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些历尽沧桑、日久弥新的作品，给人类的现实生活提供了丰富美好的审美体验：驻足审视这些艺术珍宝，在精神为之震撼、情感为之愉悦之余，不免深思其渊源与发展演变的进程，宗教艺术研究则为之提供较为详尽的答案。本文侧重于阐发伊斯兰文明与其它古老文明之间，在历史长河中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伊斯兰艺术。

世界古代文明好似由一条缓缓流淌的溪水哺育着：它发源于古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朱迪亚，注入希腊。然后以希腊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东，又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重新回流到欧洲，给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以巨大的动力。伊斯兰教在联系近东和南欧中世纪文化的纽带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阿拉伯人不仅是单纯模仿，而是将外来艺术予以妥善的综合，外来艺术一旦被阿拉伯人采纳，将获持久不衰的生命力。从西班牙的“红宫”到印度的“泰姬陵”，伊斯兰艺术家突破了一切时间与地域的限制，抛弃了种族的区分，发展了独特而异彩纷呈的艺术形制，以前所未有的精巧别致，表现着宗教与人间的精神与情怀。

一、伊斯兰艺术的渊源：古阿拉伯艺术

公元前2千纪，生活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阿拉伯人，由于气候巨变造成连年干旱、水灾，被迫向北方迁徙，人口最多的是沙姆尔。安宰部落，其中一支到达两河流域，当时苏美尔文明已相当先进，农业文明尤为发达，建造了灌溉水渠，掌握了金属锻造技术。苏美尔人的崇拜对象包含自然风物特别是动物形态的图腾及超自然幻想的生物，其艺术作品常以人物、走兽的形状及超自然幻想的生物描绘神祗，如有翼的狮子。此一阶段艺术的主要成就，是有雕塑及绘画装饰的宫殿及神庙，建材以砖为主；多数城市建筑带有堡垒性质，最著名的是奉祀女神的埃尔-欧贝德神庙。阿拉伯文明属于闪系文明，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等闪族人的艺术是阿拉伯艺术的源泉之一。

巴比伦王国（前1900—1200）是由阿姆尔人建立的，早在公元前3千纪的沙姆地区，就有阿拉伯人居住，称阿姆尔人，意为住在西方国家的人。巴比伦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以楔形文字镌刻在绿岩石柱子，其上的浮雕描绘了国王接受神赐的场景，代表了巴比伦艺术高超的水准。

亚述庞大的统治扩展到西亚，亚述人（前900—700）是由从阿拉伯半岛南部迁徙的阿拉伯人和已在叙利亚的阿拉米亚人共同组成的；其艺术作品是典型的宗教精神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产物，既吸收了以前的传统，又以崭新的方式嬗变。建筑是主要的艺术种类，进而发明拱顶，提升了建筑的高度，还节约了建材。公元前800年建造的萨尔贡二世宫殿，四周为城墙环绕。浮雕和壁画在宫殿建筑豪华的装饰中占据中心地位，描绘了国王生活、狩猎和战争的场面。人形描绘的程式化如古埃及艺术，两肩和两眼处于正面，双脚和头朝向侧面。亚述人从两河流域的古代民族那里接受并丰富了楔形文字、艺术和文化，在建筑和造型艺术方面取得了高度成就，是世界古代艺术史上的绚烂篇章。

阿拉伯文明与闪族文明的密切联系，由阿拉伯语的生成可见一斑。阿拉伯语最初是汉志人的方言，由奈巴特人的文字和北方阿拉米亚语糅合而成。阿拉米亚语的源头是世界最古老的字母文字腓尼基文。腓尼基文源自西奈半岛，最晚形成于公元前1800年。《古兰经》以汉志阿拉伯语颁降并定本后，阿拉伯语成为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宗教的语言。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文化是两河流域和沙姆地区闪族文化逻辑的延续。古代闪族阿拉伯人的艺术包括建筑和艺品，保存至伊斯兰教诞生前的不多。

在叙利亚，他们采纳了当时存在的阿拉米亚文，此文化本身也曾受晚期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文化，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里就将其消化吸收。有的西方学者，如法国的乔治·马赛（George Masai）在其《伊斯兰艺术概论》（Precis Dart Musulman）一书中认为，倭马亚艺术并不具备伊斯兰的特点，仅是模仿波斯和拜占庭的艺术。事实上，阿拉伯人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将外来艺术元素予以创造性地综合，无论是艺术史上还是现实中存在的伊斯兰艺术作品，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伊斯兰教史上所谓“蒙昧时期”，即阿拉伯人在没有真主启示、文化处于混沌状态的时期，主要指的就是伊斯兰教前的汉志文明。麦加和麦地那是汉志的两大城市。部落间常为争夺牲畜、牧场和水源发生冲突。居民为半游牧和半定居，拜物教盛行，麦加的克尔白黑色陨石和渗渗泉曾被阿拉伯人视为神物。由于沙漠环境恶劣、物质匮乏，生活单调，汉志人没能创作更多的艺术门类，却展现了非凡的诗歌才能，惯用诗歌表情达意。半岛南隅的阿拉伯人曾创造了值得称道的文明。那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适宜农耕，高产香料，加之地处四方通衢，是联系地中海沿岸国家与印度等地贸易的必经之路。也门的萨巴王朝（前750-前115）位于商路的中枢，控制了香料和货物贸易，基于其较强盛的经济能力，建造了宏伟的马里卜大坝，体现了高超的建筑和艺术技巧。也门有“宫殿”国美称，萨那的加木丹宫，有20层，在当时可谓摩天大厦，它以花岗岩、斑岩和大理石筑就，四周蹲踞4只黄铜狮 。有诗句赞曰：“白云是你的头巾，大理石是你的腰带”。半岛北部的阿拉伯奈巴特人，是逐水草而居的贝都因人。奈巴特人于公元前6世纪离开了今天的约旦河西岸，东取了皮特拉城。此城在一条峡谷的岩石上凿成，有神庙、法庭等令今人都瞠目赞叹的壮丽建筑。此外，奈巴特人还留下了一些颂扬英雄的诗歌。

二、希腊-拜占庭、波斯-萨珊艺术

拜占庭艺术曾对伊斯兰艺术有过重要影响，作为罗马（280—476）的东部帝国，君士坦丁大帝于326—330年扩建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文化艺术一方面是古希腊文化的后嗣；一方面又更多吸收了东方艺术的手法。东方人讲究颜色而轻视线条，喜爱拱形屋顶或圆顶。推崇华丽的丝衣而不爱宽敞的大袍。拜占庭与伊斯兰世界对峙800余年，终在15世纪败于土耳其奥斯曼人之手。其间时兴时衰，命运多舛。拜占庭艺术主要是建筑。它革新了古罗马建筑，好用薄的墙壁，较高的屋顶，较大的窗户，较细的柱子和有装饰的柱头。拜占庭建筑的特点是使用各种鲜艳颜色的材料，并讲内部装饰得美丽非凡。早期拜占庭装饰艺术受基督教影响较大，雕刻、绘画多为描摹《圣经》故事人物，或动物图像。后期则吸纳了埃及科卜特人和波斯式的纹饰。

拜占庭时期的埃及和叙利亚的织品艺术沿袭了建筑装饰手法，以人像、几何纹和植物纹为图案，成为后来的伊斯兰纹饰的起点。地毯是无绒头双结织成，线结彼此不联，一如东方地毯。地毯通常分为4—6个方框，其间充满小块彩砖似的几何纹、葡萄纹和碎花纹，共同构成色泽斑斓的图案。537年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建成的索菲亚教堂，是拜占庭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其时，拜占庭查士尼大帝立志要造一座令世上的大厦都相形见绌的大教堂。建筑师们放弃了传统的大厦样式，创作了巨大的拱形。索菲亚教堂正面是长250英尺，宽225英尺的十字架。大拱顶直径为100英尺，用30块辐楱的砖质嵌板拼成。拱顶并非像罗马的万神殿将拱顶置于圆形结构上，而是在拱顶和方形基础之上加上三角穹窿和券门。为装饰教堂，查士丁尼从埃及运来花岗岩和斑岩，从利比亚采来绿色大理石，从拉科尼亚（希腊南部地区）运来蓝色大理石，从佛里吉亚（古小亚细亚）拉来带红线的白色大理石。教堂内壁贴以闪闪发光的花砖，用纯金制成的荷花，在祭坛上挺拔绽放。围绕祭坛的屏风，用象牙、琥珀和香板制成。有人形容索菲亚教堂“圆顶漂浮着，好像被若干条金莲吊在天空”。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后，在索菲亚教堂四角加盖了4座优美的宣礼塔，使之成为气势恢宏、独具一格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

阿拉伯语中的许多名词都来自波斯语，如水壶、盘子、席面、丝织、绸缎、珊瑚、宝石、杏仁、翡翠、香囊、长裤、绸衫、花园、水手等等，波斯文化艺术对阿拉伯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①

波斯文化悠久绵长，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波斯人最早是来自欧洲的印欧亚里安人，所谓“伊朗”就是印欧人的土地之意，后迁至两河对岸的伊朗高原定居。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建立了波斯帝国，它疆域辽阔，囊括印度、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和埃及。波斯帝国的艺术主要是宫殿建筑，典型代表是居鲁士的都城帕萨尔加德中的宫殿。

3世纪，来自波斯南方的阿达息尔建立了萨珊王朝（224—651），波斯艺术在国王霍斯罗夫一世（531—579）和霍斯罗夫二世（580—628）期间达到顶峰，都城泰西封是当时西亚最富的城市之一。雄伟的阿契美尼斯宫建于550年，经过千年的岁月沧桑、自然侵蚀和战火的摧毁，阿契美尼斯宫至今仍留有一椭圆的砖拱顶，置于双层的中空扶壁上，墙的支架上跨设一穹窿。萨珊人发明了砖饰艺术，用带金属光泽的砖装饰建筑内的镶板和外墙。萨珊的浮雕表现了不朽的力量。在波斯波利斯附近的纪念阿尔达希尔一世和沙普尔一世的巨大骑马浮雕，强调了波斯王的权威。萨珊时期织品丰富，丝绸、刺绣、织锦、花缎、绡帷、椅罩、床单都以精工的技巧制成，然后置于温热的黄、蓝、绿等染料中浸染。几乎每个波斯人都喜欢穿着比自己身份高的衣饰，华丽的衣饰也成为人们相互馈赠的最佳礼物。萨珊的织品得到了当时从埃及到日本的各国一致称羡。

阿拉伯史学家希提在他著述的《阿拉伯通史》一书中这样写道:“但阿拉伯人有自知之明，他们从沙漠里带来了敏锐的感官、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和大量的才智潜能。”B 当他们走出荒芜、干旱的沙漠，看到涓涓流水、苍郁树木，凝望波斯的簇柱、尖顶、拱顶以及几何和花朵纹饰；接触或征服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等更古老、更先进的民族时，阿拉伯人通过承袭、兼容其文化艺术成果，不久就变成了那些文化的主人。

三、伊斯兰艺术的历史分期演变

伊斯兰艺术发展史分为成型全盛期、发展多元期和传承复兴期三个阶段。成型全盛期包括：倭马亚和阿拔斯王朝。发展多元期包括：法蒂玛、塞尔柱、艾尤布、马木鲁克、波斯蒙古和安达卢西亚-马格里布诸王朝时期。传承复兴期包括：萨法维、印度莫卧儿和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艺术的全盛时期是阿拔斯王朝的前期（750—947），继而是后倭马亚王朝的全盛期，其凋零没落期与阿拔斯王朝的衰退期（1258）是接踵而至的。由此，伊斯兰艺术的发展史与伊斯兰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更替紧密相关，影响着伊斯兰艺术创作形式与风格的嬗变与发展。

（一）成型全盛期

从7世纪末到9世纪末，经历四大哈里发时期（622—661）和倭马亚王朝（661—750），伊斯兰帝国东扩西征，疆域囊括近半个世界。穆斯林吸纳了征服地的罗马拜占庭和波斯萨珊两大艺术的精髓，创建了有独立个性和精神面貌的阿拉伯-伊斯兰艺术。

回溯历史，“由于拜占庭经济的压迫和宗教的迫害，（沙姆地区）居民把阿拉伯人视为救星，寻求新的来自阿拉伯文化的动力，来代替自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叙利亚以来强加于叙利亚的正在没落的文化。”A通过对外征服战争，阿拉伯人接触了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成为这些文化的继承者。在波斯，阿拉伯人被目力所及的萨珊王朝建筑的簇柱、尖顶、拱顶和植物、几何图案所感染，萌生了建造更出色清真寺和宫殿的想法，以显示阿拉伯帝国的形象和气魄，于是从征服地的拜占庭、埃及、叙利亚雇佣谙熟艺术的专家与工匠，承袭、消化了希腊拜占庭和东方波斯萨珊的成熟的艺术遗产。

大马士革倭马亚清真寺和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即代表初期伊斯兰艺术成果的是两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清真寺。前者是由“洗礼的约翰”基督教堂改建而成，后者则是在传说穆罕默德在耶路撒冷“登霄”接受天启的神圣岩石上建造的。两寺同为拜占庭艺术与伊斯兰艺术的熔炉之作。倭马亚艺术以清真寺闻名。此时期建筑的大马士革清真寺被认作中世纪七大奇迹之一，也是伊斯兰传承拜占庭艺术的典范。寺内柱廊布局均衡，既映现拜占庭的建筑风格，又弥漫庄严肃穆的伊斯兰氛围。伊斯兰装饰艺术初露端倪，在萨马拉的宫殿内砖墙上，可看到拜占庭风格的纹饰。

阿拔斯王朝（750—1258）版图辽阔，东起印度河，西至大西洋彼岸。经济富足，社会安定。阿拔斯王朝开明的哈里发促进了艺术的发育与滋长，是伊斯兰文明的极盛时期，是伊斯兰历史上“五百年的黄金时代”。对应于阿拔斯帝国在东部的阿拔斯王朝、中部的法蒂玛王朝和西部的后倭马亚王朝，阿拔斯艺术派生为巴格达、开罗和安达卢西亚三个中心。由于定都巴格达，阿拔斯艺术深受波斯艺术的影响，波斯萨珊艺术得以复兴。阿拔斯艺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倭马亚艺术的风格，但由于受到不同以往的文化浪潮的冲击而有所发展创造。在艺术创作手法上，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和普遍性，不再像倭马亚时期拘泥于对人内心感受的描写，艺术作品的内容更趋丰富；而且，统一的伊斯兰宗教信仰、思想意识，经济往来，使得三个中心的艺术风格既充满个性，又具有某种共性，显示出异彩纷呈、相得益彰。

装饰艺术在阿拔斯时期登峰造极，其集中代表是城市建筑艺术，如巴格达城、萨马拉城。巴格达城以其圆形被称为“团城之都”，规模宏大，构制精巧。萨马拉城的建筑装潢出现了山形花边、植物纹饰和几何纹饰。宫殿艺术的典范是穆阿台绥姆宫。十字军东征时，将伊斯兰装饰艺术带到非伊斯兰地区，影响了中世纪西方的艺术创作。

（二）发展多元期

阿拔斯王朝后期，王朝滋长了富贵逸乐之风，帝国内部种族和疆界纷争不已。阿拉伯人、波斯人、叙利亚人、伯伯尔人、犹太人、土耳其人之间，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互相仇视；伊斯兰教派分裂，加深了政治、地域上的分歧。中央政府的混乱和军力的软弱，造成帝国没落、解体。西班牙、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相继独立。从13世纪开始，伊斯兰世界从十字军东征中惊魂未定，又面临蒙古人、西班牙人、拜占庭人和意大利人的侵袭，四面楚歌，危机四伏。统一的伊斯兰世界濒于分崩离析，进人列国争雄的时代。随着诸多政治、文化中心的出现，伊斯兰艺术开始了不同地域特点的多元化发展时期，包括法蒂玛王朝（909—1171）、阿尤布王朝（1171—1250）、马木鲁克王朝（1258—1517）、塞尔柱王朝（1055—1194）、伊尔汗国（1256—1353）和帖木儿帝国（1379—1506）及安达卢西亚时期（756—1031）。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伊斯兰文化的“千年停滞期”，“近代社会文化停滞是东方文化共同的现象，伊斯兰文化也不例外。”②

法蒂玛王朝在穆伊兹（953—975在位）及其子阿齐兹（875—996在位）时代达到极盛，统治囊括西起大西洋、东至红海的地区。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和科尔多瓦的后倭马亚王朝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法蒂玛王朝统治者与富商巨贾合作，共同建立了清真寺、图书馆和学校，使文化和艺术发展繁荣。保存至今的爱资哈尔清真寺，依然闪耀着昔日的光辉。法蒂玛王朝时期的阿穆尔寺，形制优美券门，后从埃及经西西里，再经诺曼底人研究吸收，成为欧洲哥特式建筑形式。阿穆尔寺反映了欧洲哥特式建筑的雏形。法蒂玛建筑艺术汲取了古埃及建筑的结构坚固、造型美观、气势宏大、讲究对称的特点。阿尤布王朝（1171—1250）是库尔德人萨拉丁·伊本·阿尤布·推翻法蒂玛人在埃及建立的。经阿拔斯哈里发穆斯坦绥尔（1170—1180在位）册封势力大增，其辖地与欧洲基督教的十字军分庭抗礼。

阿尤布王朝随后的马木鲁克王朝，吸纳了由西班牙回流到北非的伯伯尔人的艺术，将一种雄浑气质带入伊斯兰艺术。萨拉丁利用俘虏的十字军士兵，仿效欧洲式样在开罗建造了庞大的城堡。这个时期的清真寺形制均带4个侧廊，以体现伊斯兰教4个教派，改变了法蒂玛王朝只重什叶派的风气。一位君主说，坚持4个教派最适当，因为其中至少有一派可在任何情况下为当局辩护。由此可见，建筑形制与风格不仅仅表现艺术审美，还昭示着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十分耐人寻味。马木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开罗，艺术达到高度水准。后人在今天开罗看到的华丽的伊斯兰建筑，几乎都是马木鲁克时代的遗迹，故有“马木鲁克的开罗”之说。马木鲁克艺术保持了法蒂玛王朝和塞尔柱王朝时期的艺术传统，清真寺的建筑形制则受叙利亚的影响。

塞尔柱王朝（1055—1194）兴起于中亚草原，土耳其塞尔柱人于1055年进入巴格达定都，极盛时疆域拓展至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大部和叙利亚等地。塞尔柱在艺术方面倚重波斯艺术，并予波斯风格的阿拔斯艺术以活力，为伊斯兰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伊斯法罕清真寺是塞尔柱王朝鼎盛的产物，其中央为露天庭院，有一高门通往院落，周围柱廊环拱，厅内以巨大的柱子支撑拱顶。在建筑艺术上，塞尔柱的骁勇风范与波斯人对独特装饰的鉴赏组合，在伊斯兰世界掀起了建筑热，与同时代在法国大放异彩的哥特式建筑相映成辉。塞尔柱王朝时期，产生了最早的伊斯兰细密画派，出现了讲解医学、动植物知识的译书，其中的示意图促成了此画派的形成。著名画家瓦西提的《丝绸商的领地》一书中的插画是此画派的代表作，也是帖木儿和蒙古时代绘画的早期表现。

阿拔斯王朝的覆没，标志着伊斯兰统一时代的完结。1258年，源于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部落的铁骑攻克巴格达。部分蒙古人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为伊斯兰文化所同化，蒙古文化也融入中亚以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突厥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洪流之中。蒙古部落秉政伊斯兰世界东部的中亚和波斯，建立了伊尔汗国（1256—1353）和帖木儿帝国（1379—1506）。在上述两个中亚蒙古伊斯兰时代，在波斯的大不里士和撒马尔汗都兴建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和清真寺。圆锥形屋顶是蒙古建筑的主要特点，并以山形花边和壁画作为装饰。蒙古人还借鉴塞尔柱人的建筑式样营造陵墓，有四角为星形的四方体厅堂，尖耸入云的宣礼塔。赛杰尔二世的陵墓最美，穹顶以蓝色宝石色的陶瓷镶嵌，蔚为壮观。帖木儿的陵墓以其独特的形制远近闻名，是一座建筑在八角形基座上的砖塔，圆柱形带折纹的穹顶是仿效蒙古帐篷的外观。

最先进入欧洲的穆斯林是北非的伯伯尔人，与安达卢西亚（756—1031）同期，统治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伯伯尔人的穆拉比特王朝（1090—1147）和穆瓦希德王朝（1147—1269），他们的势力范围远至西班牙。安达卢西亚-马格里布艺术与伊斯兰东部不同，前者保持了早期阿拉伯艺术特色，注重精致的美，装饰和雕刻是主要设计内容。后者则更受波斯艺术的影响。在穆拉比特和穆瓦希德王朝掌权的伯伯尔人，注重清真寺的建造，多采用柱廊环绕的庭院结构。在建筑特点上，穆拉比特人注重节约，而穆瓦希德人偏爱铺张。在装饰艺术方面，安达鲁西亚-马格里布艺术普遍使用山形花边、文字纹饰和植物纹饰。

（三）传承复兴期

伊斯兰艺术的传承复兴期包括波斯的萨法维王朝（1502—1722）、印度的莫卧儿帝国（1526—19世纪末）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1299—1924）。奥斯曼帝国重新统一了分裂近400年的伊斯兰世界。三个王朝各为中心，继承先前的艺术传统，分别复兴和发展了既有共性，又具殊性的艺术创作。

萨法维建筑气势磅礴，装饰华丽，是由居住在库尔德的波斯人创作的。伊斯法罕的国王清真寺、阿里·卡布宫的拱顶之美，令游客咏叹，缀以豪华雕饰，而有“伊斯法罕是世界一半”的赞语。撒马尔罕的学校和谢赫·鲁特菲拉清真寺的特点是保留古波斯传统，创新不多。萨法维时期的陶瓷艺品、织品、地毯、壁毯、金属艺品和书籍装潢均以其独特的创作工艺著称于世。

莫卧儿帝国历经332年，使伊斯兰文化和艺术在印度次大陆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莫卧儿艺术的特点是当地印度民族传统和波斯艺术的结合。这一点在莫卧儿的胡马雍时期（1530—1556）和阿克巴尔时期（1556—1605）表现得最为明显。莫卧儿艺术名城众多，有阿拉各、法蒂赫、拉合尔和德里等。莫卧儿的陵墓建筑艺术高超非凡，多用尖拱门、尖塔、圆顶穹窿等构件，建材多取自印度当地的红砂石和大理石，使得建筑外观色彩明亮、典雅华贵。沙·贾汗时期建造的阿格拉城外的泰姬陵，是莫卧儿艺术的巅峰之作。它采用伊斯兰建筑的外形设计，结合印度风格的内装饰。此外，莫卧儿时期的细密画是伊斯兰绘画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作品，传承了波斯细密画的衣钵，设色细腻，线条简洁，画面基调轻快抒情；题材广泛，涵盖历史画、人物画、风景画、花鸟画等。

16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北至奥地利和俄国境内，东连幼发拉底河中部至曼德海峡、阿拉伯半岛南部，西界非洲摩洛哥，南部深入非洲腹地。奥斯曼文化艺术兴旺昌盛，突厥奥斯曼人和阿拉伯人一样，都出身游牧民族，文化艺术根基不厚，因而热心于汲取外来文化养分。奥斯曼占领君士坦丁堡后，首先受到拜占庭艺术的熏陶。奥斯曼艺术创作，无论建筑艺术、陶器制作、瓷砖镶嵌，或织毯工艺，都与清真寺和陵墓有关，奥斯曼人将巨大的穹顶式建筑索菲亚教堂改为清真寺。西方艺术的渗入，使长期陷于沉闷的伊斯兰艺术创作获得了生气。建筑家们将当地基督教建筑传统和10世纪以来的拱顶结构的伊斯兰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以著名建筑师锡南作品为代表的集中式拱顶建筑新风格。奥斯曼清真寺多受索菲亚教堂形制的影响，具有中央穹顶和四方形基座。为适应寒冷地区的需要，将清真寺内的礼拜堂由露天庭院改为室内厅堂，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大清真寺是奥斯曼清真寺的典范。在艺品艺术方面，奥斯曼的地毯和陶瓷较为突出。他们制作的陶罐，深红色底陪衬白花蓝叶，煞是好看。

自阿拔斯王朝以来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又重新归于伊斯兰奥斯曼的麾下。至此，最初被视为阿拉伯民族宗教的伊斯兰教，得到其他众多民族的认同，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

参考文献：

①［埃及］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纳忠译，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4页。

②［埃及］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7页。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