆可能出现的差错和混乱。60岁的洛克可能对10岁时的自己记忆犹新, 却对30多岁的自己印象不深。那么根据洛克的记忆标准, 60岁的洛克和10岁的洛克是同一个人, 但和30岁的洛克却不是。这个例子虽然有简化的倾向, 但是却准确地指出了洛克记忆标准可能面临的问题, 即个人同一性要满足的各种关联条件可能并不一致。一方面, 在两个主体之间可以通过相似关系 (resembleness) 确认同一性, 比如60岁的洛克和10岁的他之间分享很多共同记忆。但另一方面, 他们之间也可以通过因果关系 (causation) 确认同一性, 比如10岁的洛克发展出30岁的洛克, 而30岁的洛克发展出60岁的洛克。之前的例子所指出的问题是, 记忆产生的因果和记忆内容的相似之间有着复杂甚至冲突的关系。而“记忆标准”所指的“个人同一性”体现的是哪一种关系, 在洛克那里尚不清晰。现代经验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里德对于洛克的批评恰恰在于这一点7。

虽然记忆标准争议很大, 后世一些哲学家还是接受了洛克提出记忆标准背后的理论原因, 认为个人同一性应该是一种心理层面的特征和相关性。这种路径后来被称为“心理连续性 (psychological continuity) ”观点。在这个路径之下, 有一派的哲学家们继续将记忆问题细化, 讨论“类记忆”或者“回顾”能力作为记忆能力的替代品是如何帮助我们建立个人同一性的8。而更多的哲学家认为, 将洛克的想法稍加改正, 把心理内容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个人同一性的基础更为恰当。比如休梅克 (Syndney Shoemaker) 曾提及这一种观点。假设在时间点T0存在一个人A, A拥有一些类似回忆的思维状态, 在一段时间后的时间点T1存在一个人A*, A*同样拥有一些类似回忆的思维状态。与此同时, 如果A的思维状态不存在的话, A*的也就不存在。换句话说, 从因果关系上来讲, A的思维状态引起了A*的思维状态, 是它的必要条件, 前者使后者反事实为真 (counterfactually true) 。A和A*之间若满足这种关系, 我们就有理由说A和A*之间存在个人同一性9。

这种对于个人同一性的心理因果连续论同样需要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比如多重同一性问题, 又被称为裂变 (fission) 问题。假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掌握了即时的多副本活体3D复制技术, 这项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在几乎没有时间差的情况下复制人类。当我们在输入端对一个洛克进行扫描, 在输出端会产生两个洛克:洛克甲和洛克乙。根据心理连续因果论, 洛克本人和洛克甲之间有因果连续性, 因而是同一个人;同理可推, 洛克本人和洛克乙也是同一个人;但是洛克甲和洛克乙之间并没有因果连续性, 或者说就算没有洛克甲, 洛克乙同样可以出现, 因此洛克甲和洛克乙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的结论有着难以解决的悖论问题10。

这种个人同一性的理论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个人对于自我的同一性的认知问题, 即一个人是如何得知自己与之前或者之后某个时间点的某个人是同一个人的问题, 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洛克定义中的隐秘认知条件问题。奥尔森 (Eric Olson) 的一个思想实验有效地展示了这个困境11。

假设你踏入一个3D活体复制机器的输入端, 机器完美地复制了你所有的物理构成和思维构成, 在输出端产生了一个你。这个过程会让你短暂失去知觉, 但并不造成任何实质伤害。输入端和输出端的你同时醒来, 两个端口环境完全一样, 因为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记忆内容, 看到同样的环境, 两个人因为同样的原因都会认为他/她就是你。但是其中只有一个人是对的。但问题是,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 你将永远无法单凭自己的思维和记忆来判断到底你是原本还是副本。你会想:“我是谁?是我做了那些我记得我做过的事情吗?”看起来一个人完全没有内在的确凿证据来回答这些问题。

这里揭示的问题是, 我们通常认为, 一个有效的个人同一性观念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两点。首先, 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个人同一性应该有直接的认知途径。回顾洛克之前的说法, 一个人具有个人同一性的前提是“能在异时异地认自己是自己, 是同一的能思维的东西”, 换句话说, “我知道我是我”。与此同时, 个人同一性应该有一种排他功能 (exclusiveness condition) , 即个人同一性必须给出“我为什么不是他人”的说明。但是正如奥尔森的思想实验所展示的, 因果连续论的个人同一性概念在做进一步的细化说明之前, 无法解释对自我的直接认知和自我的排他性。

从以上的讨论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实在主义的个人同一性解读致力于为自我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延续存在寻找一个确切的标准。而这种研究方向有一个必然前提, 那就是个人同一性具有某种确切的实在性, 而这种实在性可以集中地由它的本质反应出来。记忆标准所要把握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实质存在的本质所在。虽然记忆标准在后世几经修订, 但是所有这一路径的基本前提却保持一致, 那就是个人同一性是一种客观的、实际的、确切的存在, 而实在主义哲学家们需要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寻找出这种存在的本质标准。在有效的标准被确立起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个人的自我在不同的时间点是如何延续存在的, 或者自我在何时出现、在何时完结这一类的问题。在讨论中, 我们也看到了实在主义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到目前为止, 种种修正的努力都很难给出简单有效的个人同一性存在标准。不仅如此, 在可能的不同标准之间还存在着潜在的、不可弥合的冲突和矛盾。这让我们有理由去考察哲学史上关于“个人同一性”概念的另一派观点, 那就是怀疑主义的观点。根据怀疑主义的个人同一性理论, 自我是一个松散的、流动的、没有实质的存在, 因此实在主义的理论路径必然会遭遇到它所遭遇的各种问题, 而且最终无法解决它们。

二、怀疑主义的个人同一性

与个人同一性的实在主义相对的是怀疑主义 (skepticism) , 持怀疑主义观点的哲学家们认为个人同一性仅仅只是一个概念, 并没有任何的事实内容。其中, 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的针对个人同一性的怀疑主义理论最具代表性。在《人性论》中的第一卷第四章第六节中, 休谟直接切入主题, 提出一个人不过是“一束知觉”12:“有些哲学家们认为我们每一刹那都亲切地意识到所谓我们的自我;认为我们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它的存在的继续, 并且超出了理证的证信程度那样地确信它的完全的同一性和单纯性。……如果我们怀疑了这一点, 那末我们对任何事物便都不能有所确定了。”“产生每一个实在观念的, 必然是某一个印象。但是自我或者人格并不是任何一个印象, 而是我们假设若干印象和观念所与之有联系的一种东西。如果有任何印象产生了自我观念, 那么那个印象在我们一生全部过程中必然继续同一不变, 因为自我被假设为是以那种方式存在的。但是并没有任何恒定而不变的印象。……因此, 自我观念是不能由这些印象中任何一个或从任何别的印象中得来的;因此, 也就没有那样一个观念。”“他们都只是那些以不能想象的速度互相接续着、并处于永远流动和运动之中的知觉的集合体, 或一束知觉。”“恰当地说, 在同一时间内, 心灵是没有单纯性的, 而在不同时间内, 它也没有同一性。”13

休谟提出的这种束群理论 (bundle theory) 认为个人同一性不过是一串模糊的、流动的、复合的感知印象集合。不但行为心理学家和脑神经科学家对于这种理论高度认同, 它也获得了当代众多哲学家的继承和回应, 其中包括刚刚去世的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帕菲特在《人理与人》一书中区分了关于同一性的还原主义和非还原主义两种理论。根据非还原主义的说法, 一种事物的存在是一种“高级事实 (further fact) ”14, 它和其他不是这种事物的事实存在无关;而还原主义的说法认为, 一种事物的存在来自某些其他事物的存在。个人同一性的存在究竟应该采用哪一种理解呢?帕菲特关于个人同一性的理解同时建立在两位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的基础上。他认为, 一个人的存在仅仅是一连串的经历, 而在这些经历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称为“R关系 (relation R) ”15, 是一种松散的物理和心理关联 (connectedness) 与连续 (continuity) 。个人是否接续存在 (survive) 的关键是R关系的存在, 而不是灵魂、精神或者某种超然存在。我们无需关心核心自我是否受到了损害, 也不需要在乎那些把自我与他人区分开来的特质是否还在, 而仅仅需要关心现下的自己和过去或未来某一个时刻的那个人是否共有一些物理和心理上的关系。如果我们认为除了这种松散的关系之外, 个人同一性还有什么进一步的超然存在, 我们其实是受了某些误导。与实在主义的个人同一性不同, 建立在R关系上的自我与未来的自我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个人同一性因为这种R关系的程度强弱呈现出一种渐进的、多源的、边界模糊的面目。

休谟的这种怀疑主义的个人同一性概念不但在当代哲学家们那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其结论也在当代行为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当代行为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对于个人同一性的考察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菲尼亚斯·盖奇 (Phineas Gage) 的人格变化。盖奇是一个铁路工人。在1848年的一次意外事故中, 一根铁杵从他的头部贯穿而过, 破坏了他的大脑额叶部分。在受伤之后接受治疗时, 他一直保持着意识上的清醒。在治疗之后, 他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恢复了所有的身体功能。但是这次事件之后, 他的性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意外发生之前, 他是一个理智的善于自控的人。在痊愈之后, 他似乎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所有控制能力, 变得易怒暴躁。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他的朋友和亲人都认为他不再是原来的盖奇。

盖奇的故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被认为是脑神经医学史上人格变化和大脑机体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的一个重要明证, 其中体现的个人同一性和个体脑部机能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脑神经科学家和行为心理学家的关注。盖奇的事例启发了经验科学对于个人同一性的一些观察和想法。首先, 虽然个人同一性的所在 (locus) 是心理思维 (mental) 上的, 但是仅仅通过观察个人的物理构成并不足以完成对个人同一性的考察。其次, 不是所有的心理思维都和个人同一性的认定有关, 尤其是在洛克的记忆标准之外, 更需要关注一个人的行为倾向和人格个性在个人同一性问题上的地位, 这些因素的加入对于构建个人同一性所需要的心理持续性和心理因果关系都有了新的要求。最后, 盖奇的案例丰富了对心灵-身体 (mind-body) 关联的认识。对于脑部的物理伤害不仅仅可以造成身体具体功能的丧失 (比如视觉和行走能力) , 而且还可能对个人整体性的思维功能和行为倾向造成影响16。

随着实验技术的不断推进和经验观察信息的累积, 行为心理学家和脑神经科学家对于人类的认知行为和大脑构成之间关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实在主义把个人视为一个持续的、稳定的、确切的、实际的存在的观点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越来越多的实证科学研究结果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个人和自我缺少持续稳定的同一性。那么, 如果自我不是一个像实在主义所认为的客观、确切、实际的存在, 我们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观念, 甚至似乎能够时时刻刻感受到这种实际存在的主体呢?

行为心理学家和脑神经科学家认为我们感受到的自我存在并不足以成为个人同一性存在的依据, 因为人们会在一些情况下把一些不是由自我引起的行为通过某种补偿性的心理或者脑神经机制进行自我归因。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瓦格纳的自我意志体验研究可以被看作压垮实在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通过自我错误归因的实验, 瓦格纳论证说人们可能对于行为中自我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误会。人类行为的引起因素和路径是多样的, 比如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由外部刺激直接引起的、由自我反思主动做出的等等。当一些行为或者决定背后其实并没有自我意识的介入时, 我们的脑神经机制往往会通过补偿和虚构, 把自我意识的介入理解成一个引起原因, 也就是说, 自我意识可能是一种大脑为连接无意识行为而后续添加的内容。直白地说, 自我是大脑为了更好地解释自己的行为而创造出来的感受。

瓦格纳的实验大体是这么进行的17:在随机抽取实验对象之后, 研究人员把实验对象介绍给另一个预先安排的合作对象, 让两人在一个小桌子前坐下。桌子上摆放着一个边长12厘米的正方形木板, 上面放着一个鼠标。实验对象和事先安排的合作对象被要求同时把手放在木板上, 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控制鼠标运行。研究人员要求他们缓慢地使用绕圈的手势来移动鼠标。同时, 桌子旁边摆放着电脑屏幕, 他们两人可以同时看到鼠标标志的移动。电脑屏幕显示着一张图, 上面大概有50个小图案, 包括天鹅、恐龙、汽车等等。实验对象必须每隔30秒左右停顿一下鼠标, 同时还要确定每一次停顿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有意识做的。实验对象和他的合作者戴着耳机, 在实验过程中耳机里播放音乐, 或者有人念出一些词语。在每次停顿的30秒间歇中, 耳机里会播放10秒钟的音乐。在音乐停止后不久, 实验对象就需要把鼠标停下来。而那些念出来的词语是为了让实验对象注意到屏幕上的图案 (比如天鹅) 。同时, 研究人员还告诉实验对象, 他们的合作者在耳机里听到的词语是不一样。但事实上, 事先安排的合作对象在耳机里其实既没有听到音乐也没有听到词语, 而是听从研究人员直接告诉他做什么动作以及最后把鼠标停留在哪个图案上。在实验过程中, 每次合作对象停顿鼠标之前的30秒或5秒或1秒以及停顿后1秒的时候, 研究人员会在实验对象的耳机里念出事先定好的图案名称。实验结果发现, 当实验对象听到图案名称和由合作对象主导的鼠标停顿间隔不超过5秒, 接近1秒的时候, 实验对象往往会误认为是自己决定了鼠标停顿的地方, 而不是合作对象决定的。

这样的实验结果让行为心理学家得出结论, 我们对于一个行为是否真正由自己的意识引起可能往往存在着误判。更直白地说, “我觉得那是我”不能作为“那是我”的有效证据。随着实验观察和数据的不断积累, 更多的当代行为心理学家认为, 怀疑主义个人同一性理论比实在主义理论更能真实准确地反映自我概念。自我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捆绑而成的束群, 个人的想法和经历短暂地出现在一起, 由模糊的记忆勉强刻意地串联在一起, 但是背后却没有一个持续集中统一的自由的自我。

当代经验科学成果的介入是否会帮助我们全面有效、一劳永逸地解决个人同一性问题呢?怀疑主义的观点是否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个人同一性问题是否可以被放到哲学思想史的回收箱中, 被束之高阁了呢?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即便我们可以认为当代经验科学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自我不是一个确切的、实际的、客观的存在, 但是这可能不是自我概念的唯一有效理解。而怀疑主义也仅仅只是在经验科学的帮助下有力地质疑了经典实在主义所描述的那种个人同一性。个人同一性是否可以有其他的理解?除了作为一种实在之外, 自我是否还可以有其他存在的方式?

三、个人同一性的功能主义解读

对于个人同一性的另一种可能理解是将其理解成某种功能 (function) , 个人同一性指的不再是某种既定的心理或者物理事实, 而是一种将不同时间点上的个人存在进行有效整合和勾连的能力, 这种功能的具体内容和分析在当代哲学家中受到了很多关注18。需要指出的是, 个人同一性的这种功能主义理解从怀疑主义理论那里借来了灵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德里克·帕菲特为个人同一性的功能主义理解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在他的书《理与人》中, 他着重讨论了怀疑主义所支持的那种松散的、流动的、不确定的自我概念可能会如何改变我们的实践生活。

首先, 关于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 帕菲特认为建立在关系上的个人同一性可以帮助个人从自我的执念中得到解脱19。如果我们不误认为一个人的存在是一件持续的、不间断的事情, 那么对于所谓自己的将来的焦虑就会大大降低。死亡本身带来的是某一些R关系的丧失,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深层次的间接的R关系依然存在, 比如他人对于自我的记忆。个人的持续存在不会随着物理躯体的消失戛然而止, 而会是一种缓慢的“褪色”过程。如果我们用这种更加客观和完整的方式来理解个人同一性, 认识到自我其实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 那么对于现下自己的存在也就多了几分淡定。

其次, 我们对于理性的理解也会随着个人同一性的松散化而得到扩展。在传统的理解中, 理性往往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能力, 而这种能力的前提预设往往是一个长久存在的自我。虽然帕菲特不认为以R关系为基础的个人同一性会让我们放弃所有的关于未来自我的考虑, 或者对于生命采取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 但是他认为松散的个人同一性让我们有理由重新思考现下的自己和未来某时刻自己的关系, 对于可能的未来自我的利益和偏好, 我们不需要不加区分地一律纳入考虑。而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考虑自己对于未来自我的义务和责任, 就像自己考虑对于他人的义务和责任一样。譬如, 当我们在考虑是否作出某项决定时, 必须考虑这项决定可能对未来的自我带来的伤害, 就像我们需要考虑它可能对别人带来的伤害一样20。

最后, 在帕菲特看来, 以R关系为基础的个人同一性还会为我们的道德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根据一般直觉的理解, 未来某个时刻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之间有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而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同一性, 我们对于未来的自我的关心和义务也因此有了特殊的优先性。但在新的、松散的、以R关系为基础的个人同一性理解中, 当下的自我与未来某个时刻的某个个体共享某些R关系, 同时当下的自我和别人也共享着一些R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前者中的R关系比后者中的R关系在道德上更特殊更优先, 因为这种特殊性的基础, 也就是同一性, 不再是一种实在性质 (substance) , 而是R关系本身21。

帕菲特认为这种变化直接挑战了一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且根深蒂固的道德原则。譬如, 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强调的个人分离性和独特性 (separateness and distinction of persons) , 这种理念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特的道德价值和存在意义, 同时这些价值和意义不可通约。帕菲特批评这种理念预设了个人同一性有一个实在的核心。在束群关系型的个人同一性框架下, 一个人的“自己”的内容会扩展到传统范围认为的未来自我之外, 会扩展到譬如他的血缘亲属或者志同道合的朋友。因而, 即便是一个理性的、出于“自己”利益的行为, 一个人也有理由去优先考虑当下和自己分享更多联系的他人, 而不是所谓未来的自己。这种新的理性利己观的最直接和显而易见的结果是, 人们可能变得更加慷慨和利他, 可能在保障未来单一自我的福利和增进当下扩展自我的福利之间作出偏向后者的决定22。

受到帕菲特挑战个人同一性理论的启发, 当代实验哲学家尼克尔斯 (Shaun Nichols) 和脑神经学家巴特尔 (Daniel Bartel) 在2013年做了一次心理学实验, 在这次实验中, 实验哲学家们想要研究帕菲特的说法是不是正确的, 关于个人同一性的不同理解是否真的会让人们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

在这次实验中, A组的受试对象被告知, 科学家已经很详细地研究了自我, 根据他们的研究, 自我在时间变化当中出奇地稳定, 即使在很久以后的未来, 在最深层次的意义上, 你还是今天的你。当然有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会发生改变, 但是最终, 未来的你和现在的你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与此同时, B组的受试对象收到几乎相反的信息, 他们被告知, 科学家经过详细的研究之后有了惊人的发现:一个人的自我变化极其剧烈。从现在开始的未来几个月时间内, 你的很多方面都会改变, 包括你的想法和你的身体。30年以后的你和现在的你完全不同。在A和B两个小组听完以上信息并对几道题作答之后, 研究人员会告诉受试对象, 他们将在一个星期内或者一年内收到一小笔奖励金, 感谢他们参加实验。他们可以选择把奖金全额拿走, 也可以选择把奖金的一部分捐给当地的慈善机构。实验的结果发现, 当获取奖金的时间是一个星期内时, A组和B组成员之前得到的关于自我的科学研究信息没有对其选择产生不同影响。但是当获取奖金的时间期限是一年时, 两组人员的选择差别显著。B组人员明显地比A组更愿意把自己所得的很大一部分奖金捐给慈善机构。尼克尔斯认为, 这样的实验为帕菲特关于对自我的认知如何改变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23。

延着德里克·帕菲特对于个人同一性的思路, 当代哲学家对个人同一性问题的讨论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形而上学范畴, 除了因果关系、延续性、能动性、实质等形而上的概念被一再提及之外, 更多的伦理学家提出, 行为理性、责任、生存和道德判断等一系列的道德问题都被摆在了个人同一性理论面前。“个人同一性概念究竟重不重要, 以及因为什么而重要?”这样的问题促使伦理学家们去研究不同的个人同一性理论背后的伦理结果, 换句话说, 一种个人同一性理论的合理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帮助我们理解和解决实践问题。这种个人同一性问题的关注点转向引发了一个充满了新意的方法论转向24, 一些当代哲学家开始考察一些更加极端而有趣的观点, 即不仅对于个人同一性的理解会影响个人的道德判断, 而且二者的作用关系也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倒置过来,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道德价值和信念决定了一个人对自我的认同。譬如, 杜克大学基恩伦理研究所 (Keane Institute) 的施特罗明格 (Nina Strohminger) 和亚利桑那大学哲学系的尼克尔斯 (Shaun Nichols) 在2014年发表在《认知》 (Cognition) 的一篇文章《根本的道德自我》中, 以五个道德心理学实验为佐证探讨了个人同一性是如何深深植根于人们的道德判断中的25。这里简要介绍第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有148个受访者, 平均年龄30.5岁, 其中58%为女性。这些受访者将读到下面的故事:

吉姆是一个会计, 生活在2049年的芝加哥。一天他出了车祸, 唯一的生存机会是接受一个实验性的脑医学治疗。科学家能够培育不同部分的大脑。在手术过程中, 医生会切除受损脑部组织, 然后用培育出来的新大脑组织来填充。手术完成后, 一系列的心理检测显示, 吉姆可能发生五种并发症, 分别是: (1) 患者失去行为控制能力; (2) 患者不能准确地识别事物; (3) 患者失去所有的欲望; (4) 患者失去所有记忆; (5) 患者失去道德是非观念26。

在哪一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手术后的吉姆最不是手术前的吉姆?受访者需要为五个可能情况中吉姆同一性改变程度打分。分数越高, 意味着个人同一性丧失越大, 也就意味着那个选项与个人同一性的关联程度越高。

结果显示, 在所有的认知损失当中, 受访者认为道德是非观念的丧失对于一个人的个人同一性损伤程度最高, 且明显高于其他选项27。这个实验促使道德哲学家们更有理由相信, 个人同一性的基础, 也就是一个人存在的延续, 有其道德和伦理层面的展现。甚至可以说, 道德价值和是非判断的保留本身就是个人同一性的根本内容。

上述这类道德心理学实验为个人同一性的当代功能主义理解提供了经验事实的佐证。与实在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观点不同, 这些实验对于个人同一性采用一种功能主义的理解。认知哲学、道德心理学和个人同一性理论的结合成果帮助哲学家突破了个人同一性的讨论界限, 不再局限于自我存在不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等传统问题。新的研究关注的是, 个人同一性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不同时间点上的行动者所具有的功能。这种功能可以是一种价值判断能力、一种理性认知的能力、一种保持稳定一致的理性判断能力或者一种对于未来行为的决策和执行能力等等。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 当代个人同一性的功能主义解读能够帮助哲学家避免陷入实在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对立冲突, 为自我概念打开新的理解和研究方向。针对实在主义的方向, 个人同一性的功能主义解读避免了本文第一小节中介绍的问题, 使得对于个人同一性的讨论不再拘泥于物理实在和心理实在之争, 而是给出了个人同一性更加多元和多层次的存在的可能解释。这种功能主义拓展性的理解还避免了怀疑主义的挑战, 保留了个人同一性的存在基础, 更通过经验科学的研究证据为个人同一性的存在提供了事实性的佐证。个人同一性的功能主义解读在实在主义和怀疑主义两个对立传统之间开辟出了另一层面的理论空间, 一方面避免了传统实在主义所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又回应了怀疑主义路径的挑战, 为个人同一性作出了辩护。

但是, 这种对于个人同一性的功能主义理解也有局限。这类学说兴起不过二三十年, 即使是支持功能主义解读的哲学家们, 也尚未就很多关键说法达成一致意见。譬如, 对“功能主义的解读究竟是更偏向于支持个人同一性的物理存在还是心理存在”这一个问题依然有不同的回应28。更重要的是, 对于个人同一性的功能主义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灵哲学中的功能主义学派对于人类思维状态的分析和解读。而心灵哲学中的功能主义本身依然面临着众多有待进一步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 我们依然应该对个人同一性的功能主义解读抱有信心。对于一个新的理论进路来说, 那些可能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更有可能是这个进路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 应当被看作推进和改良个人同一性概念的可能方向。

四、结论

个人同一性问题在漫长的哲学史中被反复讨论, 在当今的多学科体系中仍然是一个日久弥新的话题。本文对实在主义和怀疑主义两大流派及当代功能主义对个人同一性问题的观点的介绍必然是挂一漏万的。然而, 在当代哲学、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不断交叉互利的趋势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可行的理论方向, 即个人同一性不再被当作单一的、静态的、非有即无的属性。相反, 哲学上的个人同一性观念因为其他相关学科的介入而呈现出多种可能面貌。我们越来越有理由将个人同一性理解为一种具有程度强弱的、未完成的、发展性的属性, 其所指向的是行动者的某种能力 (agency) 。因而, 在此基础上的哲学研究应该进一步对这个能力做细化和具体化的探讨, 关注譬如“个人同一性是否与对未来的自我的理性选择能力必然相关?”“一个人的有效记忆能力是否预设了个人同一性的前提?”以及在我看来极为重要的“人们对于他人和自己的稳定的道德判断能力的预期是否有效解释了个人同一性的实践来源?”等问题。

哲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论证与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结合, 让我们能够用一种经验性的可靠的方式评估和衡量已有的理解和说法。这样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后期才刚刚起步, 其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可改善空间颇大, 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预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个人同一性的哲学讨论与实证科学研究结合的交互进展可以同时修缮和拓展该问题的理论框架和验证方法。在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等经验学科为我们更好地、更有效地检测各种哲学理论假设时, 哲学针对类似个人同一性这种根本性问题的探讨不应该采取一种隐退的态度。在整个对于个人同一性研究脉络的讨论当中, 我们看到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都帮助哲学家们推进了概念分析和理论设计。当代哲学和经验科学 (尤其是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 的结合看似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 但是这种方法论转向的背后有着合理的逻辑理由。这种新的哲学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梳理和澄清之前悬而未决的有关经验世界的各种假设, 同时分辨出哪些理论框架的解释效力更好, 更有可能为理论本身提出反直觉的观察证据, 促使我们不断地修正框架本身。因此, 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对于根本哲学问题的探索大可不必被视为一种入侵。相反地, 经验科学的良性介入有可能为哲学上对这些概念和问题的讨论排除冗余, 扫清道路, 使得后者取得长足发展。

【注释】

1personal identity在中文中也被翻译成“人格同一性”。本文在这里采用“个人同一性”的翻译, 因为中文里“人格”一词本身带有过重的心理学意涵, 而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个人同一性”在不同理论流派中可能指称的是一个物理事实, 也可能是一个心理事实, 甚至是其他指称内容。换言之, “人格同一性”可以是“个人同一性”的一种狭义理解, 但是“个人同一性”所指称的内容要大于单纯的“人格同一性”。

2对于西方哲学中个人同一性问题的概括性介绍和分析, 见高秉江:《西方哲学史上人格同一性的三种形态》, [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3类似观点见Peter van Inwagen, Material Being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1-56。

4此类观点见Lynne Rudder Baker, Persons and Bodies:A Constitution Vie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0-92。

5此类观点见Harold Noonan, Personal Identity, second edition, London:Routledge, 2003, pp.2-19。

6[英]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 关天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309页。

7Thomas Reid,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of Ma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52, pp.243-250.

8对于这一类观点的详细介绍见Terence Penelhum, Survival and Disembodied Existence, London:Routledge, 1974, pp.54-102。

9Sydney Shoemaker, “Identity, Properties, and Causality”,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1979 (4) , pp.321-342.

10对于裂变问题更多的讨论和可能的回应见Harold Noonan, Personal Identity, London:Routledge, 2003, p.21; 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71; Sydney Shoemaker, “Personal Identity:A Materialist's Account”, in Shoemaker and Swinburne (ed.) , Personal Identity, Oxford:Blackwell, 1984, p.99。

11Eric Olson, “Personal Identity”, in Susan Schneider (ed.) , Science Fiction and Philosophy:From Time Travel to Superintelligence, Hoboken:John Wiley&Sons, 2009, p.82.

12[2][英]大卫·休谟:《人性论》, 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第283页, 第281-283页。

13[4]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10, p.262.

14此案例与个人同一性相关的更多讨论详见Malcolm Macmillan, An Odd Kind of Fame:Stories of Phineas Gage, London:MIT Press, 2000; Zbigniew Kotowicz, “The Strange Case of Phineas Gage”,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20 (1) , 2007, pp.115-131; Kevin Tobia, “Personal Identity and the Phineas Gage Effect”, Analysis, 75 (3) , 2015, pp.396-405。

15更详尽的实验内容和过程见Daniel M. Wegner and Thalia Wheatley, “Apparent mental causation:sources of the experience of will”,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7) , 1999, pp.480-492。

16当代哲学家对于个人同一性更多的功能主义讨论见Lawrence Davis, “Functionalism and Personal Identity”,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98 (58) , pp.781-804; Eric Olson, The Human Animal,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89-109; Sydney Shoemaker.“Self and Substanc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997 (11) , pp.283-304。

17[3]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74, p.323.

18[2]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26, p.329.

19Daniel Bartels, Trevor Kvaran, and Shaun Nichols, “Selfless Giving”, Cognition, 2013 (129) , pp.392-403.

20关于此类研究最新近的总结性研究请见普林茨 (Jesse Prinz) 2015年在马凯特大学多学科道德论坛主题做的主题发言“Who Am I? Investigating the Moral Self”。该系列发言正在结集成书发表。发言内容见https://shareok.org/handle/11244/22709。

21[3][4]Nina Strohminger and Shaun Nichols, “The Essential Moral Self”, Cognition, 2014 (131) , pp.159-171, p.160, p.161.

22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见Gary Fuller, “Functionalism and Personal Idenity”, The Personalist Forum, Vol.8, No.1, Supplement:Studies in Personalist Philosophy,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Persons (Spring 1992) , pp.133-143; Nicholas Agar, “Functionalism and Personal Identity”, Nous, 2003 (37) , pp.52-70。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