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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平】美学怎样才能既是理论的学科,又具有实践性

  

  最近一些年来,关于美学的实践性有很多人论及。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美学的实践性不等于实践美学。实践美学是美学界对李泽厚的美学所作的命名,李泽厚曾对此作出澄清,说这个名称不是他自己提出的,但他主张美学要走向实践。这里,我们就有了两个对“实践”一词的用法:一是以“实践”为理论原点,建立美学的体系;二是将使美学付诸实践,将美学的知识、观念、方法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我们常常将这两种用法混淆。 

  以“实践”为理论原点,从实践哲学走向实践美学,这是一个大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已经很多。有很多“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提法,有各种以实践为名,却把实践当成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使美学更加形而上学化的努力。对此,由于已有很多的论述,这里无法通过一篇短文来处理。实践的第二层意义,即作为一个理论学科的美学走向实践,却有着很多相关的问题有待澄清。 

  关于美学走向实践的思考,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呼声,即理论要“接地气”。这里面包含着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接地气”的说法,本身很难判定是非,关键是如何理解。有一种流行的理解,认为理论要从实践中生长起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从事理论研究的人,都必然要读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理论论著。特别是美学这样一个学科,18世纪才在欧洲建立起来,20世纪初才传到中国,不继承这些学科内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和发展,没有人能够凭空建立起美学来。 

  这是一个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过程。最初的学习是必要的,从接受到掌握自如,到自主的发展,形成理论的自觉和自信,其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理论必须以既定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在此基础上修正和发展。离开了这个前提,理论无法凭空建立起来。笔者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马建忠根据拉丁文语法,写了《马氏文通》,创立了古汉语语法;黎锦熙根据英文语法,写了《新著国文文法》,创立了现代白话文语法。这些都是仿作,有很多的缺陷,但汉语语法的建立正是要以仿作为起点。此后的人根据汉语的语言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对这两本书进行修正发展,逐渐形成学术的自主性。类似的道理几乎无处不在。学画的人,先学图式,后根据视觉来校正,最后有所创造。学书法的人,先学碑帖,后自成一家。同样,美学也是如此,最初引进来的学问生硬而不切合中国的实际,但那很有必要。此后,再根据中国的实际修正、调整,形成自己的理论。 

  当今不少“接地气”的呼吁者,不知上面的道理,要用实践来取消理论。他们的这种观点,其实也不新鲜。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姚文元就说过,要从照相馆里出美学。他无非是想取消作为理论学科的美学,用时文写作来取代它而已。对此,当时的学者就进行过批判。对“接地气”的说法,我们要做辨析,如果说的是理论要吸收来自艺术实践提供的营养而发展自身,那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是以“接地气”为名取消美学,那就要警惕。在学界,总有一些人对理论学科不怀好意。他们自己不懂理论,就设法把自己的缺点说成是优点。这时,就需要告诉他们,缺点终究是缺点,靠奇谈怪论不能颠倒黑白。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理论研究者的自我封闭,也早已是一个严重问题。毕竟,美学应该是关于艺术和审美的理论,要解决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许多美学研究者不再研究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他们所研究的,是关于理论的理论,而不再是关于实践的理论。他们的做法只是引进、梳理、阐释、发挥外国人和前人的理论。这种做法本身当然重要,并且在信息缺失、与时代脱节、对学术的新发展不了解时,从事这样的介绍尤其重要。但毕竟,这是次一等的工作。我们仍然需要学术的原创,需要结合我们自己情况来发展自己的理论,需要有学术的自主生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是凭空向壁虚构,需要面对当下的实践。 

  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以后,有人说,“美学已经乘黄鹤去”,美学被宣布为过时。美学书无法出版,无法在书店上架,美学界的争论也无人关注。最近这些年,美学有复兴的迹象。无论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谈论美学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曾从美学界逃亡的人回来了,新一代美学研究者成长起来,美学文章的生产量在提高,美学人口也在膨胀。然而,正在走向繁荣的美学学科中,也有着种种隐忧,反美学的声音仍时有出现。 

  这种现象首先表现在艺术之中。艺术升科以后,艺术学在取代美学,以材料、技法、技术手段、工具等,来取代对艺术中的美的追求。有一种说法,美学太空洞。美学管精神,艺术学管物质,美学尚空谈,艺术学尚操作。于是,似乎要务实,就必须投奔艺术学而放弃美学。 

  这种现象在文学中也有所体现。文学本来应该是离美学最近的学科,当年鲍姆加登就是从诗学的研究中,悟出aesthetica这个可译为“美学”或“感性学”的词的。但是,在当下的文学领域,不是用语言分析、叙事结构分析这些形式主义理论,就是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研究来取代对文学的美学分析。人们不再谈一首诗是不是好诗,而围绕着诗作形式的、心理的、政治的分析。一时间各种主义的十八般武艺全部用上,就是不谈对诗的审美评价。 

  在自然、环境和生态研究方面,美学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也成为难题。一方面,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而另一方面,关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的美学,则很难在这个世纪大趋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科学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但是,在这些当下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关于自然和环境的美的因素,却没有得到考虑,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很难发展起来。无人的荒野与人改变荒野的活动在自然美中各起什么作用?有关环境的伦理与环境的美之间是什么关系?生态意识的觉醒如何改变人们的美学观?这些问题在等待美学家们的清晰回答,然而,现有许多人的研究并没有指向这些方面。 

  在关于城市的研究中,有关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方面的功能性研究受到广泛的关注。然而,随着城市的迅速增长,怎样建立美的城市问题会提出来。一方面避免千城一面,另一方面避免一味求新求怪;一方面要有好的城市天际线,有地标性景观,另一方面也要实现可视可游与可感可居的结合。城市不仅是景观,也是家园,要实现游人评价与居民感受的结合,而把重点放在家园建设上。 

  在教育方面,当下出现的是用科学教育、知识教育来取代美育。一方面,在教育中以升学为中心,美育被排斥到边缘的位置;另一方面,一些本该属于美育的部门也非美学化。例如,学艺术是为了考级,背诗词是为了考一个好的语文分数,美感没有能融化在教育之中。 

  美学的复兴,就是要恢复这门学科作为精神性追求的品格。在美学中,我们常说康德和黑格尔过时了,被打倒了。他们不断地被打倒,但美学却需要通过不断地再次打倒他们而得以发展。 

  先说黑格尔,他通过理念与感性显现的关系,来描述艺术与宗教、哲学的关系,说明艺术终结的原因,也同样通过这两者的关系,来描述艺术史的象征、古典和浪漫三个阶段,并进而描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时过境迁,这些描述都显得可笑。想以理念和感性显现来说明一切,却似乎什么也没有说明。然而,他对超越具体艺术史细节的总体精神性的追求,他超出具体技术的改进、艺术变迁过程中此起彼落的具体情况的记录之外,对艺术进步的总体把握的思路,仍具有生命力。我们在对艺术、生态、教育的思考中,如果缺少一种从精神性角度的把握,就会淹没在细节之中而失之目光短浅,只能生产出一些具体的知识。 

  从这里,我们回到一种“介入”的立场。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笔者过去的一位学生翻译的阿诺德·贝林特所著《艺术与介入》一书。“介入”(engagement)是一个特别的词,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介入”(engage)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这个词在国际政治的文章中,曾被译为“接触”,并被用于与“围堵”(contain)相对而相反的词。其实,翻译为“接触”,并不准确,只是当时需要这么译,也需要这么理解,并且实际上起的也正是“接触”的作用。这个词的更恰切的意思,正是“介入”。贝林特是通过批判“无功利”的康德美学,也通过批判“间接性”的分析美学,而提出“介入”概念的。他所倡导的,是艺术要“介入”到生活实践中去,从而改变生活。 

  其实,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也应该是这样一种“介入”的关系。美学不可能无前提地从实践中生长起来,也不应该与实践脱节而进行纯而又纯的理论循环。美学要保持自身传统的继承性,同时也要在与当下艺术实践的互动中发展自身。美学研究的成果要融化到当下各种审美和艺术实践之中,但美学本身不能融化,它要通过吸收生活实践的营养而成长发展。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理论与实践的第三种关系。前面说到的两种关系是,第一,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第二,理论要付诸实践。这里所说的第三种关系,是理论介入实践,理论以自身的发展影响实践,又不断从实践中汲取营养。理论与实践不再是互为前提,而是各自独立,相互对话,相互影响。 

  (原载《上海文化》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