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刘少奇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联合召开“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于光远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的发言，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个概念，主张新民主主义理论应该包括上述两个组成部分。
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观点提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遂成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热点，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研究和教学中被广泛采用[1](P11-12)。2008年《探索》第4期发表李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能成立》一文，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说法提出了批判与否定。李文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现实针对性，应引起学术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研究的反思。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说法值得商榷。
一、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结果。中国革命胜利后有没有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回答清楚它的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和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区别。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属于第三种类型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命题本身就突出了中国革命既与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相区别的一面，又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相区别的一面。但在给新民主主义革命定性上，又将其划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2](P667)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那么，这个革命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共和国了。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指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3](P110)但是，随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却改变了原先的看法。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4](P139)也就是说，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是社会主义因素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显然，在这里，毛泽东否定了过去将新民主主义社会纳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的范畴的说法，实际上已将新民主主义社会纳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范畴。
资本主义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在一个社会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制度同时并存与发展，这在当时的人们的认识水平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刘少奇在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和所要建立的共和国，本应属于第三种类型的革命、第三种类型的共和国，但因没有突破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种类型革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类型的共和国的理论框架，因此，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整体框架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在谈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2](P651)“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2](P685)。“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5](P249)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6](P173)按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联系，民主革命的结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7]。
在毛泽东的理论观点中，根本不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衔接”的问题，所以，随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已开始思考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把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4](P145-146)
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重要的工作原则和方法。既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主要矛盾，那么，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势必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主要任务。1949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曾问黄克诚：“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回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8](P251)
列宁说：“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9](P158)“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10](P2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首要标志。按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必须“衔接”的理论观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正因为如此，1953年毛泽东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11](P228)”。这说明，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绝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经过慎思熟审的”[11](P215)。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不是书斋里的纯学问家。“毛泽东的探索，用他的话来说，是严酷的现实‘逼’出来的。他最直接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不是从传统、从马列经典出发寻找印证或演绎。”[12](P291-29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条件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创造，因缺乏社会实践的背景，既无创造的要求与必要，又无创造的动力与源泉。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历来重视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把实践形成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并使之上升成为指导党的新的实践的指针。正是由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也不可能进行脱离实践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创造，所以，在经历过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革命家、理论家的著作和言论里，只有“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明确概念和系统论述，从来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提法和概念[13]。如果毛泽东等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创造，那一定是出于现实实践的需要，也一定会将其进行概括、使之上升成为指导党的工作的指针，并在全党进行广泛的宣传、使之变成全党自觉的行动。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4](P311)“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放弃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过早终结，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缺少“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支撑的必然结果。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未形成可以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并提的成熟的理论体系
有的论者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有一条贯穿的主线，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较为全面、系统地回答了该领域所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特征、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前途等问题，不仅在党内达成共识，而且得到一些民主人士的认同[15]。既然是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就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其他理论成果那样，有一个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基本思想：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经过民主主义社会到达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对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阐述，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成熟的重要标志。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于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前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并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完善[16]。
为了挖掘“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价值，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干部分[17]，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来说更能反映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的飞跃性[18]。有着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占有更重要的历史地位[19]。于光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内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加上列宁和斯大林所阐述的原理的范围外。但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却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所从来没有涉及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崭新的东西[1](P11)。
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上述描述，完全是出自研究者的杜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相比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既不成熟，也不完整，甚至存在不少的罅漏之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罅漏，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关于两个革命阶段转变时间衔接的模糊性。其二，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二元论。其三，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不确定性。其四，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短暂性[20](P165-167)。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作出了明确界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道路、革命政策与策略、革命步骤、革命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客观规律的完备的理论形态，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21](P14)。
把存在种种罅漏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等量齐观，甚至人为地拔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之上，视之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干部分，不仅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贬损，而且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贬损，更是对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的歪曲。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由革命论衍生出来的，是服务和服从于革命论需要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和逻辑归宿。严格说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应有之义，离开了社会论，革命论的许多观点、提法，就难以被人们认可和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难以成为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步骤
毛泽东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指出：“只有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2](P65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只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制。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之前，是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两个革命的性质和阶段，必将对革命造成严重危害。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发展步骤的基本认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对中国革命问题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党对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及对两步走之间的关系认识上，并不是很清楚，这为党内的右倾和“左”倾的错误思想留下了空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遭受的两次严重失败，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对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关系认识不正确造成的。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及其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国革命的性质，规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22]。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23](P1074)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的。如果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实行团结和保护的政策，而是实行打击与消灭的做法，那就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就偏离了中国革命正确的轨道，结果只能导致革命的失败。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恰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逻辑起点。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2](P604-605)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革命论者，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著追求，本身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因此，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所必须解决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如果不能善待资本主义，就极容易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就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我党历史上几次“左”的错误思想所招致的失败，都与不能善待资本主义有关，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就是关于革命胜利之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理论[24]，就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的论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5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两篇文章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2](P563)“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2](P559)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这一节中，毛泽东写道：“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2](P650)毛泽东明明是在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但有的人偏要说毛泽东是在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如于光远在其论著中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这段话应该说讲得是很周全的，可以视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个科学的描绘”[1](P24)。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2](P708)毛泽东明明是在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但有的人偏要说毛泽东是在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25](P81-105)。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的具体化和展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就失去了目标，就难以成立。
综上，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论的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并提，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相关内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独立出来，完整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就不复存在，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四、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服务于现实革命斗争需要的政策和策略
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和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需要的产物。
“三民主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在三民主义的政治旗帜下，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放弃反共的根本立场，只是把武力“剿共”的方针改变为“溶共”的方针。他们肆意歪曲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它变为反共反马列主义的旗帜。为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给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以充分的精神武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积极反驳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宣传。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26](P160)。《新民主主义论》对“三民主义”作了革命性的阐述，并强调，“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主义共和国。”[2](675)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革命性阐述，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立于孙中山事业合法继承者的位置上，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礼法上找到一个有力的支撑。
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公开举起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在举起这面旗帜的同时，也高高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这对于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争取广大中间势力，无疑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当时国统区的大学里，许多进步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弱光阅读《新民主主义论》，他们中的不少人正是在看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才参加革命的[27]。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23](P80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是顾及资产阶级利益、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的方针、政策，得到了各阶层群众的广泛拥护，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策仍心存疑惧。在一般人看来，“三民主义乃资产阶级的主张，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纵令在抗日政策上与国民党合作，决不会相信三民主义。”[28](P26)如果不能破除人们心中的疑惧，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实行的方针、政策就不能得到广泛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为了破除人们心中的疑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此问题逐一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答[23](P1060-1062)。在此背景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推到遥远的将来，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只能吓跑同盟者。
综上不难看出，毛泽东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多是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需要，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必须注意执行的政策，又是革命进程中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采取的策略。“至于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现代化的大工业来做‘物质基础’的深层理论意义，在枪林弹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厮杀的革命领袖还顾不上做细细的思考，进一步说，其时的人们还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历史条件”[29]。
总之，一个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并提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不存在的，是后人以今天的认识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某些论述所作的主观臆造，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误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决不会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缺失而影响其真理的光辉。
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研究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如何对待新民主主义理论、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们今天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科学的态度，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来对待，而不是简单地从毛泽东著作中照搬照抄出某个或某些具体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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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探索》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