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托尔斯泰是欧洲近代哲学和近代文学中登峰造极的人物, 但是20世纪形而上学没落以来, 他们却成为欧洲哲学史和文学史上最富有争议的人物。黑格尔将活生生的生命赋予僵死的逻辑范畴, 使得它们活了起来, 现在我们却说我们不需要任何逻辑, 只需要生命、意志和“此在”。年迈的托尔斯泰为无数饱受暴力残害的生命发出呐喊, 现在我们却说他是“肉的洞见者”, 是喋喋不休的“布道者”。总而言之, 我们今天的时代异常不适合于理解黑格尔和托尔斯泰。这究竟是已然安息的先贤错了, 还是我们今天的时代错了, 谁都说不清楚。但是事实是, 黑格尔和托尔斯泰的著作仍然是经典, 而我们今天的时代却陷入了深深的虚无。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尼采》中这样界定“虚无主义”这个基本概念, 他说:“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最高价值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1]731虚无与其说是一种自圆其说的“虚无主义”, 不如说是一种亟待解决的“虚无问题”。如果在我们今天的解构主义中找不到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之道, 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检查我们时代的基本思维方式, 以至于重新检查我们今天对于黑格尔和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的理解?当我们时代的思想已经无法回应内心深处的虚无与绝望, 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认识近代思想史中的经典文本?本文试图回到黑格尔与托尔斯泰的文本中, 看看黑格尔与托尔斯泰是怎样认识虚无主义问题并且解决它们的。

一、黑格尔对于虚无主义的阐释

黑格尔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是带有逻辑学的眼光的。首先, 黑格尔将“有—无—变”的思想放在大、小《逻辑学》中进行阐述就已经说明问题。虚无主义问题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一个生存论问题, 但是对于近代理性主义者黑格尔而言, 存在的虚无和变易首先是逻辑学问题。其次, 西方逻辑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申明“A=A”和“A≠-A”的不矛盾律, 这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爱利亚派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名言“存在物存在, 非存在不存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习惯于“是者是, 不是者不是”的知性思维方式, 而黑格尔的为近代辩证法奠定基础的《逻辑学》在开端处就否定了这一传统思维方式。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这样说:“但这种纯有是纯粹的抽象, 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 直接地说来, 也就是无。”[2]192黑格尔在此甚至引用了东方佛学的思想来说明问题:“那些佛教徒认作万事万物的普遍原则、究竟目的和最后归宿的‘无’, 也是同样的抽象体。”[2]192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无”或“否定”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关系, 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其一, 中国现代新儒家贺麟先生在《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中则认为黑格尔没有止步于无, 而是继续推演到了变, 因此与儒家《周易》更为接近, 他说:“黑格尔由谈有无, 进而谈变化, 谈易, 实近于儒。”[3]154其二, 或许正如中国当代新批判主义者邓晓芒先生在《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一书中所言, 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思想都始终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 东方哲学总体来说是“无的哲学”, 有是以无为基础的有, 西方哲学总体来说是“有的哲学”, 无是以有为基础的无, 对于西方哲学而言:“‘无’是有 (既定之物) 的‘缺少’, 如黑暗只是光明的缺少, 寒冷只是温暖的缺少;没有‘有’, 也就无所谓‘无’, 有在无之先”[4]193。黑格尔在论述变易时说:“如果说, 无是这种自身等同的直接性, 那么反过来说, 有正是同样的东西。因此‘有’与‘无’的真理, 就是两者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变易。”[2]195作为《法哲学原理》的作者, 黑格尔的思想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的, 于是他的假想敌也举了很多现实中的例子:“如果有与无无别, 那么, 我的房子, 我的财产, 我所呼吸的空气, 我所居住的城市、太阳、法律、精神、上帝, 不管它们存在 (有) 或不存在 (无) , 都是一样的了。”[2]195现实中的人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财产, 但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一开始就告诉人们这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但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否定现实中的房子和财产, 并非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这毋宁说是一种托尔斯泰主义的立场, 而黑格尔主义对于房子和财产的否定则是与黑格尔作为理性主义者的身份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二、托尔斯泰对于虚无主义的阐释

虚无主义不仅仅有德意志虚无主义, 而且还有俄罗斯虚无主义。当代俄国学者指出:“直到我们的时代, 对于‘俄罗斯理念’的理解仍然是成问题的和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俄罗斯理念的考察一定是在它的字义之外得到确定的”[5]。托尔斯泰首先是小说家, 然后也是一位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积极宣传者, 使得托尔斯泰舍弃世界一流小说家的身份, 而写作大量小册子宣传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动机就是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思考。托尔斯泰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提出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本文选择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忏悔录》三部著作进行分析。

写作《战争与和平》时, 年轻的列夫·托尔斯泰已经对于生死的问题有所思考。小说的主人公安德烈公爵在妻子去世之后有过一段消沉的时期, 他曾经对好友皮埃尔这样说:“我以前就这样为别人而生活, 结果不是几乎而是完全毁了自己的生活。直到我只为自己生活, 我心里才觉得平静。”[6]40当新加入共济会的皮埃尔秉着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反问他说, 那么这样应该怎样处理儿子、妹妹与父亲。安德烈公爵认为他们这些人等于是他自己, 不是别人。我们自以为神圣的亲亲之爱在基督教中无非是最大的自私。在小说中, 安德烈公爵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生命的意义, 然而只有在死前才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列文被认为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真正进行精神探索的人物, 但是安娜的生与死也同样反映了虚无的问题。伏伦斯基在第一次遇见安娜时就发现了安娜身上强烈的生命力。有欲望, 就有痛苦, 叔本华哲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伏伦斯基的爱情越来越不能满足安娜对于爱的渴望时, 安娜除了取消自己的生命意志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在安娜的“最后一站”中, 托尔斯泰这样描述说道:“那支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 闪出空前未有的光辉, 把原来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给她照个透亮, 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毕剥声, 昏暗下去, 终于永远熄灭了。”[7]731尼古拉哥哥的死亡对于列文影响巨大, 使得他对于生死问题产生了痛苦的思考, 甚至于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安娜·卡列尼娜》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集中在了全书的大结局部分, 虚无主义问题得到解决, 全书的故事也就随之结束。相比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以列文这一小说人物代替自己进行精神探索, 在1882年发表的《忏悔录》中主要是托尔斯泰自己的现身说法。他沉痛地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我赌博, 挥霍, 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 处罚他们, 过着淫荡的生活, 吹牛撒谎, 欺骗偷盗, 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8]8然而年近50的列夫·托尔斯泰逐渐意识到了这种巴比伦人的生活的无意义, 甚至他毕生从事的文学艺术作为贵族老爷的消遣也是毫无意义的。

总而言之, 相比西方近代最大的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从逻辑学或不矛盾律的角度提出虚无主义问题, 俄罗斯文学泰斗托尔斯泰对于虚无问题的提出完全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的。在托尔斯泰的著作中, 无论是像《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文学名著, 还是像《忏悔录》《论生命》那样带有“布道”性质的小册子, 对于虚无问题的论述一定是从现实中的人的基本生存处境出发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黑格尔是哲学家, 而托尔斯泰作为小说家习惯于说故事, 也不仅仅是因为19世纪以来西方的“时代精神的状况”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 生长于俄罗斯大地的独立思想家与德国大学校园里严谨刻板的理论家不同, 他们历来不习惯于运用抽象的逻辑进行思考, 他们关注的是人生哲学。

三、理性主义路径:黑格尔对于虚无主义的批判

黑格尔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正如他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提出, 都是在逻辑学范围内进行的。黑格尔提出虚无主语问题的相关章节和阐述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相关章节共同构成了逻辑学“存在论”的第一个大的范畴“质”。可见对于黑格尔而言, 只有首先解决了虚无主义问题, 事物才有可能确定自身的“质”, 而只有首先确定了自身的“质”, 才有可能谈得上“量”, 以及“质量互变”的辩证法。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在变易中, 与无为一的有及与有为一的无, 都只是消逝着的东西。变易由于自身的矛盾而过渡到有与无皆被扬弃于其中的统一。由此所得的结果就是定在。”[2]200“定在” (Dasein) 这一术语在杨一之先生翻译的《大逻辑》中被译为“实有”, 在梁志学先生的《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 (即《小逻辑》) 中译本中被译为“特定存在”。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定在”呢?武汉大学杨祖陶先生在《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这样说:“变易的结果就是‘定在’ (又译‘限有’) , 即有规定性的存在”[9]184。

“Dasein”这一术语在德国哲学中很重要。从传统哲学的方面来看, 康德在对于安瑟尔谟、托马斯等人的先验神学进行批判时, 运用的表述方式就是“对于上帝Dasein的证明”而非“对于上帝Sein的证明”, 以此说明对于上帝在时间空间中的“这一个存在”我们无法证明, 至于上帝作为物自体是否存在, 我们人类理性不得而知。从当代哲学的方面来看, 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 (Dasein) 更是对于这一术语的充分阐释。张祥龙先生在其博士论文《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中对于“缘在” (Dasein) 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简言之, 缘在就是解释学和现象学化了的人本身。”[10]81因此他甚至非常认真地考虑到以“缘”来翻译“Da” (这个) , 以“缘在”翻译“Dasein”。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 以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中的“Dasein”与以海德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当代哲学中的“Dasein”不是同一概念。从传统哲学方面来看, 黑格尔提及“定在”是在“存在”沦为虚无与变易而失去确定性时, 他引入“定在”的概念是为了确定事物的“质”, 赋予处于无限流变之中的事物以某种固定的“质”或确定性。黑格尔作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位理论家, 引入“定在”的概念是为了从不断流逝的现象背后看到不变的确定性。从当代哲学方面来看, 海德格尔作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他引入“此在”或“缘在”是为了追问存在的意义, 关心具体的、现实的人的生存处境远胜过关心普遍的、一般的逻辑学范畴。黑格尔引入“定在”是为了从特殊过渡到普遍, 而海德格尔使用“此在”或“缘在”则是为了将传统形而上学对于普遍的追求转向对于个别存在的追问和思虑, 因此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在“Dasein”这一术语的运用上走的是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然而“定在”概念的引入并不能够表明事物的“质”的确立, 如果一个定在需要另一个定在来确立它的存在, 那么这另一个定在又需要第三个定在来确立它的存在, 于是就形成了某种无穷后退或无穷追溯。黑格尔这样说:“某物成为一个别物, 而别物自身也是一个别物, 因此它也同样成为一个别物, 如此递推, 以至无限。”[2]206黑格尔将这种无限性称为“坏的无限性”或“恶的无限性”。于是之前表面上已经由“定在”这一概念建立起来的确定性又被打破了。为此黑格尔又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 这就是“自为存在”。北京大学张世英先生在《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这样说:“‘自为的存在’是‘质’的第三个阶段。它是‘存在’和‘有限的存在’的统一, 它消融了它的‘别物’。”[11]168如果每一定在都需要另一定在来确定, 那么当然会陷入恶的无限性,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确立某个自为存在, 这个存在能够自己决定自己, 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而不需要另一个定在确定自身的存在。这就是黑格尔的“真的无限性”。只有一直追问到“自为存在”这里, 事物的“质”才算是最终建立起来了。

总体来说, 黑格尔对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解决仍然是在逻辑学范围内的, 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问题的解决, 都没有超出逻辑学的讨论范围, 归根结底, 无非是对于逻辑学要求的严格的确定性的不懈追求。从历史文化上来讲, 黑格尔是德国启蒙哲学家之一, 黑格尔逻辑学对于确定性的反复追问无疑带有启蒙理性主义的内涵在其中。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试图运用理性和科学的精神破除宗教神秘主义的阴影, 将人民从畏惧与战栗中拯救出来。至于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科学和理性是否真正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 对于神的敬畏又是否是愚昧无知的表现,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托尔斯泰所回答的问题之一。

四、信仰主义路径:托尔斯泰对于虚无主义的批判

俄罗斯著名哲学史家古留加在其晚年著作《俄罗斯理念及其创造者》中说:“今天俄罗斯理念正在经历第二次诞生, 作为我们时代的文化现实。”[12]12正如讨论俄罗斯民族对于虚无主义的阐释不可或缺一样, 讨论俄罗斯民族对于虚无主义的批判同样必不可少。当列夫·托尔斯泰还是一位正值盛年的著名作家时, 他的文学名著《战争与和平》在对于虚无问题进行解决时采取了较为外在的手法, 也就是诉诸现实具体的情节。安德烈公爵在小说中始终被虚无的问题所折磨, 直到娜塔莎在他死前回到他的身边, 他才用含糊的方式表达了自相矛盾的意思:“爱阻止死。爱就是生。因为我爱, 我才懂得一切, 一切。因为我爱, 世间才存在一切, 一切。只有爱才能把一切联系起来。爱就是上帝, 而死就是我这个爱的因子回到万物永恒的起源。”[6]1005在托尔斯泰19世纪60年代的世界观中, 家庭幸福或爱具有与上帝等同的神圣地位。如果将《战争与和平》当作宗教哲学专著来阅读, 那么这段著名的自我表白可以算是《战争与和平》全书的结论。在这段结论中“爱”与“上帝”两个名词被一个系词“是”联系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判断:“爱就是上帝”。这显然非常生硬, 爱毕竟是此世间的, 甚至主要是男女之间的, 而上帝是超越于现象世界之外的超验存在者, 两者是难以画上等号的。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新宗教意识”发起人梅列日科夫斯基甚至于在其代表作《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将托尔斯泰视作“肉的洞见者”, 与“灵的洞见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对而言, 他说“他们就是这样地处于永恒的矛盾和永恒的统一之中, ———俄罗斯文艺复兴的这两个恶魔———肉的洞见者托尔斯泰和灵的洞见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位追求肉的灵魂化, 另一位追求灵魂的肉体化”[13]303。

托尔斯泰在19世纪60年代同时以爱和上帝两个概念来解决虚无的问题, 生命的意义似乎在于上帝, 但是又似乎在于此世间的爱, 只有到了70年代的《安娜·卡列尼娜》中, 托尔斯泰才对于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在《安娜·卡列尼娜》中, 安娜虽然也是一位热衷阅读的女性, 但是毕竟没有列文那样深邃的思想, 因此在全书的大结局中安娜最终被虚无主义问题打败, 走向了死亡, 而列文则通过艰难的探索解决了虚无主义问题。如前所述, 列文虽然获得了爱, 获得了家庭幸福, 但是生命的意义问题仍然没有着落, 那么生命的意义显然只能在于超越于此世间之上的上帝。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这样叙述这段经过:“‘这真的就是信仰吗?’他想,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我的上帝呀, 我感谢你!’”[7]760由此可见, 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期间, 托尔斯泰已经开始思考生与死的意义问题, 但是具体的思想过程只有在随后发表的《忏悔录》中才有了详细的论述。

那么生与死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北京大学徐凤林先生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这样说:“托尔斯泰从人的内在精神方面来理解生命的本质。”[14]58具体而言, 托尔斯泰为了解决他的“精神危机”, 首先在人类已有的知识中进行搜索。在进行地毯式搜索之前, 他首先对于人类知识的结构进行了一次划分。一类是形而上学等思辨科学, 另外一类是数学和实验科学。托尔斯泰作为俄罗斯思想家, 对于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逐渐传入俄罗斯的德国古典哲学一方面认真地吸取其中的精深思想, 一方面又对其持批判态度。对于托尔斯泰来说, 西方哲学主要是当时流行一时的叔本华哲学, 东方的思想则包括希伯来的《传道书》和印度的佛学。毋庸置疑的是, 任何人都无法在这些学说中找到生命的意义。于是, 托尔斯泰放弃了哲学。托尔斯泰虽然是文学家、哲学家, 但是自青年时代起就有着良好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修养。然而数学和科学却不能回答是什么生命, 为什么要活着, 而且也不研究这类问题。于是, 托尔斯泰又不得不放弃数学和科学。这时列夫·托尔斯泰想到了宗教。托尔斯泰这样说道:“‘活下去, 寻找上帝, 没有上帝的生命便不会有了。’我心中和我周围的一切从来没有这样亮堂过, 这光明从此没有离开过我。”[8]89然而东正教会散布的迷信又阻碍着有着理性头脑的托尔斯泰接受基督的学说。托尔斯泰一一列出了东正教会的谬误之处。首先是对于其他教派的迫害, 这也是主要的方面。东正教会的另一主要谬误在于对于战争和暴力的态度。正是出于对于这两点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与东正教会决裂, 最后又被教会革除教籍。从此孤独的托尔斯泰走上了宣扬他的“托尔斯泰主义”或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但是无论托尔斯泰怎样反抗东正教会的正统学说, 他都难以脱离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土壤, 例如《自传忏悔———从奥古斯丁到卢梭》一书作者曹蕾女士在《托尔斯泰<忏悔录>的自传忏悔特色及其成因》中这样说道:“虽然托尔斯泰后来与东正教决裂, 但他所决裂的是代表沙皇专制制度利益的俄罗斯官方教会, 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文化基础对托尔斯泰的宗教观的影响是内在的、根深蒂固的”[15]。

很多现代文明遇到的问题, 近代思想家已经意识到, 并且做出了解答。黑格尔与托尔斯泰作为欧洲近代哲学与近代文学的大师, 并非没有意识到生命的荒诞与虚无, 而是直面危机并且回应了虚无主义的挑战。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 都需要神圣的价值。这对于我们现代人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我们的前人也曾经面临过虚无主义的挑战, 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沉沦于解构主义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如果说我们现代文明遇到了某种思想上、理论上的困境,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返过头去, 向近代的思想大师求教?我们认为, 在后现代主义泛滥, 精神领域陷入解构主义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时代, 我们有必要向近代思想求教、向近代思想家求教。黑格尔与托尔斯泰是截然相反的两位思想家, 同样面对生命的虚无, 黑格尔诉诸启蒙理性主义, 诉诸逻辑学的确定性, 诉诸真理;然而托尔斯泰则诉诸宗教, 诉诸基督的学说, 诉诸爱, 诉诸信仰。黑格尔也认识到了世界的虚无, 但是黑格尔通过不断地追求真理, 终于找到了某个特定存在, 或者说“定在”。托尔斯泰也感受到了生命的无意义, 但是托尔斯泰通过对于信仰的重新建立, 终于获得了存在的意义。通过对于真理与信仰的不懈追求, 近代思想家扬弃了生命的无意义, 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或者说雅典精神与耶路撒冷精神是西方文明的两块基石。我们的立场是, 对于真理与信仰, 对于雅典与耶路撒冷, 我们不必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偏向任何一方都是对于西方精神的误读, 只有将两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地压倒虚无主义的挑战。在欧洲文化中, 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是克服虚无主义的两条主要路径。德意志民族一般采取的是理性主义立场, 俄罗斯民族往往采取的是信仰主义态度。在这一点上, 俄罗斯理念与欧洲理念不仅不是冲突的, 而且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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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