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 与其他文化类型相比, 术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颇为特殊和尴尬的地位:一方面, 由于其以显得神秘的方式窥测个人或社稷的命运而难登大雅之堂, 如今更被冠以“迷信”之帽, 遭到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排斥;另一方面, 又由于其具有预测人事社会现象和指导行动的功能而广受青睐, 实际上, 即使在当下, 大多数国人依然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显然, 一种通常不被官方所认可的文化, 千百年来能历经查禁、批判等“风风雨雨”而不衰不绝, 定有其深层的原因。本文试图基于当代认知科学和哲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通过探究术数形成、运作和传播的认知基础和特征, 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深层原因, 并阐发对其展开学术研究的当代意义。

一术数作为认知现象

术数, 也称数术, 其中“术”指方法, “数”指气数命运。“术”与“数”相组合构成一个单独的概念———术数, 用以指种种基于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一定观察和认识, 来推测个人、组织和国家的气数命运的方法或活动, 如占卜、算命和星相等;其基本目的是助人决疑决策, 从而趋吉避凶。术数是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现象, 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中几乎都存在, 只是具体的内容和形式五花八门, 流行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术数不仅源远流长、名目繁多, 而且一直发挥着重要和特殊的作用。我们知道, 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 原本就是用来占卜的, 日后所出现的各种术数的门类门派, 也往往由其衍生或改造而成。从学理上说, 术数主要是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正如《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晓岚所概括:“术数之兴, 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 不出乎阴阳五行, 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 傅以杂说耳。” (1) 经过两千多年的创发和演变, 术数形成了一个极其庞杂的信念和操作程式的体系。根据具体预测对象的不同, 学者张明喜将其分成了以下七类: (1) 预测个人命运的穷通贵贱, 如相术与命学; (2) 预测个人特定人事的吉凶祸福, 如占龟、六壬、遁甲、太乙等; (3) 预测特定环境的吉凶祸福, 主要为相宅、相墓; (4) 预测各类为人所用的器物的吉凶, 如相印、占衣、占枕等; (5) 预测从事诸如破土竖梁、婚丧嫁娶、开业出行、行营立寨等活动的时日的吉凶; (6) 预测天灾人祸、水旱饥馑、兵丧治乱等整个社会民生的吉凶, 主要为天文、历谱、谶纬、九宫术、推背图; (7) 预测具体兵事的吉凶, 如占卜、望气、星占、兵占、六壬、太乙等。 (1) 在古代, 这林林总总的预测之术, 对于中国社会, 大至王朝兴衰更迭, 小至个人衣食住行, 不知发挥了多少或正或反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种作用始终存在。即使在科学强势的今天, 即使遭到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排斥, 在民间或私下, 一些术数依然很有市场。事实上, 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下, 虽然绝大多数传统的文化样式和技术走向了衰落甚至灭绝, 但术数中的相术、命学和风水等却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不但信者众多, 而且成为一些人的谋生乃至发财之道。

问题是, 作为预测个人命运和社稷兴衰等的工具, 术数不仅常常失灵, 而且其所依据的一些器物或运作程式因违反直觉或常识也早被人质疑或拒绝, 如周武王伐纣时, 姜子牙就曾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 何知而凶!” (2) 那么, 为什么数千年来能延绵不绝?其中的一些子类 (如命学和风水) 至今依然“活力”不减?当然, 我们可以认为,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术数的存在价值主要不是取决于其作出预测的准确性, 而是在于通过这样的预测, 能够消除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 或求得心理上的安慰, 或为政治的统治和谋反的合法性提供某种理由, 或是出于经济上的生财等的需要。但是, 这些作用得以实现, 有赖于一个基本的前提, 即当事人或受众相信术数及其所作出的预测。不然的话, 这些心理、政治或经济的功能便无法发挥。

于是, 问题进而转变为:术数所依据的信念和运作看上去反直觉或反常识, 但为何一直以来众多的人相信由其作出的预测或解释?笔者认为, 要回答这一问题, 一条可行的进路是探究术数起源和运作的认知基础和特征。这是因为, 从根本上说, 术数是一种认知现象。通常, 术数的运作过程包含两类行动者:一类是基于术数的信念和程式作出预测的施事者, 另一类就是相信作出的预测或认定其有用的受事者。一般来说, 作为施事者, 需要受过专门的训练, 掌握某门或几门术数的理论和进行推演的程式。在具体进行预测时, 则要对预测的对象以及相关的现象进行观察, 获得一定的经验信息, 然后才能依据已经掌握的理论 (或直接) 进行推测。因此, 与单纯的信仰或迷信不同, 运用术数进行预测和解释是以一定的经验知识为基础的, 而这些知识的获得、加工和推理的展开就是一个认知过程。而作为受事者, 相信或者接受施事者作出的预测或解释, 并以此为依据展开行动, 需要首先理解和评价预测或解释的内容, 以及知道如何将这一结果运用于释疑和决策, 这同样也是一个认知过程。

我们知道, 虽然受事者通常只需知道作出的预测结果之凶吉, 而不必理解施事者所依据的那套理论和程式, 但术数得以存在和延续, 则主要取决于受事者的相信和接受。因此, 特别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说明为什么受事者愿意相信和接受看似不太靠谱的预测或解释?

二术数认知的自然性

我们说术数是一种认知现象, 而术数认知具有一些反直觉和反常识的特性, 比如, 单凭直觉和常识, 似乎难以相信几条龟甲的裂纹就能昭示某个事件的凶吉, 也难以相信一颗痣的颜色便决定了某人的富贵贫贱, 况且这种现象又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这些似乎意味着, 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 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认知机制或模块, 来专使这类活动。那么, 果真存在着这种特殊的认知机制或模块吗?

近二十多年来, 对与术数在认知方面颇为相似的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表明, 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这种文化现象就是宗教信仰。我们知道, 宗教信仰具有一些反直觉和反常识的性质, 并且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跨文化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认知科学中出现了一个比较特殊和活跃的新分支, 即宗教认知科学, 其基本目的是探究宗教观念形成的认知基础和机制。经过心理和认知神经加工机制方面的大量研究, 宗教认知科学家越来越趋于这样一种共识:宗教认知是自然的。这里, “自然的”是指形成宗教信念的认知并非是一种专门的或独特的认知范畴和机制, 而是从原本用于履行认识社会对象和自然现象的一些具体的认知机制中派生出来的, 或者说是人的日常认知活动的“副产品”。

研究表明, 宗教的基本信念, 如来世信念、生命的创生信念和超自然神的存在信念, 其实是社会认知过程的衍生品, 而从根源上说, 在于人天生就是朴素的心—身二元论者。在现实世界中, 人们倾向于将自身看作是由两个不同而又存在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一个是肉体 (物理的身体) , 另一个就是心智或灵魂。根据心理学家布洛姆 (Paul Bloom) 的解释和论证, 这种朴素二元论出自我们有两个相区别的社会认知子系统:一个表征和处理物理客体, 另一个知觉和表征他人的心智 (即社会客体) ;两个子系统是进化过程的偶然产物, 并且具有不可通约的输出。 (1) 显然, 对于我们人类这样的社会性动物, 知觉和揣度他人心智的内容是一个正常人必备的认知能力, 而这种能力在个体发育的很早时候便已显现, 表明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自发性。

这就是说, 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哲学或科学训练, 人自然地倾向于成为二元论者。在认知上, 这一特性打开了这样的可能性, 即我们可以设想心智或灵魂能与肉体相分离而存在。正如柏拉图和笛卡尔所主张和论证的那样, 心智与肉体在属性和表现上迥然不同, 因而, 认为它们是两个可分离的不同实体, 也就显得很自然。这样, 人们就能想象并相信心智或灵魂可以先于或脱离肉体而存在, 而这就形成了宗教观念得以产生和实在化的信念基础。

除了朴素二元论外, 另一种源于进化的认知机制也是宗教现象得以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原因。一些宗教认知科学家认为, 人 (甚至包括一些高等动物) 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叫做超敏感能动检测装置 (Hypersensitive agency detection device, 简称HADD) 的认知机制, 而这种机制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形成和相信诸如神这样的超自然主宰。 (2) 所谓超敏感能动检测装置是指:在自然环境中, 当我们观察到一些动态现象而不能确定背后是否有某个或某些行动者 (如捕猎者或猎物) 在场时, 总是倾向于假定其在场。例如, 当我们看到草丛中有异动 (可判断其不是由风所引起) , 就会习惯地认为其中有蛇之类的动物;当看到地上有虎爪或类似于虎爪的印迹, 就会倾向于认为附近有老虎出没。从进化上说, 相比于假的否定错误 (有虎爪印而假定没有虎在场, 但实际有) , 假的肯定错误 (有虎爪印而假定虎在场, 但实际没有) 具有更大的生存价值和优势。于是,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 人类便拥有了这种有利于自身生存的认知偏向。随着导致这种偏向的认知机制运用于其他不能确定的自然和社会现象, 特别是我们人无法掌控的现象, 就会自然地倾向于假定背后存在着引起和支配这些现象的“能动主宰”。这也是神话和宗教得以产生的认知机制之一。

在宗教认知科学中, 朴素二元论的发生机制和超敏感能动检测装置被认为是宗教观念得以形成的认知基础。而研究表明, 两种认知机制在个体发育的很早时期就已经在发挥作用, 这意味着它们的形成并不取决于后天的文化学习, 乃是人的普适认知机制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 宗教认知是自然的。不过, 个体总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 尤其是处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内, 于是, 在发育和成长过程中, 基于这些基本的认知机制所形成的具体宗教信念或其他信念的内容和形式就会出现差异。这类似于语言现象, 虽然人类的认知结构中存在着学会语言的普适认知机制, 但究竟一个正常的人出生后掌握何种母语, 则取决于其处于哪一种具体的语言环境之中。

我们知道, 在汉民族中, 虽然也有佛教、基督教和源于本土的道教的信仰者, 但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体系或民族相比, 宗教信仰并不普遍, 宗教意识也并不那么强烈。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汉民族成员的认知系统中缺乏上述的两种机制, 而是以不同的文化样态得到了实现。笔者认为, 汉民族的民间信仰, 特别是对术数的信仰, 是这种实现的具体表现。这就是说, 就认知基础和机制而言, 如同宗教, 术数亦是自然的。

在术数的大多数类型中, 不论是施事者还是受事者, 均自然地认为一个人由肉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 并且两者是可以分离的。例如, 三国时期魏国的术数大师管辂为何晏算卦和相面后, 认为他好景不长, 理由是:“何 (何晏) 之视候, 则魂不守宅, 血不华色, 精爽烟浮, 容若槁木, 谓之鬼幽。” (1) 其中便有朴素二元论的假定。在中国民间曾流行的一种术数———扶乩, 就认为借助于箕等工具和一定的操作程序, 可以让某个逝者的灵魂显现, 作出某种预测, 或写出特定寓意的诗文。风水术中, 特别是相墓时, 自然地预设了祖先的灵魂若能安息在一块吉地, 就能给子孙后代带来荣华富贵。

不仅如此, 超敏感能动检测装置同样在大多数术数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龟卜、蓍占、星占和图谶等占卜活动中, 纹理、数目、形象和图形所显现的信息被认为是天之意, 而这里的“天”便是具有支配人事力量的“能动主宰”。算命术中, 一个人出生的时辰八字便假定具有支配个人气数命运的力量, 充当“能动主宰”的角色。人们对破土竖梁、婚丧嫁娶、开业出行等活动选择时日, 也假定了吉利的时日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会带来好运。事实上, 在中国人的日常活动中, 超敏感能动检测装置的效用, 通过像“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这样的谚语而得到了明确的表达。明白了这样的谚语所寄托的认知机制, 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明明知道术数的预测并不靠谱, 而许多人依然信之, 并基于这种预测而行事。

不过, 与宗教认知相比, 术数认知显得更为“自然”。以上, 我们通过对宗教认知和术数认知的分析, 认为两者的形成和活动过程依赖于一些共同的认知机制。但是, 术数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一些较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 (1) 术数是预测之术, 其基本功能是通过作出预测而帮助人们决疑决策, 因而是具体的和实用的;而宗教认知则主要是对某种超自然的“主宰”建立信仰, 虽然也具有道德教化和心理慰藉等功能, 但与术数所追求的性质上不同。 (2) 作为预测之术, 术数需要利用经验知识来提高预测的可靠性和精准度, 对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及其规律加以认识, 而这与宗教更多地建立在信仰之上存在差别。术数认知中, 获取经验知识需要运用自然认知的能力, 特别是观察、类比及其作出预测的推理, 这些认知能力和过程对于人而言也是自然的。 (3) 对于术数的受事者来说, 所作出的预测总是关于具体人事或事件的发生情况和吉凶祸福, 通常并不需要进行系统的训练, 凭借日用的常识和认知能力就能达到理解, 因而也是自然的。相对而言, 一些宗教的教义, 则常需要通过更多的付出和反复的熏陶方可领悟。

三术数的认知特征

我们说, 术数认知具有自然性, 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人都会相信术数。事实上, 如同宗教, 自古至今都有为数众多的人非但不信, 甚至屡屡直斥其妄。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宗教信仰和术数信仰, 并不仅仅取决于人所具有的自然认知倾向, 很大程度上还是文化学习的产物, 因而可以说是双重进化的结果。

就文化学习而言, 其对术数或宗教可以产生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在不同术数和宗教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人, 其所接受的内容和形式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二是如果存在着与术数或宗教相冲突或不相容的其他文化, 而一个人如果通过教育而信奉了后者, 则就有可能排斥前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强调“不信怪、力、乱、神”, 因而历史上有不少儒生对术数持批判的态度, 如荀子、王充等等。在当代, 由于科学昌盛强势, 而术数或宗教的许多信念与科学知识相对立, 这样, 信仰科学之人就不太可能同时相信术数或宗教。不过, 这里笔者不打算就第二方面加以展开, 而是集中探讨与宗教或其他类似的信念体系相比, 术数因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中, 在认知上有哪些基本特征。

虽然在几乎所有的文明体系中, 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总是与一定的价值评价相联系, 但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内, 这种认知与评价相联系的具体内容、方式和紧密的程度不尽相同。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认知与评价之间不仅总是彼此交错, 而且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对两者之间并没有作出适当的区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术数因其基本目的是避凶趋吉, 而凶与吉均属于价值评价的范畴, 故与认知总是处于紧密的关联之中。

由于术数的具体形式不同, 所预测的趋势或事件的性质存在差异, 因而认知与评价之间的联系方式和紧密程度亦不一样。如果运用某种术数 (如算卦) 预测一个具体事件是否发生, 或者更精确地预测该事件在何时何地发生, 则由于术数本身事实上没有这种神力, 故失败的可能性就很高。为了提高预测的可靠性, 需要术数的施事者尽可能多并精准地获得与所预测现象相关联的知识, 尤其是需要获取其中起作用的经验概括或规律。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施事者的认知能力和知识储备就要求较高, 而价值评价则往往在预测事件发生或不发生以后才能作出。

不过,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运用术数并非是对尚未发生的事件或结果作出预测, 而是对采取某种行动、选择某个时辰或个人的命运进行价值评价, 也就是判断是凶还是吉、是福还是祸。皇帝选择某天登基国运将昌盛, 选择某个时辰嫁娶或开业会很吉利, 算命先生说这对新婚夫妻日后会将很幸福, 那个小孩长大后定很富贵, 等等, 就属于这一类。这种情况下, 事件已经确定要发生, 或者按常理预设将会发生 (如小孩会长大) , 而术数提供的预测主要是对将发生事件的价值评价。这里, 认知与评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无法区分, 因为认知的目的就是为了评价, 而评价的过程同时也是认知过程。就施事者而言, 要获得一个孰凶孰吉的评判, 表面上至少需要一套已掌握的信念并依据一定的程式进行推演, 而对于受事者来说, 只需知道最后所获得的一个好还是不好、宜还是不宜的结论, 并据此来确定采取行动的时机。至于评价本身正确与否, 实际上并不重要。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倾向于经验和实用, 因而知之目的通常就是为了行, 或者说正是出于行动的需要才进行认知, 故知与行通常密切相关。术数也不例外。不过, 与儒家强调德性之知与行为模式应该合一有所不同, 与技术认知中的“开物成务”也不一样, 术数认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决嫌疑。也就是说, 只有当人们在行动前或行动过程中碰到不确定的情况, 而通常的信念和直觉又难以提供抉择的充足理由时, 才祈求于术数的帮助, 或者, 当需要对行动展开的起始图个吉利时, 希望术数能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在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或社稷的变迁过程中, 凡遇到不确定的情况而需要借助于术数来决疑时, 往往是人生或国运进入了一个“临界状态”。这时, 一个哪怕是小的偶然因素都有可能使得人生轨迹或王朝的兴衰发生重大的或戏剧性的变化。因此, 术数所提供的预测信息, 虽然不见得可靠, 但对究竟采取何种行动却会产生实质的影响, 进而放大成为决定前途和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社会中, 不知道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因算命或风水先生的一句断言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至于一个图谶、一次相面之预测而改变某个身居高位或藏有野心的政治家的决策, 从而改变王朝演变的具体进程, 同样屡见不鲜。从这个意义上说, 术数中认知与行动的密切关联在一定条件下会引发“蝴蝶效应”, 从而使得个人的人生和社会的变迁呈现出复杂的样态。

就认知而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关联思维颇为发达, 而这在术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所谓关联思维, 是指在思维中运用联想将具有某种或某些相似性的表象或概念连接起来加以类比或进行类比推理, 形成隐喻或转喻, 以达到对相关现象的认识或赋予意义。与关联思维相对的是因果思维, 后者的特点是基于现象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来进行概念之间的逻辑分析和命题演绎。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 关联思维是人类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出现的一种自发性的思维模式, 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不过, 与西方文化, 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相比,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思维模式显得更为流行也更受重视。在《易经》、《道德经》、阴阳五行说和天人合一观中, 我们很容易体悟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存在。

术数认知中, 我们几乎处处可以发现这种关联思维的运作过程。风水术中, 将墓地的方位与子孙家族的兴衰相关联;相面术中, 将生理标记 (如痣) 的部位与个人的贵贱相关联;算命术中, 将出生的时辰与个人甚至家庭的命运相关联;图谶中, 将五行的生尅与王朝的更迭相关联, 等等, 均是关联思维的具体表现。我们知道, 尽管生发有先有后, 内容的简繁也差异很大, 但大多数术数在观念框架上始终依附于阴阳五行说和天人感应, 而这个框架运用的核心思维模式便是关联思维。一旦在关联思维中添加了“阴阳”成分, 即认为相对立的因素可相互依存和转化, 则阴阳五行说便具备了可解释一切的功能, 因为两种经验上相反的现象均能在这一框架内获得看似合理的解释, 便免除了证伪的可能。正因如此, 虽然从古至今, 不知有多少事后发生的事件与术数之预测相左, 但始终没有触动阴阳五行说的地位, 似乎当下其仍在一些领域发挥着解释的功能。

四术数认知的价值

在阐述和分析了术数的三个认知特征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探究其在中国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并对其地位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自古至今, 术数作为预测 (有时也作为解释) 之术, 虽然在许多情况下“猜得很准”, 但也有不少情况“猜得不准”。能够“猜准”不难理解, 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因为即使不用术数, 人们对于将要发生的现象也可以猜得很准。在许多场合, 运用术数只是断定“凶吉”, 如果只考虑等可能性, 猜对的概率也有一半, 何况还可以利用已知的经验或情境知识, 概率自然还会更高。

这里, 重要的是需要明白:术数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求真, 而是为了实用。如果为的是求真, 那么由某套术数理论中推演出的结果一旦与实际的情况不符, 且经常出现这种不相符合的情况, 就表明这种理论不太可能为真。当然, 如前所述, 术数的基本理论———阴阳五行说是不可能被证伪的, 因为其足以使得关于世界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断言都可以为真。而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信念体系中包含两个相互对立的命题, 且认定它们皆可为真, 则该体系就能断定任何一个命题为真。这表明, 阴阳五行说在逻辑上是永真的, 而这种“真”并不需要经验的检验。于是, 当将其作为一个模型解释现象时, 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 它都能作出看似为真的解释。然而, 一个理论如果具有无所不包的解释力, 那么, 虽然表面上可以用于预测或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 实际上却阻断了人们进一步探寻现象的内在机理的认知之路。因此, 从求真的意义上讲, 阴阳五行说并没有真正的认知价值。不过, 我们并不由此否认这种学说的实用价值, 即可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 因为一旦作出了基于这一模型的某种预测或解释, 人们似乎就能觉得对发生的现象理解了。

当然, 术数虽以阴阳五行说作为理论基础, 但它的价值在于有用。出于实用的考虑, 术数的预测是否能够每每在经验中得到效验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如前所言, 在许多情况下, 运用术数是为了决疑和指导行动, 这样, 当一个预测作出, 不管其是否真的会成功, 实际上充当的是展开行动的依据, 因而从效果上说, 预测本身成为事态发展的原因, 其准确性也由此而提高。这类似于一个股评家在媒体上放言, 明日某只股票将会上涨, 而一旦受众接受了这个“预测”, 纷纷在明日开盘后买入该股, 于是乎, 那位股评家的预测也就成“真”了。

具体一点说, 术数所能发挥的实用功能是多方面的, 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心理的等, 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对于不同的受事者, 所具有的功能也各有不同或各有侧重。在古代, 像占卜、谶纬和相术等曾经在改朝换代和宫廷权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些造反者为了让自己的谋反行动具有合法性, 往往要利用术数来制造舆论。而到了近现代, 术数的这一功能已大大削弱甚至消失了。自古至今, 术数的经济功能则一直在发挥中, 这主要表现在始终有人将其作为谋生的手段。即使在传统遭到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 一些术数活动, 例如算命, 也在短暂停顿后得以恢复, 因为从事算命的多为盲人, 而这是部分盲人的谋生之道。如今, 不少术数在民间依然十分流行, 这也就成为一些人谋生甚至发财致富的有效手段。至于术数的文化功能, 则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际之间交往的增加而添加的。在茶余饭后和一些娱乐场所, 不少人也喜欢算卦、看相或占星, 或运用计算机等技术工具来测字、算命, 这些通常只作为调节生活和娱乐消遣的方式, 其中通常没有经济功能相伴。

当然, 术数认知的最重要功能是在心理方面。当运用术数对某个人命运之富贵作出预测后, 这一预测本身就能成为促使其努力和奋斗的心理动力, 从而有利于预测的结果在未来真的实现。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看来, 术数所起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正向的激励因素, 从而使得受激励者更有可能在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这里可以举一个历史上有名的例子加以说明。据《晋书·魏舒》记载, 魏舒少时就成孤儿, 寄居在外公家。外公家恰好造新房, 相宅者说此宅“当出贵甥”。他听后便立志奋发, 日后果然贵不可言, 用行动验证了预测。其实, 像风水 (特别是关于阴宅) 术和面相术, 其主要功能就是这种心理暗示。当然, 术数不仅仅提供预测, 实际上也能对已发生的事件或现象提供解释, 而这种解释结果也往往起着心理安慰和调节的功能。例如, 一个人或家庭遇到了不幸的事件, 面相术的施事者可以将其解释成是命中注定会遇到的一个“坎”, 这样也就能让受事者获得心理安慰。

可以看出, 在术数的这些实用功能中, 心理功能是最基本的。事实上, 政治和文化功能的发挥, 主要是通过影响受事者的心理状态而实现的,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压根儿就不相信术数的预测, 那么, 这样的预测就无法进一步对政治事件和生活方式产生作用。至于经济功能的发挥, 也是要以心理功能为基础, 这主要是对于术数的施事者而言。这是因为, 一个术数的施事者, 如果希望获利, 特别是获得大的回报, 其作出的预测和解释就应当越“准”越好。而要提高精准度, 不仅需要通过平时的观察和实践积累丰富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事的知识, 而且需要具备察言观色的能力, 能够有效和精准地揣度受事者的心理状态和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个好的术数施事者实际上是一个好的民间心理学家。

五结语

本文的目的, 除了试图将术数作为认知现象来探究其生发的认知基础和特征以及相应的功能价值以外, 还希望为术数的进一步研究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当下,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如火如荼, 但对于术数这种至今仍在发挥现实作用的文化现象, 学术界似乎羞于或不屑进行科学的研究。笔者认为, 这种情况并不正常。

其实, 对于术数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 具有很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通过这种研究, 一方面, 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从整体上认识和评判中国传统文化, 而且可以通过弄清术数之所以长盛不衰的深层的认知和社会原因, 把握人类信念系统形成的共性和中国人的信念系统的特性, 从而更好地认清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 不管是否承认术数的正当性, 其依然在当今国人的许多活动中发挥着作用,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 尽管我们倡导科学, 反对迷信, 但如果能剔除术数中所含的一些神秘和迷信的成分, 将其作为一种有益的生活方式加以对待, 仍然可以发现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面的功能价值。因此, 从现实的角度看, 对术数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注释】

1 《四库全书·易类小序》。

2 张明喜:《中国术数文化发凡》, 《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3 王充:《论衡·卜筮》, 黄晖撰:《论衡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 第1004页。

4 Paul Bloom, “Religion is Natural”,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07, 10 (1) , pp.47-51.

5 Justin L.Barret, t“Exploring the Natural Foundations of Religion”, Trends in Cogntive Sciences, 2000, 4 (1) , pp.29-34.

6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 北京:中华书局, 1999年, 第609页。

(原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0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