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德国哲学中，胡塞尔是主体性哲学的有力支持者。他继承了笛卡尔和康德的主体性思想，而且比他们走得更远。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的哲学观念》等著作中，他进一步提出了本质直观的方法以及本质直观和个体直观的关系。普遍必然性来自范畴直观。范畴直观以个体直观为基础，但是在质性上又不同于个体直观，它以观念作为自己的意向对象。在对个体直观的多样性变更中，可以看到其中不变的东西——观念。更重要的是，胡塞尔提出只有先验的我思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生活世界中的一切实在的和非实在的对象都可以用我思的相关项加以解释。我思包括直观，也包括断定、评价、回忆、想象等，我思的不同形式建构了它的不同对象。生活世界中的万千现象都可以从我思中找到它的源头。我思作为绝对主体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形式。胡塞尔把思置于思的对象之前，把世界完全封闭在人的主体性框架之中。

如果说胡塞尔沿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路径力图达到绝对自我的极点，那么，海德格尔则反其道而行之。海德格尔提出，不是存在建立在思之上，而是思建立在存在之上，思之所思的东西正应该是存在，只有从存在出发，思才能获得它的本真的规定。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没有完全摆脱胡塞尔的影响。《存在与时间》虽然主要阐释此在的存在形式并强调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但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仍然是此在自身建构的世界，世界是此在存在形式的对象化，仍然寓于此在的主体性框架之内。胡塞尔认为海德格尔和他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时的海德格尔虽然否认了人和世界的对立，但仍然没有摆脱人对自然的优先性。20世纪3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的观点发生了重要变化。本真的存在不是世界而是自然，即希腊人所说的Physis。花儿的自行开放，鸟儿的自行飞翔，河水的自行流淌，太阳的自行升降，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具体展示，希腊人称之为在者。海德格尔强调，存在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在者，在者是存在的展示。人尽管和其他在者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在者，因此应当倾听存在的声音，人应当是自然的守护者。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真理的本质是“去蔽”，这种真理同样源自自然，自然在展示自己同时也在遮蔽自己，人应当展示自然自身展示和遮蔽的东西。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列维纳斯敏锐地看到，海德格尔的思想仍然建立在希腊哲学的基础上。在海德格尔看来，主张同一是希腊哲学的根本特点。无论在存在问题上还是在真理问题上，都蕴涵着一种霸权主义，似乎宇宙的一切都可以被人一览无遗，无论这个“人”是以一个人、一些人还是整个人类的身份出现。

与之相反，列维纳斯主张无限性和差异性。在《存在与存在者》和《时间与他者》中，列维纳斯也谈到存在，不过这个存在不是实体也不是主体，而是无形无象的 “在此”。“在此”仅仅意味着动词意义上的“存在着”，而不是名词意义上的存在或存在者。同时，既非无也非有的存在才是真正原始的，存在者就是从其中产生的。他认为，存在者已经包含了一个匿名的主体，即人。存在和存在者的断裂是由人造成的。因为存在者作为孤立的事物需要被“认同”，只有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存在着”一旦被这个匿名的主体同一化，就成了一个静态的存在者，而人之所以需要对存在者进行认同，是同他们的自我主义分不开的。在场的自我对事物的主宰就表现在这种认同上。不过，列维纳斯指出，人的自我主义终究是有限的，死亡就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存在着”的存在是无限的、神秘的绝对他者，我们无从知其来龙去脉。这个绝对的他者也会显现出来，他把这种显现称为面孔。女人、孤儿、贫民、陌生者都是他者的面孔，他们传递着那个大写的他者的秘密。敬畏他者就要敬畏他人。在《总体与无限》中，列维纳斯谈到他者是一种高度，向着这种高度提升的同时就是对自我主义的超越，只有这样，人才能达到真正的我性。

胡塞尔从人的角度出发揭示科学世界甚至经验世界是有合理因素的，但是从这个角度规定自然是不合适的，自然的范围超出了人的理解和规定。海德格尔虽然承认自然的优先性，但是仍然认为自然能够被领悟和倾听，他的哲学仍然带有某种希腊式的存在论暴力，这种暴力源于人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在场。而列维纳斯则道出了自然的真谛——它是一种神秘，超出我们的认识范围。我们需要认识和敬畏它，敬畏自然比认识自然更加重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6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