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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兆明】道德行为选择中的“道德想象力”——读杜威《人性与行为》

 

一般说来, 道德行为选择过程是一个在给出行为选择合理理由基础上做出抉择的过程。人们通常或者习惯于寻求某种道德法则、价值原则, 或者以习惯、契约等作为行为的合理理由。然而问题在于:仅仅依据道德法则、价值原则是否充足?是否会陷于为义务而义务的形式主义?即使是依据习惯、契约, 其理由是否充足?是否会同样陷于某种形式主义?道德行为是实践、情境的, 离开了具体实践情境, 真的能够找到道德行为选择的合理根据吗?杜威的“道德想象力”为我们深刻理解道德行为选择及其合理理由打开了另一天地。

传统各种伦理学理论无论彼此有多少差异, 均是要建构起一种道德基石, 从某一原则引申出一系列道德义务责任。但是, 杜威认为既有的各种伦理学理论根本失误正在于此:忽视智慧与理智而偏爱持守准则。在他看来, 伦理学所有体系化做法都患有“近视症”的危险, 伦理学不是寻求单一、绝对善的, 而是实践的, 它须进入人的具体境遇, 须面对具体境遇中的具体要素。“一般性原理, 不管多么有根据, 也不能通过规定某人应该做什么而代替个人做出决定。”道德理论不能代替并解决个人实际道德境遇中的道德行为选择。在《哲学的改造》中, 杜威就强调必须放弃寻求道德单一、绝对基石的做法, 并对各种既存伦理学理论提供了实用主义的新解释框架。当然, 杜威的旨趣不是要绝对否定既有道德原则或原理, 而是要推进那些理论准则在日常生活中的真正应用1。杜威要以“想象力”为核心, 实现伦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使道德活动充满活力与创造性。

“道德想象力”涉及诸多道德哲学问题, 本文仅从道德想象在道德行为选择中的作用角度、以杜威《人性与行为》为基本文本, 揭示“道德想象力”在具体道德行为选择过程中的意义。

一、杜威的“想象力”

想象力是人的使不在场的成为在场的一种心理能力。“想象力”思想在近代休谟 (包括斯密) 同情心、康德先验综合判断与共通感理论中已存在。休谟的“想象力”主要是心理联想意义上的, 指人的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移情能力。康德对于“想象力”的理解则要深刻、复杂得多。在《纯粹理性批判》中, 康德明确将“想象力”区分为先验综合与心理联想两类, 并认为它们分别属于先验哲学与心理学。康德强调自己是在先验哲学的意义上理解“想象力”, 将其理解为“先天地规定感性”的一种“先验综合”能力[1]。在《判断力批判》中, 康德在思考判断何以可能时具体考察了人的心智活动过程, 并认为在判断过程中有“想象力”与“反思”两个心智运作过程。“想象力”的运作过程是使不在场的呈现为在场的, 成为主体的内感觉, 使主体作为在场的“旁观者”中立地去“看”, 并为“反思”的心智运作过程准备好对象。“反思”是下判断。心智的这两个运作过程, 是要为判断确立起不偏不倚、中立的特质[2]。杜威的“想象力”概念更接近于康德心智运作过程中的“想象力”。

杜威将想象力理解为与感性活动一样“人类活动的正常的组成部分”, 一切积极的理性活动离不开想象力[3]。他将想象力分为“移情”与“对可能性的创造性发掘”两个方面, 且认为此两个方面“同时运行”。不过, 杜威主要是在后一方面的意义上思考“想象力”问题, 他主要关注的是认知具体化、语境化、创造可能性意义上的想象力。杜威所理解的想象力“是根据事物之能是而具体感知所面临的事物之所是的能力”。这种意义上的想象力, 不是仅仅“作为道德判断与道德知识的补充”, 而是要“深刻地介入于道德生活之中”, 去“创造性地”发掘、发现“与现实生活画面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可能性”。它不仅“位于慎思的前景中”, 而且居于“核心”2。杜威的想象力至少在两处明显不同于康德。其一, 不仅仅是“看”, 更是“做”, 是主体在“抽象彩排”中的创造性演出之“做”。主体不仅仅是在场的“中立”旁观者, 更是在场的积极行动者。其二, 理性活动内在地包含着想象, 想象与反思 (慎思) 不是外在的, 而是理性内在的不同环节。

杜威对“想象力”的理解明显不同于休谟、康德, 这与其工作旨趣不同直接相关。休谟、康德的任务是要揭示与证成普遍理性、客观真理、道德价值标准的确定性, 杜威则是要在已经确立起现代普遍人文价值精神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揭示:对真理的认知、道德价值具体实践何以可能, 如何使真理、道德价值在日常经验生活中具体呈现。杜威的旨趣不是证明既有理论, 也不是创建体系, 而是生活与生活的艺术, 是创造性地生活。杜威思想所指向的是:已经确立起现代基本价值精神的人们如何更好地面向生活、过好的生活, 如何有生活能力与智慧过好的生活。近代欧美思想界, 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杜威, 是一个确立起普遍价值, 到在普遍道德价值基础之上寻求普遍价值具体实践的发展过程。如果离开了这一演变线索, 就不能准确理解杜威相关思想。

杜威所理解的“想象力”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感知能力, 是从“能是”来感知“所是”的能力。这不同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从“所是”去感知“能是”, 但是, 杜威却要颠倒过来, 由“能是”感知“所是”。他试图引领人们充分发挥理智的作用, 从纯粹当下局部的感知中走出, 努力去感知事物的可能存在样式, 进而对当下具体境遇、对事物的当下存在有合理理解, 通过“想象力”去创造可能的行为, 并选择恰当的行为。想象是行为的一个阶段, 在此阶段中, 不仅与我们可能相关的一切境遇被呈现, 而且想象本身作为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连续复合体存在。在想象中, 我们不仅预测各种可能行为结果, 而且还预测那些与我们生活交织一起的人们的可能态度及其影响, 为行为选择富有意义的可能路径。这一过程, 打开了行为的可能空间, 解放了行为过程本身[4]99

事物是人们所理解的。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理解事物, 事物就可能是什么样的。事物之所以成为这样的, 是由于我们自身使它成为这样的。由于我们没有感知到事物可能是那样的, 且我们通过活动参与阻碍或抑制了事物的另一些可能, 而另一些可能或许会比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可能更好。杜威的想象力就是要解放人的思想, 唤醒人的感知能力与理性能力, 去充分地感知境遇、事物的可能存在。它拓展了人的感知, 使其超越了直接面对的境遇与事物。它在拓展我们所应对环境的同时, 一开始就以积极、创造性态度去构建我们可能面对的境遇与事物。

不过, 想象力不是空想。尽管想象力是主观自由思想, 但是, 从实践的角度看, 想象力却不能脱离实际成为幻想。在此意义上, 想象力有两类。其一, 创生性的或创造性的。这是现实主义的积极创造性活动。这正是杜威通过“戏剧性彩排”所要着力揭示的。其二, 幻想的。这是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空想。杜威在谈到革命、反叛时, 曾对此有过具体论述。革命、反叛可能会取浪漫主义的形式, 它把一切制度、习俗视为自由的敌人, 视为束缚。“冲动的普遍解放也许会使一直停滞不前的事物活动起来”, 但是, 如果被释放出来的冲动力量处于“通往任何事物的途中, 它们就既不知道路径, 也不知道去往何处”[5]101-102。杜威的核心思想是要强调实践须基于当下现实、切实可行的, 即使是创造条件, 也是在现实基础之上能够切实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 我们不难发现, 杜威的想象力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心理活动能力或主观经验, 而是内在地包含着思想之“思”能力的高级精神活动:是理性精神对可能世界的创造性探索, 是对行为可能条件、可能方式、可能结果的充分审视、思虑或慎思。

“慎思”是人在想象中对各种互竞可能行为方式的思想实验。在此思想实验中, 思维走在结果前面并预见到可能结果, 由此就能避免不得不接受已酿成的失败的尴尬局面。公开尝试的行为不可挽回, 其结果亦不能被抹去, 但思想实验中的“彩排”尝试行为却不同。它可以通过思想实验行程在思想中挽救可能的失败[4]104。慎思“是对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可能的行动方式的一种 (在想象中的) 戏剧式彩排”。它通过想象“试验”各种可能情境与方案, “弄清各种可能的行动路线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 “小心谨慎”地基于现实全面考虑诸多方面, 在开放性的诸多可能中找到一条既能有效规避风险, 又能协调诸多方面、使彼此能“愉快合作”的“完全敞开”的路径。当找到这样一条路径时, 行为选择就做出了。在此意义上, 行为选择是“慎思”的结果[5]117, 119-121。尽管想象力中包含着推理, 但慎思不是推理。人们不是依据推理行动, 而是将各种可能性呈现在眼前, 以便能对事物做出适当反应, 选择恰当行为[4]116

当然, 慎思的想象力并非纯主观的, 它有特定社会、文化内容, 甚至慎思所借助的概念及其规定, 均是特定社会、文化的。慎思总是在既有社会文化、既有规范性生活方式基础之上进行。人们的想象力能够是怎样的, 这在人们能够发挥想象力之前就已为其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文化、规范性生活方式大致决定。想象力具有批判、反思功能, 此反思批判功能通过想象力创造性发挥完成。想象各种可能的过程, 就是一个开放的反思批判过程。反思批判与想象力的创造性是二而一的过程。这里隐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个体慎思的想象力何以能够培育?杜威曾通过“风俗”与“道德”关系思考过类似的问题。杜威不仅强调共同体既有关系秩序乃至文化价值观念等对于个体道德的意义, 而且极其强调个体“独立判断和实施创造”的“习惯”对于共同体“风俗”重构演进的意义。杜威通过强调教育对塑造个体、培育个体独立判断与创造性精神的作用, 为想象力打开天地。个体想象力与社会文化、规范性生活方式, 是开放性互构关系[5]46-48, 62

道德反思不是思辨的, 而是经验、情境的。它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实验:通过想象力创造的内经验、精神活动。在此思想实验中, 思想在观念中创造出诸多行为可能性及其后果, 并在比较的基础之上做出行为抉择。此思想实验杜威称之为“想象中的戏剧彩排”。道德行为不是“为义务而义务”的活动, 它是经验性、情境性、创造性的, 它离不开对各种可能性的探索。

二、作为生活艺术的道德

杜威将伦理学“理解为帮助人们更丰富地生活、更敏于事情, 以及更加充满情趣地介入生活的艺术。”他的这一方法更接近亚里士多德而不是康德[4]138, 甚至也更接近于黑格尔。其实, 伦理学以及作为伦理学研究对象的道德行为均是门艺术。

道德行为不是依据规范性要求的程序性活动, 也不是机械操作活动, 而是情境的、独特的、创造性的活动, 是在特定情境中协调诸多关系以增进当下活动意义的艺术。情境性、独特性、创造性、想象性等系道德行为的“艺术”之所在。如果将道德行为比喻为一部小说, 那么, 它既不是阅读过程, 也不是打字员的打字过程, 而是行为主体正参与其中的撰写过程。作为艺术的道德行为意味着道德行为过程就是创造性活动过程, 道德行为主体就是发挥独特创造性的艺术家———区别只在于拙劣还是优秀。强调道德实践的艺术性, 意味着强调道德活动中的敏感性、洞察力与创造性, 反对麻木、迟钝、程式性。当然, 强调道德行为主体的想象力与独特创造性, 并不意味着道德行为中的规则、规范不重要, 而是说道德活动不是僵死、机械的, 道德法则是鲜活的价值精神, 行为者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者。

道德活动“艺术性”的核心是独特性、创造性, 其要旨是具体道德活动样式的无限开放性可能。它似乎没有实践的确实性, 但它只是没有具体样式、形式的确定性, 它有内在价值原则、价值方向的确定性, 它在根本上不同于无是非善恶标准、怎么做都行的道德相对主义。这里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基本价值精神、价值方向, 一是行为主体的责任担当精神。作为“艺术家”的活动当然是开放、独特、灵感、创造性的, 然而, 无论如何, 对艺术本身的敬畏、一丝不苟的态度等, 则是“艺术家”内在性的, 这些具有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 任何创造性“艺术”活动均有其基本立意、方向、主题与风格, 这是此“艺术品”之所以能成为此“艺术品”的内在根据。这些正是道德活动中的基本价值精神、价值方向。坚持人道、自由等基本价值立场与方向, 善善恶恶, 有责任担当精神, 以负责任的态度从事当下的活动, 这是无限开放性可能中的确定性。

道德想象的思想实验过程, 是发挥道德想象力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行为选择的过程。此过程的使命之一是择“善”而行。不过, 杜威所理解的“善”、“恶”须置于价值冲突中理解, 且此价值冲突不是严格绝对善恶区别意义上的, 而是相对的善、恶。恶是一种“参加竞争的善”并在竞争中“被抵制的善”3。即, 经过想象力发挥思想“彩排”后被放弃了的那些可能选择, 原本都具有某种合理性, 但是, 在当下的冲突中被明智地放弃后, 主体如果不能根据理智的反思指导, 仍然做那已被放弃的选择, 那么, 此行动选择就是坏的、恶的。慎思的选择是要考虑“行动的哪种进程更好”, “较好的进程就是善;最好的进程并不比善更好, 而不过是被发现的善罢了。”“较坏的进程或恶是一种被抑制的善”, 尽管它原本是思想实验中作为“参与竞争的善”出现, 但是, 一旦被抑制后, 它就“作为在那种情形下的坏出现”[5]171

那么, 在想象力的“思想彩排”中依据什么判断某个进程更好?杜威既不依据所谓动机, 也不简单地依据后果。一方面, 杜威反对通常的动机论, 反对简单地以所谓善良动机判断某行为的好与坏。善良动机不仅有变为具体定在的问题, 而且还有可能成为不负责行为的借口。道德实践是生活的一部分, 道德不能与生活本身分离。杜威反对“把道德等同于净化动机、陶冶性格、追求遥远而隐秘的完满、听众超自然的戒命, 以及承认义务的权威性”, 坚持即使是善良意志的道德行为也必须仔细考虑具体条件、境遇, 仔细考虑条件与结果的关系, 仔细审察行为活动中的各种可能及其影响。另一方面, 杜威又反对简单地以行为某一结果为依据。行为选择当然要考虑结果, 然而, 此结果不是某一固定成就、固定功利结果, 而是行为活动的“意义”。“道德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成就。道德意味着意义的增长”。行动的当前意义 (而不是那遥远不可及的理想之善) , 珍视当下, 了解当下要做事情的意义, 应当成为道德行为选择的要旨[5]172。做好当下的事, 平衡好当下的诸方面, 尽可能使当下的事获得更多的意义, 既为存在的当下获得意义, 亦为存在的未来奠定进一步基础, 这既是行为选择的能力, 也是行为选择的艺术。当然, 由此会带来我们通常所说的“抬头看路, 低头拉车”问题。人不能没有方向感, 不能没有理想, 否则, 就会失却存在意义。杜威实用主义道德在反对教条主义、精神解放的意义上, 应当被充分肯定。但是, 应当注意的是, 对杜威相关思想的把握须警惕在一般意义上否定普遍价值精神。如果没有某种普遍价值精神, 那么, 通过想象力发挥创造出来的诸多可能如何选择、依据何选择?可能行为的基本方向是何?显然, 离开了基本价值理想、目标, 这一切无从谈起。就杜威本人而言, 尽管他强调注重当下, 反对遥远的理想、目的, 反对建立单独、绝对的原则, 但他并不拒斥理想。他只是反对脱离经验现实的空谈理想, 反对对理想的浪漫主义理解。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理想、如何谈论理想。是否脱离现实空泛谈论理想?理想内容是否随着生活本身的变化而固定不变?理想究竟是行为的指导方针还是具体行为直接规范?杜威针对那种脱离现实空洞谈论理想或者直接将理想本身当作日常行为具体规范的做法, 在坚决反对脱离现实空洞谈论理想的同时, 坚持将理想理解为指导方针 (不是具体规范) 并处于重构过程之中。杜威“并不惮于谈论道德理想, 道德理想使道德反思少些华而不实、少点蛮横专断、少点‘随心任意、反复无常、不讲道理’”。但是, 一方面, 理想是指导方针, 而不能理解为唯理论的原理与日常行为规范。另一方面, 理想本身也处于持续不断的重构过程中。此重构并非意味着简单的否定, 而意味着理想的升华。即便是似乎与原先相同的理想, 其具体理解、规定也会在经验生活中获得丰富、升华[4]147-148。杜威坚决反对脱离经验现实的理想, 他要将理想从天上拉回到地上。在他看来“每一种理想都是后于现实”。杜威的这种认识当然有道理:理想或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总是现实世界广义教育的结果;理想不是空想, 空想区别于理想处就在于脱离经验现实、虚幻缥缈。不过, 杜威以为所有理想均是“后于现实”的认识有偏颇。基于现实经验刺激所形成的理想, 既有后于现实的品质, 也有先于现实的品质。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