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交叉研究

【乐爱国】儒学与中国古代农学

 

——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说起

言及儒家与科技的关系,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约瑟在该著作的“导言”中说:“我们将从儒家开始,以示尊崇,因为它在后来一直支配着整个中国的思想,虽然它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1]]接着,在该书第九章“儒家与儒家思想”中,李约瑟又明确指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2]]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当然,李约瑟也承认儒家有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面。他说:“儒家有两种根本自相矛盾的倾向,一方面它助长了科学的萌芽,一方面又使之受到损害。”[[3]]

在中国科技史学界,也曾有学者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作为儒家反对科技的证据。[[4]]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反映的是孔子对自己治国之道充满信心,认为只要实行这个道(仁、义、信),人民就会四方来归,根本用不到自己去种庄稼。它并不能说明孔子本人反对农业技术。反之,如果孔子反对农业技术,对农业技术全然无知,他的弟子也不会去向他请教学稼、学圃的。[[5]]还有学者认为,“孔子希望他的大弟子都成为大政治家,不愿樊迟去作老农老圃,并非鄙视农圃。[[6]]笔者也认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不能作为儒家鄙视农业科技的证据,而且事实上,儒学对于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是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7]]。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所以,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鄙视科技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鄙视科技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假如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为据证明孔子以及儒家鄙视科技这一推论可以成立,那么,所鄙视的应当首先是农业科技;然而,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恰恰又是最为发达的,“中国古代农学著作之丰富,实为世界第一,约有56百种之多”[[8]],这一历史事实又当如何解释呢?

樊迟学稼”出自《论语·子路》: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关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曹魏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引包氏所言:“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以教民乎?”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也説:“夫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则四方之民感化自来,皆以襁器背负其子而至矣,何用学稼以教民乎?”这些儒家学者都认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主要是因为学稼与成德无关。

后来的朱熹则说:“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话,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朱子语类》卷四十三)所谓“许行‘君民并耕’之说”,可见《孟子·滕文公上》。农家许行主张贤君“与民并耕”,孟子以社会分工的道理予以反驳,并且说:“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朱熹把“樊迟学稼”与许行的“君民并耕”对应起来,以说明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孟子反对“君民并耕”是同样的道理,都是依据社会分工的道理。

元代有儒家学者陈天祥著《四书辨疑》,其中就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作了说明,他说:“盖樊迟在夫子之门,不问其所当问,而以农圃之事问于夫子,夫子以是责之耳,非以农为不当为也。”(《四书辨疑》卷八《子张第十九》)他认为,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责备樊迟“不问其所当问”,并不存在鄙视农业、鄙视农业科技的问题。

据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作为教育家,孔子要培养的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论语·述而》说孔子以“文,行,忠,信”教育学生,要学生通过学习《诗》、《书》、《礼》、《乐》,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孔子难免会反对学生学习与他的教育目的无关的知识。孔子之前,学在官府,主要的教育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当然不可能教授与之不相干的农业科技知识。孔子虽然开私人讲学之风,但在教育内容上不可能做出太大改变。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对于在学习《诗》、《书》、《礼》、《乐》过程中所遇到的科技知识,孔子不仅不反对,而且鼓励多学。孔子曾在教弟子读《诗》时说过,学《诗》可以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而“六艺”中的“数”实际上也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可见,凡是与培养高尚道德有密切关系的科技知识,孔子还是非常重视的。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可以理解为反对学生学习与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无关的知识,反对与成德无关的东西,而不能简单地从中得出孔子鄙视科技的结论。

第二,孔子不希望他的弟子学习农业科技知识,这只是表明他个人对社会各种不同的事业或职业的偏好。社会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就个人选择事业或职业而言,存在着是选择体力劳动还是选择脑力劳动的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观。从全社会来看,必然会有人选择从事脑力劳动或从事体力劳动,因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只是分工不同,选择从事脑力劳动,这本身并不等于就是在鄙视体力劳动。事实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是出于他对体力劳动以及农业科技的鄙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他的价值观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道德理想的价值要高于实际技能,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因此,孔子之所以偏好脑力劳动,反对樊迟学稼,那只是希望自己的弟子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并不存在鄙视体力劳动的问题。

第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不希望他的弟子学习体力劳动的技能,并不等于他看不到农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基础地位,看不到农业科技对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比如,据《论语·子路》中记述,孔子到卫国,“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据《论语·颜渊》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显然,要“富之”,要“足食”,在当时就是要发展农业,当然也需要农业科技。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里的“时”就是指农时;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也就是要求遵守农业生产的规律,就是要依据农学知识。由此可见,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等于他否定农业科技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齐民要术》“序”)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甫里集》卷十九《耒耜经》)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农书》,洪兴祖“后序”)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

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由此可见,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据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整理过的典籍,主要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并称“六经”。除《乐经》亡失外,现存的“五经”是否就是经孔子整理编定后所留下来的,这在学术界尚有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典籍中有不少篇章包含着丰富的农学知识。以下仅以争议较少的《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以及《诗经》为例,对其中所包含的农学知识作一叙述。

1最早的物侯、农学著作《夏小正》

关于《夏小正》的来历,据《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这就是《夏小正》。另外,《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一般认为,现存的《夏小正》有经、传之分,其中的经是孔子编订过的。

《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和农学知识的著作。[[9]]该书按照一年中月份的顺序,对各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象和农事活动分别作了记载。比如正月:

物候:启蛰,雁北乡,雉震,鱼负冰,有见韭,田鼠出,獭祭鱼,鹰则为鸠,柳、梅、杏、桃则华,缇缟,鸡粥;

气象: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

天象: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

农事活动:农纬厥耒,农率均田,采芸。

《夏小正》在天象方面的记载还有: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县在下则旦”;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九月,“内火”,“辰系于日”;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等等。《夏小正》中有关动植物的知识非常丰富,在动物方面涉及11种兽类、12种鸟类、11种虫类和4种鱼类,在植物方面涉及12种草本和6种木本,[[10]]并且还对许多动植物在各个月份的情况作了记载。除了正月之外,比如动物方面的记载还有:二月,“昆小虫抵”,“来降燕”,“有鸣仓庚”;五月,“浮游有殷”,“则鸣”,“良鸣”,“鸠为鹰”,“唐鸣”;七月,“狸子肇肆”,“寒蝉鸣”;九月,“玄鸟蛰”,“熊羆貃貉鼬鼪则穴,若”;植物方面的记载还有:三月,“委杨”,“拂桐芭”;六月,“煮桃”;八月,“剥瓜”,“剥枣”,等等。这些知识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2)《诗经》中的农学知识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主要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作品。但是,其中不少诗篇反映了当时的农学知识。

《诗经》的《豳风·七月》被认为是一首物候诗。[11]其中一些诗句反映了各个月份的物候现象和农事活动。比如:二月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三月份,“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四月份,“四月秀葽”;五月份,“五月鸣蜩”,“五月斯螽动股”;六月份,“六月莎鸡振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份,“七月流火”,“七月鸣鵙”,“七月亨葵及菽”;八月份,“八月萑苇”,“八月载绩,载玄载黄”,“八月其获”,“八月剥枣”,“八月断壶”;九月份,“九月授衣”,“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九月筑场圃”、“九月肃霜”;十月份,“十月陨萚”,“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获稻”,“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十月涤场”,等等。

此外,《诗经》中还有不少诗篇反映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动植物方面的知识、地学方面的知识以及天文学方面的知识。

除以上所述《大戴礼记·夏小正》、《诗经》外,汉代儒家所确立的经典中还有不少篇章包含有农学知识。《礼记·月令》也是重要的农学著作,《周礼》中也包含丰富的农学知识。

礼记·月令》包含丰富的天文知识、物候知识以及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与《夏小正》相类似,《礼记·月令》也是按照一年中季节的变化顺序,对各个季节的天象、物候和农事活动等分别作了记载,比如:

孟春之月(正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冰,獭祭鱼,鸿雁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

《周礼》所叙述的周王室和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官职中有一些是由具备一定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所担任的,因此在叙述中也涉及农业科技知识。比如:

地官司徒的职责包括,“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臝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蓺”。

由此可见,在儒家经典中,既有象《夏小正》、《礼记·月令》一类的农学著作,还有包含有丰富农学知识的典籍,如《诗经》、《周礼》之类,这些无疑都是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如前所述,不仅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而且,孔子所整理的典籍以及汉代儒家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农学著作和农学知识;还需注意的是,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农学著作和农学知识,实际上成为后世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重要知识基础和思想资源。

儒学对于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影响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儒家的民本、农本思想构成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动机。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齐民要术》的“序”说:

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这段论述源自《汉书·食货志》,其中吸收了《易经》、《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中的民本、农本思想。《齐民要术》的“序”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贾思勰的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动机源于儒家。宋代农学家陈旉认为,他撰著《农书》的目的就是要“叙述先圣人仁民爱物之志”(《农书》“序”)元朝时期农学家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

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

王祯还在《农书》的《孝弟力田篇》中对儒家的“孝悌”与“力田”的关系作了论述。他说:

孝弟力田,古人曷为而并言也?孝弟为立身之本,力田为养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资而不可以相离也。盖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是理,亦莫不有是气;爱之理为仁,宜之理为义,自其仁而用之,亲亲为孝,自其义而用之,长长为悌,皆其得于良知良能之素,人人之所同也。

所以,他认为,“孝悌”与“力田”是不可分割的,“夫孝弟者,本性之所固有,力田者,本业之所当为,民失其业,且失其性者,岂其本然哉?”孔子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王祯把“孝悌”与“力田”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可以相资而不可以相离”,实际上是把农学与儒学联系在一起,也体现出王祯撰著《农书》的目的在于把儒家的“孝悌”、“仁”以及民本思想落到实处。应当说,古代农学家们撰著农学著作的目的大都源于儒家的民本、农本思想

第二,儒家经典《礼记·月令》是古代农学月令书的基本框架。农学月令书是古代农学中重要的农书类型,主要有汉代儒家、农学家崔寔所撰《四民月令》,唐朝农学家韩鄂所撰《四时纂要》,元朝时期的农学家鲁明善所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这类农书在结构上依照《礼记·月令》的叙述方式,分四季十二月列举农家所应当做的农事及其它事项。农学月令书是古代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学对古代农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事实之一。

第三.儒家经典中的有关知识成为古代农学家撰著农书的重要知识来源。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其一,儒家的“三才之道”对古代农学具有重要影响。儒家的“三才之道”可以追溯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易传》则明确讲天、地、人三者的统一,提出“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古代农学家吸收了这一根本思想。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要求遵循天时、地宜的自然规律,而不赞同仅凭主观而违反自然规律的“任情返道”,就是要实现天时、地利、人力的三者统一。王祯的《农书》说:“天气有阴阳寒燠之异,地势有高下燥湿之别,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农书》卷二《农桑通诀二》“耕篇第四”而且,《农书》卷一“农桑通诀一”除开头叙述农事和蚕桑的起源外,便是“授时篇第一”、“地利篇第二”、“孝弟力田篇第三”,实际上就是要以“三才之道”作为全部《农书》的基础。

其二,古代农书吸收了儒家经典中有关农学方面的知识。古代农书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大量吸收并汇集前人的农业科技知识,儒家经典《尚书》、《周礼》、《诗经》、《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等等中的农学知识往往成为古代农书的重要的研究资料。

《齐民要术》一书对儒家经典中的农学知识有较多的引述,大致可分为两类:(1)对儒家经典中动植物知识的引述。比如,《齐民要术·种瓠第十五》有:“《卫诗》曰:匏有苦叶。毛云:匏谓之瓠。《诗义疏》云:匏叶,少时可以为羹,又可淹煮,极美;故云:瓠叶幡幡,采之亨之。八月中,坚强不可食,故云:苦叶。”《齐民要术·种枣第三十三》有:“《尔雅》曰:壶枣;边,要枣;櫅,白枣;樲,酸枣;杨彻,齐枣;遵,羊枣;洗,大枣;煮,填枣;蹶泄,苦枣;皙,无实枣;还味,棯枣。”等等。(2)对儒家经典中有关农事安排的农学知识的引述。比如,《齐民要术·种谷第三》有:“《礼记·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宫室,坯垣墙;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季秋之月,农事备收;孟冬之月,谨盖藏,循行积聚,无有不敛;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取之不诘。”《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有:“《周官》曰: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涉扬其芟,作田;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此类引述在《齐民要术》中还有很多。

宋代农学家陈旉的《农书》引用了儒家经典中许多有关的知识,其中《薅耘之宜》篇说:“《诗》云: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记《礼》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周官》薙氏掌杀草,于春始生而萌之,于夏日至而夷划平治之。……《春秋》传曰:农夫之务,去草也,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陈旉的《农书》中有不少篇章正是通过引用和诠释儒家经典中有关农学的知识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撰著而成的。

元朝时期农学家王祯所著《农书》中也吸取了儒家经典中大量与农学有关的知识。《授时篇》说:“授时之说,始于《尧典》。……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时之仲月。以南方朱鸟七星之中殷仲春,则厥民析,而东作之事起矣;以东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则厥民因,而南讹之事兴矣;以西方虚星之中殷仲秋,则厥民夷,而西成之事举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则厥民,而朔易之事定矣。”并且还认为,后世根据“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作浑天仪,历家据此推步而有了历法。《地利篇》说:“《周礼》‘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穑。凡治野以土宜教甿。”所以要“因九州之别、土性之异”:“按《禹贡》,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兖州厥土黑坟,厥田惟中下;青州厥土白坟,厥田惟上下;徐州厥土赤埴坟,厥田惟上中;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厥土黄壤厥田惟上上。由是观之,九州之内,田各有等,土各有差。……《周礼》‘职方氏’云:扬州,其谷宜稻;荆州,其谷宜稻;豫州,其谷宜五种;青州,其谷宜稻麦;兖州,其谷宜四种;雍州,其谷宜黍稷;幽州,其谷宜三种;冀州,其谷宜黍稷;州,其谷宜五种。”而且,“虽一州之域,亦有五土之分”:“《周礼》‘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五曰原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育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蓺。”除此之外,王祯《农书》的其它篇也都包含儒家经典中的有关知识,所涉及的儒家经典主要有《周易》、《尚书》、《周礼》、《诗经》、《礼记·月令》、《尔雅》等。

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古代农学家大都认真研读过儒家经典,这对于他们的价值观以及知识结构的形成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他们研究农学,无论是研究动机,还是研究方法,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的农学著作包含了大量儒家经典中的有关知识。从这一意义上说,古代农学家大都是有着儒家思想并且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家学者,他们的农学著作大都是包含了儒家经典知识并且是在农学领域中延伸的儒学著作。中国古代曾有过辉煌的科技,尤以农业科技最为突出,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儒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儒家的民本、农本思想推动了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古代农学著作以及农学知识不仅是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知识来源,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

 



【注释】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8页。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12页。

[[4]] 林文照:《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科技史文集》(第14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

[[5]] 薄树人:《试谈孔孟的科技知识和儒家的科技政策》,《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6]] 李志超:《考工记与儒学》,《中国科技典籍研究》,河南: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

[[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页。

[[8]] 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页。

[[9]] 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10]] 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67-68页。

[[11]] 夏纬瑛:《〈诗经〉中反映的周代农业生产和技术》,《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原载《孔子研究》2003年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