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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竹】机制、生成与事件

休谟主义曾在20世纪被接受为因果理论的正统观点,即把因果关系看作经验律则,这更多地是以物理学哲学为背景来谈的。而在最近的二十年中,科学哲学越来越关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因果作用和科学说明。有的哲学家主张介入主义理论,把因果作用刻画为变量间的可操控性,亦即“介入之下的不变性”[1]。另外一些哲学家则是机制论者,主张“机制”(mechanism)概念蕴涵了各门具体科学——例如生物学、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涵义。这两种观点是当前相互竞争着的主要因果理论。

对机制论观点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刻画生成(production)。机制论观点诉­诸一种关于因果性的朴素直觉,即原因生成了结果,并主张变量间的依赖关系并不能正确地表征生成;而介入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却认为,生成概念除了揭示变量间的依赖关系之外,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机制理论所能提供的,不过是有关“介入之下的不变性”的详细时空信息,而非任何独立的有关因果作用的概念。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为机制论观点作辩护,就需要阐明生成何以能够具有独立于变量依赖关系之外的特殊涵义,以及这种涵义究竟是什么。

一、动词形式论的生成概念

马克默(P. Machamer)、达登(L. Darden)和克雷文(C. Craver)(以下简称MDC)提出了一种机制的定义:“机制就是以下述方式组织起来的实体(entities)与活动(activities),它们在初始条件与终结条件之间产生某些律则性的变化。”[2]这一定义凸显了生成的重要地位,因为机制被认为是变化的产生者。生成关系通常被描述为机制在时间方面的组织。对机制的完整描述应该展现为一种连贯的因果叙事,其中没有任何含混不清的环节甚或中断。例如,DNA如何控制了蛋白质的合成呢?对于这个机制而言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RNA的作用。科学家们表明,RNA一方面参与了对DNA遗传信息的转录活动,另一方面,它又接着把这些遗传信息转译给了蛋白质的合成。因此,DNA-RNA-蛋白质合成就构成了一个融贯的因果叙事,其中没有任何说明上的断裂。如果科学家们尚不清楚RNA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因果叙事就不能令人满意,他们就必须进一步寻求连接DNA和蛋白质的中间环节。

机制是使实体卷入某些特定活动的具体时空组织。实体在机制中发生着实质的变化,而活动则就是这些实体所参与其中的那些实质性变化。多种多样的活动可以用特殊的动词来表征,这是“生成”的重要特征。举例来说,“神经生物学的实体包括锥体细胞、神经递质、脑区和小鼠……锥体细胞激发,神经递质传导,脑区处理信息,而小鼠在水中游泳并急切地寻找逃避的路径……活动就是这些实体所做的事情;它们是机制的生成性组分,它们构成了机制不同的阶段。”[3]

“动词形式论”就是这种从动词形式来刻画生成概念的观点。首先,由适当动词形式所表征的生成应当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它首要地是作为现实性而非潜在性而存在。“较之于人们对那些能力、倾向性、趋势、禀赋、力量等的本体论承诺,活动在本体论上居于更优越的位置。所有上述概念都导源于活动。如果我们不能确认某种能力实现的方式,我们就不能找到这种能力或趋势。而能够认识到这种趋势、能力的实现方式——亦即活动——就构成了该趋势、能力本身,因而它实际上预设了活动的概念。”[4]“生成”所表达的乃是我们这个唯一的现实世界中在特定的时空局域上实际发生的事情,而非任何能力或倾向性,因为这种因果力量的概念需要涉及到对可能世界的考量。动词形式论乃是承诺了一种有别于因果力量的本体论。

其次,作为“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生成不具有任何本体论意义的必然性。事实上,马克默甚至根本怀疑有任何本体论意义的必然性存在——必然性仅仅意味着“通过实验或其它手段,我们从认识论上或方法论上排除了某些可能性”[5]。这种观点实际上挑战了一个更为深厚的理论传统,即认为因果概念包含着本体论的必然性。如果因果作用就其生成性意义而言并不需要本体论上的必然性,即不需要诉诸任何有关可能世界的考量,那么就需要说明,何以因果作用至少看起来是必然的。而解释这一点只需要认识论的或方法论的必然性概念,不需要本体论概念。

第三,马克默主张动词形式的生成概念不能还原为变量关系的函数表达。[6]例如,氨基酸通过化学上的强共价键结合成蛋白质。如果是形式语言表征,就会首先分别对氨基酸的结合与蛋白质的合成分别设置变量,然后描述变量间的(或可能是反事实条件意义上的)依存关系。而按照介入主义的观点,这种依赖是因果关系,仅当它在一定范围的介入下保持不变。然而,在马克默看来,这种依赖关系并没有为氨基酸与蛋白质合成之间的因果作用提供任何本体论图景,因为它没有表明在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生成。机制论观点认为化学键的结合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即便我们可以从认识论上确认因果依赖,也仍然没有对这种在某个时空局域上实际发生的活动给出任何规定。因此动词形式的活动实际地造成了介入主义所关心的依赖关系。而生成概念本身却并不能被变量间依赖关系所表征。

马克默提出的动词形式论的生成概念旨在为机制论作合理辩护。但这种生成概念本身仍然面临着诸多理论焦虑。

首先,并非所有动词形式都适合表征活动与生成。有些动词形式只是非常表面地指示生成,而没有给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具体规定。[7]例如,在日常语言中我们通常说:“Tom kicks the ball to roll.”这可以说描述了一项生成:汤姆造成了球的滚动。但假如我们说“Tom activates the ball to roll”,似乎也描述了一项同样的生成,但实际上“activates”这个动词形式并没有给我们任何实质的信息,告诉我们汤姆是以何种生成方式促使球滚动的——也许汤姆通过某种联动装置使球滚动。因此,相对于我们的语境来说,“kicks”要比“activates”是更为适当的表征活动的动词形式。机制理论不应当仅满足于主张生成的存在,而是应该进一步规定它是何类型的生成。但仅从动词形式论来看,我们无法把适当的生成性动词形式与那些仅仅表面上指示生成的动词形式区别开来。

其次,介入主义理论批评了机制论者对待必然性的态度。对于介入主义而言,模态意义是因果性概念的不可或缺的涵义,考察因果作用必须依赖于对可能世界的考量。由于动词形式论认为只有现实性才是生成的内在本质,所以对于生成概念乃至机制而言,就可能不必涉及对必然性、可能性等模态意义。但显然包含模态意义的因果性更符合常人的概念直觉,所以马克默对本体论必然性的拒斥就至少需要更进一步的论证。

最后,必须看到,形式语言和函数关系乃是不可避免的科学表征方式。自从17世纪科学革命伽利略提出对自然的数学化以来,任何过程都需要用变量间的依赖关系来描述,这是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走向成功的基石。由科学实践的实际来看,我们总已经用形式语言和函数关系表达生成,且取得了不少成功,因而马克默所主张的动词形式的生成概念对变量依赖关系的不可还原性也就面临着巨大的质疑。

二、生成概念的两难困境

与马克默相反,霍尔(N. Hall)就主张生成概念应该能够还原为形式语言或函数关系的表达。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生成对科学家来说就仍然是一个“黑箱”,只能把它当成“一个不可分析的因果原初项”[8]。需要注意的是,霍尔的还原论分析只是主张把生成概念还原为变量相关性,而不是像伍德沃德(J. Woodward)等介入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认为生成概念应当还原为反事实条件的依赖关系。霍尔认为,生成与依赖是两种不同的因果概念,两者的差异可以从形式语言所表达的特征上作出规定。

根据霍尔的观点,生成的概念可以从下面三个形式特征上获得规定:

“传递性:如果事件cd的原因,d又是e的原因,那么c就是e的原因。

局域性:原因通过时空上连续的因果中介环节联结到结果上。

内在性:过程的因果结构取决于其内在的非因果特征(以及定律)。”[9]

相反地,依赖的概念则包含反事实条件依赖与“不作为”的概念。后者乃是指,在变量间的反事实条件依赖关系中,常常会考量“某某事件没有发生”对因果作用的影响。生成与依赖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因果概念。霍尔论证了我们既可以找到满足传递性、局域性和内在性但却不满足反事实条件依赖与“不作为”概念的例子,也可以找到只满足依赖而不满足生成的例子。因此,霍尔的观点似乎可以看作是在马克默这样的机制论者与伍德沃德这样的介入主义者之间的选择。一方面霍尔赞同生成与依赖之间的区分,却又反对马克默论证这种区分的反还原论观点;另一方面,尽管霍尔并不像伍德沃德那样主张把生成概念还原为反事实条件的依赖关系,但他的确认为,动词形式的生成概念可以还原为形式语言和函数关系的表征。

在霍尔看来,不论是马克默还是伍德沃德都潜在地相信,在逻辑形式表征和反事实条件依赖之间存在着某种概念上的等同关系,而这恰恰是他坚决予以否定的东西。尽管反事实条件的依赖关系的确预设了形式语言或函数关系的表征方式,但并非所有的变量相关性都意味着依赖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即便生成概念具有非因果的逻辑形式表征,它也仍然可以区别于反事实条件的依赖关系。例如,传递性、局域性与内在性等形式特征就并非所有反事实条件的依赖关系都能满足的。因此,在霍尔这里,与其说是把生成的概念还原为变量依赖,不如说是把生成与依赖设定为彼此并列的两类概念,两者都可以以形式语言和函数关系的方式表征。

但是,马克默反对动词形式向逻辑形式还原的观点仍然值得认真对待。举例说来,“Tom kicks the ball to roll”是一个完整的生成过程表述。假如我们对其作逻辑形式的表征,首先对“Tom”与“the ball”分别设以不同的变量,然后规定变量取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不难发现,不论我们如何设定这种相关性的形式特征,我们都不能完整地像动词形式表述那样知道“Tom kicks the ball to roll”,因为逻辑形式表征本身不能告诉我们这种相关性是由何种类型的生成作用导致的——究竟是Tom直接踢了皮球一脚呢,还是通过某种传动装置带动皮球滚动呢?[10]尽管霍尔会主张以逻辑形式表征的生成具有诸多不同于反事实条件依赖的形式特征,但只要它作为形式语言的表达,它就不能避免上述反驳。

总结马克默和霍尔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在如何刻画生成概念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严重的两难困境:第一,如果我们接受动词形式论的生成概念,即认为它不可还原为逻辑形式的表征,那么虽然保证了生成概念的特殊本质,但却使其成为不可进一步分析的“黑箱”,而只能把相应的动词形式作为原初词项接受下来。马克默的观点就深陷于两难的这一端。第二,如果我们反对不可还原性,用形式语言和函数关系来澄清生成概念,那么尽管生成概念不再是黑箱,但它最终区别于单纯反事实条件依赖的地方仅仅在于逻辑形式上的特征,也和因果依赖的概念一样,不能进一步揭示中间过程的作用类型,因而实际上失去了生成概念的特殊本质。这就是霍尔对生成概念的还原论分析所面临的情况。对生成概念的刻画必须解决这种两难困境。

三、事件属性论的生成概念

生成究竟是一种实体还是属性?暂且让我们假设生成是一种具体的实体,那么生成与非生成之间的差异就是不同实体的差异。那么所有的生成都包含着生成性的实体,而非生成性实体则不能构成任何生成过程。这种观点或许能够解释某些问题。但会带来诸多理论上的困难。首先,按照这种观点,为什么一种特定的实体会是生成性的,生成性实体如何能够与非生成性实体相互作用,仍然是不清楚的。其次,生成与非生成的区分被界定为实体上的差异也不尽妥当,因为在实际情况中,这种区分更多地是依赖于具体语境,而非实体本身。

生成如果不是一种实体,那么它更可能是一种属性。通常都是由命题来描述生成过程,因而生成也很可能是由命题所描述的事态的性质。

 

(PP)  “RNA translates the information from DNA into protein synthesis.”

 

PP所描述的事态可以用Trans (RNA, DNA, protein)来表示:它是包含RNADNA和蛋白质合成的三元关系。生成作为一种属性,其合适承担者必须是四维时空中的连续体;而任何状态或关系都只是时空框架中的具体位点。因而生成属性承担者是事件而非事态。如果说PP所表述的生成乃是指它所描述的事件,这似乎是符合直觉的。因为事件乃是四维时空局域上的连续体。

 

(PD)  事件E是生成性的,仅当:

i.  E是占据具体时空局域的因果事件;

ii.  E所包含的具体变化(concrete changeR是由变化的初始状态与终结状态组成的有序对,且相对于情境因素R的终结状态具有新奇性(novelty);

iii.  根据情境因素R总对应于特定的动词形式与物质安排(material arrangement)。

 

PD是根据相应的事件理论而提出的生成性质的必要条件定义。对这个定义所涉及到的概念涵义,试作如下阐释:

首先,i表明生成性质的定义将不会是对因果性的还原论定义。尽管因果概念的确包含生成的涵义在其中,但反过来说,任何对生成的把握也不可能脱离因果性的理解。直观上说,任何事件只要尚不能确定其是否为因果作用,则其是否具有生成性质也必定是不明确的;而一旦肯定其生成性质,则其作为因果作用的意义也就一并得到了肯定。在机制概念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各门具体科学领域,例如生物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对生成性质的探究与对因果关系的探究经常是合二为一的:通常基于实验的变量相关性的认识已经预示了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但只有塑造起连贯的生成性叙事,才会最终确立其因果意义且获知了足够详细的信息。因而,在生成与因果的概念联系上,一般没有所谓还原论的定义。两者或属于同一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群,彼此互为对方的意义相关项。

其次,事件的生成属性特别刻画了事件所包含的“具体变化”。具体变化的概念预设了相(phase)与状态的区分:“状态是确定了的性质(或n元关系),……相是有待于被确定的性质(或n元关系)”[11]。例如,在“车子的速度是80迈”中,80迈就是状态,而速度本身则是相,同一个相可以有不同的状态。“具体变化R是一个有序对(x, y),其中x是某个具体相CP的状态st时刻的例示,而y是某个具体相CP’的状态s’t’时刻的例示,且(it早于t’;(iiCPCP’是同一个具体相;(iiiss’不是相同的状态。”[12]

某个事件是生成性的,意思就是其中的具体变化包含了新奇的状态。“生成”侧重于强调有某些新奇的东西产生。这种新奇性有两个规定性:一是它是原来所不具有的状态;二是它相对于评价的参考系有意义。不难看出,新奇性与否的区分不可能是固定的,因为某项新奇的状态在另一个参考系下就可能不是新奇的。所以在这里评价的参考系只能是情境因素。

有两类重要的情境因素对于决定某项状态是否新奇起主要的评价作用。一是所使用的语言系统或概念框架,这里既是指日常语言,也包括科学语言特别是相对于某个学科领域有意义的概念框架。例如,对于DNA-RNA-蛋白质合成的机制来说,事件的生成性在于分子生物学概念体系所确认的新奇性,即氨基酸合成蛋白质。二是具体当下的物质安排。科学所揭示的生成需要参考那种介入、干预世界进程的特殊的实验设计。例如神经科学所讨论的LTP机制是指,在条件刺激(较高频率的强直刺激)后,相同的测试刺激所引起的诱发突触反应长时间明显增大。判断该机制的生成性质,即评价“长时程增强”这一终结状态的新奇性,有赖于对该机制本身的干预性理解(强直刺激),以及对实现这种操控性活动的实验设计的理解。

最后,满足以上条件的、具有新奇性的具体变化,一方面在日常的或科学的语言系统中对应于特定的动词形式,另一方面还对应于介入与操控性活动的物质安排。产生新奇状态的具体变化总可以在日常的或科学的语言系统中找到对应的动词形式。它可以是踢、加热、阻挡,也可能是化合、激发、传导……新机制的发现,新生成类型的确认,往往意味着原有概念体系的扩充与重构。例如,两个向相反方向移动但速率相同的电子之间具有“超距作用”,就是一种新的生成类型;我们以“量子纠缠”来命名这种新的动词形式,就是对原有语言系统的改造。而在科学实验中,特定物质安排的操控性旨趣同样也构建着生成性动词形式的理解。例如,在DNA-RNA-蛋白质合成的机制中,“转录”和“转译”作为两种新的生成类型,还需要立足于机制各环节之间的操控性关系来理解,即在如此这般的物质安排下,能够通过改变DNA、通过改变RNA的转录和转译而影响蛋白质的合成。物质安排和操控性旨趣并不是外在于生成、在确认生成类型之后再添加上去的东西,它反倒是生成概念意义的参考系。对具体变化的科学理解意味着我们有可能通过控制生成项而改变被生成项。这也是生成概念的题中之义。

四、基于事件属性论的方案

我们现在用生成的事件属性论来探讨动词形式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如何使适当的生成性动词形式区别于仅仅表面上指示生成的动词形式。不难看出,这种区别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动词形式的适当与否乃是相对于具体情境而言的。事件的生成性质刻画的是它所包含的具体变化。而适当的动词形式与那些仅仅表面上适当的动词形式之间区别,就是看动词形式是否恰当地对应于某个具体变化。这一方面是语言上的问题——考量日常或科学的语言系统中哪些动词形式对应于由这些系统确定的“具体变化”——另一方面又不纯然是语言问题,因为具体变化的确定还需要引入周围环境和操控活动的物质安排作为参考。[13]

其次,如何解决动词形式论的生成概念拒斥本体论必然性的问题?介入主义对机制论观点的批评是部分合理的:包含本体论的必然性意义的因果直觉应该得到辩护。动词形式论的生成概念是不完整的。因为这种理论只看到了决定事件生成性质的一类情境因素,即“日常的或科学的语言系统”,而没有承认另一类情境因素——介入、操控性活动的物质安排的意义。对于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生成过程,这一点尤为重要。生成并非纯粹的现实,对事件生成性质的科学理解本身就包含着对操控性关系的关照,以及对相关特定实验设计的理解。如前所述,神经科学对LTP机制的生成性质的理解,就蕴涵着以强直刺激操控突触反应的物质安排。而假如这种介入、操控的旨趣乃是生成概念的题中之义,则我们就不能再主张生成概念不具有本体论必然性涵义。根据介入主义的因果理论,可操控性概念包含着反事实条件意义上的必然性。

按照事件属性论的观点,在批评机制概念独立于干预与操控性活动考量这一点上,介入主义是正确的;但当伍德沃德批评说机制概念不过只是操控性关系的“时间空间信息”时,他是错误的。因果性既非马克默或伍德沃德各执一端、自圆其说的涵义,也非霍尔所主张的生成与依赖并列互补的分裂状态,而是包含生成与依赖两个侧面的融贯整体。机制概念并不能独立于操控性活动的约束,因为机制的核心规定性——生成作为事件的属性,其意义需要参考操控性活动的物质安排才能被把握。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制概念就等同于操控性关系,或者生成概念要完全还原为因果依赖。之所以不等同、不能还原,乃是因为决定事件之生成性质的情境因素还包括日常的、科学的语言系统。正是由于对这一套概念语义框架的继承,所以对事件生成性质的刻画才能澄清其具体的作用类型,即究竟是“踢球”还是“踢传动装置”,是“形成共价键”还是什么其它的生物化学活动……而这是操控性关系和依赖概念所不能实现的——它们或是只关注两端的变量相关性,完全忽视中间过程的作用类型;或是把这些具体生成类型——动词形式作为给定的谓词或n元关系“接受”下来,把它们作为逻辑形式表征所预设的“黑箱”,而完全忽略了这些动词形式在日常与科学概念体系中的语义推论关系。

最后,如何破解生成概念的两难困境?实际上,事件属性论观点已经对这种还原的可能性作出了新的阐释。如前所述,“相”作为有待确定的性质或关系不同于“状态”。不同状态之间的变化可以用赋予变量取值的相关性来表征。而在“相”层面的变化类型则可以用动词形式来描述,它虽不直接是变量相关性的逻辑表征,但却可以界定为状态变化的关系类的集合。例如,温度是一种“相”,假定有以下两个有关温度的具体变化的集合:{(1 °C, 20 °C), (30 °C, 12 °C), (11 °C, 39 °C), (70 °C, 72 °C)}{(100 °C, 101 °C), (1 °C, 4 °C), (5 °C, 100 °C), (20 °C, 200 °C) . . .}。基于我们所掌握的概念体系和周围环境,我们倾向于认为第一个集合不表达任何有意义的“相”层面的变化,因为其中的具体变化并没有呈现一致的关系种类;而第二个集合则表达了温度的“升高”,这是有意义的“相”的变化,它对应于生成性的动词形式。反过来说,表征生成的动词形式也借助于“相”和“状态”的关系还原为变量相关性的类集:例如,从外延上说,“升高”就是所有那些终结状态值大于初始状态值的具体变化的集合。

因此,事件属性论赞同霍尔对马克默观点的批评,认为生成的动词形式表征能够还原为形式语言或函数关系的表征。但如何在这种还原论观点下继续保持生成意义的相对独立性,而不会使生成等同于反事实条件的依赖关系?因为,决定事件之生成性质的情境因素,既有介入、操控性活动的物质安排,也有日常或科学的语言系统。所以还原仅仅是外延意义上的,即像“升高”这样的动词形式在干预世界进程的活动中的外延等同于像{(100 °C, 101 °C), (1 °C, 4 °C), (5 °C, 100 °C), (20 °C, 200 °C) . . .}这样的集合。类似“升高”的动词形式还有其内涵语义的层面,正是这个层面规定了具体的生成作用类型,而这是反事实条件的因果依赖关系所缺乏的功能。生成性质的这个侧面就是由科学语言系统构建的。如前所述,对任何概念的内涵语义的把握预设了对诸多概念间的推论关系的把握。如同“红色”、“踢球”一样,“温度升高”的概念也是在它与“降低”、“发热”、“融化”等概念之间的推论关系中才有其内涵语义。由于情境因素的上述特点,事件的生成性质的内涵语义层面就不可还原为反事实条件的依赖关系,是生成意义的相对独立性的根源。

由此,事件属性论的生成概念仍然不同于因果依赖的概念。虽然生成概念也可以还原为逻辑形式的表征,但生成与依赖的区别绝不仅仅只是表征的形式特征层面的:在事件属性论看来,动词形式向变量相关性关系的还原仅仅是外延性的,而“相”层面变化的内涵语义仍然是不可还原的。“生成”作为事件的属性也就因此不同于“反事实条件依赖”的涵义。而相对于科学表征的目的来说,这种外延的可还原性与内涵的不可还原性已经足够了。一方面,基于介入与操控性旨趣的科学表征都致力于揭示生成概念的外延等同性,厘清动词形式在科学实践中的等价物,也就意味着揭示了这种具体类型的生成对操控性活动的意义;另一方面,理论模型的提出与修正实际上在不断地扩充、改造甚至颠覆着原有的科学语言和概念框架,不断地认可或拒绝概念间的语义推论关联,从而也就在不断改变着相关动词形式的内涵语义。

此外,事件属性论的这种解决方案也有可能获得介入主义理论的支持,至少能够与之相融贯。因为介入主义也主张,在科学实践中我们并不是从非因果意义的信息中获得因果知识,而只有在已知因果知识的背景下才能推断出新的因果关系[14]。通常来说,一个实验科学家的因果知识背景不仅包括基于变量相关性的因果依赖意义上的知识,也包括与生成概念的内涵语义相关的具体作用类型的知识。

五、结论

生成是机制论观点的核心概念,对它的意义澄清面临诸多困难。所谓“事件属性论”,就是把生成规定为刻画事件所包含的具体变化的一种属性。这种观点对生成概念的疑难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一是以是否恰当地对应于某个“具体变化”作为区分动词形式表征生成适当与否的标准;二是基于决定事件生成性质的情境因素的特点,一方面证明生成在本体论上具有模态涵义,另一方面主张生成概念在外延上可以还原为变量相关性,但在内涵语义上保持其相对独立性,由此化解两难困境。因此,较之于马克默的动词形式论和霍尔的还原论分析,事件属性论乃是更适合于刻画生成概念的观点。它或可能为机制论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辩护。

 

【注释】

[1] Woodward, J. "Explanation and Invariance in the Special Science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0, 52(2): 206.

[2] Machamer, P., L. Darden, C. Craver. "Thinking about Mechanisms."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0, 67(1): 3.

[3] Craver, C. F., Darden, L. "Discovering Mechanisms in Neurobiology", In P. Machamer, R. Grush and P. McLaughlin. (ed.).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Neurosciences. Pittsburgh, PA.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p. 113.

[4] Machamer, P. "Activities and Causation: The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of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4, 18(1): 30.

[5] ibid., p. 31.

[6]“自然语言需要动词(或动词的疑问词),而有些动词指称原因或活动。在形式语言中,动词在某种意义上(在函数的帮助下)可以消去。规范的逻辑形式消除了动词,并把它们当作奇特的谓词,或对象的属性。这似乎就是把所有动词都转化为类似属性的能力,而我已经论证,不应该肆意地对所有东西都作上述唯名论处理。更重要的是,承认函数关系的实在要比承认活动更是一种诡异的本体论。”(ibid., p. 31

[7] 克雷文把这些表面上的生成性动词称之为“填充词项(filler term),它造成了一种好像已经完全解释了的幻觉,而实际上它并没有作出解释。”这些动词“通常用于表明机制中的某种活动,但却没有提供任何具有那种作用的活动的详细信息”。参见:Craver, C. F. Explaining the Brain: Mechanisms and the Mosaic Unity of Neuro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13

[8] Hall, N. "Two Concepts of Causation", In J. Collins, N. Hall and L. A. Paul. (ed.). Causation and Counterfactuals. Cambridge, Mass. : The MIT Press, 2004. p. 265

[9] ibid., p. 225

[10] 我们很容易想到通过设置更多的中间环节变量来提供更为详细的生成类型信息。但显然这只是把疑难推后而没有真正解决疑难。因为每设置一个新的中间变量,就又会在原来两端的变量与新的中间变量之间产生同样的生成类型不明确的问题。这样我们就陷入了逻辑上的“无穷后退”。而逻辑形式Kick (Tom, the ball) 却是直接把“Kick”作为一种特殊的函数接受下来,又会使动词形式成为“不可分析的因果原初项”,即本身没有得到任何规定的黑箱。

[11] Cleland, C. "On the Individuation of Events". Synthese, 1991, 86(2): 233

[12] ibid., p. 238

[13] 也有不依赖于操控活动考量的事件理论。例如,隆巴德(L. B. Lombard)把适当的动词形式称为“原子事件动词”,认为它表征了事件的“动态性质”:“原子事件动词意味着‘例示了这样一个属性:先是具有Pi而后具有Pj’,而PiPj都是原子性质空间中的属性,任何具备这样的动态性质的原子对象(在某个时间段上)就构成了原子事件(根据T理论)。这种动词及其所表达的原子对象的动态性质就与原子事件的属性相联系,也就是原子事件的类型。”(ibid., p. 446

[14] Woodward, J. Making Things Happ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04-105.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录入编辑:9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