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各类交叉学科的应用和兴起为科学发展带来了一股新风，许多科学前沿问题和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交叉学科的联合攻关中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随着越来越多交叉学科的出现及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发挥作用的不辩事实，交叉学科在科学领域中的生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尽管如此，人们对交叉学科的学术性、生命力、学科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还存在观望甚至质疑的态度，似乎只有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经典遗传下来的自然学科才是科学，才是科学的学科，而广泛的交叉学科特别是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也仅仅是暂为一用。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今天，讨论交叉学科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试图在了解交叉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对交叉学科范畴的认识，从中可以了解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科学系统中的相互依赖关系。与此同时，还商讨了为什么科学发展到今天需要交叉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宽泛交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期望这些粗浅的讨论能为充分认识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推动交叉学科规范学科化发展提供参考信息。

一、国内外交叉学科兴起的追溯

1.交叉学科名词的起源

为了追溯“交叉学科”名词出现的时间，应该首先确定“交叉学科”的词源。形容词“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伍德沃斯(R.S.Woodworth)于1926年首创的一个专门术语，用于指称超过一个学科范围的研究活动。在1926年新成立的SSRC(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上，伍德沃斯建议说，理事会是几个学科的集合，要努力促进不仅仅是一个学科进行的研究，理事会的任务是促进被专业化所隔离的两个或多个学科之间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当时，Interdisciplinary就是SSRC会议使用的记录文字，但未普及。1930年，SSRC在一份文件中正式使用了“跨学科的活动”这样一种说法。1937年，《新韦氏大词典》、《牛津英语辞典》(增补本)首次收入“跨学科”一词。到了50年代，这一术语已在社会科学界被普遍使用，到了60年代，这个词变得时髦起来，自然科学家、教育学家等广泛使用，此后又相继出现了交叉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r)，交叉学科理论(Interdisciplinary theory)，交叉学科特征(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等，还出现了一些首字母组成的缩写词，如IDE(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IDR(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IDU(Interdisciplinary Union)、IGPH(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Program in Humanity)、IDS(Interdisciplinary Survey)[1]。①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交叉科学研究日趋繁荣，各种交叉科学研究机构、研究中心和学术团体纷纷成立。1970年9月在法国召开了“大学的跨学科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文集《跨学科——大学中的教学和研究问题》，1976年，在英国创办了国际性的交叉科学杂志《交叉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1980年，国际跨学科学协会正式成立，以跨学科科研和跨学科管理的研究为中心，迄今为止已经成功地组织了多次跨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范岱年先生早在1981年就指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2] 191984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科学工作的六条方针》，其中特别提到“自然科学中有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不要搞批判”，这是政府文件中第一次涉及“交叉学科问题”。1984年12月16—20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北京召开了题为“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席学术讨论会，探讨的主题之一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和渗透问题。1985年4月，在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学者的倡导下，中国科学技术培训中心会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17个学会、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提出了激动人心的口号：“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3] 11。1986年，在天津创办了《交叉科学》杂志；1987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交叉科学文库》第一辑。此后，有多部专论学科交叉、交叉科学的著作问世。目前对交叉学科进行理论研究的杂志主要有《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科学学研究》、《中国基础科学》、《软科学》与各大高校学报的社会科学学报也对交叉科学和交叉学科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

2.交叉学科的定义和内涵

对于交叉学科和交叉科学的定义，国内的学术界到目前都没有统一。这并不是指语言上的没有统一，而是对怎样的学科以及怎样融合才算交叉这个问题都没有定论。对于交叉学科和交叉科学，除了专门从事科学学研究的学者，其他学者从实践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描述这两个概念的时候，都是混用的。钱学森早年就对交叉学科做了一个定义，“什么叫交叉学科？我认为，所谓交叉学科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地带生长出的一系列新生学科。”这个定义是我国较早的权威性定义，并明确的将两界间的学科交叉认为是交叉学科。[4] 3乌家培认为，交叉学科是与单一科学相对应的综合性科学，两门以上的科学相互结合、彼此渗透的交叉，不仅分别存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自的内部，而且还大量发生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5] 37其他的定义还有很多，但这两种定义是很有代表性的，直到今天还是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不少学者认同钱学森的定义，科学学学者还将其规范化，从汉字词源的角度证明其科学性，因为“交叉”一词是指几个方向的不同线条互相穿过或多个事物间隔错杂，“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内部的不同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相近性、相似性，它们之间的渗透、融合并不具有严格的交叉意义”[3] 13。目前，将交叉学科等类似概念统一起来是目前科学学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翻看国内各种理论探讨，有学者对交叉学科和交叉科学进行探讨的研究提到了交叉学科与跨学科学、边缘学科、新兴学科、比较学科、软科学、综合学科、横断学科、超学科等的比较，主张使用狭义的交叉学科定义，认为上面这些学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3] 23但有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学科各有重叠，或者就把交叉学科的内容包括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断学科和超学科，而且是按照交叉层次的逐渐升高排列的，最低的是比较学科，最高的是超学科。[1] 82—85目前，大多数学者是持一种广义交叉学科的观点。

国外对交叉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合作的研究有很多，比如Butler,Palmer,Drotar,Cech and Rubin,Watson,Morillo,et al,Rinia et al等等。尽管我国的交叉学科研究的实践成果甚多，但继国际《交叉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作为全球交叉学科理论和实践作为科学研究导向正式面世之后，国内交叉学科的理论研究仍然寂寂无名，而还是停留在以交叉学科实践为主的阶段中，这无不让我们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感到一定的遗憾。

事实上，从学科建设和实践应用的角度理解交叉学科，后一种定义也是可以、而且完全应该接受的。根据学者的各种观点和交叉学科应用的证据，我们认为，只要是从科学研究的需要出发的学科间的交叉，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管是理论界还是社会大众，甚至包括给予科研资助的机构，都应该本着热诚的态度给予支持，否则就会沦为科学观上的形而上学主义，其结果是会危害科学和科学观的科学发展。交叉学科是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用不同角度和方法为解决共同问题产生的学科交融，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而形成的新的学科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学科交叉是需要有大量实践才可以得到科学的认可。综上所述，交叉学科是两门以上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互渗透，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过程的证明，形成了更为有效的学科群。学科群的应用过程也就是新学科产生的过程，许多新学科的产生，都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交叉学科的分类

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方法的日益成熟和现实问题的复杂多样性导致了交叉学科的出现。当某一个学科的崭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难以用本学科的方法解决、需要借助其他相关学科联合攻关时，学科界限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相关的交叉学科开始形成。最初的学科交叉属于学科的“内部”交叉或学科间的“近距离”交叉，以此为基础，学科交叉的范围不断扩大为学科间的“远距离”交叉乃至学科的“界”交叉，这是形成成熟的交叉学科的必要过程。因此从应用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交叉学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学科的“内部”交叉

科学发展速度突飞猛进，使有些成熟学科的原有理论范围和研究方法迅速扩张，即使是在同一学科内，方向的精细使其内部紧密的关系开始疏离，甚至彼此间很少有所了解。交叉学科的最基本的类型即是一个学科内的各个方向的内部交叉。当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子学科的建设呈现一定规模时，学科内部方向的融合交叉可以拓展更多的研究领域，提示整个学科的科学水平。如生物化学与分析化学的结合，都是在古典的化学学科内部的交叉合作。

2.学科间的“近距离”交叉

学科的“近距离”交叉是交叉学科中最多见的一种。由于研究的方法比较近似，学科内部的交叉往往不被人们注意，毕竟学科内部不同方向的交叉是在同一个学科相同或相似的基本术语和理论方法框架下形成的，但学科的“近距离”交叉则是在不同子学科背景下的合作。如数学与统计学、数学和力学等的交叉，这均属于在一类的学科间的交叉。数学应用于其他学科是上个世纪科学发展的突出特点，定量的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几乎所有的学科。自然科学自不必说，数学还应用于经济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数量研究方法和高深的数学工具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背景，社会科学开始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6] 69刘开云所说的“社会科学更应该奔向自然科学”[7] 78就是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科学逻辑严谨性，希望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重视数学等方法论的学习，更好地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实现真正的科学整体化发展。

3.学科间的“远距离”交叉

正如前述，学科交叉的距离是不断扩大的。现在一些原本被人们认为毫无相干的学科，如数学与中文、人口学与物理学、医学与地质学等等，也出现了学科交叉。这是因为学者在研究和探索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发现原来相距很远的学科间有一种可以相互推理或者是互为所用的极妙关系。远距离的学科交叉往往会解决一些较为棘手和尖端的科学问题，以分析化学为例。20世纪初，物理化学的发展为分析化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分析化学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二战后，物理学、电子学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分析化学的发展，70年代分析化学迎来了信息化时代。发展到现在，分析化学已经成为化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特别是与生命科学、环境科学、高技术材料科学有关的交叉研究是分析化学中最热门的课题。[8] 41分析化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学科交叉的印记，时至今日更是一门交叉广泛的交叉学科。分析测试是一个国家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的眼睛，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的科技发展，像分析化学这样的交叉学科的发展不可或缺。

4.学科的“界”交叉

我们以往所认识的交叉学科，无论如何都是在自然科学学界内或社会科学学界内的研究。近些年来，在两界间交叉合作也增多，使得科学完全融为一体，也使得科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系统学，我国的科学研究也逐步体现出以“把握学科前沿，促进学科交叉”的导向。世界上的事物发展得越来越复杂，无论是不是交叉学科，科学在社会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大局说起来，社会科学在这里所占的比重，绝不亚于自然科学。必须在思想上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应当说社会科学更处于一个领导的地位。[9] 7整个社会对此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以往的学科交叉在开始的阶段可以分辨出上述的清晰学科“近距离”或“远距离”的交叉。目前，学科交叉往往是以某个学科领衔，提出问题，共同攻关，这就是以学科门类为基础的学科交叉，如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等的学科交叉。交叉学科的发展是有机的、科学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随机组合。只有学科间的交叉能够形成新力，才能使交叉学科具有生命力，其发展也才真正地具有科学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对交叉学科分类的讨论主要是从应用和实践的角度而言。对于科学哲学工作者来说，这些分类可能是不尽严谨的。在科学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服务性工具的今天，我们研究交叉学科的目的在于呼吁全社会、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界打破疆域界线，更好地促进科学的整体化发展，以期更好地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三、交叉学科产生的必然性

从各种科学门类的沿革历史可以看到，学科发展已到“至精至纯”的程度。发生在宇宙中的各种自然现象得到越来越清晰的探索，这都是依赖于学科的高精尖发展，然而，世间事物的系统性是不能被忽视的。否则，我们认识的那些微观规律也还是独立的“小体”。如何链接这些独立的科学探索成果，为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更有效的依据，则需要有不同的视角认识科学问题的不同侧面，使这些科学探索的真伪和含金量的高低都会有一个更客观的标示。科学必定经过一个综合、分化、再综合这样的发展历程[10] 56，这个过程当然并不是简单的回到原点，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在现实中也可以找到逻辑上和实践上的证据。

1.科学发展本身自生的动力

科学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发现了问题，研究一类问题的理论方法和体制发展成熟到一定阶段，逐渐形成了相关的学科。这些学科具有规范的知识体系，不但有相对独立的学科体制，还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较为固定的研究内容。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在学科的边缘甚至内部地带存在着单一学科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能力需要借助相邻的学科，这种由科学本身自生出的动力促进了学科的交叉。这种动力使学科发生交叉与融合，打破了原有的方法和体制的界限，一个新的学科就此孵化，或者由潜学科逐渐演变为显学科。这种由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科交叉源于实践，用于实践的例子是非常广泛的。著名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议报告《提高人类性能的聚合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简称为NBIC)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学科交叉发展的里程碑。这四种或近或远的学科及技术的聚合并不是偶然的，各自的学科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都已经自然地互相渗透，互相受益，是最为典型的“两界”间学科合作。NBIC报告明确的提出，这样的学科交叉和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拓展人类的认知与交流的能力，提高人们的健康和体能，增进全社会的效益，并能有效地巩固国家安全，可以为推动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人们正在期待着这一空前规模的交叉学科理论和实践能如预期，取得重大的进展。

2.社会发展需要交叉学科的支持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社会科学、生命科学、机电工程、物理化学等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问题间的内部联系更为盘根错节，每类问题得出的不同视角的结论似乎都有新的发现，但又难以集结为系统的依据，这样的情形正是产生新的交叉学科的动力，从而在交叉学科内重新规划和完善方法和体制的系统，发现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说，只要社会发展不停止，就会不断有产生交叉学科的需求。

交叉学科起源于现代科学高度、精度发展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活动一端深入到生产领域，扎根于经济建设，另一端则直接涉及上层建筑，与社会发展等交织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复杂的问题又多居于学科的交叉地带，学科的交叉自然而然地形成和成熟。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活动已由个体行为显著地转变为群体性的社会事业。当科学技术累计到现代文明的高度，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研究已由主要解决单个的互不相关的问题过渡到研究问题群，并进而发展为以研究问题堆为主要研究模式。这样，研究行为就必然由局限于一个学科内或一学科内的某个分支领域发展到涉及一学科内的多个分支，或邻近学科空间，进而扩展到多学科之间。研究的层面已由主要是线性层面进入非线性层面。研究的性质则由主要与人无关涉(no-concerned relationship)的问题视界(view world)进入主要与人、社会相关涉(concerned relationship)的问题视界。不仅如此，社会的价值观渗透于科学的方方面面。[11] 39

3.“界”间的交叉学科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一个有机的科学整体，在科学发展的早期，是没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的。正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科学才从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才成为和社会科学并驾齐驱的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才形成两“界”。因此，自然科学界的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离不开社会科学界的支持，而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都是以自然科学作为物质基础，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两“界”的自身发展中天然存在着，但会在不同的情况下明显地被标识出来。我们往往在这种内在逻辑关系被显现出来后才会关注其重要性。“界”间的交叉接触面会较为稳定地融合在一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有人曾引用列宁在20世纪初的一句话：“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在21世纪，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比19世纪、20世纪都更强，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谁都看得到的越来越明显的历史潮流。[12] 8当然由此引起的学术界对两界交叉的争论还未停止，学科交叉研究是应该由“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2] 19、[13] 3，还是“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7] 78。这种争论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当科学研究的实践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交叉融合的时候，两界就应该自觉自发地走到一起。

四、交叉学科生命力的见证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5月26日)谈到“加速科技进步需要把握的几个重要问题”时，特别提到了“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指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也明确指出：“要注重发展新兴带头学科、边缘交叉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支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理结合，重视软科学的研究及应用。”江泽民的讲话和中央文件都说明交叉学科的发展已经成为科教兴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国际上，跨学科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掀起第一次浪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跨学科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后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又再一次蓬勃发展起来，跨学科的交叉研究的活力是20世纪才显示出的，对于当代一些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单学科的研究常常是解决不了的，必然得进行跨学科研究。沿着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下去，它们必然显示出更旺盛的生命力。交叉学科有无生命力还是要靠事实来说话，以我国的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交叉学科研究实践为例，我们可以为其生命力做出一个证据说明。

首先，我们以人口健康为例。人口健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交叉学科。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发展，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及其应用的科学的总称，属于社会科学。而传统的医学研究是从解剖、生理、病理、生化等方面去探究疾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即研究人的生物学改变，属于自然科学。二者之所以被结合在一起，是“界”本身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大背景下的需求。人口科学最终都要为人类服务，而健康又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人口学与医学之间的合作体现出人口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依赖性。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关键点，即人口现象无一例外地与生物本质有关。生命及其科学也都是社会的生命科学，而不是宇宙的真空生命科学。这样推理的结果是人口学和生命科学的结合是必需的。人口学和生命科学结合在一起，使得两门学科都具有了时代特征和社会价值，形成了新的文化生长点——健康人口学。同时，由于人口生活的社会有其特定的环境，健康人口学的研究还应该纳入环境科学。为此，我们在一个非常尖端的科学领域——人类遗传研究中引入了人口、环境与健康等交叉学科的方法学，确实给研究带来了生机。国家科技部、发改委、人口与计生委、教育部等部委早在2000年起，对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人口健康交叉学科研究和实践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国家“973”“中国人口出生缺陷遗传和环境可控性研究”项目，集合了人口学、医学、生命科学、地理学、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力量，为解决中国的出生缺陷问题联合攻关。在这个典型的交叉学科中，社会科学发挥了单纯自然科学不能具有的功能，如人类居住文化和选择、生活行为对人类先天疾病的作用、出生状态与成人健康关系等科学发现。

另外，近年来一个非常著名的考古交叉学科项目——断代工程，也给了我们很多提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考古学的产生本身就得益于多学科的发展。19世纪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在欧洲的确立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随着地质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和推动，考古学才从西方传统哲学中分离出来。20世纪前后，西方考古学被一批自然科学家或受过自然科学训练的学者引入中国，不仅推动了中国考古学与传统史学的分离，还使中国的考古学从诞生伊始就具有多学科参与的性质。在各学科门类都飞速发展的今天，考古学中的一些研究方向已经不是单纯的文物和文化的研究，而成为以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综合的交叉学科。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代表性的考古学交叉学科的研究。该项目自1996年开始时，便组织了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天文历算、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的学者，到2000年9月验收时，对考古学研究的方法做出了大量的成果，其中包括《夏商周年表》。[14] 11这是交叉学科生命力在考古学上的体现，填补了年代学研究上的空白，使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考古学研究告别了无源之水的历史。

尽管如此，科学界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忽视还是存在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现代社会科学前沿的发展了解不够，其中包括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时长期以来“技术至上”的偏见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也影响了社会科学乃至科学整体化的发展。然而，科学整体化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通过对过去科学探索的过程的反思总结出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在一个学科的单一方向内部固步自封会延缓科学探索的进程，从而清楚地认识到交叉学科的重要性。人们渴望有新的交叉学科，能够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特别是在近几十年来，人们更加主动地从不同的学科发掘能“为我所用”的理论和方法。早在1986年钱三强先生就预料到：“可以预料，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15] 6。其次，交叉学科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科学是无疆域的，学科的交叉也是时势所造。现代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环境生态问题等，它们的解决都需要应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学者曾估计，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观层次上已发展成约5550门学科，其中非交叉学科约为2969门，而交叉科学学科总量已达2581门，占全部学科总数的46.58％。[16] 184其中，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自然科学一样，正如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四个同等重要”。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在科学领域中认同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社会才会有较快的协调发展。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人们将会在实践中认识社会科学，了解社会科学，应用社会科学，发展社会科学。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对交叉学科发展感兴趣的学者能够共同推动交叉学科的发展，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

感谢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中国人口出生缺陷的遗传与环境可控性研究，2001CB5103)，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02185)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北京大学985和211项目(20020903)。同时，感谢北京大学人口、环境与健康研究组的老师和范向华等同学对此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无私的帮助。

注释：

①《现代交叉科学》第57页。原书在缩写后面注的是中文，英文为作者斟酌。且原文这里将IDE和IDS的译文颠倒了，所以时间的出现不知是否正确。原文为IDE(跨学科调查，1965)IDS(跨学科教育，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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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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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