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杂志2017年第4期发表了吴晓明等10位先生讨论“后真相”的文章，分别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角度论述目前国内外思想界所萌发的一个新话题。这一话题本身虽发源于社会现实之中，但却在根本上触及当代哲学中有关“真理”“现实”“政治”等诸多理论问题。在这一组文章当中，关于以下两个观点的讨论引发了我的兴趣：第一，作为由情感诉求的影响所形成的公共意见，后真相的观念与后现代思潮即主观主义的泛滥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二，在真理失去了其固有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之际，它正在变成为一种话语实践（修辞术）的操作，并最终让真理的本质转变为某种政治问题。以上两点分别由表及里，将后真相的本质及其表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纵观整个讨论，难以掩饰的是诸位学者讨论“后真相”之时所带有的否定性基调：“困境”“危害”“泛滥”“瓦解”“治理”等词汇频频出现。这意味着学者们已将在“后真相”情景之下所呈现的种种现实视为一种病症，它带来了绝对真理的缺失、公共意见的混乱以及政治丑闻的频繁曝光，等等。由此，“后真相”困境成为当代学者们为之忧心忡忡的一个“症候”，重建新秩序成为治疗后真相困境的基本路径。以上这种种隐蔽的担忧成为了从不同角度参与讨论的诸学者所共有的理论背景，但这是否就是“后真相”时代可能拥有的唯一一种理论基调呢？似乎我们还不能轻易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
“后真相”的命名之罪
对于后真相时代的担忧与斥责，从反面彰显了当代思想界对于古典哲学基本精神所持有的“浪漫主义”的乡愁。当代学者们似乎更愿意保留对绝对真理的热衷。作为诱发后真相时代的理论渊源，后现代思潮自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成为了普泛化的流行思潮，对其诟病也始终不绝于耳。它或者被视为一种学术时尚，或者被视为绝对真理之敌人。作为一种学术时尚，后现代主义更注重表象，而抛弃本质；注重流动，反对永恒。在“怎么都行”的喧闹声中，后现代主义消解了所有神圣的、永恒的、权威的统摄性理念。
就其命名法则来看，“后”被附加在“现代主义”之前所构筑的“后现代思潮”，其本意指一种彻底的思想的断裂，同时也隐含着面对这一思潮之观念的迷茫，即当我们不知该如何来把握种种貌似光怪陆离的理论思潮之时，在无法归类之余将其简单归入到“现代之后”。但自此之后，这一命名方式让以此方式归类命名的思潮带上了理论的原罪：即所有附带“post”的命名都与“无可命名”的非确定性相关联：后工业社会、后消费主义、后奥运时代等诸如此类的命名层出不穷。在这些命名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意指：这注定都是一个过渡时代，是一个旧秩序正在解体，新秩序还未生成的年代。
于是当我们以“后真相”时代来命名以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一系列事件所构筑的事件集合之时，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类似于巴迪欧的命名行为，通过这一命名行为诞生了一个事件主体的生成空间。它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在于揭示出诸事件的本质，而在于构筑抑或激发出一个主体群，他们面对类似事件，有了共同的分析视域，那些目前诸多无法理解的“事件”，即一个脱离了既有的因果序列，因此不可捉摸的现象激发我们产生新的解释系统：特朗普作为一个不懂政治的领导人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并不意味着美国固有的政治实践失效，而可能意味着新媒介流行的时代，一个新的政治实践的诞生。
因此，作为一种命名行为本身，“后真相”的概念是富有革命性的和效用性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命名这个时代，却可能预先设定了对这样一种时代的分析和理解的阐释路径。在此，我并不是很赞同“后真相”的说法。首先，“post”的前缀让这个新的时代失去了它自身的特质，转而变成了充满非确定性的、旧时代的一个延续，这种命名方式本身从根本上消解了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命名原本具有的革命性。因为“post”的命名会让呼应这一命名的事件主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一时代与旧有时代的对比当中，并实际上以旧的价值诉求去言说、分析新的时代。
换言之，“post”的命名方式是我们试图将新事物纳入到旧的解释系统之内的有效方式，尽管分析中可能无法忽视这一新的事件集合所带来的新的境遇，但这一命名的结果总是会让我们在面对与之相关的新事件的时候采取了否定性的态度，正如大多学者们目前面对“后真相”时代所持有的基本态度。
其次，2016年的《牛津字典》中所提及的这个年度热词为post-truth，直译应为“后真理”。当其在我们中国学界的讨论中被转译为“后真相”的时候，其中所包含着的对“真”的诉求层面发生了转换。换言之，真理不是真相。真理是真相得以形成的前提，真相是真理的表现方式，因此，真理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其真相式的表达，但真相的表达却必须要以真理为其支撑。
真理与真相如同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与面孔。基因虽然决定了一个人诸多根本性的特质，但却无法左右其面孔究竟是什么样子。但基于《牛津字典》对post-truth的具体阐释，我却又不得不说，中文的这个转译是很准确的，因为按照其具体的规定: It is defined as an adjective relating to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emotional appeals，（它被界定为一种与诸环境相关联的客观性，在其中，对于塑造公众观念的影响，客观事实要弱于情感诉求。）post-truth作为一个形容词——蓝江教授在《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一文中对这一词语的形容词性的强调颇有道理——其所形容的是一个客观事实被人的主观情感所干扰的情景。它是一个带有事件色彩的境遇，的确属于表象层面，因此将其转译为“真相”是道出这一界定本身的核心内涵。
于是，命名的错位实际上源发于英文表述当中，《牛津字典》对于post-truth的界定与其字面意思之间存在着错位，当让这个原本只是对一个特定情景的描述，即真相被冠之以“truth（真理）”的时候，则突然生发出思想界的恐慌，因为其字面的意思似乎是在言说“真理”的消逝，于是，尼采对于上帝之死的呐喊再一次被唤醒，有关真理的一曲曲挽歌因此而此起彼伏。
但究其根本，从这一概念诞生的源起（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到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我们看到的不是真理的消逝，而是客观事实的消逝，因此，与其说我们进入到所谓的后真相的时代，不如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真实、后客观性的时代，似乎更能表达这一特定情境所解释的真相。
何为客观性
概言之，遭到后真相观念直接冲击的是社会现实的客观性，以及与不同客观性相关的真理系统。20世纪的现象学运动曾经试图冲击科学主义意义上的客观性本身，坚持用被给予性的事实悬置科学主义所给出的种种规定。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于科学主义的客观性的诉求有增无减。这意味着，事实相对于主观任意，需要以数据来证明自身的客观性程度。客观性成为“无可置疑”“科学性”的代名词。因此当特朗普的上台有违大数据的统计，并使得所有预设变成笑谈的时候，人们首先质疑的不是这一数据化客观性的合法性，反而质疑与这一客观性相左之结果的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所谓的后真相的概念。
后真相的提出，从另一个向度向我们展现了，在科学主义笼罩之下存在着的被异化了的客观性。客观性，作为一个哲学的观念，从来不能被简化为大数据的统计。纵观哲学史，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历程当中，“客观性”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观念。它并不是一个与主观性相对立的观念，从康德开始，客观性，就总是与一种主观的普遍性相关联。对此黑格尔也赞赏有加：“康德把符合思维规律的东西（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东西）叫做客观，在这一意义下，他完全是对的。”康德实际上开启了一种思维之客观性的先河。黑格尔在抛弃了康德的二元论体系之后，却继承了这一思维之客观性的思考向度，将客观性转变为一种客观思想：“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自身或对象性东西的本质。”
换言之，这里的客观性本质上是思想内在的自我分裂与统一。它既不是主观思维无法把握的物自身，又不是一个纯粹的任意的主观性，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也正在于此：客观性，在思辨维度上，并不是现存，而更趋近于黑格尔意义上的现实(Wirklichkeit)，即现存符合事物之本质的那种样态。客观与主观的分裂成为一桩哲学的丑闻，其形成原因固然可以上溯至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分，但现代社会以粗陋的唯物主义为基石所形成的科学主义的思维倾向，更是对其推波助澜。德国古典哲学与当代的现象学，就其思想缘起处而言，都与消解这一分裂的丑闻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统一性成为思想之客观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之对立的是一种被异化了的客观性。它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客观性”，它认为只要通过各种方式将人的主观意志、情感排除在客观性之外，就可以获得一个纯粹的客观性的规定。在当代，这种客观性正在被日臻完善的数据化倾向（量化）所阐释。一旦现实出现了与这一数据化倾向相违背的事实，那么我们会习惯性地将其归结为非理性的、主观主义的，因此是非客观的，并将其视为“问题”。这些问题的集聚，将会成就一个让当下学界为之恐惧的后真相时代。
殊不知，真正的客观性既非德国古典哲学视域下的客观思想，亦非科学主义框架下异化了的纯粹的客观性。前者本质上仅是一种思辨的主观性，即便黑格尔也并不例外，他所谓的事物自身（sacheseblst）作为一种人伦关系，不再是与人的主观完全无涉的物自身（Ding），而是另一思想事实；后者基于数据所构筑的客观性，在其表现形态上似乎与前者相对，但其本质上却与前者是一回事。数据化的客观性是逼迫事实向表现为一组组数据的主观观念的趋近，它其实是一种更为彻底的主观主义的表现方式。客观性，作为真正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本身，有着自身的坚硬内核，这一坚硬内核，意味着主观观念与其遭遇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创伤。这种创伤性之真，隐蔽在象征界（语言系统）所构筑的和谐统一背后，在常规化的生活秩序当中成为不可见的事实真相。
而语言、逻辑以及诸多理论工作，实际上成为了这种创伤性真实的遮羞布，它们通过某种统一性逻辑的构建，来回避与这一真实创伤的遭遇。康德对于物自体的设定，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触及这个真正的客观性，但却因其最终谨慎地将理性限定在认识论的层面，而从根本否定了这一物自体显现的可能性。黑格尔的工作，虽然以辩证法的方式，试图将被康德否定的物自体内化到思维演进的过程之中，但却显然消解了物自体作为一种坚硬内核所完成的对主观主义倾向的否定和抛弃。创伤被弥合的同时，真实的客观性也被消解为主客体的统一性。
由此可见，任何试图与真正的客观性之真相遇的人，都应正视一种悖谬的存在。那些脱离了既有阐释系统的“事件”，成为触及客观性之真的有效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又可以说，英国的脱欧事件，美国特朗普的当选，并不是意味着非确定性的后真相时代，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真理形态的诞生。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就是后真相时代的真理。
关于后真相时代的讨论，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恰好印证了这一事件真理系统的有效性。目前出现的事件（后真相）触动学者的正是其对既有理论体系的违背。真理不是有待认知的对象，它在当下的语境中将变成为一种操作，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的基本观点在此获得了鲜活的体现：特朗普的逆袭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的一个断裂点，恰好构筑了一个真理显现的境遇（conjoncture），特朗普的施政倾向抑或其特有的竞选、施政模式（以网络社交媒体为主导的形象塑造方式），就是这个时代之政治情景此前不愿承认抑或逃避的真实。
今天，我们是否要成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
在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巴黎高师的研讨班中，柏拉图一直是近几年的讨论主题。他是为数不多在今天重新将柏拉图提上思想议程的思想者。多年来，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对于柏拉图的判定，虽颇为粗陋，但却影响深远：柏拉图的主张似乎成为了集权主义、专制主义思想的源头活水。尼采以及当代法国的新尼采主义都将柏拉图思想视为表象哲学的罪魁祸首。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重提柏拉图是危险的，但巴迪欧却似乎对此津津乐道。这一方面源于其对于柏拉图思想的唯物主义化的解读；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柏拉图思想形成的历史时期，与当代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柏拉图的时代，诡辩论盛行，以人是万物之尺度的观念所标榜的主观主义大行其道，其情境如同今日之后现代思潮的勃兴。的确，纵观哲学史，在整个时代精神的变迁历史中，以“多元”对抗“一元”，以“相对”对抗“绝对”，以“怀疑”对抗“确定性”的思想斗争总是周期性爆发。柏拉图与诡辩论者的争论，在近代或可被转变为休谟对康德的警醒，以及康德为克服休谟对形而上学的颠覆所做出的艰苦努力；时至今日，后现代主义成为了新一轮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大行其道的思想外衣，时代的确需要新一轮的柏拉图式的努力去遏制主观主义的泛滥。从这一意义上说，巴迪欧总是不断地重申自身的柏拉图主义立场，的确显现出一个思想者的历史担当。
后真相时代的非确定性，正如吴晓明教授在本次讨论中所洞见到的那样，的确是新一轮的主观主义泛滥的外在表现。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去处理这一次的主观主义泛滥的方式，是否就一定要重回经典柏拉图的立场，去构筑一个超验的理念世界，以克服经验世界中的流变和非确定性？这一点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行的。
自康德开始，对于超验的消解已经悄然展开，其间几经波折：被康德从认识论中赶出门的上帝，在实践理性的讨论中又被请了回来；本已经消融于黑格尔强大历史性过程中的超验性，在其绝对精神的最终统一当中被复活。然而上帝之死终究已经到来，查拉图斯特拉的呼喊虽然来得不合时宜，但却在时间的推演中终于获得了确证。被当代哲学极力推崇的内在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immanence）本身表现出对超验性强烈拒斥的决心。因此，如果我们今天采取经典柏拉图主义的立场，以高高在上的理念来应对现实的主观主义的泛滥，在今天就等同于重新复活久已被杀死的上帝。这是不可能的。
面对后真相时代的基本方式，在我看来，不得不首先建立在对多元主义的承认基础之上，于是产生两个理论问题的根本转变：其一，真理存在样态的转变；其二，“多”与“一”的关系必须被重构。两个理论问题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关于真理的观念，以其确定性、本质性的特质自古以来就与“一”的观念密切相关。当“一”的本体论基础被瓦解的时候，真理的理论体系也必然发生转变。正如在第4期的这组讨论中，汪行福教授所谈到的：“在根本意义上说，真相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没有社会共识就没有经验事实的真相。”“后真相现象是西方共识解体后形成的犬儒主义心态普遍流行的反映。” 在此，汪行福教授没有特别区分真相与真理，但就通篇语境而言，两者实际上在其行文中总是一致的。据此，其观念颇有意味，并富有代表性。
真理，在既有的多元主义背景之下，不再是可被表象（represent）的现成本质，抑或可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自身的大全，多元化的存在样态冲击以“统一性”为基本特征的本体论之真。真理（真相）的存在，正在变成多样化冲突相互博弈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政治”，也可以如巴迪欧将其称之为“程序（procedure）”，同时还可以将其视为列维纳斯意义上的“伦理”。无论怎样，这些说法都意味着对相互排斥与对抗性关系的承认，并从根本上否认消解这些对抗性的可能。
换言之，真理不是思辨哲学的最终结果，因此并不意味着一个完成的统一性。相反，如果今天我们还坚持对真理的讨论，那么真理只能在多元化的对抗关系当中直接呈现出来。这一真理不仅强烈地冲击了思辨哲学的领域，更直接成为现实的生活本身。如果说真理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那么其意在于：政治，作为一种发端于城邦制的共同体生活法则，其核心问题，正如阿兰·瑞安在《论政治》中所指出的那样，不过是“人们如何能最好地治理自己。这个问题带出了一连串其他问题，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人究竟有没有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而在这种治理与管理当中，所面对的并不是普遍的共识，而是纷杂的公众意见。这些意见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共识，并不是政治所关注的要点；政治的问题在于，如何能够让这些意见在一个制度的操作（程序）当中获得合理、合法的表达。
因此真理（真相）如果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政治，那么它就是一种程序、一种实践。这一现实生活的真理体系之转变在思辨领域中的反映，以列维纳斯为代表，他之所以能够让“形而上学先于存在论”，正是因为他试图将伦理学设定为第一哲学，而伦理学对于形而上学的冲击恰恰在于其对他人（他者）的承认，承认他者在总体性哲学中的不可消除性。列维纳斯那谜一般的表述——l’éthiqueestuneoptique（伦理是一种看法[抑或一种光学]）意味着第一哲学注定要以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不同视域为前提。因此“多”，作为一种溢出“一”的“无限”，在列维纳斯那里获得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表达方式。这一观念，即无限，作为溢出的绝对的外在性，显然为20世纪法国思想中的多元主义提供了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形而上学的这种转变，必然带来真理体系的转变。当对真理的诉求被转变为政治抑或伦理学的问题之时，我们也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多”与“一”的关系。
在此，“一”不是在统摄“多”的层面上展现自身的真理性，换言之，我们不能将真理的获得视为公共意见向普遍共识的转变——从这一意义上，我不太赞同汪行福教授将后真相时代视为共识解体后形成的犬儒主义心态普遍流行的反映之判定，因为这一判定隐含着对传统真理体系的认同，并将当下的公共意见的表达（多元主义）排除在真理体系之内。与之相反，我们需要认识到，公共意见的普遍化表达已经成为真理显现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一”的真理性内涵只有在“多”当中才能获得显现。
后真相自身就是当代真理的表达方式，它不是有待克服、规训的情景，而是当代社会真理展现自身的唯一方式。在此，并不是说公共意见直接就是真理，而是意味着这些公共意见无法被归入一个唯一共识的“溢出”（无限）就是真理的显现。正如我们对于后真相时代的客观性的分析一样，真理在当代正是依赖于诸多的悖谬而显现出来的。在这一语境，就我个人而言，面对后真相时代，我持有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它自身的存在样态本身，预设了一个全新的真理阐释方式已经到来。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