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资本论》创作中的地位”问题是《资本论》创作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问题, 存在两种分歧颇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恩格斯和马克思从研究方法到基本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 恩格斯在《资本论》创作中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将《资本论》编辑整理出版。苏联的一些学者就持有这种观点。例如, 伊·格·卡兹明纳在一篇关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所做工作的文章中, 集中强调恩格斯的贡献是在编辑整理中“保证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著作真正‘按马克思的精神’完成”[1]231。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 国内一些研究《资本论》创作史的学者也基本持这种观点。例如田光和陆立军在《〈资本论〉创作史简编》中, 把恩格斯的贡献主要归结于编排手稿、确定“内部结构”、“在内容和文字上作了重要补充、订正和修改”等[2]478~493。武文军在《〈资本论〉创作史话》中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3]164~196。此外,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2) 的研究中, 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例如罗尔夫·黑克尔认为, 恩格斯的贡献在于“订正了马克思手稿中明显的错误, 或者补充了简化的段落”等编辑工作[4]。第二种观点, 缘起于学界一个热点问题, 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例如何中华提出,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存在巨大差异, “把两个人的思想完全看成是一回事, 是不切实际的, 它无异于一个神话”[5]。俞吾金同样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若干重要的差异”[6]。西方学术界同样有人持这种观点。例如, 美国学者特雷尔·卡弗就提到, 一直“在学术圈子里也最为流行”的观点就是“晚期马克思不言而喻地同意、倾向或容忍了恩格斯的观点”[7]3, 其言下之意就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存在根本差异。这种观点, 也渗透到了《资本论》创作史研究中。很多人认为, 恩格斯对《资本论》进行了实质的改变, 并在某种程度上认为, 修改后的《资本论》与马克思的原意有重大差异。例如何中华提到, 由于恩格斯“没有意识到两人在思想上的距离”, 从而在整理《资本论》的过程中“在某些情况下对马克思的原稿不加注释地进行修改、增删和新的表述”[8]。德国学者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和尤尔根·荣克尼克尔在《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中指出, 由于恩格斯“未能领会马克思的一些意向”, “没有把握住马克思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叙述方法”, 从而造成了“编辑上的一些错误”, 形成了“一些确实重大的错误解释”[9]617。

可见, 第一种观点强调了两人的一致性, 突出了恩格斯在单纯编辑工作上的贡献;第二种观点则集中提出了两人思想差异的问题, 并给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释。所以, 两种观点如同“正题”和“反题”, 都揭示了恩格斯在《资本论》创作中地位问题的重要方面, 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章的研究, 我们认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起点和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但是《资本论》手稿完成后, 尤其是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视野是认为随着时代中介的变化会产生基于同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不同的观点。从这一进路推断, 两人之间必然存在方法论上的继承和观点上的发展。基于这一视角审视恩格斯在《资本论》创作中地位的问题, 必然会得出不同于两种已有观点的结论。

一、恩格斯对《资本论》创作缘起的贡献

恩格斯对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缘起的影响是恩格斯与《资本论》整个创作过程交集的第一环, 暗示着恩格斯对整个创作活动的基本思想和态度是考察恩格斯在《资本论》创作中的地位绕不开的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对此展开考察。《资本论》是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创作的一部巨著。但是, 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 马克思都没有专门研究过政治经济学。那么,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马克思的巨大转变?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的说法, 任《莱茵报》编辑期间, 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动因”[10]411。但这是就时间上最早而言的, 那有没有其他推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因素呢?我们认为, 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就是恩格斯同马克思的交往。早在1844年初, 也就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正式建立合作关系之前, 恩格斯就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这部著作中,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并且全景式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各种社会性因素。马克思被这部著作深深触动, 称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0]413。这部著作激发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浓厚兴趣, 也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更多的来往。正如马克思所回忆,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后, “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10]413。在此过程中, 马克思发现他们从不同的道路得出了“一样的结果”[10]413, 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是基于共同的信念和观点, 他们展开了终身的合作。可以说,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天才分析, 让马克思看到了用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运行和历史命运的科学前景。同时, 恩格斯从不同道路达到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给马克思的发现提供了科学上的佐证, 也给予了马克思极大的鼓舞, 从而使得已经具有“最初动因”的马克思坚定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决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列宁说“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11]56。

恩格斯在交往中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卓越天赋, 他也看到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价值。于是他便不断督促马克思写作出版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运行规律的专著, 并在各方面给他提供无私的帮助。1844年, 马克思由于和恩格斯合写《神圣家族》而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神圣家族》即将写成之际, 恩格斯得知马克思已经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搜集了大量材料, 就催促马克思:“现在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公诸于世。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总之, 应该加紧工作, 赶快发表!”[12]322~3231851年初, 马克思写信同恩格斯探讨关于李嘉图地租理论的问题, 在批判李嘉图地租理论矛盾之处的同时, 提出了自己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恩格斯在回信中肯定了马克思的观点, 谈了自己的看法, 并鼓励马克思:“你现在把这一问题彻底弄清楚了, 这就更是使你必须赶快完成并出版经济学著作的一个理由。”[13]21而且, 恩格斯时常向马克思提供政治经济学研究必要的资料, 并结合自己的商业实践、理论思考与马克思进行讨论。1851年, 当马克思向恩格斯说明自己关于货币流通理论的发现时, 恩格斯说“你在经济学上的最新发现, 我现在正在认真地反复思考。……但是数字不能开玩笑, 因此我要仔细地加以研究”[13]40, 他还在经过思考之后根据可靠事实和数据纠正了马克思的一些错误。所以, 我们可以说,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督促、鼓励, 乃至反复的强调, 以及他和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深入讨论, 是推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崎岖道路上孜孜前行的重要因素。而马克思在恩格斯的推动下进行的这些思考和研究, 为《资本论》写作计划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也为《资本论》的写作提供了材料、理论等各方面的准备条件, 最终促成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

可以说, 正是出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运行规律的共同思想和目的, 恩格斯以挚友的督促和关心, 以战友的鼓舞和支持, 以合作者的交流和启发, 成为推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最重要因素。

二、恩格斯对《资本论》整理出版的贡献

对于恩格斯在《资本论》创作中的地位争议最大的一个焦点是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整理工作。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遵照马克思原意进行了编辑, 没有实质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做了违背马克思意图的“篡改”。因此我们需要从基础文献中梳理相关史实, 探究二者的关系。马克思在生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他在拿到《资本论》第一卷的清样后, 就马上把清样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详细看了清样, 不仅把“个别的笔误”加以订正, 而且对一些词句“冒昧地做了一些修改”[14]267, 从而改进了第一卷的叙述方式。这表明恩格斯帮助马克思进行编辑方面的加工完善是他们已有的一种合作方式, 而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工作也比较认可。这是之后恩格斯能够承担《资本论》手稿编辑工作的重要基础。

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 加之疾病和贫困的侵扰, 以及亲人离世的打击, 马克思在1883年3月14日不幸逝世。马克思生前指定恩格斯为自己遗著的处理人, 而且, 马克思曾表示, 万不得已时, 手稿会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自己的精神出版[15]418。为了完成战友的遗愿, 更为了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 恩格斯忍着悲痛, 开始《资本论》余卷的整理工作。按照马克思的计划, 《资本论》第二卷包括第二册和第三册。但是, 恩格斯发现“在手稿中, 有《资本论》的第一种稿本 (1861—1863年) , 在那里头我发现了几百页《剩余价值理论》, 其中一部分经过加工已收在《资本论》的稍后几种稿本里, 但是, 这里留下来的足够把第二卷扩大为第二卷和第三卷”[15]429。于是, 恩格斯决定把第二册和第三册分别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可供第二卷使用的手稿有Ⅰ—Ⅷ八稿, 其中四稿写于1865—1870年, 另外四稿写于1877—1881年。由于马克思在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上说明第Ⅱ稿必须作为基础, 而第Ⅷ稿又反映了马克思“已经扩大的眼界”[16]8, 因此, 恩格斯重点使用这两个文稿, 同时把其余文稿加以区别取舍后编排进去。在此过程中, 恩格斯高度尊重作者原稿:“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因此, 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 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16]81884年10月, 恩格斯终于口授整理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 并将其于翌年出版。

恩格斯在一开始整理马克思遗稿的时候就发现, 关于《资本论》第三卷, “有1869年以前写的两种稿本;后来就只有一些札记和一整本都是用方程式来表示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关系的笔记”[15]425。具体来说, 第三卷只有一个极不完全的初稿。虽然每一篇的开头经过了马克思的细心撰写和推敲, 但是, 越往下就越体现出草稿的性质, “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 句子也由于表达的思想是按照形成时的原样写下来的而越冗长, 越复杂。在许多地方, 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 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 并且逐渐加重”[17]4~7。因此, 整理这一卷要克服极大的技术性障碍。恩格斯首先把手稿原文全部口授整理成为易读的抄本, 由于手稿字迹难以辨认, 加之手稿中时常夹杂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字、缩写等, 这一工作花费了恩格斯极大的心血。在编辑过程中, 凡是意义明白的部分, 恩格斯都尽可能地保持原稿的面貌, 即使是个别重复的部分, 他也保留了下来。而必须要进行超出编辑范围变动的地方, 或者利用马克思的材料得出结论的地方, 他都进行了注明。在整理各章的过程中, 恩格斯也遇到了各种问题。例如第一篇, 主要的手稿一开始是巨大篇幅的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关系的数学演算, 而后面的部分又不是很连贯, 因此, 恩格斯要根据这部分的主题对手稿进行压缩, 同时使之连贯。第五篇所讨论的是第三卷中最为复杂的问题, 由于马克思当时受到重病的侵扰, 这篇的手稿极不完整, 甚至连一个完整的纲要都没有, 只留下了一堆没有整理的笔记、评述、摘录。为了保证这是“马克思的著作”[17]9, 恩格斯尽可能地整理马克思留下的材料, 只是在必不可少的地方才加进一些补充。正如他自己在一封信中透露的, “我要一气呵成, 不能有丝毫间断, 要重新翻阅文献, 一句话, 要仔细推敲全部材料, 以便使原稿的绝大部分最终都能保持原来面目, 但同时又完全能担保没有犯直接或间接的错误”[15]519~520。尽管面临各种困难, 为了将这一部具有伟大科学价值的著作尽可能地呈现给世人, 恩格斯还是尽全力工作, 正如他自勉的那样, “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 否则, 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15]412。为了连贯、完整, 以及必要的说明和对经济新问题的阐释, 恩格斯在第三卷中写了六十多处附注、编者注和插入语。终于, 经过恩格斯长达十年的艰苦工作, 在他逝世前半年, 也就是1894年, 《资本论》第三卷得以出版。

综上所述, 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恩格斯在客观情况允许的限度内, 最大程度遵循马克思的原意, 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资本论》的编辑出版工作。其中, 一方面, 恩格斯和马克思深度交往合作几十年, 深谙马克思的思想和意图, 这为恩格斯在尽可能遵循马克思原意的情况下将繁多杂乱、难以辨认的手稿整理成系统的著作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 恩格斯怀着推动人类解放、完成战友遗愿的坚定志愿, 本着高度严谨的科学态度, 发挥超人的毅力, 才最终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 列宁赞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的观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 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 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11]58进一步地, 列宁也充分肯定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 认为“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11]58。

同时, 我们也不难关注到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 由于《资本论》手稿的断裂性, 恩格斯在一些地方就不得不加入自己的补充、说明, 其中有些更是恩格斯本人的观点。而且, 恩格斯加入的一些观点是马克思不曾提及, 或者和马克思的观点有差异的。这也成为一些学者认为《资本论》创作中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主要依据。对此, 我们首先可以指出, 仅凭文字上的差异, 自然不能对恩格斯是否背离马克思、“篡改”《资本论》作出论断, 而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我们至少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时相对于《资本论》手稿形成时期的时空变迁等进行考察。接下来, 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对恩格斯增订的观点展开研究。

三、恩格斯对《资本论》观点拓展的贡献

在马克思生前, 资本主义主要处于自由竞争时期, 但在手稿完成之后, 尤其是马克思逝世后, 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涌现各种垄断联合组织。例如, 1888年英国的盐业联合公司就囊括了柴郡的全部企业以及米德耳兹布勒和爱尔兰的部分企业, 而且据称“控制了联合王国食盐产量的91%”[18]286。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了垄断的发育壮大以及随之而来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合的倾向和经济危机的世界化趋势等。而《资本论》的宗旨是通过研究社会性因素而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运行规律, 在这个意义上, 恩格斯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对垄断的集中呐喊, 从而对《资本论》的观点作了实质性拓展, 极大增加了《资本论》对现实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和解释能力。

第一, 恩格斯第一次较为集中地对垄断问题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生前也关注到了垄断问题, 但由于他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 垄断还没有发育出完整形态, 所以他只是把垄断和信息不对称、赌博欺诈、利益集团斗争等一同当作一般的社会性因素来研究。但是, 在马克思逝世后, 垄断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影响现实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的社会性因素。恩格斯准确把握到了这一实质变化, 并作了科学分析。他指出,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 “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的迅速发展, 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17]136。工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 会导致利润率被普遍压低、生产失调, 直接损害资本家的利益。而对于这些, “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17]136。于是, “在每个国家里, 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 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 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 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 ……在有些部门, 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 就把该部门的全部生产, 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 实行统一领导”[17]496。但是, 通过垄断联合来实现天下太平, 显然是资本家的一厢情愿。只是在市场正常运行的时期, 垄断可以“调节生产, 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17]136。一旦市场出现恐慌或者发生危机, 垄断的社会性的本质特征就暴露出来, “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资本家吃掉”[17]136。可以说, 垄断联合这一最主要的社会性因素, 是分析当时经济现象及以后经济发展趋势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列宁指出, 恩格斯的一大理论贡献就是“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 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19]171。

第二, 恩格斯最先揭示了垄断带来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联合的趋势。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 马克思在一般社会性因素的意义上谈到了垄断, 同样, 他也分析了自由竞争时期的金融现象。但是, 马克思生前无法看到的是垄断的实质发展及其带来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现实运行的根本变化, 而恩格斯最先揭开了其中的秘密。恩格斯指出, 垄断意味着庞大股份公司的出现, 而庞大的股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融资需求。于是, 垄断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 催生了一些金融信托公司。而且, 这些金融公司在整个经济体系中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伦敦的交易所报告内已占有特殊一栏”[17]533。金融又反过来助力垄断的扩张, “在最近几年, 资本这种增加一倍和两倍的现象, 例如, 已由金融信托公司大大发展了”[17]533。垄断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这种双向影响, 最终使得二者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联合的趋势。为了充分说明金融的这种深刻变化, 恩格斯专门写了作为《资本论》第三卷增补的《交易所》一文。他在文中指出, “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使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 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有一种趋势, 要把全部生产, 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以及全部交往, 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 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17]1028。也就是说, 金融资本的发展, 已经不再是简单地为产业资本服务, 而是开始渗透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方面面, 其本质就是金融资本逐渐与产业资本联合。

第三, 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指出垄断的扩张及金融资本的膨胀会造成经济危机的世界化。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但由于当时垄断发育不充分, 他无法明确判断以垄断大规模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危机的世界化。垄断的扩张使生产越来越有计划性, 在降低各种交易成本的同时, 使新技术也得以快速地运用到生产中。这些因素推动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正是在此意义上, 恩格斯强调, “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 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17]496。与此同时, 世界市场在不断扩张, “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欧洲的过剩资本, 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 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17]554。但是,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极度扩张以及这些产能被输送到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的同时, 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却由于前者的资源掠夺、商品倾销而越来越贫穷。这些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需求能力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显然不相匹配, 这会造成严重的需求不足。当这种需求不足恶化到一定程度时, 世界性的危机就会爆发。垄断看似缓解了局部危机, 其实是将危机扩大到了世界范围。所以, 恩格斯说, “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 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17]554。

可见, 如果说,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文本有所修改的话, 那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 垄断问题进一步凸显, 对这些问题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审视, 会得出新的结论。对于这一问题, 马克思如果在世也是会做此处理的。因此恩格斯对于《资本论》创作的贡献, 一方面是对于虽然时代变迁但不需要修订的观点尽可能地从编辑学上努力恢复马克思的思想原貌, 另一方面是随着垄断问题的凸显, 修改或增加了一些对垄断问题进行阐释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他在继承马克思方法论的基础上, 结合新的时代中介, 对《资本论》观点体系作出的科学合理的补充发展。

四、启示

《资本论》的真正生命力和价值, 就在于它提供了对现实市场经济在不同发育阶段和不同领域的真实运行规律的分析。从这个视角考察恩格斯在《资本论》创作中的作用, 可以看到, 恩格斯对马克思创作《资本论》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资本论》的出版进行了艰苦而重要的文本工作, 更对《资本论》的理论观点作了至关重要的拓展。这一考察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当代价值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 为思考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映现在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中, 而以“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视角展开对恩格斯在《资本论》创作中地位的研究, 对于我们研究《资本论》创作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等具有独特学术价值。但是, 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 由于《资本论》遗稿的手稿性质, 以及手稿完成之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 所以我们不能单独从编辑学层面来思考这一问题, 也不能从简单比较二人观点入手, 关键是要看恩格斯是否继承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起点和方法论。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 人是现实的人,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 而现实的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会产生各种社会性的因素。正是这些社会性因素影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运行, 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信息不对称、赌博欺诈、非理性亢奋、利益集团斗争等社会性因素的分析来研究市场经济现实运行。在生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 马克思就通过集中分析资本家阶层和工人阶层的博弈斗争来分析劳动力市场的现实运行。在恩格斯编辑整理《资本论》的时期, 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垄断联合组织大量出现, 垄断联合可以通过强大市场势力对市场供需和价格等施加作用, 从而直接影响现实经济运行轨迹, 因此垄断联合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性因素。所以恩格斯对垄断的研究, 是对市场经济真实运行作出的新判断, 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的充分体现, 正是《资本论》理论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无疑为我们思考“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新的思路。

其次, 揭示了恩格斯的垄断理论在马克思和列宁理论过渡中的桥梁作用, 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市场经济现实运行规律进行分析, 而列宁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进行分析, 二者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环节。但是, 通过对恩格斯在《资本论》创作中的作用的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并不是飞跃的关系, 相反, 恩格斯的理论在二者之间发挥了“桥梁”的作用。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 充分认识到了垄断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部的发育, 并深刻分析了这一重要社会性因素的发展及其影响。恩格斯第一次集中强调了垄断, 这对后来列宁提出“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 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 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20]14的观点奠定了基础。恩格斯最先指出垄断的发展带来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合的趋势, 从而为列宁在理论上科学地指明“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 ———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20]44提供了前提。恩格斯首先阐释了垄断的扩张及金融的膨胀带来的经济危机的世界化趋势, 在此基础上, 列宁才能作出“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 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 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20]6这样的科学论断。可见, 正是恩格斯对垄断的独到分析, 才使得马克思在自由竞争时期的理论顺利过渡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再次, 加深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品质的深刻理解。马克思进行学术研究的时代, 资本主义主要处于自由竞争阶段, 这使得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一致性”。这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 似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的“一贯性”就意味着观点的“一致性”。例如, 马克思早在《曼彻斯特笔记》中就关注了货币和银行问题, 他通过考察关于英格兰银行的资料, 发现以财政部官员为典型的高层官员身居闲职却大发横财[21]231。这些官员又与国债发行相关, 这使得马克思确信国债发行和货币流通绝非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中性的, 而涉及社会性矛盾。之后, 在《伦敦笔记》中, 马克思已经开始深入到货币和银行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 认识到货币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的表现, 是这一矛盾的极端形式, 即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22]3~4。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正是根据上述对货币本质的把握来分析货币和银行的真实运行规律。可见, 就马克思货币和银行理论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运用一贯的研究方法, 从货币现象到货币范畴的本质规定, 再到揭示货币和其他范畴的内在关联, 从而在思维具体层面把握货币和银行现实运行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在马克思所观察的时空内整体上处于自由竞争阶段,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货币和银行观点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整体上的一致性, 差别也只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货币和银行现实运行规律在不同抽象层次的映现。而我们对恩格斯在《资本论》创作中地位的考察则揭开了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品质的认识盲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 经历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这一重大的经济变化, 他也敏锐地把握住这一点, 并对《资本论》相关观点进行补充修订。就拿货币和银行来说, 恩格斯开始研究股份形式和银行的结合, 及后续的股份银行快速扩张, 吞并传统私人银行, 并与大工业联合, 大量持有地产等新现象[17]1028~1030。这充分无遗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于经济现实, 根据时空变换和经济发展来拓展具体观点的理论品质。深刻领会这种理论品质, 是我们准确把握《资本论》的立场和方法, 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键。

最后, 对建立和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在理论层面, 恩格斯所指出的垄断在市场经济演化过程中的发育, 及其带来的现实经济运行的变化,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中各种社会性因素的发展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第一, 在诸多的社会性因素中, 垄断无疑是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恩格斯告诉我们, 在实体经济领域, 垄断一方面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 也会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造成串谋联合、危机等无效率。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达到建设制造业强国的目的, 在这一进程中, 我们需要思考实体经济领域垄断问题的现实解决方案问题。第二, 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的有机结合可以增加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 产生巨大经济效益, 但是, 金融资本又具有不断扩张和垄断的倾向。因此, 研究金融资本的具体运行规律, 研究如何使得金融资本服务于实体资本的运行, 防止金融资本过度膨胀和垄断, 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 在方法论和基本视野层面, 恩格斯在《资本论》中所作的观点的扩展和理论体系的完善,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恩格斯的观点表明, 市场经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因此, 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论判断就需要扎根于市场经济的现实发展阶段和运行规律之中。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广泛的经济交往。我们如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引下,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观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审读当前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开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方案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方案, 是当前阶段理论工作者的主要理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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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