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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心态秩序危机与结构正义:一种社会学的探索

 

 

一、问题背景

社会心态成为各界关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当今中国经济成就巨大,全球影响力也不断攀升,但中国的社会发展大大滞后于经济增长①。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上的排名一直徘徊在世界中游水平。“政经一体化”的开发模式②,经由“锦标赛体制”带来的诸般压力③,使得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不堪重负和撕扯,种种矛盾和冲突频发。置身其中,情何以堪?加之社会情感表达风格的瞬息万变和夸张变形,于是社会心态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甚至成为解释其他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对于具体生活处境的感受和体验,尤其是公众对社会现象和社会运作态势的评判和期待。此种感受、体验、评判和期待,固然深刻影响着世人的认知、决策和行动,并且可能逐渐沉淀为整个社会的心态特质,但归根结底,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结构性问题的映射,尽管这种映射可能转而参与到现实的构成。

近十年来,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或者“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纷纷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清单。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片面凭借舆论机器的信息筛选和正面形象塑造,并未能够达到疏导和引导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即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地怀疑和质疑一切。因此,欲解决社会心态问题,还须从根本上找到其结构成因。

二、社会心态研究的现有视角

关于“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存在着多种研究视角。心态史学,曾经是研究社会心态的主阵地,因法国年鉴学派而风靡一时。这种视角重视人的心理活动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主张人类的历史惟有从完整的社会脉络中考察方可正确理解。所谓心态,举凡意识形态、习俗信仰、精神形态、情感氛围、生活态度等等皆在其列,难以清晰界定。但有一点,心态史试图揭示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共同心态,正如雅克·勒高夫所言,“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为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这内容是恺撒及其古罗马军团中最低一等的成员所共有的,是圣路易及其土地上的农民所共有的,是克里托弗·哥伦布和他手下的水手所共有的”④。当然,这种做法容易忽视群体和阶层的心态差别,另外,心态史学由于将注意力转向影响民众意识和心理的直接环境和短期事实,细致入微有余,而整体把握不足。

社会心态本应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主题,但由于心理学取向占据主流,“社会性”更多地被操作为个体在小群体中所受的影响,而大规模的社会心态变迁不受重视。脱胎于德国民族心理学和法国群众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强调“社会心理”(social mind)的现象或维度,即社会群体共有的心理现象。社会心理存在于不同社会层面,直至整个社会的社会心理,或称之为“民族精神”。而“群众心理”④意象在经历了行为主义和认知思潮的冲荡和改造之后,衍生出诸多的概念或小型理论,譬如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自我类别化”(self categorization)理论、“群体情感基调”(group affective tone)等⑤。它们实际上还是基于人际互动的视角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心态形成的相关机制,并未触及社会心态形成的宏大社会结构背景。

在社会学中,社会心态一直是经典社会理论的重要主题。无论是马克思的异化或阶级意识,还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或祛魅,以及涂尔干的集体意识乃至集体欢腾,实际上都是尝试把握社会心态和时代精神的尝试。嗣经美国式的专业化之后,社会心态在现代社会学中成为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等“核心范畴”之外的“剩余范畴”或“附带现象”。但随着社会学在当代的重新定向,社会心态研究再次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课题,这在情感社会学的快速进展,尤其是近三十年出现的“情感研究革命”中有着充分展现。1986年美国社会学会“情感社会学分部”的建立,标志着“情感”(emotion)这一研究领域在执世界社会学之牛耳的美国社会学界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并旋即引发了大量的相关探索。2005年特纳和斯戴兹合著的《情感社会学》一书,总结了情感社会学近三十年来的研究进展,其中的内容已可谓洋洋大观;翌年,他们又联袂主编了《情感社会学手册》,不仅荟萃了前一本书中所介绍的主要理论流派的直接论述,而且还扩大了视野,及时反映了诸多热点研究领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之后,西方有关恐惧的研究剧增⑥。而在政治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动员和集体行动的研究对于情感的重视已成传统⑦,关于情感治理的讨论也方兴未艾。

就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学而言,急剧的变迁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建设论题,使社会心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杨宜音⑧对中国人价值观变迁的研究,周晓虹⑨对中国60年来社会心态的研究,马广海⑩对社会心态的探讨,翟学伟(11)对中国人价值观变迁的历史回顾等,方文(12)对转型心理学的研究,都经常被人提及。除了关于社会心态的一般性论述之外,与社会心态相关的专题性研究,特别是情感社会学方面的探索,也值得关注(13),它们或对情感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做出阐释,或对特定情感现象展开分析。最值得一提的,是王俊秀、杨宜音、陈午晴等人近十年以来开展的中国社会心态系列调查,尤其是近年来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袂出版“社会心态蓝皮书”系列(14),影响甚大。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王俊秀和杨宜音(15)等人也发表了专著,围绕社会心态的众多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可谓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研究。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我们发现目前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和问题。第一,当前学界在使用社会心态概念时,仍然存在众多的分歧,而这主要取决于各自使用的理论视角及其聚焦对准的现象。我们不必追求概念的强行统一,保持一定的差异也是学术活力的源泉,但各种视角需要提高自觉程度,即对自身的前提假设和局限有所了解乃至澄清。第二,关于社会心态尚未形成确切的研究范式或公认的指标体系,目前研究者围绕具体问题的即时的、局部的心态研究比较多,而对同一问题较为长期的、全面的追踪和比较的研究还比较少。此外,由于受到社会心理学的影响,研究者往往将态度视作认知和情感之类内在心理过程与外部活动之间的中介,于是态度成为心态研究的重点。第三,近年有关舆情、社情民意的调查日渐增多。此类研究通常是对一部分人就某一问题的态度和评价进行了解和测度,大多偏好问卷调查技术,追求调查样本数量的倾向比较明显。在具体分析上往往也孤立地看待舆情和民意,未能关联于深层的社会心态结构,常常也就沦为媒体炒作的噱头而已。第四,大概是因为关注社会心态研究的中国学者,出身于心理学或者社会心理学背景的居多,故而在探究时对社会结构维度重视不够。此外,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对社会心态中的符号和意义维度,普遍忽略,似乎将社会心态理解为零散个体的偶然态度的汇聚,而不是在特定符号体系和意义世界下的表征和表达。虽然有不少关于价值观的研究,但都未能将社会心态看作是精神世界的构成部分,而更多地将之视为受时势和事件影响而波动的心态,对于其中关涉“终极现实”(ultimate reality)的方面鲜有论及。

总之,关于社会心态的既有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明显不足。本文接下来将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拈出我们所认定的关键维度,尝试着建构一种相对明晰和明确的分析视角,以克服目前有关社会心态探析中常见的松散性和模糊性。当然,这种聚焦和澄清自必会有特定的局限。

三、意义与情感:社会心态的关键维度

我们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共同的体验与感受,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和情感状态。这种体验和感受,在日常情境和社会接触中生成,但经过了内在的情感结构和评价模式的居间作用。这种体验与感受,既同主导性的实践活动有关,也与社会结构性处境有关,同时还与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有关。社会心态的社会性,源于类似的结构性处境,同时也源于形成时共同的背景意识特别是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模式的形塑。社会心态,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甚至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体现。社会性格的概念,最初是由弗洛姆(Erich Fromm)[1]提出的,用以描述一个社会或阶级因其生活方式、典型期待和社会适应而形成的共同性格结构。就本质而言,社会性格是适应主导性生产方式的产物。共同的性格特质(traits)和价值取向(orientation),可以使社会成员做出类似的心理反应,履行社会职责,满足社会期待。譬如,在威权主义社会之中,社会成员的性格往往是容易服从等级制的安排,可以毫无自我地执行权威发布的指示;而在一种消费主义文化中,社会成员则被鼓励欢快地和大量地消费,在个性化消费的幻象中标榜貌似独特的自我认同。所以,社会心态,有时类似于“时代精神”,亦可谓是“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

社会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一个作为载体的“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group)之上,表现出特定的集体氛围和共同情绪。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心理群体可能主要呈现为特定的氏族、部落或宗族共同体。在剖析原始人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时,涂尔干就指出,氏族社会周期性地利用仪式典礼来重新巩固自身,“全部仪典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唤起特定的集体情感和观念,将现在融入过去,将个体融入集体。……聚集的人群置身其中的心理状态,事实上构成了所谓仪式心态的唯一坚固和稳定的基础”(16)。由此可见,集体氛围和共同情绪的营造,对于特定心理群体维系身份认同至关重要,而理解特定的集体情感,反过来则是把握特定心理群体之社会心态的途径之一。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这种“心理群体”则主要显现为具有类似社会轨迹且处在类似社会结构性处境中的阶层或职业群体。因此,理解作为“心理群体”之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心态,无疑将是把握当前社会心态状况与诊断当前社会心态成因的适宜窗口。

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操作化路径。我们认为,与其包罗万象不着边际地泛泛而论,不如有所选择而突出关键维度。在社会心态上,我们认为意义和情感的维度,乃是不可或缺之关键。一则它们是此前的研究尤其心理学取向和量化取向研究中严重忽视的方面,二则它们实乃社会心态成因诊断和出路探寻的要津所在。

研究者往往强调社会心态是社会情势的效应,而忽视了一个根本的方面,即世人正是透过社会心态来理解整个社会世界。之所以强调是整个社会世界,是因为社会心态中的各种构成要素或许会有矛盾和龃龉之处,但它们必是相互关联的存在于世的感受和体验,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喜好或厌恶之类的情感判断。所以,欲洞悉社会心态,必得从总体的意义世界上来把握,并要能够理解与之关联的情感世界[2]。情感影响到生活的所有层面,从个人的到组织的,从政治的到文化的,从经济的到宗教的。情感的形成、命名与表达,都依附于意义体系,但同时,情感也赋予生活以意义。情感的紊乱往往意味着意义体系的崩塌,反之亦然。

基于意义与情感维度,我们不难对当前社会心态的总体状况做出基本判断,并对当前社会心态的根本性成因做出诊断。归根结底而言,社会心态由以形成的根本性背景还在于意义体系,包括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期待,对于苦难的接受和超越,对于人生价值的定位和追寻。当前社会心态中的消极方面,不难想见正是由作为社会心态之根本性形成背景的意义体系的缺失或扭曲造成的,或更具体地说,其症结就在于对幸福之理解与期待,对苦难之接受与超越,对人生价值之定位与追寻的“失范”或“失序”。“当前人们已经迫切需要一个共同认可和理解的价值体系,才能继续共同生存下去……当前世界的形势发展已经使人们觉悟到生态秩序的日形紧张,但是,很多人还没有觉悟到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17)

四、心态秩序危机的根源

“心态秩序危机”,正是我们在研究当前社会心态时必须关注的焦点。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像已有研究往往体现出来的那样,简单地罗列消极社会心态的表现,比如打了鸡血似的亢奋,或是百事衰、自虐型的咒骂与谴责,再比如浮躁、冷漠、焦虑、暴戾、喧嚣、热衷炒作之类的病态。因为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以上所列都只是症状罢了,找出病因或成因才是根本。那么,当前社会心态的成因何谓,心态秩序危机的根源何在呢?社会心态,理应是精神世界中具弥散性、基调性的意识和情感维度。但是,由于行政和市场体系把积极的政治参与者的公民角色降低为政府的客户角色,把积极的生产者转变成被动的消费者角色,不仅通过系统命令将这种客户和消费者的抽象角色强加于活生生的具体个人,而且在“以人为本”旗号下的民意调查,在具体操作上往往会将社会心态归结为满意与否的问题,或者说,诉诸的是幸福或快乐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真正的精神世界。换言之,将精神世界简化为心理反应或所谓的“心态”。不论是在实践上行政与市场体系诉诸的“抽象系统对具体生活世界的殖民”,还是在调查研究中“均值人”对“社会人”的简单化处置[3],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本应是社会心态题中之义的深层意义结构遭到忽视。或者说,过多地将社会心态视为是心理—情绪反应,而对于其中涉及的意义维度忽略不计。

一般而言,健康有序的社会心态秩序往往建立在基本共识、集体情感和道义调节的基础上。首先,基本共识,更确切地说是“启蒙了的赞同”,是作为心态秩序载体的“心理群体”借以理解幸福、苦难和人生价值即意义体系的诠释模式的基础,是恰当地处理和解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座。离开“启蒙了的赞同”,所谓的共识就难免有社会强加于个人、多数人强加于少数人的嫌疑。在涂尔干看来,“个人服从于社会,这种服从是个人解放的条件。对个人来说,自由就是从盲目、未经思考的力量中解放出来,社会则可以凭借自己伟大而明智的力量帮助个人做到这一点……将自己置身于社会的羽翼之下,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使自己依赖于社会。但这是一种解放性的依赖,其中并无矛盾”(18)。这种共识必须是自愿向往和自愿接受的。“不管是出于遵从规范还是忠于集体理想,我们还必须对我们行为的理由有所了解,尽可能清晰完整地明了这些理由。这种自觉意识为我们的行为赋予了自主性,从此时起,公共良知要求所有真正的、完整的道德存在都具有这种自主性”(19)。若以“启蒙了的赞同”为基础,那么,由整个社会、每个社会阶层乃至每个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和承认的基本共识,就是可以期待的,而健康有序的社会心态秩序也是不难想望的。但遗憾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缺失的似乎恰是这种作为“启蒙了的赞同”的基本共识。名副其实的基本共识的阙如,正是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充斥着相互猜忌和不信任的原因,也使整个社会缺乏方向感。

其次,集体情感是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的情感和对集体的依恋之情,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感的根基所在,也是整个社会实现整合的纽带。和谐的心态秩序,显然需要建立在不同社会阶层对社会的集体认同感上,建立在集体凝聚力的基础上,而集体认同感和集体凝聚力的形成,需要定期唤起、强化与维系社会成员共享的集体情感。现有的研究往往强调心理疏导源自利益疏导,认为贯通利益诉求渠道,是安抚和改善社会心态的必要手段。但必须指出,这并非充分条件。正当的利益诉求不能满足,固然会导致社会心态的恶化,失望、愤怒随之而起,但共同利益却未必能够确保集体凝聚力,基于利益的秩序是短暂而有限的,因为社会团结是以共同的信念和情感为基础。当前心态秩序的危机,自然不乏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导致的社会心态恶化,但在更深层次上则是出于当代中国社会缺乏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感,缺乏强有力的集体认同和集体凝聚力之故,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基于启蒙了的赞同之上的集体情感使然。

最后,当前社会心态的危机,还有一种重要的根源,就是缺乏道义的调节。集体情感甚至一切情感本身,是一种“既能产生团结也会导致野蛮”(20)的力量,是一种需要限制、调节和治理的能量,尤其是在高度个体化的现代社会情境中,对个人情感的规范和治理就更显其必要性了。因此,道义调节之于健康有序的社会心态秩序的养成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所谓的道义,不仅是关于个人行止与品格好坏的评价模式的基础,而且也是关于权力、财富、荣誉等等稀缺资源的社会分配或分布之公正性与正义性的一般性评价模式的基础。与此相应,所谓的道义调节既指对个人欲望和行为的限定和约束,也指对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正义性的调节,尤其是对社会既得利益群体之嗜利性和不义性行止的限制与约束,对社会强势群体之社会责任性乃至义务性的强调和重视。涂尔干曾经指出,“无论何时,我们的希望,我们各种各样的情感,都必定处在各种限度之内。纪律的功能就是保证这样的约束。如果缺乏这些必要限度,如果我们周围的道德力量再也不能制约或裁抑我们的激情,那么,人类无拘无束的行为就会迷失在虚空中,无限性这个似是而非的华丽标签,则会被用来掩盖和装饰行为的这种空洞性”。在他看来,纪律也是幸福的前提,“通过纪律这种手段,我们可以学会对欲望进行控制,没有这种控制,人类就不可能获得幸福”。纪律甚至也有助于个体的人格发展,“限制我们的倾向并约束我们自身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从道德纪律的学校中获得的能力,是反思性的个人意志得以形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因为规范可以教会我们约束和控制我们自己,所以,规范也是解放和自由的工具”(21)。而自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以来,传统的道义体系遭到摒弃,但新的道义体系尚未在民众心中确立起来。不惟如此,为了将公众的激情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建设,从个人到政府,言必称利,言不及义,“以利为利”。正是作为社会评价模式之基础的道义的阙如和道义调节机制的失灵,导致了诸如仇富、炫富、羡富、笑贫不笑娼等嫉妒、怨恨情绪甚嚣尘上,这都是当前社会心态秩序危机的显象和症状。

当前心态秩序的危机,除了上述三种直接根源之外,也还有更为深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方面的原因。其中颇为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终极现实在现代社会的崩塌,即信仰体系的缺失和价值体系的颠覆。舍勒曾经指出,“现代人的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恰是产生向外倾泻精力的无止境活动渴望的根源和发端……他们由于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无依无靠感而投身于外部事务的洪流……宗教—形而上学的绝望以及对世界和文化的日益强烈的憎恨和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具有强大的心理力量,这一切恰是新教加尔文主义中资本主义精神的根子。人对人的根本不信任以纯然‘孤寂的灵魂及其与上帝之关系’为口实,摧毁了一切团契共同体,最终把人们之间的一切联结纽带引向了外在的法律契约和利益结合”(22)。如果说那些外在的法律契约和利益结合,有其正当性基础和道义性根基也就罢了,但实际的状况往往是权势主导的价值判断模式加上商业化的话语争夺,在缺乏任何带有超越性的道义矫正机制的情况下,必然使世人全力追逐的所谓声名,并不带有任何内在的高尚性,甚至也不具备基本的正当性。如此,社会生活的内在价值秩序已经荡然无存,公共生活中紧致而有力的情感纽带消亡殆尽,于是人心摇荡,茫然而无所归依,转而投身于追求当下的满足和快乐之中,随之而来的注定是失望和失落[4]。二是社会结构紧张。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及其问题,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测度和判断,从“滞后”“失衡”“断裂”直至“溃败”,多有申说。其中“倒丁字型结构说”颇为直观且直击问题的要害。所谓“倒丁字型结构”,就是“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呈‘橄榄型’也不呈‘金字塔型’,而是呈现为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的社会结构”。这个“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的”,而一横则是“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23),“丁字”上的小勾则代表的是社会经济地位顶端的群体。在“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中,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阶层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在一种‘结构紧张’状态中”,也就是“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使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24)。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目前,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丁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25)。事实上,中国社会不仅是形式上已呈扞格不入的态势,而且内在的沟通渠道亦已不畅,关键是社会价值观念已趋于分裂。

五、社会学如何探究精神世界

以上,我们尝试着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心态秩序危机给出了初步的分析。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需要探究,即社会学应当如何研究社会心态乃至一般的精神世界。费孝通曾言,“社会学对于精神世界的理解,应该是把它和社会运行机制联系起来,但不是简单地替代,不是简单地用一般社会层次的因素去解释精神层次的活动。当然,最理想的,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从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入探索,探索如何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开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26)

不能简单地用社会层次的因素去解释精神层次的活动,同时又要基于社会学的视角,这确实是一个挑战。不过,当试图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角度去理解精神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寻找最能洞悉社会世界运行的符号维度的理论。而自韦伯以降的关注社会生活精神维度的理论,都是可资借鉴的学术传统。我们在上文中将社会心态视为是身处特定社会空间的“心理群体”具有的并表现出来的意义体系和共同情感,那么,以相对共时性的“场域”(field)视角为核心,辅以具历时性的“社会轨迹”(social trajectory),或将是一种探究社会心态的适宜框架。“场域”概念,是布尔迪厄在借鉴与修正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末对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将社会世界视为是一些由其游戏规则控制且为自身提供特定经济交换和回报的领域而被提炼出来的(27)。在布尔迪厄看来,“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场域可以被定义为是由诸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或构型。就这些位置的存在及其强加于占据者(无论行动者还是机构)的种种限制而言,这些位置在客观上是由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实际的或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服从、类似等)所决定的,而拥有权力或资本则意味着可以获取场域中利害攸关的特定利润”(28)。尽管“场域”概念提供的分析视角中已经潜在具有不同“场域”之历史性嬗变的内涵,但相对来说“场域”视角主要侧重于共时性的结构分析,而布尔迪厄强调的“社会轨迹”,主要指的是特定场域内的行动者即场域位置占据者的社会轨迹,而非不同场域本身的形成轨迹。因此,为了更切实剖析置身于特定场域中的“心理群体”的社会心态,显然有必要辅之以更具历史性的“社会轨迹”的眼光。

借鉴布尔迪厄的基本思路和操作路线,以“场域视角”来剖析社会心态时,大致可循着以下关键步骤以及相应的值得关注的方面:其一,应该分析特定场域的结构及其整个历史发展轨迹。其二,分析包含特定场域在内的更大场域的结构,以厘清对象群体在其中的位置。其三,要尽量以作为“元场域”(meta-field)的权力场域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为参照系,也就是关注所分析的场域和人群相对于支配和决定整个秩序的权力中心的位置和机会处境。其四,分析行动者亲和于特定位置的惯习及其得以生产与再生产的行动者之特殊社会轨迹,因为特定的社会轨迹、惯习和特定位置的占有之间存在彼此构建关系,而场域则是它们运作其间的背景结构或者生成场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生产与再生产[5],尤其要注意特殊事件造成的创伤体验,它们可能塑造了对象人群的社会世界视域,特别是他们的社会意象。其五,在分析特定场域的特定群体时,要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情绪或集体情绪(ideological or collective mood),特别是注意表达狂喜、愤慨或呼号所用的词语和话题(words and topics),其中包含怎样的情感共鸣(affective harmony)或共享幻觉(shared phantasms)。其六,慎重对待所谓危机的认定或不满的表达的真理性,要透过表达者的社会处境来理解这种吁求背后的社会动因。譬如关于人文精神衰落的针砭,可能反映了人文学者相对地位的下降(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工商化趋势下人文知识无用武之地)所导致的危机感,这是他们文化资本贬值的危机而不一定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危机。最后,要注意透视时代精神背后的心智图式(mental schemata),特别是注意构成这个图式的诸极(polarities),即构成意识形态所关注的问题域的可能性空间中的诸多二元对立形式[6]

以这种视角来审视当前中国的社会心态版图,将会相对比较清晰。我们简单地考察一下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和底层社会各自的心态。当代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政界、商界、学界和媒体界中的所谓“成功人士”群体。因为不同资本类型之间的流通与转化,同时也因中国社会各个领域自主性发育不足,各界“成功人士”的跨界成为时尚。实际上他们构成了利益均沾的精英联盟。尽管在面对作为“元场域”的权力场域时,其他场域的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从属地位甚至采取谄媚逢迎的态度与立场。但是,在面对弱势或较低阶层中的各种群体时,精英阶层群体的优势乃至强势却是毋庸置疑的。他们试图建构自己的文化领导权,特别是品味裁定权;他们喜欢以调侃和讥讽“现有体制”的方式来取悦大众、博得粉丝从而赢得市场利益;他们不自觉地利用所谓的成功学与心灵鸡汤之类的符号暴力来对穷人进行双重打击;而在面对更为强势的体制时,纷纷选择移民、子女留学和投资海外等以脚投票表达自己的立场。精英阶层的这种首鼠心态,颇值得玩味。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中产阶层,主要是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以人力资源获得收入机会的群体。由于受制于高昂的房价以及优质医疗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往往难以发育成真正的、体面的、具有自我实现感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结构性处境下的中产阶层群体往往会缺乏安全感,而惟有以消费来追求自我认同的实现。因此,在分析中产阶层的社会心态时,我们要注意到他们在生存与发展之间挣扎的危机心态。这种心态的根源,来自于面对强大的行政和市场体系,或者说,面对强大的权力与资本,他们就自身的人力资源进行议价的能力不足。中国社会的下层群体,分享改革开放的果实最少,甚至生计都受到影响,还呈现为原子化的状态。这个庞大群体主要包括了城市失业者或缺乏技能者、农民和农民工等。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徘徊,或许是底层劳动者的共同心态,但其间又有所分别,失地农民在土地与金钱之间踟蹰的纠结心态,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则以令人诧异的“杀马特”亚文化表现出了内心的挣扎。但不无悖谬的是,不少地方的社会心态调查表明,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幸福感更强。

通过对三个“心理群体”的素描,不难一窥当前中国社会心态的复杂图景。当然,我们可以简单地强调,他们的心态是他们各自面临的机会结构的反映。但精神世界的复杂,还在于它们并不能全由社会因素即可阐释清楚。此外,由观念构成的世界意象,虽然属于精神世界,但也参与到现实世界的建构之中。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意象、想象、形象——此类词语都向我们指出全球文化进程中的新颖与关键之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想象。不再只是幻想(大众的鸦片,其实际作用则在别处),不再只是逃避(逃离一个主要是由更为具体的目的和结构所界定的世界),也不再是精英的消遣(从而无关于寻常百姓的生活),想象已然成为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实践场域,一种工作方式(既在劳动的意义上,也在有组织的文化实践的意义上),也是能动场所(个体)与全球界定的可能场域之间的磋商形式”(27)。面对这种态势,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学在观念世界的探索上力有不逮的局限。

不过,社会学的探索,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现象。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结构的视角解释社会心态现象,那么解决社会心态问题的出路,也应从结构的角度来寻找。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前面我们谈到现代社会中终极现实塌陷的共性事实,并非是为了重建终极现实或者重启信仰体系之争。事实上,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者其他类似的终结,均已宣告价值体系之争的结束。我们必须接受现代社会的共同游戏规则,尊重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充分意识到价值体系可能成为相互争斗的武器。而经历了无数的信仰之战,现代人在不断的交锋和交融中,学会接受他人的平等存在,并不断磋商相互交往的原则。现代人的意义体系,作为一种共识,跟以往不同,不复是源于先知或道统,而是来自共同生活的自觉,来自未经扭曲的沟通理性。而这种意义体系的确立,必得具有适宜的社会背景,这种背景应该体现出足够的结构正义。这种结构正义,既体现在各类资源的分配和分布上,也体现在利益冲突的解决程序上。惟有在结构正义的条件下,方能养成良好的社会心态。

【注释】

①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②张玉林:《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5期。

③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④转引自吕一民:《法国心态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

⑤⑩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⑥这类研究包括BaumanFuridiRobin等人的研究。可参见Zygmunt Bauman.Liquid Fear.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Frank Furedi.Politics of Fear.London:Continuum,2005.Corey Robin.Fear: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⑦可以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G.E.Marcus.Emotions in Politic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0,(3):221-250.

⑧杨宜音:《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⑨周晓虹:《中国人社会心态六十年变迁及发展趋势》,《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

(11)翟学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传统与现代的一致与冲突》,《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12)方文:《转型心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3)包括王宁、郭景萍和成伯清等人的研究。可参见王宁:《略论情感的社会方式:情感社会学研究笔记》,《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王宁:《情感消费与情感产业》,《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郭景萍:《情感社会学:理论、历史、现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成伯清:《情感、叙事与修辞——社会理论的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些年来出版了系列“社会心态蓝皮书”。可参见王俊秀、杨宜音:《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王俊秀、杨宜音:《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5)专著包括杨宜音、王俊秀:《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王俊秀:《社会心态理论—— 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范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6)Emile Durkheim.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aren E.Field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382.

(17)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8)Emile Durkheim.Selected Writ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115.

(19)(21)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第50页。

(20)Tim Olaveson.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and Communitas:Processual Models of Ritual and Society in Emile Durkheim and Victor Turner.Dialectical Anthropology,2001,(26):89-124.

(22)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林克、曹卫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0-61页。

(23)(24)(25)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6)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7)Rodney Benson.Field Theory in Comparative Context:A New Paradigm for Media Studies.Theory and Society,1999,28(3):463-498.

(28)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97.

(29)Arjun Appadurai.Modernity at Large: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31.

【参考文献】

[1]Erich Fromm."Character and Social Process".An Appendix to Fear of Freedom.London:Routledge,1942.

[2]Norman K.Denzin.On Understanding Emotion.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1984.

[3]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Albert O.Hirschman.Shifting Involvements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5]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原载《福建论坛》2016年第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