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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洛特 陈欢】论人的非理性与开明

我想揭示我们专业一个不愿示人的秘密。此处的“专业”一词,在这里首先指的是哲学专业,但它也可用于被视为专业和一般学术生活的科学。这个秘密与开明(open-mindedness)有关。科学家、哲学家以及其他学术界人士并不算特别开明,我们总体来说其实相当保守(close-mindedness)。这一事实对我们理解科学和哲学语言有重要启示,对德性知识论也是如此。我们德性知识论者对人的认知理性过于乐观,就如同(情境主义者认为)德性伦理学家对人的道德能力过于乐观一样。但这并不会削弱德性知识论———这只会让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变得更加明智。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来推进相关义理的进阶。

首先让我来描述一下科学哲学中存在的一些对科学术语(scientificterms)含义的看法。P.K.费耶阿本德和托马斯·库恩曾响亮地(大致)说过,随着科学的产生、发展或者变化,新的理论将会替代无法与其相通约(incommensurable)的旧理论会被人们所接受。旧理论可以像新理论那样使用相同的某个或某些术语,但这些术语实际上指称的却是不同的现象乃至不同的“世界”,像“电”、“力”之类在一套特定的科学假设中具有某种含义的术语,当新的替代理论被接受时它们也许仍然会被使用,但不再拥有之前那种特定含义1。有鉴于此,库恩强调,新理论的倡导者要想让旧理论的长期支持者改变想法去接受新理论,极为艰难,原因在于,老一辈科学家和年轻一辈科学家生活在不同的科学世界里。这些科学家不太可能成为科学哲学家,因此,当新理论继续延用旧理论中的相同术语时,他们就无法辨别其中所发生的含义和指称的变化。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交流会显得混乱不堪和一塌糊涂,乃至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当某些古代理论(比如托勒密的理论)的信徒论述其与晚近理论(比如爱因斯坦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时,该情况会更为糟糕。

这种看待科学史的方式在当前并非不受反对,恰恰相反。希拉里·普特南对不可比较观念进行了最严肃、最持久的批评(当然,我不打算在此处重复他的观点),我认为他的观点很有力量2。普特南以“电”这类术语为例,细致地阐述了科学家对它进行理论建构与思考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时,何以能保持其指称不变。但有一个问题普特南从未解决,而实际上那是一个赋予了费耶阿本德和库恩的哲学思想以生命的核心问题,即,不同的科学学派或理论传统的支持者之间一直存在分歧这一事实。如果新理论的支持者(随着老一辈科学家的相继去世,该新理论最终赢得了当今科学家们的赞同)与旧理论的支持者所论及的现象是一致的,如果他们不是处于不同的科学世界,如果他们不使用互不相容的概念,为什么支持新理论的科学家想要说服支持旧理论的科学家会如此困难甚或不可能?

你可以说因为新的科学理论并不会比旧的理论更精确、更接近真理(至少在费耶阿本德和库恩的文本中,他们都表达了此类倾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老科学家一直未被说服,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新科学家发现有必要进入一种新方向而老科学家却不这么认为(当然,科学的反常与危机在二者身上均可能显现)。尽管费耶阿本德和库恩对“新的科学理论比旧的科学理论更接近真理”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但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不过,如果我们是对的,那么普特南基于科学视角变化而提出“意义与指称保持不变”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回答我在上文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老科学家通常会拒绝接纳我们所认定的新的科学见解和真正的科学进步。

我愿在此给出我的答案。我认为该答案在理智上极为合宜,不过,它也会给研究人员带来令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与其说这些问题是理论问题,不如说它们是伦理问题或个人问题,但可能正因为如此,它们会使我们哲学家产生很多思考。我认为,老科学家之所以拒绝接受最终会被接受的新理论(由于我本人并不是科学历史学家,所以我在此处依托的文本大多来源于专业学者所论述的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其原因是缺乏开明,我还认为在哲学家或者哲学内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会在下文进一步讨论。有理由(在伦理或个人意义上)把开明视为认知德性,因此,我认为科学家、哲学家和其他人都比我们想象或承认的更保守且在认知上更具非理性。这也许会对发生在普特南和被他批判的那些人之间的争论有所启示。

我想以讨论开明为开端。所谓开明,即对自己不同意的观点以及自己完全陌生的观点保持某种开放性。迄今为止,知识论者都不怎么讨论这种认知德性。在讨论理论德性(theoreticalvirtue)和德性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没有强调开明,也没有在其著作中显现出什么理论层面的开明。他在《形而上学》中论述了“训练有素的心智”(educatedmind),但此概念与开明并不是一回事。他认为有德性的人始终知道他们是正确的,对于与他们存在分歧的那些人的伦理观点或价值,不必在意也不必持有开放或接受的态度。

现代知识论被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融贯论(coherentism)主导,但是这两种理论传统都不像最新的、最主要的知识论研究方法那样强调开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即德性知识论。迄今为止,德性知识论出现了两派:责任论(responsibilism)与可靠论(reliabilism)。可靠论者认为,知识产生于可靠的认知机制,他们不像责任论者那样强调开明。责任论者认为,认知德性与道德或伦理德性有关,基于作为理想的认知特征(trait)的开明与作为理想的个人伦理品质的开明(如果我们对他人的意见和态度保持开明,我们就会相处得更融洽)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把开明看作一种认知德性3

然而,虽然当前很多德性知识论文献经常提及并强调开明,但有一点似乎一直被忽略。未曾有人指出过,对于对自己持有异议的那些人保持开明,即完美地显示出一种从他们的立场看问题的意愿和能力4。因为从他人立场看问题是一种移情(empathy),我们也可以说,完全的开明要求我们具有移情的能力与倾向。当我通过移情去领会他人的信念时(就像童年时的我领会父母的政治观一样),移情就使我相信了某种东西。不过,当我们对他人的观点保持移情时,我们不会必然地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一切。开明的人可以以一种试探性或实验性的方式去领会他人的观点或立场,而非草草地直接去相信我们父母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作为一种无意识过程的结果)。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影响移情和开明的各种因素。

相信某物即是在知识论意义上赞成它,将它以演绎、归纳或溯因等方式容纳并用于自己的理论建构以及理论之外的实践目的中(关于世界的知识帮助我们采取特定的手段去实现相应的目的,以此来满足我们的欲望)。不过,我们在知识论意义上赞成某物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总是持续不断地这么做。新证据能使我们进入新方向,颠覆我们此前赞成新理论时所持有的信念,正如某些事情的发生能够改变我们对朋友或熟人的态度一样。我们能改变我们的信念。不过,即使一个开明的人对改变其信念持开明态度,也会不愿意甚或不能立即改变它们:如果有人突然否定我们的信念,我们很可能会生气或不悦。相反,如果有人以一种审慎、恭敬的态度处理该问题,我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话给予恭敬、开明的关注,即使他们正在反对我们的信念。但是,这取决于我们是否(在特定的领域中)真正开明,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有些情感(emotions)会阻碍认知上的开明,这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候会对所有事物抱有保守心态。我们先来讨论一下道德情感(moralemotion),这将有助于解释该问题。大众心理学(folkpsychology)的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愤怒和恐惧往往会妨碍我们对他人困境或需求的移情。我见到一位盲人正在犹犹豫豫地穿过繁忙的街道,我对他的恐惧产生了移情,或许还对他想要穿过那条街的迫切愿望也产生了移情。但就在此时,一个疯子以威胁的姿态举刀走向我,以至于我完全忘记了那位盲人。虽然之前盲人过马路的恐惧以移情的方式注入到了我的体验之中,但此时我对于自身安危的恐惧已经完全替代了盲人的恐惧,这种恐惧会消除或者极大削弱一个人对他人困境的移情。愤怒也会产生类似效果。如果我对我不认识的人所遭遇的悲痛产生了移情,而随后确证该人曾极大地伤害了我的家人,这种确证会消除我最初基于移情而对该人产生的一切同情。愤怒使人难以或不太可能对愤怒对象(乃至一般人)产生移情;因此它往往会妨碍或者削弱一个人对他人的关怀。因此情感(该情形亦适用于“厌恶”这一情绪)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移情关怀(此种移情关怀通常被视为道德上的好,或是在道德上值得赞扬)。现在我将力图进一步揭示:情感会影响移情这一与开明相关涉的认知能力。

此处,我将不局限于讨论具体案例,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及的“恐惧与愤怒可能会干扰开明的具体实践”的情形。如果有人拿刀攻击我,我就无法集中注意力思考那些需要报以开明态度的事情;如果有人伤害了我的家人,我就一点都不想听他们不得不说的话。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都不会认为那个感受到了恐惧或者愤怒的人缺乏开明。上述情形可以与开明很好地匹配在一起,我们并不需要对那些言行不一的人持有任何移情关注(empathicattention)。但在其他案例中,情感能够表明一个人缺乏理智移情(intellectualempathy),并且他并非是真正或完全的开明(在一定的信念范围内)。

请先试想一个非认知(non-epistemic)的案例。比如,有一个与我有关的谣言正在四处传播,我想阻止它进一步传播。该谣言可能涉及到我过去做过的、不想让人知道的不光彩之事,我会担心谣言会进一步传播(也会为它已经传播开来而感到不安)。所以,如果我们所欲求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在无法得到或不太可能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时,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当然,恐惧可能会与希望交织在一起,但是此处请让我们聚焦于恐惧。现在声誉实际上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的声誉受到严重威胁,我就会感到非常恐惧或焦虑。有人甚至认为,受到他人的尊重是人最基本的欲望之一,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他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动机与人格》中指出,被爱的欲望与被尊重的欲望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重要,这个观点很有意义5。因此,我在下文会用到它,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它适用于科学或学术保守问题。

当有人突然攻击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时,我们就会产生愤怒或不悦的反应,这表明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东西自动投入了某种(无意识的)情感(或许,信得越深,投入越多)。不过,对于那些知道旧理论存在问题却仍然紧抓不放,乃至即使有新理论能解决那些问题时也仍固执己见的科学家而言,他们对旧理论投入的情感要多于纯粹的信念基于自身而必然要求的情感投入。我认为额外的情感投入在于对声誉的忧虑。如果他们为之做出了贡献的旧理论不得不被公认为是错的,那么他们的功劳可能将会比他们及其他人最初所认为的要小,他们的声誉相应也会受损。没人愿意此事发生,而对“此事可能会发生”的恐惧又会促使科学家们去虚构(thinkup)“为什么这不会(或不能)发生”的理由。而“新理论是错误的”这种信念代表了一种愿望式思维,即,减轻人们确实犯了理论错误时的恐惧或焦虑。人们承认自己错了即是要去面对声誉将会受损的现实,人们因为非常希望自己的科学或学术声誉保存完好而害怕真相,这种欲望最终可追溯至马斯洛所说的作为人类生活和人类心理基础的受他人尊重的欲望6

所以我认为,某种学术或理智上的虚荣(vanity)是守旧的科学家们极不情愿接受新理论的原因。并且由于对于青年科学家来说,情况远非如此,我们因而也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相较老一辈而言,青年一代提出的新理论具有更强的接受能力。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起青年科学家的虚荣心,那也是为科学理论化带来变革的想法,而非沿袭传统做法的欲望。我提到了虚荣,一种我们认为不太好的品质。不像之前提到的出于自卫和家庭积怨的那两个案例,当证据与论证都支持新理论时,如果科学家们仍然对旧理论情有独钟,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行为在认知层面既不会值得欢迎,同时也应当受到批评。这表明他们出于某些虚荣的缘故而缺乏开明。但是由此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从那些缺乏开明的科学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将自己的名声投入了特定的理论或研究进路。此类情形同样发生于哲学以及其他的学术领域甚至是学术圈之外。通常在其职业早期,哲学家会接受某种理论或方法,然后在余下的治学生涯里对它进行支持或详细阐述。

以康德主义者为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康德主义伦理学家对近来复兴的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表现出了某种开明。他们认识到,较之于功利主义,这种伦理学与他们的共同点更多。与此同时,相较之前所发生的功利主义的哲学讨论,上述认识给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o-Aristotelian)伦理学带来了一定的“提升”。但这一切没有使任何康德主义者放弃他们的康德主义伦理学进路转而去支持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如果我对这一论题的理解出了错,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存在着某些罕见的情况,或是认为转换与变革已经发生于理论之中,然而在现实层面我们却难以指名道姓地说出上述情形是否真的发生过,这便恰好印证了我的观点。是否有人能够举出一例来满足我刚才所说的理论转型呢?一位坚定的反康德主义者(anti-Kantian)的观点真的能够被扭转吗?于我而言,我将给出否定的答案。

我认为在其他领域,或者在哲学的其他理论方面,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任何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最终会被自由意志的兼容主义(free-willcompatibilism)所说服吗?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我已经在该领域里工作了几十年,但是我既不认为有人做到了这点,也从来没有看到该理论方向得到了扭转。

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哲学家,我们不应该为我们对自己观点所表现出来的固执而感到尴尬吗?哲学家的思想应该比一般人以及其他的学术业内人士更少偏见,更少束缚。哲学家比任何人都强调人类生活中理性的重要性,面对接踵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