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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勇】儒释道三教融合共生与道教的自我调适

后汉以降,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中国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三教鼎立的文化格局。儒释道三大文化传统虽然呈鼎立之势,然而,三教鼎立并非水火不容的对峙,而是在竞争之中相互调和、相互融会,最终实现了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荣。儒释道虽然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是经过长期的交融,三教竞争关系逐渐减弱,三教融合成为三教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以佛修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互补关系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宋元以后,三教之间的界限甚至已经变得不再泾渭分明。由此可见,儒释道三教实际上从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儒释道三教在相融共生、互补共荣的文化机制导引下,缔造出了一个非常稳定的文化结构。这种具有超强稳定性的文化结构,不仅是中国文化迥异于其他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且也是中华文明屡仆屡起、颠仆不倒的根本保障。也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三教融合共生的文化机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才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世界那种极端惨烈的宗教战争。

毋庸讳言,三教关系并非一直都是那么和谐。在相互竞争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较为激烈的冲突。像“三武一宗”灭佛,元世祖焚毁《道藏》之类压制佛道二教的极端事件,在历史上也时有所见。然而,究其根源,此类打击佛教和道教的事件其实都是出于政治、经济考量的政府行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同宗教之间相互迫害。因此,此类压制佛道二教的行为没有一次能够持久。此外,三教之间相互攻讦诋毁,甚至侵占或破坏对方宗教设施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是这仅仅是一些带有情绪化的个体性的偶发冲突。其实在任何时代的三教竞争之中,都没有出现过彻底否定对方的情况。以道教为例,佛教显然是道教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夷夏论”和“化胡说”是道教攻击佛教最有力的论战理据。南朝道士顾欢作《夷夏论》斥佛教为夷狄之教,却也承认“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赊,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 (1) 认为佛道二教“名反实合”,各有千秋。汉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在奏章中曾提到“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2) 可见在东汉时期就已出现“老子化胡说”。晋末道士王浮敷衍此说作《化胡经》,宣称佛教出自道教,以此抬高道教地位。为应对此说,佛教亦杜撰儒道二教皆出自佛教之说,如《清净法行经》即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3) 佛道二教围绕“化胡说”展开的论争,明显是一种缺乏理据的赌气式争辩,但是在互以对方出自本教的言说背后,其实暗含着三教同源的预设。这种以情绪化方式表达出的三教同源思想,也正是三教融合文化机制得以展开的前提。

三教竞争虽然在儒释道关系史上颇有影响,但是,三教融合共生才是三教关系发展的主流趋势。在三教融合共生的文化机制之下,道教不断进行着自我调适,以此处理与儒佛二教的关系,一方面促进了道教自身的发展,一方面促成了三教融合共生这一文化生态的形成。茅山道士陶弘景临终遗言,命人在他死后“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 (4) 作为名动一世的道教领袖,陶弘景要求死后覆盖袈裟,并且葬礼中要有僧侣(道人)和道士,足见其兼宗佛教的宗教观念。其实,历代高道无不和陶弘景一样,对儒佛二教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主张调和三教,倡导三教同源、三教融合。例如宋代道士夏元鼎《三教归一图说》云:“三教等无差别,本来面目只是一个,但服色不同耳。” (5) 张伯端在《悟真篇》序言中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