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除了中土僧人的不懈努力，还与外国僧人的积极援助分不开。汉唐时期，大批来自古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佛教僧人在中土王公贵族的支持下，翻译佛经，度众弘法。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佛教迅速在中国扎根并发展壮大。历史上，来自西域诸国和古印度各地的外国高僧统称为“胡僧”。胡僧们负笈东来，随缘达化，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佛教臻于极盛的唐代，入唐胡僧特多。在众多唐代胡僧中，僧伽是一位十分引人注目的胡僧。他备受唐中宗的青睐和优待，“化唐土五十三载”，①是在中土弘法时间特长的一位胡僧。唐代胡僧僧伽在《宋高僧传》中有传，其人其事亦散见于唐代诗文，但还存在一些不同说法。因此，本文试就唐代胡僧僧伽的生平事迹略做考析，以期有裨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探究。

一、僧伽是西域何国人

僧伽是一名胡僧，他来自西域何国，《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曰：

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犹僧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华语。详其何国，在碎叶国东北，是碎叶附庸耳。

北宋佛教史学家、僧人赞宁《宋高僧传·僧伽传》明确记载僧伽是西域何国人，然而，世传唐代诗人李白《僧伽歌》却说僧伽是南天竺人，《僧伽歌》诗云：

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问言诵咒几千遍，口道恒河沙复沙。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貌棱棱。亦不减，亦不增。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胡孙藤。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忏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②

关于李白《僧伽歌》这首诗，宋代学者董逌在其《广川书跋》中指出：

《僧伽传》，蒋颖叔作，其谓李太白尝以诗与师论三车者，误也。诗鄙近，知非太白所作。世以昔人类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尝深求其言而知其不类。予为之校其年，始知之。太白死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为六十年而白生，当景龙四年，白生九岁，固不与僧伽接。然则其诗为出于世俗而复不考岁月，殆涅其服者托白以为重，而儒者信之，又增异也。

据《宋高僧传·僧伽传》，僧伽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俨然坐亡”。李白生于武周长安元年(701)。也就是说，僧伽入灭时，李白年仅9岁。因此，董逌认为“当景龙四年，白生九岁，固不与僧伽接”，《僧伽歌》“诗鄙近，知非太白所作。世以昔人类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尝深求其言而知其不类”。职是之故，《僧伽歌》所谓僧伽“有时”与李白“论三车”，绝无可能；《僧伽歌》所谓“此僧本住南天竺”，亦不可信。

僧伽不是南天竺人，他是西域何国人，北宋僧人赞宁已有定论。可是，晚于赞宁150余年的宋代著名僧人惠洪对此仍然表示怀疑，他在其《冷斋夜话》卷九中说：

僧伽，龙朔中游江淮间，其迹甚异。有问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问：“何国人？”答曰“何国人。”唐李邕作碑，不晓其言，乃书传曰：“大师姓何，何国人。”此正所谓对痴人说梦耳，李邕遂以梦为真，真痴绝也。僧赞宁以其传编入僧史，又从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犹僧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详何国在碎叶东北，是碎叶国附庸耳。”此又梦中说梦，可掩卷一笑。

惠洪所谓“唐李邕作碑”，是指唐人李邕所作《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碑文中说：

……普光王寺者，僧伽和尚之所经始焉。和尚之姓何，何国人。得眼入地，龙朔初，忽乎西来，飘然东化。独步三界，遍游十方。……③

惠洪认为，唐人李邕不明白“有问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问：‘何国人？’答曰：‘何国人。’”这段问答具有“插科打诨”的意味，“此正所谓对痴人说梦耳，李邕遂以梦为真”，乃书传曰：“大师姓何，何国人。”惠洪指出，到了北宋，赞宁沿袭李邕之说，“此又梦中说梦”。然而，揆诸史实，李邕并非“痴人说梦”，赞宁也非“梦中说梦”。

李邕(675-747)是盛唐名士，文章、书翰、词辨、英迈号称一时之杰。他生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武周长安四年(704)以“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官”而召拜为朝廷左拾遗。神龙元年(705)，唐中宗以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李邕身为左拾遗，上书进谏，却被出为南和令，又被贬为富州司户。④而据《宋高僧传·僧伽传》，景龙二年(708)，唐中宗派遣使臣诏请僧伽赴京入宫廷内道场，直到景龙四年(710)坐亡。在此期间，李邕虽已贬谪地方，但仍心系朝廷，他对深受唐中宗宠遇的内供奉僧僧伽不会一无所知，更不至于书碑时“痴人说梦”，随意杜撰。

僧伽姓何，是何国人，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的这一记载还可以从唐人牛肃的有关记述中得到佐证。《太平广记》卷九六“僧伽大师”条引《本传》及《纪闻录》曰：

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

《太平广记》记述僧伽的这段文字出自《本传》及《纪闻录》，《本传》可能就是前文董逌所说蒋颖叔《僧伽传》；而《纪闻录》则是唐人牛肃《纪闻》，《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著录有“牛肃《纪闻》十卷”。牛肃在两《唐书》中无传，据《元和姓纂》卷五“牛氏”条，牛肃是唐开元时人，⑤则他和李邕是同时代人。《本传》和牛肃《纪闻》谓“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则进而佐证了李邕所言可信，赞宁所记不误。

唐代胡僧僧伽姓何，他是昭武九姓胡。唐代昭武九姓胡常见于史籍的有七姓，即康、安、曹、石、米、何、史。“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⑥唐代史籍、碑志和出土文书中，都有大量“以国为姓”的事例。这种姓氏与国籍的同一性，可以说是胡姓汉译的通例。⑦僧伽是西域何国人，毋庸置疑。“何国”在《新唐书》中称作“何”或“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其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部的阿尔别希姆地区。

二、唐中宗与僧伽

中亚人僧伽入唐弘扬佛法长达半个多世纪里，最为荣耀的是，他被唐中宗尊为“国师”。

唐中宗“可以称得上是唐代第一个虔信佛教的男性帝王”，⑧他在位期间，“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调者数十万”。⑨唐中宗崇敬佛教，他不仅盛兴佛寺，广度僧尼，而且礼遇高僧，翻译佛经，探究佛理。在他的支持下，高僧义净在东都洛阳内道场译出《孔雀王经》《胜光天子》等4部佛经，“帝深崇释典，特抽睿思，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又御洛阳西门，宣示群官新翻之经”。⑩神龙元年(705)，唐中宗诏令高僧道亮与法席宗师10人“入长乐大内坐夏安居，时帝命受菩萨戒”。(11)翌年，他又问法于道亮。景龙二年(708)，唐中宗将高僧文纲延入内道场行道，于乾陵宫为内尼受戒，在宫中坐夏，为“二圣”内尼讲《四分律》。(12)景龙三年(709)，唐中宗又遣使征召文纲弟子道岸律师与高僧大德数人同居内殿，“帝因朝暇，躬阅清言”；“皇帝睹其高尚，伏以尊严，偏赐衣钵，特彰荣宠。因请如来法味，屈为菩萨戒”。(13)

唐中宗屡次延请高僧大德入宫，讲经问道，度僧传法，他不仅礼遇国内高僧，而且十分重视入唐胡僧。唐中宗神龙二年(706)，胡僧菩提流志在长安佛光殿译经，“上御法筵，亲临笔受，百僚侍坐，妃后同瞻”。(14)西域于阗国沙门实叉难陀“智度恢旷，风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异学”，武则天发使求访，实叉难陀于证圣元年(695)来到了唐朝。长安四年(704)，胡僧实叉难陀以其母年老，思归慰觐，返回了于阗。唐中宗即位后，诏令再征实叉难陀。景龙二年(708)，实叉难陀再次入唐，“帝屈万乘之尊，亲迎于开远门外。倾都缁侣，备幡幢导引，仍饰青象，令乘之入城”，(15)安置在长安大荐福寺。

僧伽是备受唐中宗尊崇的又一位胡僧。僧伽于唐高宗龙朔初年就来到了唐朝，他长期在江淮一带弘扬佛法。景龙二年(708)，唐中宗遣使诏请僧伽赴宫廷内道场，“帝御法筵，言谈造膝，占对休咎，契若合符”，(16)尊为“国师”，“帝及百僚皆称弟子”，(17)并敕令恩度弟子慧岸、慧俨、木叉三人，各赐衣盂，令嗣香火。景龙四年(710)，僧伽示疾，唐中宗让他由宫廷出居荐福寺。僧伽“俨然坐亡”后，“帝惨悼黯然”，“敕有司给绢三百匹，俾归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土庶填阁”。(18)由此可见，唐中宗对僧伽恩渥之厚。

由于唐中宗的特加礼数，胡僧僧伽在唐朝贵为“国师”，以至于他虽死犹生，不仅唐中宗对僧伽“仰慕不忘”，中宗以后的诸多唐帝对僧伽也是荣宠有加。据《宋高僧传·僧伽传》记载，唐肃宗乾元年间，自燕蓟辗转传写僧伽图貌，“无不遍焉”。唐代宗赍舍绢三百匹、杂彩千段、金澡罐、皇太子衣一袭，诏令“写貌”僧伽入内供养。咸通年间，唐懿宗又给僧伽赐号“证圣大师”。

胡僧僧伽在唐朝何以具有如此久远的影响力？这固然与唐中宗的极力推崇分不开，但更深层次的原因，盖与是时观音崇拜的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宋高僧传·僧伽传》给我们道出了个中缘由：

帝(中宗)以仰慕不忘，因问万回师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之沙门也。”

《宋高僧传·万回传》亦云：

同时有僧伽，化迹不恒。中宗问回曰：“此何人也？”回曰：“观音之化身也。”

类似唐中宗与万回这样的问答还见载于《景德传灯录》和《佛祖统纪》。这些记载表明，在唐人心目中，胡僧僧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宋高僧传·僧伽传》载，僧伽在京城长安时，驸马都尉武攸暨生病，“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声振天邑”。后来，生病者多求救于僧伽，僧伽“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狮子而瘳，或掷水瓶，或令谢过。验不虚设，功不唐捐”。僧伽“或以柳枝拂者”，“或掷水瓶”，这正是典型的观音形象。《宋高僧传·僧伽传》称，僧伽“或认盗夫之钱，或咋黑绳之颈，或寻罗汉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预知大雪，或救旱飞雨，神变无方，测非恒度”。这正如《妙法莲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宣扬，受苦受难的众生，只要称念观世音名号，“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观音是菩萨，地位虽低佛一等，却仍然对人生和宇宙的究竟大彻大悟，达到解脱境界，既能利己，又能利他。她以游于娑婆世界(人世间)普度众生为己任，不摆架子，随叫随到，神通广大，即时见效，不要代价，公正无私，成为人类的救星和公仆，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广泛信仰和极度崇拜。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僧俗朝野形成了对佛教偶像的多元崇拜，其中以观音菩萨崇拜最为突出。(19)唐代僧俗朝野对观音的崇拜达到了虔诚而狂热的程度，唐中宗及其以后的唐代帝王对号称“观音之化身”僧伽的推崇和拥戴，即是如此。

三、僧伽与唐代江淮佛教及僧伽信仰

僧伽在西域少而出家，为僧之后，誓志游方。他始至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于唐高宗龙朔初年来到江淮一带。景龙二年(708)，唐中宗征召僧伽进京入宫。景龙四年(710)，僧伽归寂长安，俗龄83岁，他“在本国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载”。(20)僧伽“化唐土五十三载”，除了景龙二年至四年在京城长安3年，他随缘达化江淮长达50年，为唐代江淮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僧伽在江淮弘法50年，他最初隶名于楚州山阳龙兴寺，后来杖锡嘉禾灵光寺，复又行抵晋陵国祥寺，化迹不恒，屡彰瑞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泗州临淮(今江苏盱眙)创建了普光王寺，《宋高僧传·僧伽传》记载：

初将弟子慧俨同至临淮，就信义坊居人乞地，下标志之，言决于此处建立伽蓝。遂穴土获古碑，乃齐国香积寺也。得金像衣叶，刻普照王佛字……尝卧贺跋氏家，身忽长其床榻各三尺许，莫不惊怪。次现十一面观音形，其家举族欣庆，倍加信重，遂舍宅焉。其香积寺基，即今寺是也。

《太平广记》卷九六“僧伽大师”条引《本传》及《纪闻录》云：

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淮”为名。师请以“普照王”字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

普光王寺“缭垣云矗，正殿霞开。层楼敞其三门，飞阁通其两铺。舍利之塔，七宝齐山。净土之堂，三光夺景”；“峦阜隐嶙而屏合，淮水逶迤而带长。邑屋助其雄，商旅助其大”，(21)成为唐代江淮一带的名寺。

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敕天下诸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22)时，泗州著名的普光王寺也更名为开元寺。唐人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谓：“若以神道设教，化源旁济，作《泗州开元寺僧伽和尚塔铭》。”(23)由此可知，僧伽原先创建的普光王寺后来亦改名开元寺。

普光王寺(开元寺)后来遭遇水火之灾，唐德宗贞元年间，高僧澄观重建寺塔，唐人李翱《泗州开元寺钟铭》曰：

维泗州开元寺遭遇水火漂焚之余，僧澄观与其徒僧若干，复旧室居，作大钟。贞元十五年，厥功成。于是陇西李翱书辞以纪之。(24)

唐宪宗元和年间，徐泗濠三州僧正、泗州开元寺(普光王寺)临坛律德明远大师又对普光王寺进行了扩建，“作讲堂七间，僧院六所”，“建门廊厅堂厨厩二百间，植松杉楠柽桧一万本”。(25)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普光王寺再次遭灾，“寺塔皆焚，唯伽遗形俨若无损”。(26)长庆五年(825)至大和元年(827)，明远大师在徐州节度使王智兴的支持下，历时三年，“再造寺宇”，“自殿阁堂亭廊庖廪藏，洎僧徒臧获傭保马牛之舍，凡二千若干百十间。其中像设之仪，器用之具，一无阙者”，“轮奂庄严，星环棋布”。(27)普光王寺再度辉煌一时。明远大师行化江淮40年，“前后临戒坛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僧尼得度者三万众”。(28)

唐文宗大和八年(834)，明远大师迁化普光王寺。唐武宗会昌四年(844)朝廷下敕曰：

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寺中有佛指节也，并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贰拾。如有僧尼等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杖贰拾。诸道州县应有送供人者，当处捉获，脊杖贰拾。(29)

从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30)普光王寺在唐武宗灭佛运动一开始就首当其冲，受到了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会昌五年(845)六月，日本僧人圆仁到达泗州，他记述说：

泗州普光王寺是天下著名之处，今者庄园、钱物、奴婢尽被官家收捡。寺里寂寥，无人来往。州司准敕欲拟毁拆。(31)

经过会昌灭佛运动，普光王寺一蹶不振，从此衰落了。

到了五代，周世宗进军江南，攻取泗上时，相传僧伽寄梦于州民，言说不宜轻敌，州牧不信。然而，家家梦同，州牧遂降，一郡生民得以保全。于是，“天下凡造精庐，必立僧伽真相，牓曰‘大圣僧伽和尚’”。(32)

迨至北宋，宋太宗亦留心僧伽。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敕令朝臣白承睿主持重盖了普光王寺塔，“务从高敞，加其累层”。(33)翌年，他又派遣使臣送舍利宝货葬于新修的塔基下。宋太宗还“宣索《僧伽实录》”，敕令还原普光王寺为普照王寺。(34)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来到这里，他在其《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说：“故徒行参普照王寺。先拜僧伽大师真身塔，西面额名‘雍熙之塔’，礼拜烧香。”(35)由上可知，普光王寺在北宋时期再度复兴。

“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36)唐代初年，僧伽“尝纵观临淮，发念置寺”，(37)他在泗州临淮县创建了普光王寺。僧伽贵为“国师”，唐中宗为普光王寺御题寺额，普光王寺成为唐代江淮一带十分著名的佛教寺院，“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38)泗州城地处汴水入淮之口，控扼淮、汴通漕襟要。处在沟通南北水运交通要道上的泗州普光王寺，由于供奉着僧伽真身，香火极盛，到了宋代，一跃成为全国五大名刹之一。号称“观音之化身”的僧伽，随着观音崇拜的盛行，也渐渐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僧伽造像遂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僧伽崇拜从淮水下游逐渐遍及东南沿海以至到扩大全国各地。皇室贵胄的赐封追捧，僧俗信众的景仰崇拜，文人学士的广为传扬，大约在唐末五代时，全国各地寺院就多供奉有僧伽像。宋代以后，民间的僧伽崇拜更为盛行，成为宋元时期中国民间崇拜的一个重要偶像，与其稍后的妈祖、济公和尚有相似之处。考古学上发现的大量僧伽造像，也为我们研究中国民间僧伽崇拜的史实提供了实例。(39)

外来和尚僧伽由一介胡僧成为道行超凡的高僧，又由一名高僧成为灵异迭现的神僧，并演变成为护佑多方的圣僧，最后发展成为中国民间的僧伽信仰，这一现象着实罕见。究其实质，它既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又是佛教本土化的写照。

【注释】

①(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8页。

②(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七《僧伽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05-406页。

③(唐)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五七，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529页。

④《旧唐书》卷一九○中《李邕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40页。

⑤(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卷五“牛氏”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05页。

⑥《旧唐书》卷一○四《哥舒翰传》，第3211页。

⑦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8页。

⑧(美)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唐代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⑨《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第3159页。

⑩(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第2页。

(1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八《唐越州云门寺道亮传》，第183页。

(12)(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京师崇圣寺文纲传》，第332-333页。

(13)(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四《唐光州道岸传》，第336-337页。

(14)(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大正藏》第四九卷，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影印本，1990年版，第372页。

(15)(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第32页。

(16)(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49页。

(17)(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大正藏》第四九卷，第372页。

(18)(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49页。

(19)郭绍林：《论唐代的观音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

(20)(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49页。

(21)(唐)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五七，第4529页。

(22)(宋)王溥：《唐会要》卷五○《杂记》，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79页。

(23)(唐)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董诰等：《全唐文》卷四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04页。

(24)(唐)李翱：《泗州开元寺钟铭》，董诰等：《全唐文》卷六三七，第6427页。

(25)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六九《大唐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远大师塔碑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60页。

(26)(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50页。

(27)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六九《大唐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远大师塔碑铭》，第1461页。

(28)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六九《大唐泗州开元寺临坛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明远大师塔碑铭》，第1461页。

(29)[日]圆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页。

(30)[日]圆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439页。

(31)[日]圆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476页。

(32)(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51页。

(33)(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51页。

(34)(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第452页。

(35)[日]成寻撰，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36)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七《送僧澄观》，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10页。

(37)李邕：《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五七，第4529页。

(38)(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二八，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07页。

(39)徐苹芳：《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年第5期。

(原载《史学集刊》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