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对《从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发现新的思路》的商榷意见

笔者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论》一文中系统地分析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问题[1]。其中包括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这里之所以再次提出这一点，是基于当前中国学界的某些动态和改革以来的某些经验。为了坚持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如实地分析这些动态和这些经验，很有必要。

改革以来，中国学界多次发生过市场经济姓资和姓社的争论。在改革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发生的这种争论，其情况各有不同。但以市场经济姓资为理论依据，以改革中发生的问题为事实依据，是市场经济姓资观点论的共同点。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依据邓小平理论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后召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依据这个目标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至此，有关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大体趋于平静。

但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社会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成以前，甚至在建成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争论都难望完全平息。新世纪以来，经济改革在此前已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进展。但也确实进一步加剧了此前已经发生的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很严重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集体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改革中发生的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在这种形势下，市场经济姓资的议论又在泛起。当然，在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和党的改革政策已经深入人心的新形势下，曾经发生过的那种赤裸裸地打着市场经济姓资的旗号否定经济改革的议论已难以提出，于是自发地或自觉地出现了一种较为隐蔽的形式。其特点是：一方面肯定改革，另一方面又否定改革，使人不易看清其否定改革的真相。这一点在发表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的《从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发现新的思路》(以下简称该刊、该文)中得到了系统的反映[2]。

该文在导语中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作出的正确结论(其中包括深化改革)。但又提出：“深化改革必须首先搞清楚问题及其根源之所在，必须有正确和科学的思路。因此，当前头等重要的不是提出转变方式和深化改革的具体对策和方案，而是对先前的发展和改革作出评估，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从当前存在的全局性经济社会问题出发，进一步端正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重新审查改革的方向和重点。”①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依据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方面)和改革重点(经济体制改革)。此后，又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在这种情况下，该文的上述论述，特别是其中提到的“进一步端正发展和改革的指导思想”，“重新审查改革方向和重点”，其锋芒所向及其所包含的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思想，不是很清楚吗？事实上，该文的全部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

从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发现新的思路是该文的中心思想和主体。在这个部分，该文在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发展和发展中的问题以后指出：“我们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都是改革带来的。”并进一步提出：“深化改革必须兼顾市场经济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两个方面。”②这些论述表明：该文似乎是赞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但是该文依据改革和发展经验所做的理论概括，又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一点在作为该文结论的“深化改革需要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中体现得尤为充分。该文提出：“本来，我国改革性质是‘第二次革命’，核心是解决经济关系超阶段的问题。”“但是后来，改革被界定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被说成是‘市场化改革’，这就偏离了‘第二次革命’的性质和宗旨。”③

这里首先需要辩明一些概念。市场经济的内涵是由市场调节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是与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改革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二战以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进行的改革；二是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剧变前后进行的改革；三是中国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而中国的经济改革指的是其中的第三项。因此，就中国来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提法是科学的。党中央的文件(从党的十四大报告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一直这样提的[3-4]。相比之下，市场化改革的提法，则有模糊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缺陷。而市场化改革的提法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极易导致过度市场化。当然，就中国多数学者来说，他们说的“市场改革”或“市场化改革”尽管不科学，但实际上他们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

在明确了这些概念之后，再来分析把改革目标界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是否像该文所说的有违解决经济关系的超阶段的问题，以及是否偏离了第二次革命的性质。

该文所说的经济关系的超阶段，是指改革前的一个时期内“左”的错误导致的经济关系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正确的。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否有违解决经济关系的超阶段呢？看来不是。从党的文件看，最早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理论概括并提出这个阶段基本路线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报告提出：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5]。而改革开放不正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吗？

该文所说的第二次革命是源于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曾对第二次革命的科学内涵作过两个界定：一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从第二次革命发生根源的视角作出的界定。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二是从第二次革命内容的视角作出的界定。他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6]从邓小平理论来看，这里所说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包括两点：一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要实现由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到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转变；二是在经济体制方面要实行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可见，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同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即第二次革命的任务)不仅不相矛盾，而且可以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这是从改革路线的层面说的。就改革实践的层面来说也是这样。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到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转变，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两方面都正在趋于完善。但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标准，应是党的十五大所做的科学界定。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7]所以，尽管当前公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已有大幅下降，但以上述标准来衡量，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仍然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因此该文作者在他的另一篇论文中所说的“在我国现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支配地位”[8]，是没有根据的。诚然，当前中国经济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它蕴藏着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但这只是危险性，还不是现实性(详见后述)。

该文作者为了论证上述观点还提出：“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不少经济学家和改革家似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市场经济，它体现的经济关系是什么，实行市场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么，该文作者是怎样认识市场经济呢？该文继续写道：“在马克思著作中，没有使用过‘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这并不是仅仅因为当时这个概念没有发明出来，而是因为不科学。‘市场’是说流通过程的总表现，表达的是交易过程和交换关系，而‘经济’是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可见，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不过是以表面化的概念代替了实质性的概念。其实市场经济不过是商品生产普遍化的形式，是商品生产的现代形态和高级阶段。”“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西方国家，大都把资本主义经济称为‘市场经济’，是作为经济制度来使用的。列宁也是这样称呼的。但是，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改革家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说成的‘资源配置方式’，说成是资源配置的手法和手段。……这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形式借以存在的经济关系则是：一方面是产权独立的关系(生产要素和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即雇用劳动关系。”④这里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证该文的原文，是为了明白无误地表明该文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而且该文正是基于这些做出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偏离了‘第二次革命’的性质和宗旨”。

但也正是在这里清楚地表明其中含有诸多难以成立的观点。摘其要者有：第一，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能否成为否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根据？看来不能。马克思列宁主义多次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历史“必须从既有事实出发”；“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9-10]至于该文分别以其对市场和经济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来否定市场经济的科学性，即使不论及其界定是否科学，这种分别界定不仅没有说明问题，而且是置换概念的逻辑错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不是市场和经济这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包含特殊内涵的完整概念。第二，依据上述同样的道理，列宁把市场经济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也不能成为否定市场经济概念科学性的理由。如果再考虑到列宁后来思想的发展，就更不能这样说。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初期，在帝国主义武断干涉和国内战争极其困难的形势下，迫不得已实行了以否定商品交换为特征的粮食税(即国家无代价地从农民那里征收农产品)。当然，这种环境是他实行这种政策的主要原因。但也不能说它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在公有制建立以后商品生产就会消亡的理论没有关系。但列宁在总结了实行粮食税的严重教训(主要是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以后，就实现行了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当然，新经济政策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和某种范围内体现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价格机制的作用。历史表明：新经济政策是促进苏联经济恢复和发展一个最重要因素。列宁以其伟大的天才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勇气和智慧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作为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新理论。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依据这个历史经验可以设想：列宁有可能像否定上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一样，否定其关于公有制建立以后商品生产就会消亡的理论。但在列宁还没有来得及总结新经济政策的经验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时，就去世了，致使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改革在初生状态就夭折了。第三，该文以上两点错误是源于以下的根本错误，即否定了作为社会生产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这一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它是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相联系但又是相区别的独立的经济范畴。历史表明：像任何社会生产均须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样，也需要有生产资源配置以及作为这种配置形式的经济体制。但只是在发达的商品生产条件下，这种体制的巨大作用才突显出来。因为在这种条件下，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是其生产得以持续的必要前提，而且是其经济效益得以提高的根本条件。这种体制首先决定于生产力，同时也决定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当然，经济体制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包括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但经济体制除了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会受到历史、理论和国际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样，经济体制不仅在内涵上与生产关系有区别，而且生产关系较为稳定，而经济体制则变化较快。这样，在同一生产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反之，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在一定的时期可以有相同的经济体制。这些都是为历史反复证明了的[11]。

依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该文提出的市场经济概念是不科学的，该文认为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源配置方式是不正确的，这些观点都不能成立。第二，该文认为提出市场经济不过是以表面化的概念代替了实质性概念，由此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则更是逻辑上置换概念的错误。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它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有明显区别的，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对的。

这种错误观点还特别明显表现在：该文认为，“把股份公司说成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以为‘混合所有制’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实际上是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根本体现不出社会主义因素。”⑤实际上，从一般意义上说，股份制正如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早就说过的那样：“股份制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姓‘中’。它是一个中性事物，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2]从党的文献看，运用股份制作为改造国有企业的重要形式，最早是由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报告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与经济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有利于国家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4]而该文把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资本组织形式的股份制等同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显然又是把两种不同的概念混同起来了。

该文提出的以上各种论点，在以往发生的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都出现过。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已对此作了结论[6]。市场经济是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一种形式，并不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学界多数人的共识[13]。

但对该文在这方面观点的分析仍然十分必要。这是坚持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所必需的。列宁创立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因为这个理论指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创阶段的重要标志，因为正是这个理论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因为它指导并将继续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不仅如此，这种分析还应长期坚持下去。邓小平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眼光在1992年年初就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4]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的最后一站上海又提出：“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14]这些论述涉及多方面内容，其中也包含对待改革姓资议论的批判，不能动摇，要长期坚持。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这种争论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又在泛起。看来不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全建成以前，而且在建成以后的一个时期内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上文充分论证了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并不是否定改革有滑向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中国多数学者在赞同现代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是生产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观点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固有的局限性，主要是市场无力调节公共产品、外部性和收入差别过大等[13]。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依据30多年的改革实践，这样认识又远远不够，特别是忽视了改革有滑向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但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极重要问题。笔者在这里试图依据改革经验做些探索，以就教于学界的同仁。

当前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领域中严重的两极分化，政治领域中严重的贪污腐败和思想领域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泛滥。

中国古代史表明：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是导致封建王朝更替的极重要原因之一。世界近代史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两极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现代史表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泛滥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当然不能依据这些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说当前中国存在的上述三种情况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但它确实蕴藏着改革有滑向资本主义的危险性。

就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市场经济就是作为这种经济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决定的价格调节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这种价格机制必然导致参与市场各主体之间发生盈亏的差别。这一点在作为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形式的股票价格的决定上尤为突出。这种差别又会导致以财产占有为基础的贫富差别。这是其一。其二，部分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权钱交易。而权钱交易从一般意义上说与市场经济中交换原则是相通的。其三，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总是以逐利为目的。从一般意义上这一点也是与以一切向钱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通的。可见，即使只从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它也为改革滑向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当然，这只是可能性。

但这种可能性发展到滑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危险性，是与中国转轨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相联系的。第一，改革的复杂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是历史上已有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可比拟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其经济体制曾经有过从领主制到地主制的转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体制曾经有过从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到现代的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转变[15]。但相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来说，这些改革要简单得多。前者主要是包括农奴的人身解放和地租由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的转变；后者主要是包括由自由放任到有国家调控的转变，但市场作为社会生产资源配置基础这个主要点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它是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整个再生产过程运行机制的脱胎换骨的根本改造。这是其一。其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主要方面说，也是在保持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的，但在这方面也有部分地变革。即在保持公有制占主要地位的前提下部分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恰当地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其三，开放是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必然延伸。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改革前的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转变来的，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进行的。这个时代的开放不仅突破了历史上已有的以商品输出为主的时代，也突破了以往的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时代，而是囊括了产品和要素，第一、二、三产业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中国的对外开放，既要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不断拓展和提高开放的水平，又要防止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垄断，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这就使得开放成为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其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本身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业，还表现在改革进行中需要正确处理改革与经济发展以及改革与社会稳定这样复杂的关系。在中国转轨时期，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但经济稳定增长又是改革得以持续进行所必需的经济环境。但由于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前存在的投资膨胀机制，虽然趋于削弱，但也不可能很快根除。其区别只是在于改革前投资膨胀机制主要存在于中央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中，而改革后则逐步转到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中。这样，改革后中国经济周期虽然已经实现了由改革前的超强波周期、强波周期到中波周期的转变，经济增速波动幅度趋于收窄，但仍然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周期发生的频率仍然很高[16]。在中国转轨时期，改革是稳定的基石，但稳定又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必需的社会环境。适当兼顾各群体的利益是实现社会稳定所必需的条件。在多元利益群体存在的条件下，在很多情况下改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利益群体及其代理人的博弈。显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这种状况也成为加剧改革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改革的艰巨性。改革的复杂性同时也意味着改革的艰巨性。而且，改革阻力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并呈现加大的趋势。在改革起始阶段，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观念，以及反映这一体制利益要求的群体。伴随改革的进展，形成了多元的利益群体。毫无疑问，改革是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他们都是改革的获利者。但在改革过程中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借助改革的不完善之处，采取合法、半合法和全非法手段，获得巨额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成为暴富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就是维护改革进程中存在的半计划半市场的现状。这种现状正是巩固和增强他们既得特殊利益所必需的经济环境。比如，那些借助侵占国有资产、贪污腐败、操纵股市和走私等而致暴富的人群就是这样。而且，伴随改革的进展，这些人群会成为改革最强大的阻力。显然，这是形成改革艰巨性的一个极重要因素。

第三，改革的长期性。要成功地进行这种改革，一个根本条件就是要有正确反映改革规律客观要求的党的政策指导，以及实现这一要求的法律保障。而人类认真客观规律的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17]的过程。把这种正确认识上升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层面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这种认识过程同时又意味着改革中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失误又是进一步拉长改革时限的一个重要因素。上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拉长改革进程方面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使得改革滑向资本主义成为现实危险性。如前所述，改革长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的。从这种相互联系的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危险性集中地、突出地表现在改革长期造成的后果上。这种长期性必然使得半计划半市场的状态长期存在。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种半计划半市场状态正是鲸吞公有生产、寻租盛行、投机猖獗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泛滥最有利的生态环境。因而也是暴富群体得以壮大的最有利的生态环境。显然，这种群体的壮大就意味着改革有滑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危险性。

但这只是说改革有滑向资本主义现实危险性，而不是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胜利是改革走向的客观必然性。决定这种客观必然性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决定社会发展的三条主要规律。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强有力地推动了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改革以来，1979-2014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高达9.8%，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1958-1978年的5.4%高出4.4个百分点。⑥诚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但在2012年以来，实现了向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回归[16]。2012-2014年这三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7%、77.7%和7.3%，预计2015年约为7.0%。这样，2012-2015年年均经济增速将为7.4%，大体处于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但仍大大高于1958-1978年的年均增速。这是其一。其二，改革以来，中国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由初期阶段到中后期阶段的转变，而且现代化也有很大提高。世界现代史表明：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上升到主体地位，是现代化时代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特点[18]。改革以来，一改此前第三产业占比不正常下降的局面，走向上升，并在2013年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占比。1957年中国第三产业的占比为29.8%，1978年下降到23.9%，2013年又上升到48.1%，2015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到52.5%。这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当然，其更重要的标志，还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以及高技术产业占比的上升。其三，改革以来，中国已经实现了由人口大国到经济大国的转变，并正向经济强国迈进。1952年中国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2%，2010年上升到9.3%，居世界经济位次上升到第二位；2014年占比继续上升到13.3%，稳居第二位。改革开始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80美元，到2013年上升到6 560美元，2014年达到7 35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业。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4%左右，上升到近5年的25%。诚然，当前中国经济中也存在众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很严重。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失衡、经济效益较低、科技创新和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的面貌虽然都有显著变化，但并未根本改观。但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致改革后的经济发展赢得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被誉为“中国奇迹”，这正是改革强大生命力所在。

第二，人民群众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的规律。改革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人民福祉。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由1957年的108元增加到1978年的184元，年均增速仅有1.7%。而改革以来，全国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猛增到2013年的15 632元，年均增速高达7.9%。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又上升到20 147元，同比增长8.0%。⑦这又意味着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民分享的这种丰硕的改革成果，是他们拥护改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改革持续向前推进、不可逆转的主要力量。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规律，主要是作为其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毛泽东说过：“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的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看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7]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这样的情况。如前所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适应历史唯物主义两个基本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人民群众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要求的。但实现这一点主要决定于科学的理论和路线指导。而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包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正是这样的理论和路线。它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规律作用的特殊表现。中国改革以来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被称为“世界奇迹”。实际上，其最基本的谜底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主要之点有三：一是在指导思想方面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在政治路线方面，用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取代了此前一个长期内(1957-1978年)存在的超越这个阶段的“左”的路线。三是在组织路线方面依据唯物论的实践论(主要依据长期工作实践的表现)和群众路线精准选择党的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接班人。这不仅可以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路线得到坚持，而且可以得到不断发展，从而使得包括改革和发展在内的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可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及其胜利具有客观必然性。该文提出的中国改革使得“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⑧的说法从根本上说来，是没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改革是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是完全适应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决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的。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改革同时又具有滑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危险性。这是作为客观世界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在改革领域发生作用的具体表现。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既不符合客观现实，也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乍一看来，这两方面是矛盾的。但在实际上，承认这种危险性，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止，正是改革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的不断进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就是在不断地战胜这种危险性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如实地看到这两个方面，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同时又面临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其实践意义更是显而易见的。这对于坚决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和新的中央集体做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是很有益的。

【注释】

①见该刊第5页。

②见该刊第29页。

③见该刊第30页。

④见该刊第30—31页。

⑤见该刊第27页。

⑥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伴随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也随之建立起来。但此后一个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还占有很大比重。只是在1957年对私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全建立以后，计划经济体制才完全建立起来，故在此，以1958-1978年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⑦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⑧见该刊第31页。

【参考文献】

[1]汪海波.汪海波文集(第八卷)[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2]陈文通.从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发现新的思路[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1)：5-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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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