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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宏志】理性论辩的关键能力:预想、构建和回应反论证

  简言之,反论证(counterargument或counter-argument)是相反+推理(或证据)。从源头上说,反论证与人类理性的“我方偏差”(mysidebias)或证实偏差(confirmationbias)密切联系;从现实需求看,反论证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营造健康社会论辩文化的关键。如果把论证及其反论证置于其原生态语境之中,它就还原为多方主体为解决意见分歧而交换话语的受控过程,即论辩(argumentation)和反论辩(counterargumentation)的互动。在当代,图尔敏模型将预见和处理反论证当作一个论证在结构上正确的重要构件,这一理念刺激了各学科对反论证的多样化研究。人们普遍认为,包括反论证的多边论辩结构是高阶思维过程的表现。尤其是那些将论辩技能看作是批判性思维核心技能的人,把目光投向反论证或反论辩,甚至认为,提高人们批判的能力和倾向就要从事反论辩。作为论辩策略的反论证的使用频率被用作测量论辩技能的关键指标[1]365。对话式论辩之所以成为发展青少年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其中的反论证发挥奇效[2]。几乎全美各州都采用的共同核心标准(CCSS)要求七年级以上学生要开始掌握反论证的论辩技能;而一项研究显示,指导二年级学生写作基本反论证和评估的效果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因此有学者建议从最低年级开始教授反论证及其评估[3]252。从比较文化视角看,论证-反论证是英文写作的基本结构,但这一结构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写作中是缺失的。对于那些不太精通英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使用论证-反论证结构展开文章更加困难;他们很可能会简化论证结构,比如只提出单边论证;这些学生对论证-反论证结构能使作文更有说服力、更可信这一价值只有低水平的理解[4]184,195。研究发现,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的英语作文有不提供反论证的倾向。在中国的高风险英语考试的写作提示和评分规则中也没有提及反论证(论辩) [5]。可见,对东方文化背景下进行论证的人们来说,反论证的观念和方法愈显重要。 

  一、反论证与我方偏差 

  (一)理性论辩过程中的我方偏差 

  我们祖先的社会-语言环境塑造了人类推理和给出理由的架构。理性主要用于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它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功能———论辩的(argumentative)功能和证明(justifying)的功能。论辩的功能允许个体说服怀疑其信念的其他人,也能确定他人主张的正当性。证明的功能使人能够为自己生成解释,以便用社会上无可非议的方式更好地呈现他们的行为。人为什么要费心解释和证明自己呢?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不仅在于他们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关键也在于他们如何合作,进行多大程度的合作。协调和信任是这种合作面对的独特问题。通过给出理由来解释(explain)和证明自己,人们指明(在他们看来)什么激发和证明了他们的想法和行动。评估别人的理由在决定信任谁以及如何实现协调方面具有特殊的相关性。推理和论辩为的是使交流产生实效。理性生产了理由,交流者为说服谨慎听众而把它当作论据使用。出于同样的原因,理性帮助谨慎的听众评估这些理由,接受好论据,拒绝坏论据[6]8~9。可是,认知心理学家普遍承认,人类理性既有偏差又懒惰:它势不可挡地寻找支持推理者观点的证明和论据,却很少努力评价自己生成的证明和论据的质量[6]9~10。在已被证实的很多错误思维方式中,“证实偏差”是最常见的一种: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支持其信念的信息而拒绝与他们所持信念相反的信息。我们盲目相信自己的观点,然而如果将他人的观点摆在面前,我们很容易发现它的缺陷。实验研究发现,被试找到自己喜爱理论的反论证有困难,但是要他们对自己不同意的思想进行推理时,他们却容易找到反论证。被试感到困难的不是寻找一般的反证据或反论证,而是挑战他们自己意见的反论证。推理展开系统的工作就是要找到赞成我们思想的理由以及反对我们所反对的思想的理由。可见,推理总是以“我们这一边”为轴心,因此,“我方偏差”是证实偏差的一个更可取的说法[6]213,218。我方偏差有四个特性:(1)它有非理性首因效应的倾向———我们赋予首先听到或所经验的事物比随后任何一切更多的信任。(2)它受情感支配。(3)为了维持我们对某事物的判断及其信任,我们没有聆听与这个判断相反的任何事物。(4)由此显露出证实偏差的严重影响———它使人的思维极化。我方偏差是一种反合作现象。每个人或群体使出浑身解数辩护自己的立场,因而愈发推动人们之间的进一步疏离[7]9,107~108,111 

  (二)我方偏差的二重性 

  按照梅西埃(HugoMercier)和斯珀波(DanSperber)为取代传统“唯智论”方法(intellectualistapproach)而提出来的一种“互动论”方法(interactionistapproach) 1,理性是在应答性社会活动中(而不是孤独的思维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进化的。从认知进化角度看,运用推理的常规条件是社会的,更具体地说是对话的。不过,我方偏差可以成为一种划分认知劳动的有效方式,每个个体找到赞成己方的论证,评估支持另一方的论证。所以,人们不是寻找一锤定音或致命一击的论证,这不仅代价高,而且可能是徒劳的,而是推理者依靠对谈者的反馈,剪裁自己的论证以适应出现的具体反对[6]228,247“我方偏差”有某种适应性功能,这种功能与人类的“高度社会性”有关。从互动论视角看,大多数困难任务,找到好理由,因我方偏差和明智的懒惰变得更容易。我方偏差使推理者仅仅集中于议题的一方,而不是必须独自弄清如何采用每一个人的视角。当发现一个可接受的理由时,懒惰让理性停止寻找更好的理由。假如不相信,对谈者会寻找一个反证,帮助言说者生成更厉害的理由。由于利用偏差和懒惰的优势,理由的交换提供了一种解决分歧意见的划算方式。一个人不可能通过提出破坏自己证明的那些理由来证明自己;当想说服别人改变他们自己的想法时,你也不可能提出支持要他们放弃或反对的那种看法的论据。况且,现代环境扭曲了我们预见分歧意见的能力。这是环境变化太快以致自然选择赶不上的许多情形之一。我们在一天里遇到的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要比我们祖先一生遇到的还要多,这种生成分歧意见的巨大可能性,使得恰当预见对证明的要求变得极为复杂。所以,在典型的交互中,人们懒惰地推理是最有效的推进方法。采用反馈解决办法是最经济的。不是辛苦地预见反论证的劳作,而是等待对谈者提供反论证(如果他们迟早提供的话),一般说来更有效率[6]225,235,249,331。密尔(JohnStuartMill)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有人对公认意见有所争议,或者只要法律或舆论容许时就会对公认意见有所争议,那么我们要感谢他们,要敞开心胸倾听他们,还要为此而感到喜悦,因为有人替我们做了否则我们自己也应当做(只要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确定性或生命力还有所关心的话)而且做来还要费力得多的事情[8]63 

  (三)克服我方偏差的常规语境———对话式论辩 

  避免理性的我方偏差造成的损害,需要在对话“常规”语境下提出反论证。理性应充分利用对话的交互本质,在对谈者反馈的帮助下精炼论证。教育心理学家瑞斯尼克(LaurenResnick)把推理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因而力图对实际发生于社会背景中的推理进行描述和分析。在实验中,她要求小组学生讨论一个争议话题。被试每分钟可以交换几个论证,把新看法摆到桌面上,并批判彼此的建议和论证。结果表明,由于这样的会话,被试能建立复杂论证和攻击结构,似乎能够识别这些结构,有效攻击它们的组成部分以及作为整体的论证[9]。库恩(DeannaKuhn)与其同事在更加定量的研究中也得出类似结论:在与同学争论之后,学生能够生成好得多的论证。同样,只有在真正的论辩背景中才能评估人们构建论证的能力。人们日益认识到,论辩是一种基本智力技能(intellectualskill)。可是证据显示,很少有青少年或成人是熟练的论证者。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反论证的意识和技能方面比较差。库恩实验中的被试,几乎都表现出我方偏差,当要求他们生成自己观点的反论证时,仅有14%的人能前后一贯地做到,大部分脑中一片空白。大约有一半被试没有认识到反例(counterinstances)的关键地位,几乎25%的被试从未给所讨论的任何话题生成成功的反论证。那些不能生成反论证的被试,只有评估其理论之正确性的有限能力。库恩指出,比起将自己的理论视为仅有的可能性并因而当作是必然真,使用一种替代理论作为反论证反映了更大的认知弹性[10]142。假如在很大程度上学会推理,学会预期反论证,那么最佳解决办法就可能是,将人们暴露在更多反论证前,让人们更多地论证。当某人的第一个论证容易被打垮,当此人遭遇强抵抗,遇到支持另一边的有效论证形式时,他可能不仅学会有关这些具体论证的内容,也更一般地学会用反论证提出挑战;他也可能懂得某些预见是好事,以便避免提出站不住脚的观点或如此容易被打垮的、伤害自己可信性的论证。库恩的实验显示,接受标准哲学课程的学生,尽管在个体推理方面有高强度训练,但很少有改善。相反,那些被要求彼此论辩的学生,内化了论辩动力,能写出更好的文章。通过学会一起论辩,他们也学会了更好地独立推理[6]296~298 

  二、反论证的概念网络 

  反论证与挑战、反对、反例、反主张(论点或断言)、切断、削弱、反驳、驳倒等相联系。 

  (一)挑战、反对、反例和反主张 

  在汉布林的“为什么-因为”系统中,挑战的概念是对听者所做出的陈述A,提出质疑、挑战或请求提供证明(论证)。表达措辞是“为什么A?”挑战可以针对一个陈述或一个论证,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论证挑战,比如一个程序性反对的挑战(指出论证是不相干的)。向论证型式(argumentschemes)提出某些批判性问题也是挑战;不过,有些批判性问题虽然有挑战的言语行为格式,但只要另一方不主动用某些证据支持其论证,这些批判性问题就击败其论证[11]59~60。一般而言,挑战引发另一方的论证,有可能继而刺激反论证出现。 

  如果说“为什么A?”的挑战主要是提出怀疑和论证请求的话,反对(objection)则开始呈现一方对另一方思想所持的态度和不同立场。“反对”是个外延很大的范畴,即使将反对限于论证域,它也可以针对各种对象。例如,戈维尔(1999)将反对分成五种,克雷伯(2007)提出七种反对方式。反论证是反对的特殊形式,反对不一定是反对初始论证的反论证。不过,当反对背后有理由支撑时,反对就衍生出反论证。 

  反例(counterexample,counterinstances)与反论证有直接联系,可以看成是省略形式的反论证,因为从它可以直接推出否定某一主张的结论。不过,反例有若干不同意义。一个全称命题的反例,是该全称命题的对立命题,因而否定该全称命题。在归纳中,与支持得出一个概括相反的实例构成反例,这样的反例阻止得出全称概括,但允许得出统计概括。在科学中,反例是与某一规律性陈述矛盾的实例或证据。在法律中,一个规则的反例可能是该规则的例外,因而允许不适用该规则。人们在反驳一个定义时,可能指出该定义外延不能容纳的一个反例,可能导致定义的修改。但是,有一种普遍的概称命题,是对常态情况的概括,容许例外,发现反例并不否定概括本身,而是限制概括的适用范围,阻止进行常态的推论。即使就形式逻辑本身而言,与有效性相对应的反例也有几种不同的微妙意思,有情景的反例(situationalcounterexample)和非真实但处于可能情境中的反例。后一种反例概念可以用两种方式具体化,即代入的反例(substitutionalcounterexample)和解释的反例(interpretationalcounterexample)———反解释(counterinterpretation)或反模型(countermodel)。当然,任何代入的反例可以重写为解释的反例[12]156~159。很容易利用反例构成反论证。修辞学家左耳夫斯基(DavidZarefsky)在分析辩论实例时把反例当作一种(反)论证[13]43,46 

  反主张(counterclaim)或反论点、反断言,是与某一给定主张不能同真的主张,它往往就是反论证要证明或辩护的主张。讨论对话框架中的论辩时常常使用移动(move)和反移动(countermove),它们都是论辩参与者做出的言语行为(如断言、提问、承诺、撤回主张、让步、论证和反驳等)。论证者2的反移动使论证者1的论点经受批判性检验,给论证者1施加辩护其论点的义务。针对论点的反移动可能以怀疑、反论点(矛盾或反对)或反论证的形式出现。某些反移动表明论证者2也承诺一个命题,因而在移动轮换中他可能由原论点(论证者1提出)的反方变成一个反论点的正方。在批判性讨论语境中,反论证是针对某个论点的可预见的反移动(对策、对抗手段),由各种移动(招式)配置而成。提出反论证的一方不仅怀疑和不同意论证者论点的可接受性,还提供自己(相反)论点之可接受性的理由。戈维尔(2014)将反对和反考虑(counterconsideration)即与某一结论否定性相干的主张视为同义词。 

  (二)反论证、切断、削弱、反驳和驳倒 

  反论证是反对某一论证尤其是该论证之结论的论证。狭义的反论证旨在生成关于某一初始论证的相反结论。反论证的最一般形式如图1。菲欧切诺(MauriceA.Finocchiaro)指出,论证、反对和反论证之间的差异是视角上的差异,即该差异是与一个人肯定或否定某一给定争议命题相关的差异。关键是,在正式争议情景中,争议双方都有论证支持。每一方就自己的观点而言是肯定的,从对立观点看则是否定的。令两个命题为P和Q,它们不可能同真(可同假)则为反对或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支持P的论证也是反对Q的论证,支持Q的论证是反对P的论证。支持P的论证具有由支持Q的论证构成的反论证,而支持Q的论证具有由支持P的论证构成的反论证[14]19~20,44。反论证有一些特性:(1)预设一个在先的论证即初始论证。(2)反对该初始论证得出特定结论,因而有时等同于反对的论证(conargument)。(3)为这种反对提供了理由,因而构成一个对立论证。(4)从论证者视角考虑,反论证可以由其设想或预见。对他而言,这些反论证是预期的反论证(anticipatedcounterarguments),这就构成一种预辩(prolepticargumentation),即论证已经包含对可能破坏或攻击该论证或者至少怀疑其可接受性的某种潜在反对的回应。预辩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它需要一种双方提出正、反论辩的结构,每一方在目标制导的框架中承担提议者或回应者的角色,遵守一般格赖斯会话规则,做出有助于会话向其共同目标前进的贡献[15]371~372(5)从预辩角度看,论证者考虑反论证的我方视角构成这种反论证与一般反驳的重大区别。反驳旨在击败某个论证,不接受其结论,而我方视角的反论证是论证者通过积极考虑不同可能性以强化自己主张的策略,不是要击败自己论证的结论。(6)反论证的弱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替代,不一定与原论证构成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关系,而是存在原论证和反论证整合的可能性。论辩理论家格罗斯怀特(JamesCrosswhite)由此认为,是/否或论点/反论点议题对于教授书面推理几乎没有价值,允许一系列不同的合理方法和许多不同类声音的议题才对学习有大得多的成效。大多数反主张(伴有支持它们的反论证)被合并到论辩中,并从属于支持原初主张的论辩。反主张及其论证可以导致对原初主张的澄清和限制[16]131,264。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反论证的定义。比如,考虑交际效果的反论证是:用来反驳和逆转另一个论证的论证。反论证可以定义争点并迫使听者在竞争主张之间做出选择。 

(图1)   下载原图 

  如果不拘泥于否定原论证的结论,切断(undercut)———否定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路线和削弱(undermining)———否定支持原论证结论的前提,也可以构成反论证,即阻止原论证结论得出的论证。新近开发的论辩形式系统认为实际上对一个论证(A=<Φ,α>)可以提出若干反论证,其中两种反论证可以用切断和削弱的概念加以定义。 

  反驳(rebuttal)是表明初始论证可以质疑或不可接受的论证[11]59。心理学家和修辞学家有时把回应反论证而提出的反论证———反反论证(countercounterarguments)叫做反驳[1]366。修辞学和写作学认为,反论证(引入其他观点)、让步(承认那些看法有某些长处)和反驳(证明在有正当反对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论证如何依然成立)构成写作修辞学的三个基石(SAT作文要求辨识和分析)。 

  驳倒(refutation)是击败初始论证的反驳,等同于论证击败(argumentdefeat)。驳倒是一个不仅针对在先论证的反论证,而且相对于在先论证有更强的分量,所以它颠覆了在先论证的结论[11]59,61 

  三、反论证的意识、技能和方法 

  对待反论证的态度和做法是弱意义和强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者的分水岭。弱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者有八个倾向,其中至少一半与反论证相关:没有将同一理智标准适用于自己和对手(意味着对论证和反论证适用不同评价标准);没有站在他人立场即从他们所不同意的视角或参照系进行推理(意味着不设想反论证);在一种狭隘的视角内单逻辑地思考(遮蔽了反论证的可能性);运用批判性思维技能辨识他人推理的缺陷,并在充分考虑他人的论证之前就使用诡辩论证拒斥这些论证(不严肃对待反论证)。强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者的五个显著倾向,大部分也与反论证有关:深刻质疑自己的看法(需要设想反论证);以同理心重构与自己看法相对立的最有力的观点和视角(考虑最强反论证);以这样一种方式辩证地(多重逻辑)推理,决定何时他们自己的观点最薄弱,何时对立观点最强有力(公正评价反论证);当证据要求他们改变自己的思维时,不管他们自己的私心或既得利益而做出改变(某种程度上对反论证做出让步) [17]22~23 

  (一)反论证的意识 

  对于任何提出主张的论证者而言,具备反论证的意识,即在思想上做好准备迎接针对自己的反论证,主动设想反论证,应对反论证,是“思想开放”这种批判性思维态度的体现。约翰·密尔早就指出,借助反论证的校正使自己的观点得以改正和完备,应该成为“一种稳定的习惯”。反对和批驳一个意见的完全自由恰恰是该意见正确性的唯一理性保障条件[18]23~24。反论证的意识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是非良构的开放性问题,不可能找到获得唯一解的算法。关于道德、宗教、政治、社会关系、生活事务等议题,涌现出各种分歧意见。孰是孰非要靠估量、平衡互相较量的理由来决断。所以,任何有权利认为自己的意见优于其他任何人或人群的意见的人,必定是在这种估量和平衡中占上风的人,他的胜出正是由于他真诚对待对其意见和行为的不留情批判,他寻求而不是躲避反论证。直面并克服反论证的人,不仅在认知上获得对其判断的信任,而且在人格或精神上也收获不菲:人们会认为他展现了宽阔胸怀、包容开放、严肃认真的气质。另一方面,人们的认识论信念或一般意识深刻影响个体的论证行为,影响个体生成争议论题的反理由(counter-reason)和反驳方面的论辩表现。研究发现,那些觉得知识的本质是确实的、绝对的被试,与那些觉得知识是更为复杂的、暂时的被试相比,在双边思维上表现较差,有轻视评估反论证的更强倾向;那些被披露给权威性信息的被试比那些没有被披露的被试生成更少的反理由,他们所生成的论证更不详尽,力量更弱。然而,关于复杂且往往模糊不清的社会议题的好推理,要求人们估量和整合迥然不同的看法,以达至集成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无论采用何种策略,这些策略的共性是:竭力思考与所偏爱的一方相反的东西。这种努力深化对手头议题的分析,提示元认知监控,认可自我反省,鼓励更客观的审查[19]67。所以,密尔呼吁,重视反论证应该成为“一条最根本的纪律”,要像西塞罗这样的古代大演说家那样,花费更大(至少同等)的气力研究“敌方”,这是公正对待敌手论证的方式。在一切重要真理上,假若没有反对者,我们还得想象出一些反对者,并供给他们以最技巧的魔鬼辩护者所能编出的最有力的论证。他还提出定量的建议:一套论述得有75%用于对付反论证[18]53。根据密尔的意见,反论证的意识至少包含五个要点:(1)假设我们自己的可错性。(2)敌对意见的冲突提供了所遗漏的真理得以补足的机会。在人类心灵方面,片面性永远是规律而多面性则是例外。涉及真理时,只有其各有比例的诸方面,体现任何部分真理的每一意见,不仅都找到自己的辩护人,而且都得到被人倾听的辩护,真理才有机会。(3)对于任何意见,假若不容它去遭受且实际遭受到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那么接受该意见的人就容易像皈依一个偏见那样,对其理性根据没有什么领会或感认。(4)教条会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宣称的东西,妨碍去寻求根据,阻挡着任何真实的、有感于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生长出来。(5)真诚对待对自己意见和行为的批判,是获得聪明的唯一途径[18]54,61~62 

  反论证的意识最终可以通过对反论证的反应水平加以检测。例如,研究者曾提出“识别”反论证的4级评价:0级———作者没有提供对反对的识别;1级———作者含糊地暗示反论证存在;2级———作者识别了反论证但无明晰细节;3级———作者系统识别了反对和反论证。对反对和反论证的“回应”也有4级:0级———作者没有对反论证提供回应;1级———作者含糊地处理某些隐含的反对或者软弱地否定了反对主张;2级———作者对从文本某处识别出来的反论证提供了回应,但将很多联结反论证和具体反对的工作留给读者;3级———作者论述了对反论证的直接、清晰、完整的处理[20]76 

  (二)反论证的制度化保障 

  鉴于反论证对获得合理决策的重要性,为了确保其发挥功能,各种论辩领域为不同对话类型设置了反论证的制度化约束,比如科学领域的重复试验、同行评审和公开发表机制,政治领域的议会辩论,行政管理的听证,尤其是法律领域的司法审判对抗制。 

  科学方法为什么成功?因为它有一种克服我方偏差的机制,一种向反论证开放的机制。科学家相信同仁说真话,在这个信念背后存在一个对更高力量即验证(verification)力量的诉求。科学主张能被检核。假如科学家没有对一个结果说真话或犯了错误,最终他们很可能会被查明,因为假如议题足够重要,有人会尝试复现他们的结果[21]224 

  司法领域设置了反论证的明确制度保障。在法律事实确定方面,陪审团制是克服我方偏差、鼓励反论证的制度约束。陪审团室的讨论充满了先入之见以及蒙蔽陪审员决定的许多其他偏见,但探求共识(一致同意被告有罪或无罪)至高无上。聆听证据之后,陪审员可能形成有关裁定的错误直觉。由于我方偏差,独自推理不可能有助于校正这个初始直觉。但是,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顿(WilliamBlackstone)爵士、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曼(HarryBlackmun)等人都发现,商议对每个陪审员的偏见有补偿的潜能,这对共同体的常识准确应用于任何给定案件事实是个关键。对模拟陪审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