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意见是认为目前保存在《正统道藏》内署名李筌的《黄帝阴符经疏》抄袭了署名袁淑真的《黄帝阴符经集解》。陈进国先生研究了张果注解中对李筌的批评，发现张果转述的李筌言论见于署名李筌的《黄帝阴符经疏》①。陈博士的论文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由于目前我们不能断定张果的注本年代晚于袁淑真注本，陈进国举出的例证能够否定李筌本抄录袁淑真本的结论。我仔细阅读了这两个本子，感觉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说它们各自的作者是何许人。本文仅仅就文字反映的若干问题作一番描述，期望引起同行的注意和参与，能够对经典传承的现象作探讨，而不是追求原作者。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山田俊先生惠赐的论文，特别是他对比两个注本的自用资料给我提供了很大方便。②
一、如何看待两个本子的异同
主张李筌本抄录了袁淑真本的持论者自然会看到两个本子的相同之处。不过，他们认为李筌本抄袭袁淑真本的理由大概主要还是不相信集注本以外的李筌文字，于是就把著作权归于袁淑真。本文希望能细致考察一下两个本子的异同，做一些其他可能的推测。
我们先来考察两个本子的不同。我要举出的第一个例子是两个本子的体裁。袁淑真本在序言里说这部著作分为注和疏两部分，但是正文没有这个区分。李筌本是有这个区分的。③我们对照李筌本就可以看出袁淑真本把注和疏合并在一起了。既然袁淑真本的序言明确谈到文本应该有注、疏两个部分，那么目前这个文本显然是经过改动的本子。李筌本子里三卷末尾分别附有赞语。袁淑真本子没有赞语，但是《玉海》记载它是有的。从这些信息来看，这两个本子在体裁上本来是相同的。目前暂时不考虑序言的差别和末尾部分经文的差别。李筌本在体裁上还保留着原初的面貌，而袁淑真本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后人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李筌本来自袁淑真本。
我要举出的第二个例子是两个本子在经文和注文方面的不同。李筌本有一句经文和通行本不同：“其盗机也，天下莫不能见，莫不能知。”通行本写作“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袁淑真本写作：“其盗机也，天下莫不见，莫能知。”它们的注文是相同的：“言天下之人咸共见此盗机，而莫能知其深理。”李筌本在这里出现了经文和注文不谐调的麻烦。这说明李筌本的经文在传承中有改动。另一处重要的不同是对于经文“三才既安”的注解。袁淑真本两次说到“安其位”，不同于李筌本的“安其任”。如果看后面对“万化安”的解释两个本子都说到“三才尽安其任”，我们就可以认为“安其任”应该是原始的文字。袁淑真注文里“安其位”的解释不是原初的文字。
两个注本的不同是很多的，不胜枚举。我认为可以把这些不同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传抄失误，一种是有意改写。由于两个本子的不同文字错综了抄写笔误、遗漏、改写，我们很难还原出原初文字的面貌。我在此只是利用这些文字说明我们目前见到的本子不是原初的文字。传抄失误证明现存本子是残破的，改写就会给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改写的文字也有两种情况，一是个别文字的改动。例如袁淑真注文的“泽及昆虫”在李筌本里写作“仁及昆虫”，“寰宇宁泰”写作“寰宇清泰”。两种表述都没有瑕疵，我们无法确定哪个是原初文字。二是增补性质的改写。细致对比会发现很多地方有增补嫌疑。由于我们的目的不是还原出一个原初的文本，所以我只举出几个例子来分析增补文字的负面效果。一种效果是画蛇添足。两个文本在增补的时候都有引用经典的文字。李筌本在“死者生之根”的注文末尾增加了《庄子》的文字。此前的末句已经是明显的结语，增补的这句庄子的话似乎要进一步举证。袁淑真本在“不知不神所以神”的注文里两处援引《老子》也有蛇足之嫌。另一种负面效果是增补文字造成文气不通。袁淑真本对于“禽之制在气”的解释文字比李筌本多出几句：“禽鸟运动，皆以翅鼓气，以心进退，翱翔云霄，人不如也。言鸟在空中，尚能乘制元和之气，心动翅鼓，无所不之，上下由己。况人言最灵，不能善用天地道德之气，固躬养命，以至长生久视乎?”如果分析上下文，作者没有人不如鸟的意思，反而在下文里强调人要超过鸟的。因此，划线部分属于衍文。袁淑真本“瞽者善听”一段的注文里比李筌本多出“敌者贼也”，也是属于衍文。
下面我们来看看两个本子的共同性。我先举出两个本子的同一个错误。它们都援引了一段据说出自《列子》的文字论述“盗亦有道”，实际上这段文字出于《庄子》。两个本子这段文字完全相同，说明这是原初的文字，不是后人修改的结果。所以，我认为两个本子在来源上有密切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祖本。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经文断句的。“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这是通行的文句和读断。但是，李筌本和袁淑真本的注解里分别都三次出现“圣我”这个词，显然把“圣”字读在下句。④这是历代《阴符经》的注释里都不见的。由于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其他存世注本有“圣我”这个读法，所以我认为可以把这两个本子看作来源于同一个祖本。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这个祖本在《阴符经》传播的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有独立性的注释。第三个例子是两个本子都有骊山老母的话。这个信息很重要。它告诉我们这个祖本和李筌传说(或者是骊山老母传说)有关系。我不认为李筌是这个文本的作者。如果这个注释的原作者果真是袁淑真，为什么这些文字还需要以李筌的名义流传呢?目前主张它是袁淑真作品的观点主要是排除李筌的可能性，而不是依靠袁淑真的可靠性。我认为李筌这个署名可以理解。古人为什么把这个注释看作李筌作品?可能是由于这个文本里面的李筌传说。我没有根据否定袁淑真实有其人。那么，别的信息能否给我们一点帮助来判断这两个本子之间的关系呢?
二、对目录信息的考察
刘师培曾经很细致地考察过历代目录了。我下面再按照年代顺序分别排列一下两个本子的信息。
李筌：阴符天机经一卷(《崇文总目》⑤)，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崇文总目》⑥、《新唐志》⑦、《玉海》，筌号少室山达观子，于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黄帝阴符本，题云魏道士寇谦之传诸名山，筌至骊山，老母传其说)，阴符经注一卷(《通志略》⑧)，骊山母传阴符妙义一卷(《通志略》)，李筌传阴符经序一卷(《通志略》、《秘省目》⑨)，《李筌妙义》(《子略》⑩，骊山母传)，阴符序一卷(《子略》)，阴符元机(《文献通考》引自《崇文总目》)，阴符经一卷(袁本《郡斋读书志》(11)，衢本作《李筌注阴符经》)，黄帝阴符经一卷(《宋志》(12)，旧目云骊山老母注，李筌撰)，阴符经疏一卷(《宋志》)。
袁淑真：阴符经注一卷(《通志略》、《宋史·艺文志》)，阴符经疏三卷(《通志略》、《宋史·艺文志》)，阴符经三卷(《秘省目》)，阴符经疏一卷(《子略》，《玉海》并序有赞(13))，阴符集解五卷(《宋史·艺文志》)。
刘师培已经很认真地考察过这些记录了。后人大多也是循着他的思路探索。他的结论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1.“李注有二种。一称自注，即七家注本所采是也。一托之骊山母所传，此本之注是也。”“唐志所云玄义，亦即此书。”2.李筌只有注，没有疏。刘师培举出道藏本袁淑真集解序言：“唐陇西李筌，尤加详释，亦不立章疏，何以光倡玄文?”刘师培根据这篇序言得出结论：“是为经作疏，仅袁氏耳。”3.署名李筌的《黄帝阴符经疏》“乃后人取袁疏附李注，因以疏文为李作，强加改窜，致失袁疏旧名。并移袁赞为李赞。”4.“今袁本有疏无注，遂弗克考。”
刘师培的考察很细密周备，后人目前还没有新的材料彻底改变这个视角。我认为刘师培的论述有一个环节是把注文归在李筌名下，把疏归在袁淑真名下。他对李筌本的认识根据了目录学的记录。我们也没有李筌作疏的证据。但是，刘师培忽略了袁淑真本也有他认为李筌注文的文字。由于现存袁淑真本有注有疏，所以我们还不能断定注、疏原本是分开的。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按照刘师培的思路做一个考察。注文是否有可能独立于疏呢?“禽之制在气”的疏文有“禽鸟不足比”的说法。这也可以看作对注文的发挥，也可以看作和注文的立场不同。然而，在其他的地方很难找出注、疏对立的痕迹。而且，我们可以在“天之无恩而大恩生”的注文和疏文都看到“覆育”这个词。这个词也不见于其他注释，没有可能是沿用他人的成说。“圣我”的断句也似乎在注、疏两部分里面都有。(14)目前还找不到根据说注、疏是拼合起来的。我们的困难或许是要解释这些文字怎么会区分为注、疏两部分。
我的考察角度是偏向于把两个本子看作来源于同一个祖本，而这两个本子的现存文字都是被修改过的。在第一节的基础上，我注意到的以上信息有三点。第一，李筌的记录比较早，袁淑真的记录要到南宋初年。第二，李筌记录比较复杂，总是和骊山老母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第三，袁淑真的记录比较简单，重要的信息是它有序言和赞语。
我们如何了解袁淑真的信息?现存本子没有赞语，显然不是宋代的本子。为什么没有赞语?这个序言是否也是宋代那个序言呢?序言末句云：“非厕前贤之广达，聊申后学之寡文耳。”这是作者的谦辞。刘师培很看重序言中的话。那么，序言指出的李筌“说释”是什么文字呢?我不认为他鄙视的李筌“说释”是刘师培主张的注文部分，因为这两个文本的注文是同一个文本。我也没有根据断定这个“说释”是集注本的李筌文字。我的意见是：序言作者可能没有见到李筌本子。刘师培没有解释为什么袁淑真本有这个注文。这是他结论的一个大矛盾。追随刘师培的后来者或许注意到这个矛盾，于是把注、疏两部分文字都看作是袁淑真所作。(15)目前的处理办法是认为序言为李筌所作，其余文字模糊地被认为是袁淑真的，而不解释为什么袁淑真本没有赞语。作为后学，人们似乎不考虑刘师培的理论是否踏实，而把问题变成是否有根据推翻刘师培。如果我们回到刘师培的结论之前，是否有新的考虑呢?
道藏本告诉我们袁淑真是朝散郎、潭州长沙县主簿。没有人提出怀疑。我在这里只是想提出袁淑真是否可能还有别的来历?在署名唐淳的《黄帝阴符经注》里面两次引用到“袁叔真人”的话，至少第二段显然是对《阴符经》的注解。既然称为“真人”，显然是托名。在文献里面我们也能找到别的“袁淑真”或者“袁叔真”。欧阳询《艺文类聚》引录过“袁淑真隐传”。这个袁淑真在《太平御览》又被记录成“袁叔真”。唐淳注本告诉我们世上可能流传过署名袁叔真人关于《阴符经》的论述。那么，我们不必一定把袁淑真看成是那个注本的真实作者。
三、骊山老母的影响
现在我们看李筌的记录。他的记录比较复杂。能够和我们的议题有关系的作品有三种：序言、注、疏。由于《崇文总目》的文字都是后世辑逸文字，所以我只是把信息列出，不做确凿证据用。这样，关于李筌的记录最早见于《新唐书》。刘师培认为《新唐书》内《骊山母传阴符玄义》的解题文字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序言部分，是李筌所作。不过，这部著作的题目是《骊山母传阴符玄义》。如何看待这个题目和《新唐书》的注文?这段注文很短，和李筌《黄帝阴符经疏》的序言没有不吻合的地方。由于很短，难以根据它做进一步的推论。晚一点的资料是《文献通考》援引《崇文总目》的小注，比《新唐书》要多一些，而且不同于《神仙感遇传》和《墉城集仙录》的文字。我认为这段文字来自现存的李筌《黄帝阴符经疏》(16)，然而在《崇文总目》和《文献通考》里面都是在《阴符玄机》题下。
大约和《文献通考》同时，由黄瑞节编辑的《朱子成书》把蔡元定和朱熹关于《阴符经》的论述编辑在一起，增加了一些传世资料。这个本子后来被流传为朱熹名下的《阴符经考异》。(17)这个本子的开篇有一段文字和李筌本序言很相近，却也有区别：
唐李筌曰：“某至嵩山，得黄帝阴符经。后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后入秦国，至骊山，逢一老母，授以阴符玄义。诫某曰：黄帝阴符三百余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术。参演其三，混而为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圣人学之得其道，贤人学之得其法(18)，小人学之得其术。圣贤愚智，识分不同，皆内出天机，外合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之涵万象。其机张，则包宇宙，括九夷，不足以为大。其机弛，则隐微尘，藏芥子，不足以为小。视其精微，黄庭八景不足以为玄。察其至要，百家子史不足以为学。任其智巧，孙、吴、韩子不足以为奇。是以动植之性，成败之数，死生之理，无非机者也。”
世人讨论李筌神话时习惯使用的资料是《神仙感遇传》和《墉城集仙录》，《黄帝阴符经疏》的文字基本不作为李筌事迹来使用。我认为李筌神话是一个不断被改写的神话。《神仙感遇传》和《墉城集仙录》就有区别。李筌本的序言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专门为后面的注释准备的新的李筌神话。这个文本也可能不断被改写。《朱子成书》和《黄帝阴符经疏》也有不同。我们先来看《黄帝阴符经疏》序言和通行的两个仙传的区别。1.“筌略抄记”。仙传云“抄数千遍”。2.老母说“阴符玄义”，仙传云“阴符之义”。3.“圣贤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学之矣。”仙传无此句。李筌本的序言和仙传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没有能力深入研究。或许序言就是在仙传基础上加工的。(19)上举第一点只是证明版本区别。第二点很重要。后世文献中多次出现《阴符玄义》这部著作，我们没有能力断定它的内容是什么。我要提出一个问题，“阴符玄义”这几个字在序言里一定是书名吗?“阴符玄义”和“阴符之义”放在仙传的上下文里阅读没有根本区别。《墉城集仙录》的故事说：“筌稽首载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请问玄义。”(20)这里的“玄义”当然不是书名。“阴符玄义”和“阴符之义”也可以是不同的表述，没有根据说“阴符玄义”一定是书名。
“阴符玄义”的确成为了流传后世的一个书名，至少在《新唐书》就有这个书名了。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和这个传说故事相联系的还有别的书名。《四库全书》本的《崇文总目》有《阴符天机经》，小注引用的仙传有云筌“虽略抄记”，应该是出于《黄帝阴符经疏》的序言。这个书名显然不是指的现存《天机经》。它是否来自仙传里面说到的“黄帝阴符天机之书”呢?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文献记录这些书名是根据了版本调查的记录，还是根据仙传的叙述?如果它们是根据了仙传的叙述，那么这些文献的记载就有可疑之处。我们还会在目录里面看到和骊山老母有关系的书名：《阴符太丹经》(《通志略》)、《骊山老母传阴符妙义》(《通志略》)、《李筌妙义》(《子略》)、《阴符丹经》(《子略》)。后人认为“妙义”是“玄义”的笔误或者别名。这些观点是根据了实际存世的图书还是根据了仙传的叙述?至于《宋史》记录的《骊山母黄帝阴符大丹经解》则是来自骊山老母的另一个神话版本，和另一个人物房山长联系。已经有学者对此做出了探讨。(21)《三洞群仙录》引录北宋的《实宾录》里房山长的故事，明确说道：“传以骊山母所注，即神仙抱一之道见焉。”既然是“传以骊山老母所注”，显然不是转述那个神话故事，而是讲注释的内容。这意味着人们认为有一本以骊山老母的名义流传的注释。
被后人认作朱熹作品的《阴符经考异》里面有两句话证明世上的确存在过骊山老母注本：
又有骊山老母注，往往后之人之托，语意殊浅。间引张解，则知其又出张后也。今悉不敢引之以入附录云。
骊山老母注本与蔡氏本“我以时物文理哲”为书之末句。褚氏本与张氏注本其下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者，政在此内。今取褚氏本为正。
这两段话是编者黄瑞节的按语。黄瑞节是南宋末年的人。这两段话表明黄瑞节是把骊山老母注本看作重要参考的，但是他很不满这个注本的内容。他还明确指出，这个骊山老母注本援引了张果注文。我在李筌《黄帝阴符经疏》里面找不到“间引张解”的痕迹。倒是陈进国指出了李筌本被张果注本批评过，所以这个注本不可能是我们见到的李筌本。我认为《朱子成书》的文字应该是从类似李筌本的书里面援引这段文字的，因为“圣贤愚智”、“巨海之朝百谷”等文句不见于别的仙传。这段话和黄瑞节看到的骊山老母注本是什么关系呢?
黄瑞节告诉我们世上的确存在过一本骊山老母注本。明代的王文禄(1503年生)也说自己参考了“骊山义”，并且也告诉我们“骊山老姥本”止于“我以时物文理哲”。我还没有见到历代注本里面提到李筌的《黄帝阴符经疏》。我不敢断定“骊山老母本”就是李筌本，因为或许有别的骊山老母的本子。唐淳的《黄帝阴符经注》引用了七段“老母”的话。这七段话至少有三段是针对《阴符经》经文的，但是不能在李筌本或袁淑真本中找到痕迹，可以看作来自另外一个注本。而且，元代《三元延寿参赞书》援引《阴符经》的时候有唐淳本的句子：“淫声美色，破骨之斧锯。”(22)那么，《三元延寿参赞书》使用的是唐淳的作品?或者也是唐淳使用的那个本子呢?当然，唐淳的引用已经足够证明世上存在过一个和我们目前面对的文本不同的本子。
黄瑞节援引的李筌故事和其他仙传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段文字是以李筌自述的口气写的，两次称“某”。前面举出的历代目录里面或者称“骊山老母传”，或者称“李筌传”，或者称“骊山老母注、李筌撰”。这些著录都相信了骊山老母向李筌传授玄义的神话，即使可能没有看到书本。黄瑞节引用的这段文字是最接近这些神话的版本。现存道藏内的李筌本《黄帝阴符经疏》的序言仍然还是一个仙传体裁，是第三人称。从本质上说，黄瑞节引用的文字也是在这类仙传基础上改写的。那么，为什么要采用自述体裁呢?
前面指出《阴符经考异》引用的文字和李筌本有不同。这个不同也是很重要的。《阴符经考异》的文字是：“圣人学之得其道，贤人学之得其法，小人学之得其术。”这比较接近《神仙感遇传》和《墉城集仙录》，是比照着三百字经文说的。李筌本的序言则说：“圣人学之得其道，贤人学之得其法，智人学之得其术，小人学之受其殃。”这是对应着“圣贤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学之矣”。“得其殃”的说法见于《神仙感遇传》和《墉城集仙录》，所以也可以说李筌本序言是对以前仙传的发挥。不过，“圣贤智愚”的说法不同于前人仙传的三章架构，是李筌本的创新。这个创新在李筌本的注疏里面完美地体现出来，对四种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这段文字在经文“谓之圣人”注疏的末尾，而且开首称“骊山母云”。在论述了四种人之后又有一个结语，再次申明：“圣母又言：此文深奥，若巨海之朝百谷，含弘万象，妙义灵也。”(23)李筌本的以上文字基本是完整的，而且两次申明出于老母的教义，显示了注疏和序言的密切联系。由于这些文字大部分也保留在袁淑真本子里，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段文字是原始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这一大段文字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它似乎不是在解释第一章末段的经文。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这段文字在袁淑真本子里面改动比较大。我们从它保留着“圣母又言”知道它原来应该和李筌本是一致乃至相同的。于是，我可以推测“圣人学之得其道”一段话是经过修改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余下三种人的论述都多出了“淑真曰”。和李筌本相比，这几个字显然是修改的痕迹。我要问：为什么会有“淑真曰”这三个字呢?修改者显然不认为这大段文字都是骊山老母的话。那么，修改者或者是看到李筌本的序言文字，或者看到其他仙传的文字，知道骊山老母没有那么多的阐述。袁淑真本这段文字的开首部分称“诸葛孔明云”，是看出李筌本文字“黄帝得之以登云天”出自集注本，于是再次使用集注本文字修改，并且删除了“骊山母云”等文字，造成这段文字的残损。这个修改者显然和增补“淑真曰”的修改者不是同一个人。我认为这段文字经过了两次修改。
四、经文问题
我希望再就一些琐碎问题做些补充。所谓经文问题第一是经文形式，第二是经文数目，第三是多余经文及其注文。两篇注疏的经文形式是不同的。袁淑真本子的每段经文前面都加上“经曰”。其余的部分大致相同。偶然会有虚字的不同，例如李筌本的“人万物之盗也”。也有排序的错误，例如袁淑真本将“生者死之根”排在前面。我们在其他的《阴符经》注释会看到某些经文是后代出版人重印时主观安排经文，造成经注不谐。李筌本和袁淑真本经文形式的不同可以看作此类现象。它们也未必一定是原始面貌。前面提到的“圣我”断句在经文上体现不出来，说明这段经文不是原初的样子。
我们都看到这两个本子在每章的结尾处都有一段结语。袁淑真本缺少赞语。这三段结语分别告诉各章经文的字数，合计三百。如果我们核对经文就会发现和结语给出的数字不吻合。第一章居然相差15个字。由于我们目前不能辨认出第一章中的注疏有增补的可能，那么我们只能解释这个结语另外有来源。第三章的经文字数少于结语给出的105字，这也是一个不解之谜。
前面两个因素都告诉我们这两个文本远非原初面貌。不仅有经文和注疏的修改，而且还有来源不同的文字的拼合。我下面要谈的附录问题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拼合。两个本子的注疏都结束于对“圣我以时物文理”的解释。李筌本的附录有经文和注文。由于我们认定他们的注疏是针对三百字本的，所以一般也不予考虑。附录的经文有80多字。注释里面的文字可以对照集注本《阴符经》张良和诸葛亮的注释，显然是抄来的。也有无名氏的文字。最后的一条注释云：“此七十言理不尽疏也。”这条注释与经文数字不符合，说明附录经文不是一次形成今天的面貌，可能经过了补充。如果这样来看，附录并不是一个没有参考价值的部分。它告诉我们李筌文本的历史很复杂。
袁淑真本后面附录了一段没有注疏的经文。由于它没有注疏，我们自然不予考虑。这段经文68字，倒是很接近所谓“七十言”。我不敢把“七十言”作为确认文本早晚的根据。不过，我可以考察一下经文演变的历史。既然有所谓三百字和四百字两个系统的经文，那么经文的确有一个演变的历史。就文句而言，袁淑真本比李筌本少了“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目前除了袁淑真本，我还没有看到别处有缺少此句的记录。我不能断定这个短缺是经文演变的一个证据。然而，两个本子的附录也都缺少“沉水入火，自取灭亡”。我看到元阳子《黄帝阴符经颂》也缺少此句。尽管目前我不能根据这个现象判断两个文本的历史，但是这个缺失可以作为以后考察四百字本经文演变历史的一个证据。我对于北宋时代《阴符经》流传的情况还不能做出结论，但是增补附录的人或者是没有看到过“沉水入火”的句子，或者是不承认那是经文。附录告诉我们不同的团体对经文有不同的认可。
附录的注文里有一句“鸟兽之谓也”。这句话在其他《阴符经》注疏里还出现过三次。最早的记录是张果注文，此外还见于元阳子的《黄帝阴符经颂》和夏元鼎的《黄帝阴符经讲义》经文部分。由于此外的《阴符经》注释没有类似的论题，所以我认为不能把现存的李筌文本放到很晚的时代。
李筌本附录的注文里还有一句话“六癸即玄女符也”。“六癸”这个词出现在张良注。玄女应该是来自黄帝神话。这句话继承了集注本，又糅合了黄帝神话。皮日休和陆龟蒙的唱和里面出现了黄帝和《阴符经》的关系。《墉城集仙录》讲到玄女授予黄帝“阴符之机”。李筌故事里面没有玄女的因素。既然附录抄录了别人的注释，“六癸即玄女符也”也可能是抄录来的。谈玄性质的抄录显示不出信仰背景，但是玄女符这几个字表达的黄帝信仰显然和注疏内容的黄帝形象截然不同。就目前的材料而言，这只能是唐末以后的事情。(24)由于我们目前找不出晚于北宋的因素，我认为李筌本的现状应该保持着北宋时期的面貌。
在本文末尾我要介绍山田俊教授的研究。他去年发表的报告详细对勘了十真注本(25)和袁、李两个本子的异同(26)，将会给我们很多启发。他列举了十条材料比照三个本子，给我们很大方便。我认为十真注解和袁、李二本有同有异，所以不是参考这两个本子的。十真注解的这些类似文字也不会是直接来自我假定存在过的祖本。它根据的应该是一个在性质上和袁淑真、李筌两个修改本相同的演出本。山田教授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料，让我们看到袁淑真本和李筌本根据的祖本在宋代还是颇有影响的。
【注释】
①陈进国：《李筌〈黄帝阴符经疏〉的真伪考略》，《中国道教》2002年第4期。陈茉陆续发表了论文和专著，讨论到和这两个经典有关的问题，本文不及论及。
②山田教授还送给我他最新的研究报告《中国近世期阴符经诸注の总合的研究》。限于语言能力，我没有能参考以前其他日本学者的研究。我也感谢德国汉学家常志静(F.Reiter)先生送给我他早年的研究成果。
③李筌本“愚人以天地文理”经文下注、疏没有分列。
④李筌本除了三个“圣我”词和袁淑真本相同以外，还有一处文字把“圣”字断在上句。我认为，这个例外可以看作是后人修改的结果。我们会看到袁淑真的注文里面写作“圣我以时物文理”，没有“哲”字。我怀疑这个本子的经文原本也可能是没有“哲”字的。本人不能免俗，迁就了现存文本的经文，在校订袁淑真本子的时候增补了“哲”字。本人希望能有机会追寻不同于流行经文的线索。
⑤1041年成书。
⑥张固也著：《古代目录学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本没有注明这部著作的作者。本文根据钱侗《崇文总目辑释》。根据张固也的研究，这是钱侗增补的撰人。本文仅作为信息列出供同行参考，不表示我认为这一定是李筌所作。
⑦《新唐书·艺文志》，1060年成书。
⑧《通志·艺文略》，1161年成书。
⑨[荷兰]龙彼得：《宋代收藏道书考》导言，李丰楙翻译，《宗教研究》丛刊2014年号，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所主办，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张固也著：《古代目录学研究》，第154页。《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是1145年成书的。
⑩作者高似孙(1158-1231)。
(11)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指出袁州本和衢州本著录不同。现存《郡斋读书志》的文本1249年初刊于衢州。参见[荷兰]龙彼得《宋代收藏道书考》目录部分。
(12)《宋史·艺文志》，1346年成书。小注：“骊山老母注，李筌撰。”
(13)龙彼得认为《玉海》引用了1178年成书的《中兴馆阁书目》。
(14)李筌本的这段经文注、疏没有分开，而且有改动。我们可以从袁淑真本的文字里面看到注、疏两部分的痕迹。
(15)例见《中华道藏》本李筌《黄帝阴符经疏》解题。
(16)不同处在于李筌本序言云“虽略抄记”，而其他两个仙传都云“抄读数千遍”。
(17)王宗昱：《对朱熹“阴符经考异”的再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
(18)“诀”，朱子遗书本作“术”。
(19)例如李筌“得阴符本”的“本”字如何断句，可以作为证据。
(20)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22页。
(21)张固也著：《唐代文献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22)《中华道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3册第736页。该书有1291年序言。
(23)对照序言，我们能看出“含弘万象妙义灵也”是后来改写的。
(24)王宗昱：《关于〈阴符经〉的几个问题》，《和谐发展，天下有道》，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
(25)本文用简称。正统道藏本题为“黄帝阴符经集解”，道藏辑要本题为“黄帝阴符经十真集解”。
(26)[日]山田俊：《中国近世期〈阴符经〉诸注の总合的研究》，熊本县立大学，2016年3月。
（原载《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