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指出, 士君子应当以“内圣外王”作为终极追求, 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 辟邪说暴行弘扬孔子仁义之道, 肩负起教化后知后觉的使命。与此相对, 保罗则在继承《旧约》人之罪性的前提下, 强调耶稣的死而复活是全人类的福音, 成就了上帝与人订立的新约, “独一真神已在耶稣基督里对付了罪恶、死亡、过失、羞辱, 如今呼召各地男女放弃那掳掠人心的偶像, 而在他里头找到新生命, 新的生活方式”。[1](P238)因此,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 无论是男是女, 都可以通过信靠耶稣基督, 让耶稣基督的圣灵入住, 将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 通过与神同工来转变生命, 在奉献神的事工中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一、孟子与保罗生命价值论之分野
人之生命具有何种意义与价值, 人应当如何追求并实现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孟子与保罗用自己的理论与生命实践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诠释。
(一) 内圣外王与神的义人
孟子站在弘扬孔子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指出, 一个接受过圣贤教育的士大夫, 其道德的追求应当是成就圣贤品格, 其事业的追求是成就圣王的伟大功业, 而这一“内圣”“外王”完美结合的典型就是尧舜, 所以孟子“言必称尧舜”。其中的深刻含义, 正如袁保新所说, “在孟子的反省里, 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 不仅仅是存活在某一过去时代的人物与事功而已, 他们就是完美人格的真实代表, 也是人类终将克服生存浩劫、文明危机的真实保证。……孟子之亟称历代圣王, 绝不是挟古人以自重, 而是孟子道德意识的苏醒, 使得他不容已地要上承往圣先哲的事业与理想, 矢志成为人性尊严的捍卫者, 历史的见证”。[2](P26)
成就内圣的品格与外王的功业是统一的。士大夫仅仅能够修养自己还不够, 还要有利及苍生的伟大志向, 肩负起服务社会的责任, “得志, 泽加于民, 不得志, 修身见于世” (孟子·尽心上9) 。如果由于外在原因而使理想得不到实现, 那也应当保持自己高尚的品格与情操。大禹和后稷处在政治清明的时代, 可以把理想抱负付诸实现。与此相反, 颜回虽然也有禹稷的抱负, 但拘于时代的限制只能居于陋巷。可是孟子盛赞颜回———“禹、稷、颜回同道”, “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孟子·离娄下29) 。他自身也效法禹稷颜回, 不畏艰难奔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推行仁政学说, 将拯救天下苍生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即便是到了晚年, 仍然通过讲学收徒来影响社会和国家, 通过传承圣学来教化天下苍生, 以期实现“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 (孟子·梁惠王上7) 的理想社会。
与孟子相比, 保罗的人生则充满了神圣色彩, 他则始终把做“神的活祭”和成为“神的义人”作为理想的品格。要成为神的义人, 就要去掉自己身上的罪性, 成为圣洁。要达到这一目的, 必须通过信靠耶稣的赎罪与拯救。关于罪的本质, 卡尔·巴特说, “罪是人类本性的比重。罪并非人生中某一情况或一系列情况, 而是人与生俱来的情况本身。罪尚未在这人或那人的意识或潜意识里发生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罪在成为这人或那人的意志和信念之前, 就是一种力量了”。[3](P162)可是藉着“基督之死”, 人经历再造获得真正的新生, 罪就得以赦免了。因为“我们在基督之中向神性法则表示臣服, 而神性法则意味着:推翻非直观的、在死亡中变得直观的、罪的世界法则, 使人得以康复, 从束缚万有的暴力中解放出来”。[3](P168)所以作为神的仆人, 保罗始终将成就神之伟大的拯救事业, 彰显神的大能作为自己人生终极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 他积极传播神的福音, 让更多的人了解神的福音信仰神, 加入教会成为神的儿女来接受圣灵的入住, 通过做“神的活祭”和“与神同工”来荣耀神。
(二) 经世济民与天国义路
孟子内圣外王的终极目标是在现实中, 通过经世济民的伟大社会实践来实现的, 与其存心养性事天的自我修养是统一的。袁保新认为, 孟子以“存心养性”来“事天”, 一则在表示道德实践的严肃性, 不容自己有丝毫的懈怠, 另一则在彰显天道的超越性, 以绝对价值尊奉之。[2](P89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孟子把全天下的人都当作了自己的教育对象。他教育君王要心怀天下苍生的疾苦, 体恤鳏寡孤独, 爱惜民生民力,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他教育士君子传承圣学仁义道德之精神, 言拒杨朱墨翟之邪说淫辞;他教育百姓在生活富足之后要遵行孝悌礼义, 最终实现“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4) 的美好社会。
与孟子相反, 保罗则是孜孜以求通过传福音引领人走上天国义路。他晓谕所有的信徒, 只有与永生的神建立关系, 人才能找到超越世俗的永恒生命意义。“神藉着圣灵在个人心中工作, 结果让人相信福音, 再由洗礼加入基督的群体中, 开始参与在日常生活里, 学习其一般的生活方式, 这便是人如何跟永生神建立关系的方法。”[1](P175)保罗一直坚信:自己是受神呼召的使徒, 应当让神成为全天下的神, 用神的话语拯救一切的人。只有这样, 才能成为神所喜欢的人, 才可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正如他自己所说“无论是生是死, 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腓1:20) 所以保罗一生都致力于到处传扬福音, 建立与牧养教会, 反对各种异端邪说, 保证各地教会信仰的纯洁。在这样的活动中, 保罗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 经历了各种磨难, 但是却终生不悔, 反倒觉得这是对主的最好的交代。因为他始终坚信无论作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林前10:31) 无论做什么, 都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西3:23)
(三) 仁心推扩与神的拯救
孟子与保罗所追求的人生目的不同, 实现人生价值的场域和途径不同, 自然就决定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所依靠的力量截然不同。
孟子把实现内圣外王的根本动力, 归因于人人本有的善端, 归于人人都具有成就自己的内在潜能。内圣外王的目标能否实现, 关键取决于自我尽心知性和知命立命的实践。袁保新认为, 孟子“夭寿不二, 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的提示, 透露出天命造化的无边意蕴, 必须通过人之“尽心”与“立命”, 方能步步开显出它在人间世界中的真实意义。[2](P85)孟子打比方说, 麒麟、凤凰、泰山、江海、圣人都是“出于其类, 拔乎其萃”的, 都是从平凡中超越出来而达到伟大崇高境界的。孟子特别指出, 孔子也同样是源于一个平凡人, 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逐渐升华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圣人之于民, 亦类也。出于其类,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 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2) 如果能够坚信圣人与我同类, 不断存养充扩四心, 自我挺立道德主体, 就能够发生由凡人到圣人的转变。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立志修养自己, 并借助外在的圣贤教育, 成就自己的品德, 成就一番事业。至于笃信孔子仁义学说的圣人之徒, 应当不待外在教化, 自我激励成就自身。
保罗则在人之罪性的前提下, 强调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自己身上的罪性, 因为这罪性是从亚当遗传而来, 使得人远离了神, 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正当关系。要摆脱人身上的原罪, 恢复与神的和好, 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唯独依靠神。信靠神就“意味着不断自我扬弃和自我取消, 意味着不倦地、坚定地自愿萎缩、放弃、下降和消亡, 意味着不断以极其贫乏和可疑的、一丝不挂的中立人性为出发点”。[3](P125)保罗打比方说, 基督徒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基督徒是“神的殿”。 (林前3:9~16) 人的身体是一个瓦器, 里面有一个贵重的宝贝 (圣灵) , 是那宝贝让瓦器变得珍贵。 (林后4:7~12)
耶稣基督是上帝道成肉身, 是神亲自介入人类历史来拯救人类, 他的死而复活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新约法。我们信靠他不仅可以获得拯救, 摆脱罪性成为义人, 更为重要的是, 依靠神救赎的大能, 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获得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体验。“只要旧的世界依然存在并且基督徒受到它权力的威胁, 这种持续性参与到死亡中, 在上帝的拯救计划中就有积极意义, 因为它阻止了信仰者相信他自己而沉沦到旧的生命中。痛苦与死亡是上帝实施统治的积极方面, 并且能够被理解为参与到基督的死亡中。上帝已经征服了死亡, 不是通过废去它 (这个有待于将来) , 而是通过命令它服务于上帝的意图。”[4](P77)保罗多处举例说, 只有通过信靠神, 让神的灵入住我们的内心, 我们才会与神结合, 成就神的意思。人是有朽易碎的瓦器, 而神是永恒的灵,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而神是永生的。终有一死的人只有通过信靠神, 通过与圣灵融为一体才可以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才可以死后永生。“我们可以发现, (保罗对神的) 这种盼望是持续不断的, 尤其是对复活和末世转变的盼望。这种观念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罗马书和腓力比书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5](P97)
二、孟子与保罗生命价值论之会通
孟子和保罗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人生经历出发, 都主张生命的神圣与人格的平等, 强调生命的责任与担当。他们都窥测到, 每一个人都是通过所从事的工作来实现安身立命, 因而强调工作对于人之生命的重要性。他们都洞见到艰难困苦具有的正面价值, 并且给予了人们面对苦难的智慧与勇气。
(一) 生命神圣与人格平等
孟子和保罗都主张生命的神圣和人格的平等, 虽然二人的论说角度不同。孟子从“天生蒸民”和“民为贵”的角度, 强调每一个生命都应当得到尊重与保障;“圣贤与我同类”, “人皆可以为尧舜”, 每个人都可以经由存养充扩而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而保罗则是从上帝造人和基督拯救的角度, 强调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都是基督拯救的对象, 都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
孟子不仅主张生命有其内在的价值与尊严, 主张每一个生命和人格应当受到尊重, 而且尤其强调了普通老百姓生命应当得到保障。在战乱频繁苛捐肆虐的战国时代, 孟子鲜明地提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口号, 呼吁统治者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他批判战争是“率土地食人肉”, 批判暴政是“率兽食人”, 反对合纵连横的杀伐战争, 提出“不嗜杀人者一之”和“仁者无敌”的思想, 高标“行一不义, 杀一无辜, 而得天下, 不为也”的政治理念, 并且提出了恢复井田和制民之产等一系列保障民生的政治经济措施。孟子对生命神圣和人格尊严的彰显, 根源在于其性善论。正如袁保新指出, 孟子人性论有两个特色, 一是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与尊严, 定位于先天本有的道德心之上, 足以“兴起一切人之心志, 以自下升高, 而向上植立”, 另一是“心”“性”“天”三者在道德实践历程中的相即相通, 使人在面对命限的无常流转中, 可以通过人本身的道德自觉, 转化命限的负面意义。[2](P165)
保罗的生命神圣与人格平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而且是神照着自己的样式所造的, 都具有神的形象, 因而生命是神圣的也是平等的。由于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诫命, 偷吃了禁果造成了原罪, 死就进入了人的身体, 并且遗传给每一个人, “罪由一人进入世界”“罪的代价乃是死”。所以, 每个人都是罪人, 都是有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 凭自己的能力摆脱罪的束缚, 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和好关系。在这一层意思上, 我们看到了生命来源的神圣与平等———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 都是有死的受造物, 生命无贵贱。同时, 人又都是罪人, 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在这一点上也是平等的。第二, 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模样, 即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与人类担当起苦难与死亡。上帝眷顾每一个人, 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每一个人脱离罪, 脱离死的束缚。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成就了人与神的一个新约, 每一个人“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饮于一位圣灵” (林前12:12~15) 。所以信徒不再有“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的区分, 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加3:28) 。“保罗把基督的死亡、复活、主的身份和基督的再来放在他神学的中心。在所有这些事件中, 他通过代表我们利益的基督理解了神的行动。神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获得了拯救;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在基督里’的体验, 这意味着被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所完成了。”[5](P105)保罗到处去传播这一福音, “告诉人们有位独一的真神, 他如今活着且顾念、疼爱世人, 并且在历史上、在人间, 一直做工, 为要重新建造整个世界”, [1](P245)在这一福音中, 过去饱受歧视的女人成为了神的见证者, 成为了教会的执事;原来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奴隶也成为了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彼此相爱共同侍奉主, 活出在基督中的圣洁生命, 用自己的事工彰显神的大能。
(二) 生命的责任与使命
孟子和保罗不仅勇敢的肩负起了自己地责任与使命, 并且从不同的维度对生命的责任与使命做出了论述, 给予门徒弟子诸多的人生教诲, 这些思想虽历经久远仍为后人所传扬。
孟子指出, 每个职位都有应尽的义务与责任, 人的言行要与他的身份角色相配合, 决不能尸位素餐。“有官守者, 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 不得其言则去” (孟子·公孙丑下5) , 孟子尤其强调了一国之君的职责:要把国家治理好, 使四境之内国泰民安, 避免“上下交征利” (孟子·梁惠王上1)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涂有饿殍而不知发” (孟子·梁惠王上3) 的现象发生;要绝对避免占夺民时造成百姓“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 父母冻饿, 兄弟妻子离散”的悲剧现象;要通过“制民之产”的政策实现“居者有积仓, 行者有裹粮”, “内无怨女, 外无旷夫” (孟子·梁惠王下5) ;通过“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来实现“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 “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 (孟子·梁惠王上7) 。否则, 人民就有权通过革命变置社稷。孟子在平陆用“执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和“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 (孟子·公孙丑下4) 的譬喻, 批评了孔距心和齐宣王没有尽到本职的罪过。孟子用“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 则易位”, “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 则去”。 (孟子·万章下9) 来概括贵戚之卿和异性之卿的责任, 他认为士君子的职责就是“格君心之非”, 辅助君王行仁政以利济苍生, “先知先觉”的士君子应该发挥“草上风偃”的模范作用, 担当起化育“后知后觉”的历史使命。
在保罗看来, 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大有热心, 积极传承本民族的信仰与文化, 是一个忠实的拉比必须肩负的责任。在《罗马书》第十五章, 他阐明了自己作为神的仆人的宣教使命:是神给予他恩典, 差使他做奴仆去外邦人那里传教, “做神福音的祭司, 叫所献上的外邦人, 因着圣灵, 成为圣洁, 可蒙悦纳。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罗15:16~18) 。保罗关注的从来都不是他个人的安危和舒适, 而是传扬主的道, 使外邦人可以得救, 并且“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罗15:20) 。他毕生都致力于把福音传到地极西班牙去, 来践行荣耀神的使命。保罗强调, 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以自己的行为荣耀上帝, 他告诫他们,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了来的。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 (林前6:12~20) 。
(三) 职业 (工作) 对于生命的意义
孟子和保罗都强调了工作和职业的重要性:任何人任何时候都要工作, 都不能白吃饭, 不劳动就不得食;各种职业和工作都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社会的分工与合作乃是必然要求;职业和工作不仅是个人实现自身价值, 发挥自己潜能的途径与手段, 也是成就他人的手段;职业和工作所创造的财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 也是为了全社会, 用来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权益。
孟子首先反驳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饔飧而治”和“君子不耕而食”的思想, 表达了社会上任何职业和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观念, (孟子·滕文公上4) 他区别了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劳心者与劳力者的不同分工与作用, 提出社会只有分工合作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只有通工易事才能互通有无, 只有教育才能保证社会有序与文化传承。杜维明先生指出, 孟子的“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的提法不仅具有历史价值, 而且至今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孟子标出大人之事和食于人 (靠人吃饭) 的劳心者, 是针对“君子不耕而食”或“士无事而食”之类经济主义而发的。徐行的“神农之言”是一种不顾社会的意义结构, 甚至对服务阶层的功能也懵然无知的唯劳动生产是问的极端思想。[6](P8~9)
孟子以函人与矢人的职业特殊性为例, 指出不同职业对人的生命气质和性格的影响。“矢人岂不仁于函人乎?矢人唯恐不伤人, 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 (孟子·公孙丑上7) 。不同的职业由于利益的不同会产生冲突, 不同的职业心理也可能导致人背离正常感情。这其中暗含着一种警醒, 人不要受行业特殊性的影响, 不可以因为行业的原因而失去仁爱之心。在诸多的行业当中, 以教育学生为职事的教师更有助于培养人之善良德性, 所以孟子以教育英才为自己的毕生职业追求, 并视为人生三乐之一。
与孟子极为相似, 保罗首先阐明了这样一个职业观念:在教会中, 所有的基督徒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没有民族种族之别。在主里面, 所有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都是平等的互相效力的。每一种工作都是基于神的分派, 没有哪一种工作比另一种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同样是我们荣耀神的手段。“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林前12:21) 。保罗批判了信徒各自夸耀自己功劳的错误, 他指出“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林前3:7~8) 。基督徒都是“与神同工的”, 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林前3:9) 。所有传扬福音的人譬如“一个身体上的许多肢体”, 尽管分工不同, 但是工作性质都一样, 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工程。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自我骄傲, 都应当存谦卑的心, 以自己的行为荣耀上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林前10:31) ,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西书3:23) 。人们在世的一切活动, 归根到底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这一观念被后世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所继承, 并将其发展成为“天职”, 鼓励人们辛勤工作赚更多的钱来荣耀上帝, 不仅解决了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的矛盾, 还赋予了世俗活动以崇高的宗教意义, 论证了追求财富的合理性, 并认为这是荣耀上帝的最大的义。
保罗以自己的传教工作为例, 说明了工作的真正报酬并不是金钱, 而是从工作带来的满足。他说, 神“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 (林前9:14~15) 。他坚信自己心甘情愿传福音, 就必定有上帝的赏赐。他白天从事传道, 晚上织帐篷以谋生, 拒绝教会的奉养, 唯恐人们怀疑他是为了得利而传福音。保罗的行事为人树立了勤劳和审慎的榜样, 也证明了一个真理:即便是普通的手艺技能也是上帝的恩赐, 上帝不仅能让人通过事工养家糊口, 奉献他人来荣耀神, 还能够让人在工作中得到神所赐予的智慧和技能。
(四) 苦难对于生命的正面价值
孟子和保罗都是在社会动荡的时代, 在饱受困苦的生活中度过一生。他们都从自身的经历出发, 清晰地阐述了苦难经历所具有的积极正面价值。
孔子一生历尽艰辛, 所以才有“多能鄙事”的生活本领, 才有十五岁立志求学的志向。孟子出生贫苦家庭, 成长历尽艰辛, 才形成了他对于人生苦难意义的深刻洞见。孟子从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和百里奚等一系列圣人经历苦难而成就的事例, 得出了千古流传的伟大真理:“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告子下15) 只有历经灾难, 才能具备德行、智能、见识和谋略, 只有在危难中人的内在潜能才得到发挥。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如果始终不经历忧患苦难, 长期安逸享乐必然走向灭亡,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保罗传播福音经历千难万险, 但是他始终坚信苦难是神的试炼, 患难中必定有神安慰, 在苦难经历中能够成就属灵生命的成长, 短暂苦楚可以成就将来永恒的荣耀。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16~33节, 保罗自述了自己的苦难经历。他认为自己经历的鞭打、沉船、饥饿、赤身裸体等等都是神对自己的考验。在第十二章7~8节, 他提到了身上的刺给自己带来的苦难。保罗身上的刺到底为何物?巴克莱列举了学者多达八种可能性的猜测, [7](P1667~1668)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保罗的苦楚。保罗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精神,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是由于有耶稣基督的灵“这个宝贝”放在自己这个“瓦器”的身体里, 所以“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 却不失望;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打倒了, 却不至死亡” (林后4:7~9) 。保罗坚信:“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林后1:3~4) 。他坚信“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林后4:17) 。并且靠着这种信心生活, 就不会在苦难面前丧胆, 而且在苦难中可以生出忍耐、生出爱, 生出对神的无限信靠。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在保罗的眼中, 上帝纵然是万能的, 人间也依然会有苦难。基督爱我们, 但是不会荫庇我们, 叫我们不用经历生命中的困苦, 因为这些困苦能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 (罗5:3~5) 。神向我们保证, 生命中的困苦是为我们效力, 而不是要针对我们的。神容忍试炼临到, 我们就能够利用它们叫自己得着益处, 并叫神得着荣耀 (罗8:36) 。所以, 我们既接受苦难为正常而忍受, 又相信神的帮助, 既积极面对不逃避, 又正视接纳不可改变的事实谋求补救的方法。尤为重要的是, 我们相信上帝与人一起承担苦难并且战胜苦难与死亡, 上帝与人类共同背负十字架, 使我们看到了十字架背后的胜利, 上帝的荣光与大能, “耶稣通过自己的鲜血, 证明了自己确是基督, 证明了自己确是上帝表达对人类之信的空前绝后的话语, 证明了自己确实开辟了拯救人类这一不可能的可能性, 确实是未曾点燃的火炬之光, 确实是上帝的宣言”。[3](P100)
三、小结
孟子把拯救天下百姓作为执着追求, 保罗始终秉持神的仆人的谦逊态度, 把毕生都献给了拯救天下苍生的事业, 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成为后世信徒所效法的典范。孟子和保罗的人生历程和生命智慧,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仍然具有诸多启迪。
(一) 超拔苦难的内在动力和获得幸福感之源泉
孟子和保罗的生命价值理念与行动启示我们, 信仰是永恒的精神寄托, 是生活的方向, 是克服困难的内在精神力量, 是幸福感的真正来源。
孟子坚信“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忧患的环境能促进生存与发展, 安乐的环境会导致沉沦和灭亡。人在忧患中心智得到磨炼, 生命的内涵与深度得以增加, 内在的潜能得到发挥。这是因为外在的折磨会使人内心受到震撼, 促使毅力和性格更加坚韧。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所遭受的苦难是“天将降大任”的一种考验和历练。天命, 作为冥冥中的主宰, 是人能够克服困难的精神寄托与力量来源。因而, 这种历练能够唤起主体内心的觉悟, 内心的觉悟能够带来克服困难的精神力量, 从而带来能力的提升。保罗的信仰就是上帝存在、永恒的灵魂和正义的审判。上帝是每个人精神生活的寄托。一个人, 如果相信上帝是世界的造物主, 是自己精神和灵魂的主, 与他共同承担人生的苦难, 他就会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勇气;如果他相信有永恒的灵魂, 相信他今生所做的事情, 有一个终极的永恒的审判。那么, 他就会更加尊重生命, 对自己的操守言行就会更加谨慎。基督教学者温伟耀认为, 相信有永恒的灵魂比相信没有, 始终会带来人生更高贵更尊重生命, 并且向往永恒和完美的方向和动力。[8](P116)如果只有今生而没有来世, 没有死后的审判, 今生的恶人逍遥法外, 好人反而受折磨, 确实是不公不义。基督教相信将来永恒里还有审判, 不公义和冤屈能得到昭雪, 这恰如佛教中的“六道轮回”与“三世因果报应”一样, 确实能够为饱受现实苦难的人提供一种永恒的慰藉与期盼。
有了一种信仰, 就有了永恒的幸福感。孟子关于天爵与人爵的论述启发我们, 要有正确的快乐与幸福观。人爵———富贵和荣耀, 是“求之在我, 得之在人”, 是“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 并非是个人努力追求就能够得到的。在现实生活中, 即便努力付出去奋斗去追求, 最终大多不能如愿以偿, 还常常扰得人心灵上难以安宁。而天爵———仁义忠信, 乃是上天禀赋于人, 只有我们反身而诚修身实践, 就可以成为实有诸己的内在品质, 从而获得内在精神上的无限富足和愉悦。保罗虽然在传教中饱受苦楚, 但是因为对神的信靠, 心中时刻充满着幸福快乐。他心中挂念的始终是神的教会和信徒, 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喜乐和冠冕 (腓立比4:1) 。保罗指出, 痴迷于发财不仅不能带来快乐, 而且还会带来痛苦。“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落在罗网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源。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提前6:9~10) 。所以他告诫使徒, 敬虔和知足的心是最重要的, 只要有衣有食, 就应当知足。 (提前6:6~18) 反思当今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 物质财富越来越富有, 而人们却感觉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不幸福, 就是由于人们缺少精神的信仰, 没有内心的精神富足。孟子和保罗启示我们, 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感, 更多地是来自于人的内心, 而不是完全取决于外在物。
(二) 人生使命感之源泉
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人, 会把个人欲望当作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而一个具有精神信仰的人, 则会让自己的个人欲望服从于自己的信仰, 在追求自己信仰的过程中, 实现自我价值, 使自己的人生具有一种使命感。
孟子始终标榜禹稷那种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情怀, 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看成是天命的召唤, 是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 因而秉持着“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的信念 (孟子·公孙丑下13) 。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终极追求, 使他不畏艰辛到处奔走呼号推行仁政;也正是因为这种使命感, 他不为金钱名利所诱惑, 断然拒绝豪宅和高官俸禄。保罗一直坚信自己传福音是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这一信念, 从信主那一天起, 他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神, 处处照着神的旨意行事, 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安危生死, 在传道中面对重重苦难, 仍然时时处处充满信心、希望和喜乐。究其原因, 正如保罗所表述的, 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瓦器”, 只不过是上帝临时用来存放其能力的容器, 他的信心的秘诀就是“属灵的宝贝”放在“平常的瓦器”中, 可以感受到“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上帝” (林后4:7) , 神的事业和圣灵成为了保罗的精神支柱。
反观当代社会, 实在是缺少一种使命感, 缺少一种超越历史与时代的终极目标。邓晓芒指出, 我们可以不信仰上帝, 但是我们需要一种宗教感, 一种宗教情怀, 能够对理想性精神性的东西有一种追求。我们需要一种永恒的信仰, 不因为外界物质的诱惑、社会风气的影响、世俗政权的影响而改变。[9](P103)事实上, 人生如果缺乏一个终极目的, 人心就没有一个稳固宁静的安顿处。如果人生在为无数分散的目的奋斗, 人心就无所依托。只有时空因果之外的存在才具有永恒的性质, 才能够使人安身立命, 依托心灵。[10](P7~8)这种处于时空因果范围之外的永恒存在, 在基督教那里就是上帝, 在佛教那里就是佛, 在儒家那里就是天理道心。历史证明, 在任何一个时代, 这种超越性的人生使命感都是不可缺少的, 只有具有一种超出社会政治背景和经济条件限制的出世精神, 一种追求超越世俗理想的终极情怀, 一种值得为之毕生追求的信念, 现实的人生才有坚定而明确的目标, 才有无穷的内在力量, 才能以出世的精神做好入世的事业。
【参考文献】
[1]汤姆·赖特.再思保罗神学争议[M].白陈毓华, 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 2000.
[2]袁保新.孟子三辩之学的历史省察与现代诠释[M].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3]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M].魏育青, 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Robert C. Tannehill. Dying and Rising with Christ:A Study in Pauline Theology.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Eugene Oregon, 1967.
[5]Joseph Plevnik, SJ. What are they saying about Paul and the End Time Paulist Press, New York, 2009.
[6]李明辉.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C].台北:台湾中研院文哲所, 1995.
[7]巴克莱.新约圣经注释[M].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 2014.
[8]温伟耀.今生来世[M].香港:明风出版, 2016.
[9]邓晓芒.中西文化心理比较讲演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10]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M].蒋庆,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原载《学术探索》201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