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对于启蒙核心观念的反思与抵抗就一直存在，但这从未影响到启蒙精神在文化、政治、经济、科学等一切领域中的深化。自近代以来，启蒙精神反而成为全球的主流价值观。不过，历史用无数事实早已证明，没有哪一种文明形态与价值观念会永远主导人类社会的天空，文明形态不断地更迭转换。如同中世纪如日中天的宗教曾被启蒙运动挤下神坛一样，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理性及其自然科学的认知方法也并不应该就是人类文明的最终样态。那么，新的文明是否已经萌芽、未来文明形态又如何呢，或者说新文明出现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
面对启蒙之后的世界，霍克海默等人指出，启蒙使人堕入到新的野蛮状态。但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对于启蒙运动的批判，主要是从“技术理性批判”这一角度展开的。不过，对于启蒙理性另外一个文化维度的质疑或许更为根本，即启蒙运动伊始，就已经蕴含了欧洲文明危机的种子，造成了当代文化与精神上的衰败与颓废，至今这一种子已经成长为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极权主义等。更有比较激进的思想家指出，正是西方启蒙运动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将20世纪的社会推向了极限：在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导致了不受限制的物质主义的资本主义和生态毁灭的消费主义；在政治领域，斯大林式的军事和独裁共产主义导致了压迫性的权力集中和共同体的瘫痪；在社会领域，法西斯专政导致了种族歧视、大屠杀和暴力”。这一说法虽然过于极端，然而不无警示意义。问题在于激烈批判总是与悲观主义相缠绕，批判之后的文化建构却是苍白的。我们认为，启蒙之后的文明之路最终走向何方，应该成为当代思想者探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从社会形态演变上已经有所阐释，本文试图通过对于启蒙运动和反启蒙运动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梳理，探究在后工业社会中已经出现的新文明的萌芽，并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蕴含的新文明观念。
一、启蒙的限度
时至今日，始于17世纪高扬理性的思想运动——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破除迷信、崇尚自我、认识与改造自然，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与生活的便利舒适，及其自由、平等、民主等等，这些功绩无可争议地永载史册。但与此同时，环境恶化、精神虚无、消费至上等负面结果也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痼疾，并无可避免地展现出来。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已经逐渐老去，它所具有的局限在现代性的展开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实际上，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或许早已经开始——事物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蕴含了其自我毁灭的力量，启蒙观念时至今日面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越发显示出了它的力不从心与事与愿违，启蒙运动的终极目标、认知方法、思考方式及其结果都已经表现出它的局限。
虽然启蒙运动是鼎盛于18世纪法国进而波及整个欧洲的一场政治思想运动，其根源却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尼采把苏格拉底视为“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的原型和始祖”，因为在后者那里，最早形成了“对自然界可知和知识万能的信仰”。这种对于知识的信仰成为启蒙运动的核心精神。概言之，知识是万能的，自然是可知的，人可以依靠自身理性的力量建造尘世的天堂，实现人自身的幸福与解放。对此，以赛亚·伯林把启蒙精神的内涵概括为三个信仰：对于理性的信仰、对于人类本性同一性和人类实现共同目标可能性的信仰及其通过理性实现这一目标的信仰。这一理解代表了思想界对于启蒙精神的核心认识。问题在于，启蒙之后的世界并未证实其最初信仰的合法性，恰好相反，种种结果显示了其自身的局限与幻灭。
“知识万能的信仰”是一个注定必然破碎的梦想，即便是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知识也无法达到对于自然的终极认识。尤其是随着人类认识的推进，对于“绝对真理”、“本原”等某种终极性东西的认识不断地被推翻，因为在“经验”的层次上，这些终极的东西也不存在。所以，反本体论主义者认为，“知识万能”的信仰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解释说，由于条件所限制，当科学无法对于某一现象获得正确的解释时，想象就代替了它，并通过一些朴素类比法的解释来满足要求普遍性的冲动。不过，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思想家们已经开始纠正这一认识，即不可能达到完全的认识，认识只是一个不断逼近的过程。即便如此，乐观的启蒙主义者们却忽略了一点，自然是可以逐渐被认识、解密、改造甚至是可以征服的，但是人自身、人的生活、社会却无法适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因为，人代表着无数的可能，使用确定性和必然性等科学的语言是无法认识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与社会的。对此，早在启蒙运动开始之初，维柯就在《新科学》中宣称，在演绎和推理知识之外，还存在着“想象性理解”这一知识范畴。他把知识分为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和人所创造出来的世界这两种真理，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如历史、社会等等是不同的。在维柯看来，关于历史、社会、文化等的认识只能借助于古代语言、神话和仪式这三道通往过去的大门进行整体性的理解与认识。具体言之，当人们在理解宗教、文学或者艺术时，必须通过想象，借助于神话、歌舞、语言、历史等各种载体“进入”其独有的生活条件与场景中才能获得。显然，这与自然科学中的认识方法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想象性理解的前提是认17启蒙之后与新文明的可能定不同的文明具有不同的生成环境与发展模式，在其中蕴含着不同文明的独特性，其价值标准与存在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这样，得出的结论或者说理论的前提都是“文化是多元的”，启蒙运动中所倡导的“具有同一性的人性”、及其以“知识万能”为中心建构的那种绝对价值标准都是值得怀疑甚至是荒谬的，根本不存在一个包罗万象、能够解答一切问题的单一的知识体系。
实际上，对于启蒙运动所蕴含的理性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价值观的抵抗与反叛一直存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变得更为全面与直接，因为启蒙内在的局限性或者说这种价值观在一切领域中的滥用导致了诸多弊端并已经显示出来。最直接体现为启蒙的绝对价值观所操纵与规划的世界已经丧失了诗意、失去了独特性与丰富性，同时成为了新的统治工具。这不仅体现为自然的被征服与宰制，同时也表现为人自身的被规训与奴役。
启蒙运动把人类的目光从“神”那里转向“人”自身，“人为自然立法”、“知识就是力量”等都集中体现了人类的中心地位。自然是作为“客体”被人类认识与使用，而且随着认识能力的加强和科学的进步，自然所具有的神秘与神圣色彩逐步褪去，它成为被动的工具和对象。正是对于自然的这种工具性的态度，成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不仅如此，这种对于科学理性的推崇带来的另一后果是人之存在的危机。胡塞尔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际上，人是以什么方式认识世界的，同时就是以什么方式认识自己。科学知识与理性成为世界的最高信仰与准则，同时意味着人自身完整性的丧失。在胡塞尔看来，探问人生的意义，应该是人的最高追求。但是在科学的一路凯歌声中，人们被科学造就的物质繁荣、舒适便捷所淹没，而以关心人的自我、心灵、意义、信仰等形而上的冲动却在启蒙了的世界中失去了原有的位置。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把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称为“物化”，并对此展开批判性反思，在他们看来，启蒙运动的结果在于“启蒙精神使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一致起来”，人成了一个被规训的无生命的客体，或者说商品。
不仅如此，由于现代人按照科学的原则把握世界与历史，所以，这成为20世纪极权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齐泽克明确指出，20世纪的极权主义与以往历史上暴政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经过了“历史必然性的中介”。这一观点在当代思想家中具有相当的共识性。具体而言，20世纪的极权主义不再体现为统治者随意的暴政，它信奉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准则与规律，相信人类历史存在着一个终极的内在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历史的终极目标，具体的个人应该服从历史的必然规律，为此可以牺牲当下的个人。显然，这是以自然科学中的认识方法来解释历史和社会，认为社会科学也可以如自然科学那样以逻辑推理、数据、公式等等找出其内在的规律，引导与遵循这种规律最终将走向人的自由与解放。20世纪反启蒙的思想家们认为，启蒙理性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侵入社会科学领域，是极权主义产生的理论根源。因为，人与社会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并不听从知识的必然性，当它以“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和规律”为准则去规训复杂而丰富的社会历史时，它必然成为极权与暴政的产生土壤。阿伦特尖锐地指出，20世纪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拟科学”的理性自负，它在解释历史时总是意图找到“历史法则”作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说明，而且自认为是一种合乎科学本质的哲学。这样，意识形态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幻象，它俨然变身为历史规律的代言人，成为一种特殊的“逻辑暴政”，配合极权主义的宣传成为统治的武器。阿伦特明确断言，极权主义的统治者通常把他们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武器，这样不仅可以规划与统一社会成员的意志、同时铲除了可能出现的新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思想家们在剖析前苏联的社会实践时指出：“人的生活的可怕之处在于，善是借助于恶来实现的；真理是借助谎言来实现的；美是借助于丑来实现的；自由是借助于暴力来实现的。为了实现善的目标而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也就是说，善和最终目标不能成为于暴力、恐怖的借口，而20世纪的极权主义恰恰是打着“真理”与“终极理想目标”的名义牺牲了历史中的具体个人。
现代人对于启蒙之后世界持悲观态度：科学知识越来越进步、物质财富达到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奢华程度，然而似乎距离启蒙的初衷——距离自由、幸福与解放却更加遥远了，“启蒙运动走向了自杀的道路，而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启蒙中所蕴含的活力随着自身的发展日渐丧失，相反它的局限性与负面后果却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说，从未有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会永恒，或许正是在启蒙精神达到其最为顶端时期，它的局限性也就最鲜明地体现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启蒙精神与它所代表的以理性为核心的价值观在今天或许已经到了逐渐退出主流价值观的时候。
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失效与文化乡愁
有一种内在的悖论：启蒙精神越是在一切领域中展开，则越是能更深刻地触碰到它的局限。全球化作为启蒙理性展开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体现为启蒙运动所代表的价值观念逐渐失效的过程。在当代，人文精神的边缘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思想家们为其存在的地位和合法性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然而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决定作用，思想的力量与魅力再没有以往的盛况与神圣。文化、艺术等等或者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或者成为自说自话的文字游戏与书斋中的孤芳自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人文精神的弱化、文化的失效不仅仅是因为市场经济以及科学等对它的冲击，另一主要原因在于用启蒙时期的观念和方法去解决全球问题，必然表现为一种力不从心。换言之，我们并不否认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问题在于使用现代的观念和原则去解决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常常会面临挫败与无效，文化丧失了其应有的预见性、批判性与反思性，而且这种失效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展现出来。
我们认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以往相比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导致现代价值观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现代性的展开中，“知识就是力量”与“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网络、金融、服务业等的兴起，却形成了新的资本载体并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影响力，甚至直接重构全球游戏规则。20世纪下半叶，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类型的、以信息和服务等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新型经济形式在全球兴起。这种新的经济类型主要依赖于网络社会的盛行，“服务”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服务业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生产者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和个人服务。该经济的“新核心聚集于信息、通讯和先进的生产者服务范围，还有其他服务，例如电信、航空和旅游休闲业的重要部分”。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不再是一种实体经济、它不仅脱离了传统的物质生产，具有了独立的自我运行力量，更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任意流动的经济新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把它称为“空间经济”或“网络经济”。
可见，跨地域限制的全球经济形态在当代已经形成，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冲击了传统经济的地位，而且导致与其相伴的价值观的逐渐失效。启蒙的经济理性原则要求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经济利润，并以此为行动目标，但是在当代全球游戏中如果还坚持使用这一原则，则会自食恶果。因为“共在性”作为全球游戏的前提，要求参加的成员必须遵循相互依存、共赢互利的原则，如果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必将被边缘化并导致更大的损失，必定自我挫败。
实际上，不仅仅是这种新兴的、非物质性的网络经济超越了地域与民族国家的限制，具有一种全球性，而且传统的实体经济在当代也具有了这种性质并成为全球经济，原因在于“时空压缩”。当代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大卫·哈维明确指出，“时空压缩”直接促使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资本将流向能够最大收益的国家与地区。具体说来，时空压缩就是指产品、人、资金等一切生产要素在跨越不同地域与空间时所需要的时间与成本大大地缩减了，即“使时间空间化”。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也能深刻地体验到这一点：由于网络与交通的便捷，现代人在出行、购物、快递、付款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颠覆性的变化。传统的以物质生产为载体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具有了跨越地域的全球特征，因此必然遵守全球的游戏规则。
我们通常认为，文化具有一种引领作用与前瞻性，但在当代全球化的过程中，似乎恰好相反，理论滞后于现实也许是文化失效的一个主要因素。时空压缩引起的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不仅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直接瓦解了启蒙运动中的宏大叙事风格以及对于意义、规律、至善等追求的主流价值观。“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碎片、松散、多元等快餐式的文化成为当代的文化特征，一切都可以被很快抛弃与替代，无论是商品、文化还是情感，喜新厌旧似乎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不停更换的电子产品、不断掀起的新的文化噱头令人眼花缭乱。哈维深刻地指出：“这意味着不只是扔掉生产出来的商品(造成巨大的一次性废品的问题)，而且也意味着可以扔掉价值观、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对事物的依恋、建筑物、场所、民族、已接受的行为和存在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很多领域的专家遭到了质疑。这些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等领域表现尤为明显，似乎已经到了自说自话的穷途末路。这不仅因为当代人对于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压力与异化存在心理性反抗，更主要在于使用现代性的思维概念、方法论的主流价值观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思维失效与文化失效。在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看来，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试图预知未来并确定一切，然后建立坚不可摧的秩序或系统。社会越是发展，则越是证明这一追求的不可能，因为“脆弱”才是全球化的本质。全球化“既是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思的增强”，地球成为“村落”，任何一个事件——无论是货币汇率、生态问题等小事件，还是战争、难民、核电站失事等大问题——的影响都是全球性的，都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颗棋子，“风险社会”这一说法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
另外，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每个个人而言，“文化失乡”的状态引起现代人在精神上处于一种普遍的无家可归之感，尤其是那些大都市中的人们，不断追逐新奇令人厌倦，层出不穷的各种文化噱头的刺激令人麻木。那么，回到哪里去寻找心灵安慰呢？事实告诉现代人，已经无处可归，虚无、焦虑、乃至于没有底线的狂欢似乎成为现代人的宿命，绝望成为人类的精神疾病。存在主义神学家蒂里希用“焦虑”一词描绘当代人的精神状况，他说：“焦虑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存在者能意识到它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也就是说，人意识到了“非存在”给予他造成的压力、威胁而引起的心理焦虑。现代性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带给人的不是家园之感，而是异己的非存在。具体而言，启蒙理性中的普遍主义原则与对同一性的追求，已经逐渐抹去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似乎只有一种普遍的文明形式，以一种螺旋上升式的姿态不断进步。任何文化最终都不过是走向这种文化的工具，沿着这种文化大同的道路，最终带领全人类前往智慧、幸福和美德的天堂。然而，用这样一套统一的概念和标准去规训不同民族的文化的努力，看似完美，实际却在这一过程中，扼杀了文化自身的丰富与魅力，这是导致文化失乡的内在根源。毋庸置疑，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超越语言的“共性”存在，但是文化却恰恰被这种对于共性的追求杀死，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恰恰是它生命力的表现。更直接地说，当以一种实证科学的方法与原则去规训文化之时，必然引起文化自身的衰败甚至死亡。因此，19世纪初反启蒙运动的代表德·迈斯特认为启蒙运动是最具有破坏性与最愚蠢的思想形式之一。这一评价确实过于极端，但是却代表了反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一种文化态度。不过，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来，反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说法不无道理。文明进展到今天，并没有带给人们它所承诺的幸福和美德，相反却使现代人处于一种更深的失乡状态。宗教、民族文化、自然等能带给人以家园感的载体，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都被同化为千篇一律的面目，我们生活的都市、生活的方式、崇尚的价值观、娱乐的方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了，可是现代人反而更深地感到了乡愁。
可以说，无论是从经济全球化对于新的游戏规则的需求上、还是当代个人的精神存在状况方面，都体现出了启蒙时期以来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逐渐失效，种种迹象都显示出了现代价值观念在当代已经出现众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代呼吁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
三、新文明的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启蒙理性展开的顶峰之际似乎预示着它开始衰落之时，如同中国古语常说的“物极必反”一样。海德格尔用“诸神已逝”来描述我们时代的精神特征。确实，上帝已死、旧有的价值观已经衰败，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我们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之中。启蒙之后的文明该“往何处去”呢？早在启蒙开始之初，思想家就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尽管思想家们的观点各异，但是有一种论调却取得了基本共识，即以技术为手段、以累积财富为目标、以征服自然为工具的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再继续下去，人类将遭受自我毁灭的危险。因此，建构一种不同于技术文明的新的价值体系，进行不同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另一种全球化”，成为建构新文明的准则。对此，俄罗斯科学院院士B.斯焦宾说：“我曾经讲过和写过，现代全球问题的解决大概只有在下面的情况才可能，即向文明发展的新类型过渡，这个类型的基础是与技术文明价值体现不同的另外一个价值体系。”对此，无论是马克思本人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对未来文明的形态提出了独到见解。
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已经探讨了未来的文明类型，他把社会形态分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和更高级的经济终结之后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对此，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资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经济社会形态的最高与最终的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恰好是有别于经济社会形态的新阶段，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原则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我们知道，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目的并不是去解释世界，更不是仅仅停留于对资本本身的解读与批判，而是要消灭资本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之后的文明必然是一种有别于资本为核心的新文明。我们认为，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新文明还只是一种预测，而在当代的全球化背景中，新文明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已经开始了萌芽与生成。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而且是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新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等等思想家们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新文明的可能，虽然这些探讨并不系统，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新文明具有的一些共同特质。
其一，“共存互依”将逐渐成为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而且这种原则将超越政治国家成为共同遵守的准则。来自两个方面的现实迫切要求促使全球不得不遵从这一基本原则。首先，“互联网”与“时空压缩”正在塑造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全球性的新型经济特征。两种经济类型的主要差别在于，传统经济以“生产”和“实体”为基础，新型经济则以“服务”和“流动”为主。信息、交通、物流、金融资本都具有快速的流动性，这种流动以网络为依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虽然新型经济不是实体经济，但在经济中的地位却至关重要。由于它是以“网络”为载体、跨越了国家与地域限制的全球经济，因此不依赖于国家暴力机构的制约，遵循的不是具体国家中的准则，而是形成一种以“互依共存”为准则的新的协约，并必然形成一种新的准则与观念。实际上，这样的组织——无论是民间的还是政府之间的——已经出现，并将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等。
其二，对自然与环境的尊重将成为新文明的共同准则。当代的生态危机与环境恶化的影响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么，造成这一恶果的原因在哪里呢？对此，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急功近利式的经济发展日益遭到全球的共同抵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将生态危机的根源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并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设想。在他们看来，如果再不改变以资本积累为终极目标的生产方式，整个星球将遭遇灭顶之灾。虽然这一说法较为极端，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代表性。“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从而实现人、自然、社会和技术的和谐发展，这是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准则，也是新文明建构的准则。
其三，克服物化与消费社会，倡导文化多元，追求诗意的栖居，将成为人们新的追求。物化的存在与消费社会是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生的，当代人最切己的体验就是，幸福指数与财富的增长并不成正比，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生活的本质不仅在于工作。越是在物欲的泥潭中深陷，越是开始体验到精神生活与文化维度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现代人在“遭遇虚无”之后，重新开始有意义的生活。追问与获取存在的意义，一直是思想家的主题，尤其是在精神的暗夜，海德格尔追问“此在”，胡塞尔提出对于“存在者”的整体把握，雅斯贝尔斯探讨“时代的精神状况”。在当代，即便是普通人也开始感受到生活中仅仅有面包是不足够的，人们厌倦了急功近利的生活方式，似乎全体人都害了一种“思乡病”，人们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热情到自然山野中，到历史文化中去寻找心灵的皈依之所。当代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寻根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虽然这一暗流并不足以对抗消费社会的文化工业化与商品化，但是已经体现出一种趋势。
概言之，我们认为，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文明形式，既具有共存互依的全球性，又具有回归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同时超越经济至上，以人为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这种文明形式应该是取代技术文明价值体系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其最根本的特征是经济将不再成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衡量准则，它将是经济社会形态终结之后的新形态。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空想与乌托邦，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有机农业的出现、当代生态城市的构建、循环经济的兴起以及当代人对于自然与传统文化的向往已经展露出了这种可能。除此之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因为这也许是唯一通往新生的道路。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5期，录入编辑：杨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