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 (1890-1947) 是当代中国佛教的著名僧人、佛教改革家、佛学家，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巨大。大师一生著作等身，留有《太虚大师全书》约七百余万言，得文一千四百四十八篇，纂为四藏，凡二十编。但“因为编纂工作必须于预定时间内完成，不能更广事搜求，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尤其是一般酬应方面的文字：书信、序跋、题赠等，多贮于私人的静室筴笥中，无法征集汇编，遗漏当必更多，这是工作同仁，所引为遗憾的一点。”1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太虚大师佚稿“〈肇论〉‘四句偈’解”研究》一文，考证了太虚的佚稿《〈肇论〉“四句偈”解》2的情况，分析了为什么这篇文章没有被收入到“全书”里的原因。现将发现的另一篇“全书”目录里没有记录的《佛学的将来》一文之情况，做一简短的分析，以飨读者。
一、缘起
重庆社会科学院杨孝容给笔者来信谈到：“在《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中发现一本《佛学的将来》，广州1935年印行，只有18页，现馆藏于广西图书馆。《太虚大师全书》中没有发现，其他民国电子资源（料）中也没发现，有可能是佚稿。”接着杨先生又贴上了他从“全书”检索发现有一篇文章曾提到此书。现将该文引录如下：
答广州某报记者问（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广州六榕寺）
问：法师对中国佛教进程之观感如何？答：中国现在的佛教，在从清季衰落后的复兴过程中，但同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一般，尚无确定之轨道。
问：世界各国佛教近势如何？答：印度虽为佛教之发源地，但七八百年来久无佛教。而中国、高丽、日本为一系；西藏、蒙古为一系；锡兰、缅甸、暹罗又为一系，此三系近来都有流行欧美各国趋势。
问：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之关系如何？答：佛教之万有缘生、如幻而无实体之哲理，得现今最进步之科学为证明者极多。故佛学亦可谓科学的宗教。拙著“佛学的将来”曾有论及。
从上可知，太虚接受《佛教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提到了“拙著《佛学的将来》”。
1935年4月10日，《佛教日报》在上海创刊，太虚任社长，范古农任总编辑。最初由邓慧载主事，后改由胡厚甫主持。该报随顺时代、适应形势、宣扬佛化，宗旨为指导世俗人士认识佛教，警策佛门弟子修行，宣传各宗教义，联络佛教团体，促进佛教教育，消融新旧意见，主张万善同归。主要版面有：新闻、社会消息、专件、评论、格言、人范、文苑等，该报能及时地反映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佛教动态。该报不定期推出《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周刊》，刊出一些佛教理论的文章。从1936年7月起，登载有关中国佛教会问题讨论文章。1937年8月23日，淞沪战争发生，改为4日合刊一张。同年12月28日停刊。
太虚为该报撰写的《发刊题辞》曰：
今欲振兴佛教，予中国国家之前途，以及全人类将来之莫大幸福，当有普通之宣传，揭示佛教真相。一方使佛教徒认识自身，尽住持佛教、护持佛教之责任；一方纠正一般社会人士之误解，未起信者使起正信，于全世界人生途上，开一光明之大道。3
由上可见，这份报纸是以宣传佛教改革思想为宗旨，以“唤起僧伽之自觉，改革僧制，去滥去愚去俗”“示其佛教信徒所应守之范围”为目的，将佛教的基本知识用与时俱进的观点诠释，把深奥的佛教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将各地的佛教情况介绍给群众，所以它是当时最通俗的佛教报纸。
二、发现
根据杨先生的提示，我们知道太虚大师生前的确写过一篇《佛学的将来》的文章，笔者请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孙国柱帮忙寻找，最终找到了这本著作（如图）：
以上六张照片，基本上概括了该书的特点，对读者了解此书有重要的帮助。下面予以分别说明。
图一是此书封面，上面标明书名为“佛学的将来”。另外特别提示：“太虚大师在厦门大学演讲，芝峰记录”，由“香港佛学会印送”。也就是说此书是在香港出版的。释芝峰（1901-1971），俗名石鸣珂，字象贤，浙江温州人，1949年还俗。曾在中国佛学院执教，于1971年逝世。芝峰著作等身，文笔犀利，主张佛教要进行改革，其文章主要散见于《海潮音》《现代僧伽》《现代佛学》等杂志。他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唯识三十论讲话》《禅学讲话》等书甚受读者欢迎。
图二是“太虚大师法像”，从太虚背后的背景来看，这是在室内拍的照片。照片两边的文字是：“大师之志在整理僧伽制度大师之行在瑜伽菩萨戒本。”
图三是“太虚大师略历”，简单地介绍了太虚的履历。文中开篇就说“太虚大师现年四十七”。4“略历”是介绍了太虚47岁以前的事情，接着就介绍了从太虚受戒习禅于八指头陀，到民国二十三年间的经历，最后强调：“中国佛教近日为世界所重视羡慕者，咸归功于大师云。”4
图四为正文首页，下面专门刊印了“在厦门大学太虚大师讲弟子芝峰记”的字样，且文章名就是“佛学的将来”。
图五是正文最后一页，上面标明“佛学的将来终”，为第18页。
图六是封三，除了记录“主讲者太虚记录者芝峰”之外，还出现了“校对者法航”。据传敬撰《法航师往生传》云：“法师俗姓王，籍江西。”5法航法师是一游方僧，此书在编辑以后，他担任了校对。可惜的是，他在此书出版前已经去世。此外，封三还有：印送者流通处是“香港佛学会”，代印处“香港华商书局”。出版日期为“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说明此书（可称为“香港版”）是第一版，印刷时间是1935年11月。
以上几张图版完整地说明这本书是存在的，而且还流通过。
三、考述
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系谈佛教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从哲学、科学和道德等不同的方面做了阐述，它不可能被遗忘，但为什么没有收入到“全书”里面，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做了一些分析。
“太虚大师略历”提到“太虚大师现年四十七”，书中照片是在他47岁之前所拍。文中最后强调：
最近，以港粤两地各佛教团体敦请南来弘法，将在各大学及各佛教机关演讲，大师“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戒本”。尤以挽救世运，指导人类和平，建设人间净土，为其无尽之大慈悲行，中国佛教近日为世界所重视羡慕者，咸归功于大师云。4
上述这些说法，并没有对这本书的缘起做充分说明，只是强调了太虚的历史与重要地位。看来，要想找到出处，还要另辟蹊径。
此书封面提示：“太虚大师在厦门大学演讲，芝峰记录。”在正文的第一页里也提到了“厦门大学”四字，也就是说“厦门大学”四个字才是我们要去考察此书出处的最关键词，笔者查找了印顺法师编纂的《太虚大师年谱》一书，发现太虚与“厦门大学”有关系的是：
民国十五年（1926），大师38岁。
（十月）十一日，“大师乘德加大轮船启程回国。与前厦门大学校长黄琬（孟珪）同舟，倾谈颇不寂寞。”6（《自传》二十；海七、十一“事纪”）6
二十二日，“大师偕常惺、蕙庭等，赴厦门大学参观，应约为讲‘缘起性空之宇宙观’，常惺记。”6（《自传》二十）6
民国十九年（1930），大师42岁。
大师应厦门大学之约，往讲“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芝峰记录。大师以为：
人类的文化，是依各宗教为集中点而彼此有歧异，故主以耶、回、佛为三大文化总线索而研究之。欧美澳以耶，亚西及非洲以回，而亚南亚东之文化，则以佛教得以见其总线索。分别研究，再将三大系的文化，镕冶在一炉，使之铸成为全人类瑰玮灿烂的新文化。而近来之哲学，如新实在论之“中立元子”而“论理构成”；唯用论之“纯粹经验”而“知识雕成”，大师论为渐近佛法之“诸法众缘生”与“诸法唯识现”。6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大师45岁。
一月十八日，“大师辑‘慈宗要藏’竣，为之叙（文）。‘腊’，大师应厦门大学心理学会之约，讲‘梦’，虞德元记。”6（记者“附识”）6
以上是在1934年以前，太虚与厦门大学的交集，前后有三次。
从上面的三次记录来看，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是讲得非常专业的佛教理论与泛谈世界哲学。这与文化的《佛学的将来》沾不上边，笔者通过技术检索，确实没有看到与《佛学的将来》内容相同的文字，故基本可以排除这二次与《佛学的将来》有任何关系。
第二次，即民国十九年（1930）太虚在厦门大学的演讲。按《太虚大师年谱》说，这次题目是《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芝峰记录。这里出现的“三大文化总线索”之关键词，就已经非常接近《佛学的将来》的内容了，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就是《佛学的将来》，只有找到《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这篇文章，并且作出比较之后，才能最后给出答案。
为此笔者检索“全书”目录，发现《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收入在“全书”第十三编里，除了主标题之外，还有副标题“十九年二月在厦门大学讲”。既有“芝峰记录”，又有“在厦门大学讲”，也就是说，至少有二个内容是与单行本的《佛学的将来》是重合的，只要再对照一下内容，就可以确定二者间的关系了。但是“全书”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开始编纂的，《佛学的将来》与《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二者的内容完全相同，也不能说明二者间的关系，它们之间还应有一个“第三者”存在，而且这个“第三者”应该在时间上早于前两者，如此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链。
在《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文尾，有“见海刊十一卷四期”记载。所谓“海刊”，是指《海潮音》，此刊为太虚所办，为中国佛教历史办刊最长的刊物。《海潮音》前身是《觉社丛书》。《觉社丛书》出版至1919年冬第五期时，读者来函请改为旬刊、月刊的要求纷纷不已。适时大慈法师在杭州购得西湖南山净梵院，潜修于西子湖畔。太虚亦有驻锡一年的打算，于是议改觉社季刊为月刊，定名曰《海潮音》。
1920年元月，《海潮音》乃开始创刊。7《海潮音》是月刊，一年一卷，“十一卷四期”则是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刊，《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就刊在这一期上。然而随着不断检索，我们发现好几种出版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和《佛学的将来》之小册子，现按书名与出版年代的顺序，依次排列如后。
再列举一些图片反映此书在6个不同时间印刷的版本记录。
图七，是最早刊出《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的《海潮音》十一卷四期封面，文章名就放在第一篇。说明此文非常重要，是编者想推出的重点文章，否则不会安排第一篇与读者见面。
图八，是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上海佛学书局于1933年出版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的封面。这个封面在几个版本中做得最素雅、干净，凸显了太虚大师的人格风范。
图九，是现藏于河南图书馆的汉口佛教正信会印行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的封面。
图十，是现藏于广西自治区图书馆，由广州金龙印务公司于1935年印行的《佛学的将来》。此版的封面很特别，将太虚的文章题目放在最上面，而把前面介绍“太虚和尚宏法略历”的标题放在了正中间，好像这本书是专门讲“太虚略历”的。封面右边是“太虚大师在厦门大学演讲，芝峰记录”，右上角手书有“林校长惠存”。左面则有“广州佛教同人欢迎太虚大师大会印送”。左上角还有“贵县佛教会汇书”。左下角手书有“梁宪尧敬赠，三七、四、六”。贵县即是现在广西的贵港，系民国时广西四大城市之一。可知此书虽然为广东佛教界所赠，但是这本书却流传到广西了。封面送书者“梁宪尧”疑为贵县人，受书者“林校长”很可能是当地一位学校的校长。据载，当时贵县已有佛教会，因此“汇书”者即为佛教会。在封底还标示了“校对者因如”（图十一）。出版时间为“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再版”，仅比香港版晚一个月的时间。此书所附的“太虚大师法像”（图十二）与香港版的太虚像又不一样，这是太虚穿汉僧装所拍的正面像。这张照片的太虚看上去略比香港照片要年长一些，大概此时因为太虚在外面讲学，人比较疲惫，所以看上去有些老相。虽然此书的封面与书中配的相片有自己的风格，但是封底已经明确说了是“再版”，看来此书应该是香港版的“再版”，但是，在封面与插页设计上则更显自己的风格。
图十三，则是在1945年编纂的《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三编里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封面。（为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由此可知，此书至少有过6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发表在民国十九年四月《海潮音》十一卷四期上（见图七）。第二个版本（图八）和第三个版本（图九）仍然用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之名。第四个版本（图一）变成了《佛学的将来》，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香港佛学会初版；第五个版本是广东再版的《佛学的将来》（图十）；第六个版本是《太虚大师全书》之《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见图十三），这应是“自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的编纂，已经功告完成了”8之最后一版。由此，我们基本厘清了这篇文章的发表、印刷顺序，知道了它们不同时期的情况。
出版时间不一样的6个版本实为一个出处，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改动呢？这也是笔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由于它们最终是以《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和《佛学的将来》两个书名出现的，故我们将此最早《海潮音》篇（图十四）与香港版（图四），以及最后的“全书”篇（图十六）之三篇文章，放在一起做了一个互校，最后发现，《佛学的将来》是《海潮音》一文的直接翻印。“全书”本，则是在前二本基础上的校改后的新本，故所谓三篇，实为二篇，最后一篇才是有所改动的新本。
笔者细心地将两篇文章全部进行校对，发现这二篇文章除了名字不一样外，其内容完全一样。但是在“全书”里的这篇，重新做了校对与编辑，并且在段落划分上，也重新做了组合。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不仅二篇文章原为一篇，而且在文字的改动方面也不是很大。从改动来看，除了标点以外，主要是在文字上做了调整。从总体上来说，使原文变得更加精练，并且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例如《佛学的将来》原文的“学哲”被改回“哲学”等等，但是也有不恰当的改动，例如《佛学的将来》原文：“是使学哲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被改成了“重进一步”，当然这只是小疵，不必多议。总之，“全书”里的文字肯定比以前的文字要好多了。
此外，汉口版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显示最后一页是“十六”页（图十七），香港版的《佛学的将来》显示最后一页是“十八”。而佛学书局版的最后一页是“三二”。前两者相差二页的原因，是因为香港版前面有“太虚大师略历”占了位置，并不是正文因为内容增减而造成了页码的不同。佛学书局版则是因为开本为小本，页码增多，故最后成为32页。所以，六个版本同一内容的书，一共有五个版本，即《海潮音》版本、上海书局版本、汉口版本、香港（含广州）版本和“全书”版本。
四、结论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6个版本不同时间发表的实则为同一篇的文章，而且，又知道6个版本文章有两个不同标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既然太虚自己讲到《佛学的将来》，“全书”里面也收入了太虚的讲话，也就是说太虚本人与编纂“全书”的编者都应该知道有这么一本《佛学的将来》存在，然而这本书却没有被编入，原因是什么？从学术上讲，作为基础资料，编者应该对不能编入的理由要讲清楚，告诉读者《佛学的将来》这本书就是《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的另一个名字，这是对太虚、对读者呈现的负责态度。可惜的是编者没有做这件事，所以才给我们提供了要加以考察的必要。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要从“全书”的编纂说起。据有关资料记载：“全书的编纂，早在抗战期间（民国三十四年）大师卓锡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时候。起初，大师拟编印一部太虚‘学要’或‘评传’之类的书，并责成尘空法师收集材料。因大师讲述甚多，工作是非常繁重而费时的。未几，抗战胜利，举国人民都在新的希望下欢欣鼓舞，佛教整理委员会也在太虚大师领导下，在政府的督促之下，最终成立了，大师回到南京，倡立‘佛教文化社’，以李子宽居士为社长，宗旨为‘流通经教，编印高僧大德之言论著述，及发行佛教书报杂志为职志’。而主要意旨，则在‘搜集太虚大师所有言论著述，集成一大丛书，正名为太虚菩萨藏……分期出书’（见《太虚大师丛书预约说明》）。至此，大师著述之整理编纂，乃进入新的阶段，并聘请重庆法尊，武昌苇舫、印顺，南京尘空法师为编勘委员，分别各负一部分材料收集整理的责任。大师特约北平杨星森居士来京，负责汇编校印，就地出版发行。工作正待展开，并由佛教文化社发行预约，希望于三十六年春刊行初编。”8
为此，“全书”编纂委员会找到印顺法师来做主编，因为“印公既曾被大师举为编勘委员之一，居武昌时，曾受大师命将《海潮音》《正信》等所刊文章，勘过一次，并制有目录，及提供一些意见备为参考，故对于全书的内容与数量，了解得很清楚，认为全书约在六、七百万字，而搜集材料，校勘、抄写，乃至编纂成书，非有四至五人集中起来，工作一年不可。”8农历四月八日，太虚大师荼毗日，大师弟子齐集上海，大家一致公推印顺法师负起领导编纂全书的责任，印顺选择宁波雪窦寺为工作地点，改《太虚大师丛书》为《太虚大师全书》，原拟之《太虚菩萨藏》，仍保留原名。对外征集材料，则改“编勘委员会”为“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委员会”。
太虚示寂时59岁，生前没有看到“全书”的出版。“全书”搜集的材料大部分稿件都是借来的，“即如发行二十余年，刊载大师著作最多的《海潮音》月刊，也是向杂志社借用的，而先后出版的单行本，也多无处搜购”。实在不得已时，再请人抄写。每篇稿件，都经过几个程序才能最后定稿，如“不同版本的校对（经论原文，则与清版藏经对校），标点，察填撰著与讲说的时间地址，长篇文章前加写章节项目，批画排印格式，重审复阅，归类，编次第，计算字数，造每编总目录等。”主编印顺法师要求严格，一再谆嘱：“每篇稿件，除了标点和更正错误外，用字行文，必须力存其旧。尤其是大师亲笔写的文章，不可随意增删；讲录稿，因为笔记者的文字巧拙不同，非有伤题旨及认定确属有欠通允处，不必多为删改。”一篇稿件至少须经过三至四次的校阅，稍有所疑，立即请示，然后决定。印顺法师将“全书”收集的每一篇文章，“都细心地保留其写作及登载的时间和期刊数，这样一个贴切的远见，使得在贯穿太虚大师的整个思想历程上，可以完整无遗地连贯起来，同时也减少个人很多摸索的时间”9。
可知整个《太虚大师全书》从征稿到编辑都是严谨和认真的，其质量也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是却将《佛学的将来》给疏忽了，这不得不说是“全书”的一个遗憾。要想能够比较通畅地解释疏忽的原因，笔者认为，大概只能用资料不全和注意力不够来解释。“全书”的出版，太虚生前是知道的，印顺法师也曾经受太虚的委托，为太虚在《海潮音》《正信》上面发表的文章整理过目录，并提出过修改意见。
印顺法师住在武昌，奉太虚大师之命搜集太虚的著作，编出目录是在哪一年？现在的史料没有说明。我们只能根据一些记载来进行推测。民国二十三年（1934），太虚大师46岁，6月25日抵汉口，驻锡佛教正信会。26日，大师于正信会，“开示‘学佛之简明标准’，李慧空与周慧毓记”6。世苑图书馆在武汉建立，图书馆成立研究部，分编辑、考校二室，研究员有谈玄、尘空、苇舫、本光等人；其后陆续来者，有力定、守志、印顺等人。第二年，太虚一直在武汉和厦门等地游走讲学，此时“大师已病，返上海疗治，感衰老剧增（致法尊书八）”6。第二次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大师58岁，3月20日，大师由重庆飞汉口，驻锡佛教正信会。受武汉缁素盛大之欢迎，于汉口正信会讲《维摩诘经》。
时世苑图书馆，日兵去而国军又来；院舍圮落。众以不忍大师伤心，阻之未过江一行。6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底印顺法师到武昌，一直住到二十七年（1938）到四川。民国三十五年（1946）秋天，印顺法师从开封回到“武院”，十月在武昌佛学院世苑图书馆讲《从复兴佛教谈研究佛学》。10印顺法师编纂太虚大师的著作目录，应该就在这一时期，因为这时“全书”的工程已经开始启动，印顺法师被太虚大师推举为编勘委员之一，太虚大师见过印顺法师编纂的目录。“全书”的目录应该是在印顺法师编纂的目录基础上而形成的，美中不足的是太虚早期撰写的文章没有被收录进来，而这个“早期”应该是《海潮音》创刊前的这段时间。这时太虚不仅写了很多佛教的文章，也写了不少非佛教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在佛教刊物刊出，有的则是在非佛教刊物上刊出，例如《〈肇论〉“四句偈”解》就刊登在非佛教刊物《叒社丛刊》1915年第2期上，而这篇文章也没有被收入到“全书”里面。
《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和《佛学的将来》出版了至少6版，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及其受欢迎度，面对影响力这么大的作品，太虚很可能会觉得将原本学术性较强的题目改成比较通俗，更容易懂的题目可能会好一些。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也是传统文化影响不够的地方，所以此文要在香港出版，改成通俗易懂的题目也是势在必行的，所以《佛学的将来》之题目或许是太虚自愿提出的，或是香港佛教会的编辑，根据文中的内容而新定的，之后得到了太虚的肯定。此书出版时太虚大师正在广东和福建等地讲经，他应该是见过这本书，而且同意使用新书名，否则他不会向《佛教日报》记者提起。印顺等人在编纂“全书”时，依据的资料是《海潮音》，没有见到香港版与广州版的小册子，此时太虚大师也离开了人世，故而《佛学的将来》就不再被提起，这就让我们看到“全书”编纂时的一个小小遗憾。笔者在这里只为太虚著作做一番小小考证，供同行们参考。
【注释】
1《太虚大师全书·编纂说明》精第1册。
2《人海灯》, 2017年第2期。
3太虚:《佛教日报发刊题辞》, 原载《佛教日报》第三号。后收入《太虚大师全书》之《第十九编“文丛”》。
4[5][7]太虚大师讲, 弟子芝峰记, 法航校对:《佛学的将来》, 香港佛学会印, 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第1页, 第2页。
5《佛学半月刊》, 1935年第112期, 第14-15页。
6[9][10][11][12][13][14][20][21][22]《太虚大师年谱》。
7太虚云:“十月初, 亦即如期出版。时奘老已将归源庵代为交卸, 而大慈等赴金山受戒出堂。大觉、大勇暂留金山禅堂参学。大慈其时已宣布通过家族, 妻儿等皆返宜昌家中去住, 大慈仍由家中供给资用。以玉皇介绍接杭州西湖南山石屋洞相近之净梵院, 筹备闭关, 由玉皇管理院务。其第二子恭佐, 即恒演, 随侍护关。议定我亦去净梵院住, 结束上海觉社。每季的丛刊, 自庚申年改《海潮音》月刊。我于杭州编辑, 每期编成, 邮上海仍托中华书局印刷发行。十一月间, 我遂收拾所有书物等, 皆运杭州定住下来, 在阿弥陀佛诞辰为大慈封了关。”《十五年来海潮音之总检阅》见海刊十六卷一期。
8[17][18]续明:《编纂始末略纪》, 《太虚大师全书编纂说明》, 《太虚大师全书》。
9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序》, 台湾东初出版社, 1995年版。
10《印顺导师略谱》。
（原载《法音》201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