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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涓 徐弢】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自然史”观比较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没有可比性。这其实是对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双重误解。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马克思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相关的哲学文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少的相似性。近年来,国内外学界渐渐注意到这种相似性,本文拟分析和比较马克思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自然史”的思想,以期推进对二者关系的理解。

一、从社会历史角度理解人的自然史的重要性

马克思和后期维特根斯坦都在各自的哲学文本中提出过“自然史”(Naturgeschichte,natural history)这一概念。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评论》《哲学语法》《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关于心理学哲学评论》《论确实性》以及《关于颜色的评论》等后期著作中多次提到过“自然史”这一概念。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明确提及《资本论》中自然史的观点。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对人的自然史的理解与其哲学观的理解紧密相联。一方面,哲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概念研究或语法研究,主要任务在于澄清语言中语法的误用和混淆。(参见维特根斯坦,138)这主要是通过分析概念和分析语词的使用而实现的。另一方面,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澄清语言中语法的误用和混淆主要是通过指出我们所使用的某些概念与非常普遍的自然事实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而实现的。他经常在其后期哲学评论中描述我们的概念和非常普遍的自然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且强调这种对应关系的重要性。(同上,66)

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只把一切摆在那里,既不解释也不推论。———既然一切都公开摆在那里,也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而我们对隐藏起来的东西不感兴趣。也可以把一切新发现和新发明之前的可能性称作‘哲学’”。这里的所谓把一切都摆在那里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自然史的研究内容。“哲学家的工作是为了特定的目的采集回忆”;“无论谁愿意在哲学里提出论点,都不会有人同他辩论,因为所有人都同意这些论点。”(同上,59)这里的所有的人都同意的东西也是指人类最普遍的自然事实。后期维特根斯坦依然坚持从语言角度来批判传统哲学观。传统的哲学观主要试图建构各种各样的理论,试图通过提出某种论点,以便对于特定的哲学问题作出解释。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认为,真正的哲学研究就是通过描述的方法,引起我们注意到人类所共同承认的一些基本的自然事实,人们不能怀疑它们,也无需解释,因为在这里,怀疑和解释都是无意义的,这些纯粹的自然事实成为平息哲学争论、最终消解哲学问题的根基。而这些简单的自然事实实际上构成了各种语言游戏的语境。(cf.Hacker,p.533)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自然史的分析和考察,消除在相关问题领域中产生的哲学概念混淆,达到消除哲学问题的目的。比如,在数学基础的哲学探讨中,他认为代数不过是数的自然史,要想澄清数学基础中哲学探讨的混乱,必须考察数学家是如何做数学的,这实际上是强调考察数学的自然史对于数学哲学探讨的意义;为了澄清颜色问题探讨中所产生的哲学概念的混淆和误导,需要考察我们使用颜色的自然史;为了消除关于人类心灵哲学探讨中因表达心灵语词的误用所产生的哲学混淆,我们必须探讨人类心灵发展过程的自然史。

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相类似,马克思更是从社会历史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人类发展的自然史的过程的。马克思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了自然和人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阐述了“人的自然史”这一概念的内涵,提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这一著名命题。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人类通过自然的关联而发展出来的东西,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自然史即自然界成为人的自然界的这一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的著名命题。这里的“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其一、历史是人的自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强调人作为主体自身自然发展的过程,依赖自然的历史。其二、是指自然界和人之间真正关系的历史。如果说马克思哲学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学的话,那么人和人之间以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问题的说明就具有根本的意义。首先,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其发展必然受到自然界各种自然和物质条件的制约。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依赖自然和尊重自然。但是另外一方面,人也是社会关系中的存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关系中的自然存在物,人类的历史是人的自然发展过程的历史。

实际上,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具有辩证法的意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具有自然的维度,同时自然界根本上也是人化的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人和自然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所以马克思提出了“自然化的人”和“人化的自然”的概念。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122)所以,在马克思和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人的自然史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重要性对于他们两人又具有不同的涵义。对于马克思来说,他主要运用辩证法来分析人和自然界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历史是真正的自然史”的结论;而维特根斯坦则主要主张通过自然史的评论,为我们展现语言游戏背后坚硬的、大家一致同意的自然事实,以此来消解哲学问题和误解的产生。

二、自然史视域下人的两重性分析的相似性

马克思和后期维特根斯坦都认为我们需要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和理解人的自然史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参照自然史的视角,对人性本身作出了极为出色的分析,得出了非常类似的结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认为“自然史包括人类历史发展的突出特征”。(Schatzki,p.51)一方面,他们都看到人的存在的自然性或动物性层面;另一方面,他们都看到人区别于动物的一面,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作为自然史一部分的语言行为使得人最终区别于动物,而马克思则认为“类存在物”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

后期维特根斯坦运用自然史的方法分析了人的二重性,即自然性———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首先,他通过考察人类行为的纯粹的自然事实来发现人的动物性,认为这种纯粹的自然事实是“无理性的事实”,人类在这种无理性的事实的形式中,仅仅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反应,而非其他的方式反应,这种纯粹的无理性的事实处于所有语言游戏之下,从吃饭到做数学,都根植于这种人的自然性。人类存在自然性的维度。(cf.Wittgenstein,1969,p.62)

其次,维特根斯坦还看到了人和动物相区别的一面:“人们有时说动物不说话是因为它们缺少心智能力。也就是说,‘动物不思想,因此它们不说话。’然而:它们就是不说话而已。或者说得恰当些:它们不是用语言———如果我们不算最原始的语言形式。———命令、询问、讲述、聊天,这些都是和吃喝、走路、玩闹一样,属于我们的自然史。”(维特根斯坦,16)这也就是说,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动物不说话就是不说话而已,并不是由于缺少心智能力,并且动物不能使用语言,而这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人类能使用语言,比如命令、询问、讲述、聊天,这是非常“自然”的,这些如同人类能吃喝、走路、玩闹一样,都属于我们的自然史。

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相类似,马克思也通过参照自然史的视角对人的两重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和动物一样。人同自然界其他的有机体一样,只能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自然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生存的基本前提,也是人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只有在自身和自然界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之后才能维持类的生命,才能生存和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169)人不仅能被动地要求适应自然界,更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征服和改造自然,使得自然界带上人化的烙印。马克思这里所谓的人的“类生活”就是指人类自由自觉的生产生活实践。这最终体现了人的本质。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是人的真正标志;正是由于人是“类存在物”,人最终得以区别于动物。他这样写道:“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同上,96)

虽然马克思和后期维特根斯坦都运用自然史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人的两重性特征,即人的自然性一面和超越自然性的一面,但是,他们对于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的理解存在侧重点的差异。在马克思那里,他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人的类生活,即人是类存在物,这也就是将人性最基本的特征理解为具体的有意识的生产生活实践;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注重对人进行语言方面的考察,认为人具有说话或者说使用语言的能力,这使得人最终区别于一般动物,人的语言行为各式各样,比如各种语言游戏,比如阅读、说话、演讲、下命令等等都构成了人的自然史的一部分。

三、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类行为和社会实践

马克思和后期维特根斯坦都非常强调人类自然史中的人类行为和实践性,正是在人类行为和实践中,人和自然最终获得了统一,人类史和自然史实现了统一。当然,人和自然获得统一的具体形式和路径,在马克思那里强调的是社会实践或工业生产实践使得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而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主要是强调语言运作背后的生活行为和生活形式。

后期维特根斯坦推崇自然语言,主张对自然语言的实际用法进行研究。那么,如何理解语言及其使用呢?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主要是通过观察人类的行为和生活形式。我们日常生活中语言游戏具有多样性,包括聊天、讲故事、遵守命令、做报告等,这些不同的语言游戏体现的就是各种不同语言。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指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11)那么,什么叫做“生活形式”?后期维特根斯坦使用该词强调的是人类语言、世界观以及文化之间的交织状态。有学者指出,这个词可能是从斯宾格勒那里借用过来的(cf.Glock,p.124),虽然在维特根斯坦著作中出现的次数不超过十次,但是对于我们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精神十分重要。后期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维特根斯坦,15)像言语行为理论一样,后期维特根斯坦强调的也是言说是一种遵守规则的行为。通过提出“生活形式”这一概念,他想表明语言游戏是与非语义的人类实践行为交织在一起的。人类的实践行为不仅为现实的语言游戏的理解提供了语境,而且也为虚构的语言游戏的成功的理解提供了最终根据。虚构的故事的可理解性也只能在于它能与虚构的共同人类行为实践相一致。因而,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人类的语言游戏就嵌入人类实践行为之中。那么,人类的实践行为如何起到实际的作用呢?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主要是通过人类最普遍的自然史的事实来实现,这些自然史的事实包括吃饭、喝水、睡觉、走路、玩游戏、做数学、语言的使用。他认为这些人类最坚不可摧的自然史的事实严格地决定我们如何行为和反应。这些人类的行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实践活动,形成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测量、数学甚至逻辑都是人类“自然史”的一部分。(cf.Wittgenstein,1980,p.194;1978,p.152)

后期维特根斯坦还认为语言的理解并不是一个内在的心理过程,而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实践。他说:“理解一个句子就是说: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就是说:掌握一种技术。”(Wittgenstein,1953,p.81)这里所谓的掌握一门技术,实际上就是强调语言使用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实践性。根据维特根斯坦,“哲学问题经常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地厘清实践的目标之间的差别而产生,而这些差别在当时的语言的或类似于语言的建构中暗含了不同的规则。因此,哲学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在于为语词的实际使用的规则和语境命名”。(Keicher,S.190)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人们对语言规则的掌握并不完全依赖于理解规则本身,在“遵守规则”的同时完全有可能在“违背规则”,这就是“遵守规则的悖论”。那么如何消除这一悖论呢?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就是通过人们具体的行为实践。他说:“因此‘遵守规则’也是一种实践。以为自己在遵守规则并不是遵守规则”。(维特根斯坦,94)关于遵从规则的实践性,他还说:“遵从一条规则类似于服从一道命令。我们通过训练学习服从命令,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命令作出反应。……共同的人类行为方式是我们借以对自己解释一种未知语言的参照系。”(同上,95)很明显,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遵守语言规则本质上是人类行为和实践的一部分。人类之所以会掌握一门语言关键不是依靠解释和说明而实现目的,而是通过具体的训练过程和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维特根斯坦这里强调的是共同的人类行为,这种共同的人类行为才是所有人类自然语言有意义使用的最终参照系。

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强调人类行为和语言实践相比,马克思主张通过对人和自然的实在性作实践性的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类劳动创造史,也是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统统都必须通过实践的维度来加以理解。实践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相互统一的最终基础。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社会实践的行为,我们不能离开人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来思考和理解抽象的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实践中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作为主体同自然客体发生的关系首先是实践关系。人与外部自然关系的最基本形式便是物质生产,因而,物质生产也是人作为有生命的肉体组织存在的基本形式。在生产过程中,一边有人和他的劳动,另一边有自然和它的物质。物质生产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也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在物质生产这个现实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人类社会历史过程,毫无疑问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展开。整个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客体。由于自然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人必须通过生产劳动去改变自然。“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128)有了人及其活动,自然界才成为现实的自然界,人类史也就是自然生成为人的历史。

结束语

借助“自然史”观所提供的视角,本文得以追溯两个伟大哲人的思想共性和个性。马克思认为,正是人类的劳动生产实践使得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获得了统一,因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不断通过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等来实现人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劳动的生产以一种异化的形式使得人创造产品、改造自然界对象,从而最终实现了人的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统一,实现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统一。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认为我们不要纠缠于具体问题的哲学神秘性或拔高性的思考,而只要关注我们人类生活中最基本普遍的自然史事实,这些人类基本行为所构成的事实形成了我们理解语言意义、做出语言行为以及其他各种行为的最终参照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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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