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具有复杂性, 主要有四种流行的观点:相互协调说 (或融合说) 、相互对立说 (或冲突说) 、相互独立说 (或分离说) 以及对立统一说。对于以上不同的观点, 各有其立场和依据, 且已有大量文献论述过。从静态的视角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既不符合科学与宗教发展的历史, 也注定陷于形而上学的泥淖。从动态的视角看,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既不是非此即彼的完全对立, 也并非自始至终的相互协调, 更不可能为互不相干的完全独立, 而是具有较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与两者的发展过程及力量对比有着直接的联系。总体而言, 科学经历了从古代自然科学、近代自然科学到现代自然科学的演进过程;而宗教也经历了从自然宗教到人神宗教, 乃至今天的世俗宗教的变化历程。而在不同历史时期, 两者之间的发展状态及力量强弱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那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究竟如何?为何呈现出特定的关系?
一、依附于宗教的古代科学:与宗教同根同源
古代自然科学时期, 一般指从古希腊时期到整个欧洲中世纪之间的一千多年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 神话宗教自然观占主导地位, 自然科学处于缓慢发展的萌芽期, 不可避免的是, 科学思想受到宗教神话自然观的影响, 或者不得不深刻地打上神话宗教的烙印。因此, 在古代自然科学发展时期,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总体表现为:科学萌芽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神话自然观之中, 宗教中夹杂着科学, 宗教与科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如影随形地交织在一起, 难分彼此。在这种背景下, 科学与宗教既不可能独立发展, 也很少发生对立的局面, 只是到了中世纪中晚期, 宗教才开始对科学采取了轻视、敌视甚至打压的态度。
古代科学萌芽于原始宗教, 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 具有发生学上的同源性特点。原始宗教神话与古代科学在起源方面的一致性表现为, 两者均发生于人类对自然的形而上认识, 且彼此之间相互交融。[1]99例如, 天文学与占星术, 化学与炼金术, 医学与炼丹术, 生物学与宗教割礼等在早期不分彼此。
由于早期人类的思维水平有限, 不得不乞灵于超自然的神力和巫术, 以求获得在当时看来对自然的正确认识。在与自然漫长的交往和反复实践的过程中, 人们逐渐形成了关于自然的较为融贯的解释系统, 交感巫术和占星术被认为是与神灵打交道的最为有效的方式。面对生老病死以及自然灾害等人类无法驾驭的现象, 会被认为是神的意旨或者是神对人类的惩罚。
长此以往, 在天文占卜中积累起了后来对天文学有益的资料和经验。在《金枝》一书中, 弗雷泽 (J.G.Frazer) 在评价被现代人非议的巫师时就指出, 巫师所发展起来的巫术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具有解释人体运行机理的功能, 开启了古代医学;另一方面提出了一套关于自然界现象的功能性解释话语, 并发展出相应的模拟自然现象从而与自然相沟通的技能, 为自然科学的出现与技术的发展准备了思维方面的前提条件。[]。类似的情况在古代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的炼丹化学就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权威李约瑟 (J.T.M.Needham) 就指出, 中国古代科学起源于道教哲学:“道教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 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 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的特点。此外, 道教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 由此之故, 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都起源于道教。”[3]175
正是由于古代科学与宗教相互交融、难分彼此的特点, 在客观上成为古代科学发展的前奏。“宗教可以说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总汇, 它曾经是科学文化借以萌生、发展的必然依托和条件。”[4]8事实上到了中世纪时期, 很多大学是由教会兴办起来的也说明了这一点。一些科学家在教会兴办的学校里接触科学知识, 最终走上了从事科学研究的道路。可以说, 宗教团体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 由于古代科学与宗教在地位和影响力方面存在着的巨大悬殊, 造成了古代科学受到了古代宗教的轻视, 这也在客观上为古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一方面, 古代科学发展缓慢且分散, 影响力极小;另一方面, 宗教神学占主导地位, 教会具有绝对权威并且统治一切 (很多国家采用政教合一的体制) 。不仅哲学是神学的婢女, 科学同样也是神学的婢女。因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厉行宗教信仰的绝对权威, 科学与哲学的功用在于解释教义, 是宗教的知识附庸。[5]89当时的科学与宗教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对宗教来说根本够不成任何威胁。因此, 有理由相信, 对当时的宗教来说, 对相对于宗教而言的新思想 (萌芽时的科学) 采取无视或者轻视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根据汉伯里·布朗 (Robert Hanbury Brown) 所指出的中世纪科学与宗教的性质可知, 作为当时西方文化的中心权威, 基督教的目标在于引导人们尊崇上帝实现灵魂的拯救, 而当时的科学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并无助益, 而且违背宗教伦理, 指向了削弱宗教对于人的支配力量的歧途, 因为科学知识在当时刺激人们的性情从谦恭走向自傲, 从关注精神世界转到重视物质进步, 危害着人们对基督教义的不渝的信仰。[]
然而, 从16世纪开始, 随着机械自然观的建立, 在新科学与宗教教义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相应地, 宗教对科学的态度逐渐由轻视变为对一切与宗教信条相左的科学观点采取实际上的打压。“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 其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对科学镇压是一样的。教皇遵循的原则是对持有与教会真理相悖的观点的人残酷无情, 狠狠打击, 明文规定使用刑讯。”[7]52欧洲实验科学的先驱罗吉尔·培根 (Roger Bacon) 批判经院哲学, 提倡通过实验方法来探究自然之谜, 后来因被教会视为异端而遭到长达十年的幽禁。哥白尼 (N.Copernicus) 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 从理论上论证了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自转等天文学发现, 揭露了“地心说”的荒谬之处, 暴露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赖以生存的根据。然而, 他的学说并未引起罗马教廷的注意, 随着后来布鲁诺 (G.Bruno) 和伽利略 (G.Galilei) 公开宣布日心说, 罗马教廷才于1616年将其列为禁书。布鲁诺因捍卫哥白尼的观点, 1592年被捕入狱, 后于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残忍地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除了天文物理学, 生物学、医学等近代自然科学在兴起的过程中, 几乎均存在被宗教迫害的事实。维萨留斯 (A.Vesalius) 是近代解剖学的奠基人, 于1543年发表《论人体结构》, 因其指出了盖伦医学和《圣经》的错误而被教会判刑和迫害。
可以看出, 在古代自然科学时期, 科学与宗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安无事。随着古代科学的逐步发展, 只是从16世纪开始, 科学才受到宗教的仇视和打压。显然, 当科学的发展威胁到宗教的权威时, 必然遭到宗教神学的打压 (此时还不是旗鼓相当的对立) 。但无论宗教如何对待科学, 当古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宗教不得不正视古代科学逐步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事实。
二、独立于宗教的近代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占主流
进入17世纪, 伽利略和牛顿 (I.Newton) 开启的实验科学影响深远, 引发了近代科学革命, 近代自然科学应运而生。加之18、19世纪各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 并相继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 近代自然科学无论在知识体系的完备性、独立性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 均取得快速发展。面对宗教思想中的错误观点以及宗教对科学的干涉, 科学开始正面与宗教交锋。在近代自然科学时期,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科学与宗教分歧的地方对立冲突;另一方面则是在可以相互促进的地方和谐相处。虽然也存在宗教和科学相互独立的案例, 但总体来说, 对立冲突占主流。
近代自然科学何以与宗教进行正面冲突呢?笔者认为, 除了资本需要, 社会推动等外在因素之外, 就科学与宗教自身来说, 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两者之间的冲突与两者的根本差异以及宗教对科学的干涉有关。在两者的差异方面:宗教主要依靠直觉、启示和信仰等非理性因素, 是一种信仰系统, 因此一般认为宗教求善;科学则主要依靠观察、实验等理性手段, 力图对自然获得规律性的认识, 是一种理性系统, 因此一般认为科学求真。方法论与真理观的分途决定了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哲学家罗素 (B.A.W.Russell) 就曾客观地指出:“宗教教义和科学理论不同, 它自称含有永恒的和绝对可靠的真理, 而科学却总是暂时的……因此科学鼓励人们抛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 而代之以可以称之为‘技术’真理的东西”[]。然而, 现在看似明了的差异, 在当时却出现重叠的地方, 例如宗教对科学的干涉。“当宗教团体坚持《圣经》是绝对真理时, 就是宗教对科学的干涉, 因为它超出了‘价值判断’的领域, 去为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规则。”[9]27宗教与科学的这种明显差异以及对科学的干涉, 直接和间接地限制了科学的自由发展, 当科学发现与宗教信条不一致或者宗教严重阻碍科学发展的时候, 就为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埋下了隐患。
另一方面, 近代自然科学不断发展壮大, 足以与宗教神学进行抗衡, 这是正面冲突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否则将一如既往地受到宗教的打压和干涉。近代自然科学无论在物理学还是生物学、地质学、化学等学科均取得了重大成就, 并相继证明某些基本的宗教信仰是错误的, 宗教开始对科学采取了公开的打压。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以“反对教皇, 宣扬邪学”判刑, 成为科学家受到宗教势力迫害的典型案例。1687年, 牛顿的代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 牛顿运动定律不仅揭示了地上的力学同样适用于天上的星球, 而且还昭示了统一而普遍的自然规律的存在。人们意识到, 原来扑朔迷离的自然界, 只不过是按某种法则来运转。上帝主宰世界的神话被打破了, 传统的宗教信仰被动摇了, 上帝被视为宇宙的主宰者的观念也随之被严重削弱。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 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达到了高潮。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 (Charles Lyell) 于1830年发表的《地质学原理》和达尔文 (C.R.Darwin) 于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再次揭露了宗教教义的非科学性。“地质学家证明地球比圣经中暗示的要古老得多, 达尔文提供了证据和理论来证明生命是如何在不需要上帝的情况下进化的, 宗教信仰的基础开始瓦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标志着生物进化论的诞生, 揭露了上帝造物的虚假的神话, 对当时的基督教产生了极大的挑战, 引起了科学与宗教的大论战 (甚至在20世纪的美国, 依然存在多次争论) 。与牛顿力学对宗教权威的动摇不同, 达尔文进化论和赖尔的均变论认为, 世界万物是经过漫长的时间, 由低到高, 由简单到复杂演化而来, 而不是如基督教所说的由上帝创造的。这就把上帝从造物主和主宰者的位置驱逐出去。“不管达尔文如何诠释, 书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毕竟与《圣经》宣扬的‘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理论格格不入, 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论战。”[11]6
纽约大学生理学教授德拉裴 (J.W.Draper) 于1874年发表《宗教与科学冲突史》, 论证了科学与宗教在其本质上对立的观点。稍后怀特 (A.D.White) 在1896年出版《基督王国中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史》, 表达了科学与宗教在根本上是相对立的科学与宗教对立论观点。这些观点以“冲突”甚至“战争”为题, 突出了一种矛盾之不可调和的论调, 这虽被有些学者认为夸大了科学与宗教的矛盾, 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确实存在的对立和冲突。
事实说明, 科学在这场冲突中占了上风。究其原因, 可能正如巴恩斯所说, 近代以来发展成型的工业社会建立在理性的世俗性知识基础之上, 新兴的从事令社会理性化的工业生产的阶级由理性的世俗世界观来支配思维, 理所当然支持的是理性的科学知识:“科学文化及其对物理自然的完全世俗的非人格化的说明, 与这个新的工业社会中新兴的阶级是非常志趣相投的, 而且他们的支持对决定事情的结果起了关键的作用。无论看待问题的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都暗示着, 在世俗世界观的宇宙学和僧侣世界观的宇宙学不可避免的冲突中, 占优势的必然是科学, 而且认识的权威必然会落在科学家身上”[11]7。
当然, 还应看到, 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中, 科学与宗教还存在着间接的相互促进的一面。例如,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就指出, 宗教改革之后, 各教派强调的功利主义原则对科学的发展就产生了正面的推动作用。默顿认为, 清教“为科学的合法性提供出一个坚实的基础, 从而推动了科学的组织化”[12]20。但需要注意的是, 宗教对科学的促进作用并非有意为之, 而是宗教在自我发展中不自觉的结果。
三、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与宗教以对话为主
到了现代,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学文化已然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形态, 科学观念深入人心, 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正面对抗明显减少, 两者的关系开始缓和, 并以对话 (包括隔空喊话、学术争论、学术研讨等形式) 为主。这种变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 科学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在现代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 甚至对于宗教来说, 现代自然科学对宗教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条件下, “科学并不需要攻击宗教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也不需要迎合宗教而做出改变, 而宗教则需要随着科学的进步给出新的诠释, 与科学的融通是当下宗教界最为重要的课题。”[13]62因此, 宗教再也无法像近代那样凭借其权威阻碍或压制科学的发展, 与此相反, 宗教只能采取调和或让步的策略。“宗教的改变被视为一种与科学的积极对话。”[13]58例如, 1979年11月10日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一世卢恰尼 (A.Luciani) 在公开集会上承认340多年前对伽利略的审判是不公正的, 1992年10月31日, 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沃伊蒂瓦 (K.J.Wojtya) 再次承认当年处置伽利略是一个“善意的错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P.Francis) 于2014年10月28日公开肯定科学界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 意在缓和天主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
其二, 现代宗教的职能由神学宗教转变为情感宗教或世俗宗教, 宗教信仰已变为私人事务。“在科学文化中, 宗教越来越被视为与科学实践无关的私事。”[14]111现代宗教主要在道德引导、行为规范、心理调节、群体认同等方面发挥着有益的作用。这类似于爱因斯坦 (A.Einstein) 所说的道德宗教所发挥的功能。“在宗教清洗掉迷信成份之后, 它所留下来的就是培养道德行为的这种最重要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 宗教构成了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9]25。现代宗教的这种伦理价值与科学的求真精神没有发生对立的理由, 不对科学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两者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另外, 科学不是万能的, 科学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 在诸如情感问题、伦理规范、人生意义等科学无法解决的领域, 宗教可以发挥作用。同时, 科学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 科学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威胁、信息安全、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反过来, 在宗教无能为力的情境中, 如身患重病, 科学则可发挥明显的效力。因此, 现代科学与现代宗教在某些领域可以相互协调, 相互补充, 共同促进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在科学文化占主流的现代社会, 现代自然科学迅猛发展, 无论在解释物质世界还是改变物质世界方面, 均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现代科学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科学理论的创立, 使得原来认为神秘的东西逐渐被人们所理解。现代科学转化而来的技术的影响无处不在, 空间探测技术、高铁动车的普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基因编辑技术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迅速发展, 使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在科学文化盛行的情境下, 宗教想要发展, 就必须与时俱进, 不断从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鉴此, 在科学时代下, 宗教要不被时代淘汰, 就必须找到自身的定位。
实际上, 宗教精神的现代化特点越来越明显, 并且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科学化的倾向。“犹太人普遍接受现代科学”[15]62, “佛教与现代科学是最相容的”[16]210, “科学事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研究科学的需要在较先进的穆斯林国家被提升”[17]171。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等宗教, 很少从根本反对科学。宗教的科学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 关注并学习科学理论成果, 开展与科学的对话与交流, 寻求“科学中的宗教”, 用理性为非理性服务, 从而对宗教的内容和形式做出调整和补充;另一方面, 用科学理论证明或论证宗教理论的合法性, 以期宗教思想在现代社会更容易被接受。宗教的这种科学化的倾向是科学与宗教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宗教在科学化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因此应该坚持宗教与科学相适应的原则, 在传播宗教观念时不违背科学, 不歪曲科学。在如今的信息时代, 经常可以看到, 一些比较权威的宗教人士, 在用科学知识证明宗教观念的正确性时, 要么实际上没有真正理解科学理论的本质, 要么凭借主观联想曲解科学知识。虽然其目的或许在于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但是由于这种做法本身既与科学共同体所传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素养是背道而驰的, 也不符合诚信原则, 因而是不可取的。宗教界对科学理论的曲解不仅对信徒产生了误导, 也对科学的社会声誉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近年来, 先是宗教界某人士宣称某科学理论证实了宗教教义的正确性, 后有科学共同体中的成员澄清事实并非如此的案例不胜枚举。
当然, 宗教与科学的对话是双向的关系, 对于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而言, 也应主动与现代宗教展开对话, 提高宗教人士的科学文化素养。对于无视、歪曲、诽谤科学理论的宗教观点或言论进行及时纠正、批判。尤其对披着科学外衣宣扬反日常伦理、人类的宗教现象和一切邪教, 科学共同体有必要第一时间揭露其违反科学常识之处, 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
纵观两者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 科学就像一个个性独特的孩子, 自从宗教神学的母体中孕育出之后, 便逐渐形成了几乎截然相反的性格。童年时期的迥然个性未被家长察觉, 少年时期日渐端倪, 仍未被重视, 少年后期遭到了家长的训诫, 甚至毒打, 虽无力抗衡, 但依然“我行我素”。青年时期, 心智更加成熟, 思想独立。家长无法驾驭, 双方经常争吵不休。在19岁那年, 双方爆发了大论战, 以家长失败告终。进入中年, 取得了让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成就, 家长不得不做出妥协。双方关系缓和, 遂进入平等对话的状态, 反思各自利弊, 扬长避短, 各尽其能。从以上隐喻可以看到,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非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 而是大致经历了从同根同源到对立冲突再到和平对话的变化过程, 具有动态的复杂性特征。
在以对话为主的当下, 唯科学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立场均没有任何现实基础, 科学既不能完全取代宗教, 宗教也显然无法做到丝毫不妥协和让步。必须正视的是, 现代科学无论在人类的物质生活还是精神观念层面上所发挥的力量是任何一种宗教无法比拟的。因此, 一方面, 宗教的科学化是适应时代的必然结果, 宗教应正视业已被证明但同时与宗教信仰相违背的科学事实。任何无视、歪曲、违反科学成就或者夸大科学负面影响的宗教言论终将适得其反, 失信于人。另一方面, 科学的人文性在不断被凸显, 科学不应只局限于“求真”, 还应发挥其“去伪”的伦理价值。现代科学应深入现代宗教内部, 考察其运行机制, 主动与现代宗教展开对话, 对不符合科学实际的宗教现象及时予以回应, 对盲目攻击科学成果的宗教行为坚决予以拒斥。现代科学与宗教只有在坦诚对话和深入了解的前提下, 或许方可在最大程度上秉其真, 扬其善, 推进人类的进步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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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