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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向桐】论科学实在论“非奇迹论证”的逻辑与问题

 

当代科学实在论最核心的争议难题是围绕“非奇迹论证”(no miracles argument,简称为NMA)问题①展开的。库克拉(A.Kukla)曾这样总结NMA说:“支持科学实在论的最强论证纲领由波普尔、斯马特(J.Smart)、普特南和博伊德(R.Boyd)等人提出,并且在马斯格雷(A.Musgrave)和利普林(J.Leplin)那里得到了新的表述。这种论证认为,对科学理论成功的唯一令人满意的解释是它们(理论)是真实的,类似于经典的真理符合论。”②即科学实在论对科学理论及其术语的实在论解释奠基于如下直觉之上:在科学理论取得成功与理论较为准确地描述自然界这种属性之间存在某种因果性的关联关系!③鉴于“非奇迹论证”在科学实在论辩护中的关键地位,以及国内还并没有特别专门的讨论,本文将对科学实在论的这种论证模式作一个较细致分析,以理清科学实在论的辩护思路以及由此面临的理论困境问题。

一、“科学的成功”与NMA的提出

  科学实在论是与科学乐观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构成实在论辩护的逻辑基础。应该说,实在论对科学的解释是最符合人们的常识和直觉的,相对于经验主义和工具论对科学与实在世界之间关系的解释,它也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从理论辩护的角度来看,“实在论并不总是传递着对它天真的期望”,即使是普特南也承认,实在论的乐观主义许诺能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常识感,但到头来留给人们的“是一张不知道是什么的空头支票”④。科学实在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论证自己主张的合理性,说明实在论解释的逻辑理由何在。

  科学实在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理论尝试之后,逐渐将论证的关注点集中在了自然科学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上: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自然科学不断取得成功的原因何在呢?“我们应该推断,做出成功预测的科学理论是接近真理的,因为真理是科学取得成功的最佳解释”,所以,“科学实在论论证的基石来自于科学的成功”⑤。其中,波普尔很早就注意到了理论成功与科学真理的关系问题:科学家们相信自己的理论是对自然界真实或“趋真性”(verisimilitude)的描述,这主要表现为科学理论解释能力的提高和进步。这也是波普尔反对工具主义而支持实在论对科学说明的重要原因所在,科学的进步与成功是衡量科学真理的必要尺度:“如果由于偶然性,一个假说不可能反复成功。”⑥之后,在塞拉斯“科学的形象”是“成功科学理论显现”观点的影响下,斯马特和麦克维尔(J.Maxwell)等人又进一步明确主张应该将科学实在论的辩护建立在对“科学成功的解释上”。在斯马特等人看来,“如果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并不存在,那么理论论断本身就没有很好地被证明,所以科学不是对不可观察世界的真实描述,它也不可能解释科学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对可观察实体关系的准确预测”⑦。进而,他们反对从工具主义和现象主义的角度理解科学理论,因为,“如果现象主义关于理论实体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相信宇宙的巧合。如果是这样,这就是说,关于电子等科学术语的陈述只具有工具价值:它们仅仅使得我们能够预测电流计和云室层面的现象而已”。相反,“如果我们从实在论的角度解释理论,那么就不需要这种宇宙的巧合了:因为存在电子的话,电流计和云室的这种变化情况并不奇怪,这正是我们预测到的结果”⑧。所以,麦克维尔还特别强调说,“对理论成功的唯一合理解释是,它得到了很好的确证,所以它是真实的陈述,而且其指称的实体真的存在”⑨。

  之后,博伊德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细化了NMA的论证细节,“博伊德对科学实在论之争的重要贡献恰恰在于,他直接使用了‘非奇迹论证’来捍卫科学中扩展性溯因推理(ampliative-abductive)的可靠性和合理性”⑩。而且,博伊德对实在论的辩护也不再停留在简单的哲学辩护方面,他进一步主张应该把科学实在论本身看成是一个类似于科学理论的经验假说,可以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用溯因推理方法或最佳解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简称为IBE)方法为科学实在论做出理论论证。为此,他总结说,近年来人们开始趋向于从实在论角度理解科学,“这种实在论倾向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对理论在科学实践中所发挥的极端重要作用的认可”(11)。也就是说,NMA的模式成为连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成功的最佳辩护模式。

  而普特南是科学实在论“非奇迹论证”的代表人物,希罗斯(S.Psillos)甚至将NMA称为“博伊德-普特南论证”。普特南在博伊德把科学实在论理解为经验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关于经验科学的实在论建立在两个主要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粗略地分为否定论证和肯定论证”。其中,“否定论证是,各种工具论和操作主义哲学家努力的结果并不成功。人们总是试图表明,科学陈述来自于感觉数据或操作测量,或者其他什么的努力都不成功,或者希望渺茫,或者需要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新描述这些普通‘科学发现’为‘意义操作’或什么的其他东西,但这些理论尝试无疑都是不成功的,这表明大多数科学陈述最好根本不需要被解释为哲学的”(12)。普特南像波普尔等人一样,反对工具论把科学理论解读为某种“黑箱”或“操作”,因为这样一来,科学研究就仅仅是一种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过程,我们对“黑箱”或“操作”本身仍不了解。所以,这种理解最终还是要把对科学成功的解释归之于某种“奇迹”或“巧合”方面,因此,工具主义和操作主义的解释并不成功,普特南在此基础上主张一种“趋真的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 as convergence)(13)

与否定的论证相反,“实在论的肯定论证是唯一不把科学获得成功诉诸奇迹的哲学。成熟科学中的理论术语典型的有所指称(这归于博伊德的表述),成熟科学所接纳的理论典型地接近真理,同一术语指称同样的东西,即使它们出现在不同的理论中”(14)。并且,普特南认为,实在论的论证与数学实在论的不可或缺论证一样是确实可靠的。他说:“科学成功地做出真实的预测,设计了控制自然的更好方法,这无疑是一个经验事实。如果实在论是对这个事实的解释,那么实在论本身一定是最确切的科学假说。”(15)在希罗斯看来,普特南对实在论的辩护中心在于一种“科学成功的最佳辩护”,“这导致了对如下两个命题的信任:(a)科学理论应该被解释为实在的,(b)对科学理论的如此解释,得到了很好的保证,因为它们蕴含了可靠的预测”(16)。相对于斯马特等人的论证,普特南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他和博伊德将科学实在论的辩护从先验论证转换到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辩护:“实在论辩护不是一种先验论的认识论,而是经验-自然主义纲领(empirical-naturalistic programme)的一部分,它认为实在论是对科学成功解释的最好经验假说。”(17)

二、最佳解释推理与NMA的逻辑结构

  在对实在论的辩护走向自然主义之后,经验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也成为科学实在论论证的基础和重要依据。劳丹、利普林、库克拉、希罗斯等人对NMA推理形式的总结,均建立在对这一关系问题的分析基础之上(18)。如果把科学实在论理解为一个科学假说,而我们要判断这个假说是否为真,即科学实在论是否成立,这就要考察经验证据和假说之间的确证关系问题。从NMA的论证模式来看,这种推理模型是一种非论证性的推理,其内在“目的是为了涵盖所有不具备演绎形式的非论证性推理”(19)。按照皮尔士对科学推理的分类,NMA的论证并非归纳推理或演绎推理,而是一种“溯因推理辩护”(adductive argument)。所谓的溯因推理,一般也被称为“最佳解释推理”,这种推理模式是一种跨越性的判断:“如果某一假说能够为证据提供比其他假说更好的说明,那么就可以从这个前提得出结论:此假说是真的。”(20)NMA推理形式可以进一步简单概括为:

  (1)科学理论T是极为成功的;

  (2)如果T是真的,那么T理所当然会取得成功的;

  (3)根据(2)可知,T的真理性为T的经验成功提供了解释;

  (4)而且,事实上,T的真理性也为T的成功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5)除此之外(非奇迹论证),没有其他解释可以说明这种现象;

  (6)而且,除了T的真理性,我们也无法说明T的成功;

  (7)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T的成功说明T是真的。(21)

  对照以上NMA的逻辑思路,我们还可以从贝叶斯公式中得到(22)

  (8)P(SH)1

  (9)P(SH/TH)1

  (10)P(SH/TH)0

  (11)P(TH/SH)1

  很明显,根据(8),如果理论H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即其成功的概率就接近于1,如果理论是真实的,那么理论成功可能性的概率也接近于1(根据(9))。我们又知道,在理论不真实的情况下,理论成功的概率极低,即(10),这接近于0。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从贝叶斯公式P(TH|SH)=P(SH|TH)*P(SH)/P(TH)可以得出结论:P(TH|SH)的值接近于1。这也就是说,当理论取得成功时,理论为真的概率接近于1。换言之:如果理论为假,那么科学理论中的自然规律和规则就失去了意义,按照这些规律去行动只能意味着失败。在里普顿看来,这种推理模式的关键之处在于对推理方法的指引,人们从已知证据中推论假说,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这将是对这些证据的最佳说明;反之亦然。也就是说,NMA的论证力量建立在以下强烈的直觉之上:在成功的新奇预测和理论关于世界的大致正确之间肯定存在有某种解释性关联,尤其是科学理论在说明世界“不可见领域”是基本正确的时候。但是,相对于演绎推理,溯因推理还是缺乏严格性的逻辑依据,其解释不是必然正确的。例如皮尔士著名的例子——如果看到潮湿的草地,我们最可能的解释是天下雨了——这是最佳的说明(但非唯一或必然的)。因为还有其他可能情况,比如草地潮湿的真正原因是园丁刚给草地浇过水,那么原来的解释(下雨了)就被证明出错了。可见,溯因推理的逻辑都是非单向决定性的(23)

  希罗斯认为,为了澄清科学实在论的辩护问题,还有必要对NMAIBE作一区分。因为,“NMA自身是IBE的一个特例,它意在捍卫命题IBE本身是可靠的”(24)。这样,NMA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主张最佳推理可以接受某一科学理论是基本真实的,另一方面,它还有捍卫一个更一般的主张,即科学可以建立在最佳推理基础上。NMA是一种元-溯因推理,它不但是一种最佳解释推理,而且更是用于论证的最佳解释推理。具体来说,NMA事实上蕴含了两个不同的推理模式(25)

  ()强调背景理论作用的推理

  P1科学方法论致使科学预测获得成功

  P2科学方法论是负载背景理论的

  C1背景理论是基本正确的

  ()NMA的成立条件:接受最佳解释推理的可靠性(RBE)

  C1背景理论是基本正确的

  P3背景理论是通过最佳解释推理获得的

  P4当且仅当产生高度接近真理的结论时,一个推理规则才是可靠的

  C2最佳解释推理是可靠的。

  由于C1C2的可靠性,即一方面“科学方法论最佳推理在工具上是可靠的,背景理论是接近真理的”,另一方面“我们有理由相信溯因推理是可靠的:它趋向于产生接近真理的理论”(26)。所以,当我们把科学实在论视为一个普特南式的“经验假说”时,最佳解释推理才最有力地解释了“科学理论的成功”。

  通过希罗斯的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NMA的论证逻辑结构。首先,NMA是一种最佳解释推理,所以第一个子论证利用了溯因推理,而后一个子论证正是RBE所要证明的。在这里,希罗斯正确指出在这个复杂的论证(NMA+IBE)中存在着某种循环论证的特征。所以,结论C2并不简单包含在NMA前提中。但希罗斯认为,这只是说NMA蕴含了规则性的循环(rule-circularity),因为根据博瑞滋外特(R.Braithwaite)、克里夫(V Cleve)等人对前提循环(premise-circularity)和规则循环的区分,这种推理仍是合法性的(27)。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NMA:科学的经验成功是科学理论与其描述的实在结构相一致的最好解释。科学实在论通过对科学理论在社会中取得的成功来说明理论的真理性,在科学实践中,如果按照某一科学理论所做出的预言全部成了现实,那么这个理论就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就有真理性。只有科学实在论能对科学在应用与预测上的经验成功做出合理解释,其他反实在论则只有将科学的成功归结为奇迹或是幸运,即“在认识论中真理和指称概念具有一个因果解释作用”(28)

三、NMA存在的逻辑和论证问题

  NMA为科学实在论的主张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但这种论证本身还并不完善。NMA在逻辑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缺乏严格性的逻辑依据,其解释不具有必然性,这也是导致反实在论批判的关键环节。

  首先,这表现在NMA的逻辑基础问题上。我们在面对当代科学不断取得成功的经验事实时,实在论的解释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难道我们真的要把科学的成功仅仅简单归于一次次的巧合事件吗?在这方面实在论的解释还是最符合人们的直观的。根据皮尔士最初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要使用规则来解释某些观察,但由于产生新规则的实际过程不受逻辑规则的限制,新的科学知识只能通过溯因推理方法来建立。这既意味着溯因推理在人类认识中的重要性,但也意味着NMA还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逻辑基础,即科学实在论仅仅将论证建立在直觉之上是很难令反实在论者满意的。所以,反实在论最主要的批判是实在论的辩护仍然是一种恶性循环和假设性的、想当然的推断论证(29)

  实在论使用了最佳解释推理,而批评者指出最佳解释推理作为一种可靠的推理方法本身也是需要论证的(30)。豪森(C.Howson)曾经就此指出,“P(H|E)(豪森用来表示理论为真的概率)的值依赖于P(H|E)(表示理论为假的概率)值是极小的”,但科学实在论并没有依据可以证明P(H|E)接近于0就匆匆下了结论,“这是一个完全的谬误”(31)。当然,这也没有表明NMA的确就是错误的,因为正如沃勒尔、刘易斯(Peter Lewis)、迈讷斯(Magnus)和凯林德(Craig Callender)等人所证明的,NMA的主要反驳“悲观归纳”同样也犯有一样的以偏概全的逻辑问题(32)

  其次,NMA论证的逻辑结构也存在问题。因为科学在经验上成功的偶然性在逻辑上是不能排除的,实在论用经验的成功不是巧合和奇迹来论证其合法性,其实是犯了一种“公共因果法则”(the principle of the common cause)的错误:我们总是要为“一系列联系寻求一个共同的原因”,而事实上它可能就是一种巧合,但在逻辑上偶然性事件也有其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希罗斯说,“虽然实在论的批评者否认(或仅仅怀疑)IBE是一种可靠的推理方法,NMA假设了它的可靠性。所以实在论以IBE为基础的辩护还缺少足够的论证力量,因为它用了‘正是这种论证的类型,其说服力正是要讨论的’。消除恶性循环和想当然论证正是我们捍卫实在论的中心任务”(33)

  NMA的溯因推理方法是缺乏严密逻辑依据的,其解释也不是必然为真的,即科学的“成功”与理论“真理性”之间不存在必然性的因果逻辑关系。例如,劳丹承认“可能在成功与接近真理之间存在关联,但必须能够独立地论证这种联系”,即“对一个理论接近真理意味着什么的最好说明,并不能得出一个接近真理的理论将在解释上是成功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完全可以设想,一个理论在可预测的意义上可能是接近真理的,然而这种理论在随后的验证中却是错误的”(34)。面对这个理论难题,至今科学实在论也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独立的溯因推理的证明。

  而且,如果我们把科学实在论看作一个经验假说,实在论者认为通过最佳说明推理得出科学实在论是对当前科学成功状况的最佳说明。但科学实在论并没有像成熟的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做出什么成功的科学预言或应用,至多只是解释了一些科学取得成功的现象而已,这不符合科学实在论辩护中“科学成功”的条件。这也是NMA急需说明的一个逻辑问题。

  再次,NMA对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其论证中充满了意义模糊和混乱名词,有许多“难以澄清的臭名昭著的术语”(35),以致于许多相关概念是看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科学“成功”的概念。劳丹、沃勒尔(J.Worrall)等人指出,实在论对“成功”概念的界定是不清晰的,“虽然普特南、塞拉斯和波义德都把科学的成功视为当然的事,但他们很少谈及这种成功是指什么”,在劳丹看来,普特南等人把一个理论的可使用性或应用等实用性标准当作了科学的成功,但是,“按照这种说明,如果一个理论做出了大量正确的预测,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秩序的有效干涉,并经过了一系列标准的检验,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的”。这样实在论对成功作了一个过于严格的界定,“这种过于严格地对成功的说明将击败实在论的目标。毕竟他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科学通常工作得很好(这些正是逻辑主义或波普尔主义所支持的),然而可能证明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因为它没有高度的证实性)(36)

又如实在论的“趋真性”概念,“事实上,所有的认识实在论的支持者都把一个理论如果是接近真理的,那么就可以推出这个理论将会对观察现象做出相对成功的预测和解释当成是没有问题的”(37)。但怎样定义一个理论或陈述是接近真理的呢?自从波普尔提出“趋真性”概念以来,就引出了许多纠缠不清的争论,一直没有较为一致的概念表述。以至于许多实在论者也承认他们没有对“接近真理”或“趋真性”概念给出一个一致性的表达,但他们坚持认为并没有危及趋真性的可能性。例如牛顿-史密斯就承认,“没有人能对逼真性概念给出一个满意的分析,但他坚持认为这个概念的应用是合法的”,他甚至指出,“如果我们固执地坚持寻求这些概念的形式定义,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同样的困境之中”(38)。劳丹同样认为:“这种分析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里要挑战的不是‘趋真性’概念是否是严格的,而是它是否清晰地足以使我们确定其能否承当所要解释的。”(39)这些核心概念的模糊性,直接影响到科学实在论观念和论述的有效性和严密性,这也是科学实在论辩护往往最后“诉诸于直觉的原因所在”(40)

尽管NMA遇到了诸多的理论难题,但它目前仍是科学实在论辩护的主要模式。一方面,当代的主要科学实在论者,如沃勒尔、希罗斯、利普林等人都在致力于完善和发展NMA,强调和关注科学成功和科学理论内容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例如希罗斯和利普林针对科学“成功”概念的模糊性,试图精确说明科学成功的内涵。利普林将“科学成功”定义为“新颖预测”,希罗斯则进一步界定了何谓理论的“新颖预测”:假设理论H与另一个假说H'(以及另外的辅助性假说A),共同预测出现象P。那么P做出了新颖预测,当且仅当P'A不能独立推导出P,且没有其他假说H预测出P(41)。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有趣的现象来思考科学实在论的辩护问题,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NMA的意义所在: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这场争论中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科学实在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而反实在论则处于一种没有阵地的破而不立的批判状态,总是针对实在论的辩护提出了相应的批判。这种情况确实已经导致了科学实在论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位置。但如果把问题反过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仍然还是只有实在论对科学成功的解释最具合理性,而反实在论在有力反驳实在论辩护的同时,却一直没有给出他们自己对科学成功现象较之实在论更为合理的解释。所以,沃勒尔也在分析豪森等人批评的过程中自信地指出:“理论的成功看起来使得实在论依然是最可能的立场。尽管很多问题提了出来,结构实在论(沃勒尔的实在论主张)能够继续捍卫实在论的主张,不致使得科学的成功成为一个巨大的奇迹。”(42)

 

【注释】:

①这种类似的论证方法在不同人那里有不同的称呼,普特南称为之“奇迹论证”(the miracle argument);弗拉森则称之为终级论证(the ultimate argument);希罗斯称这种论证方式为NMA论证或IBE论证;库克拉称之为SS(success of science)论证模式;而多普利特(Doppelt)称之为“非奇迹论证”,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这里统一称之为“非奇迹论证”。

A.Kukla,"Antirealist Explanations of the Success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67,1996,p.266.

Stathis Psillos,"Scientific Realism and the 'Pessimistic Induction'," Philosophy of Science,63,1996,p.306.

H.Putnam,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Lasalle Illinois,1987,p.4.

A.Kukla,Studies in Scientific Re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2.

K.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London:ltitchinson,1963,p.346.

J.Smart,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Reali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3,p.13.

J.Smart,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Reali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3,p.39.

S.Psillos,Scientific Realism:How Science Tracks Truth,London:Routledge,1999,p.73.

S.Psillos,Scientific Realism:How Science Tracks Truth,London:Routledge,1999,p.77.

(11)R.Boyd,"Realism,Underdetermination,and a Causal Theory of Evidence," Nous,7,1973,p.8.

(12)H.Putnam,Mathematics,Matter and Meth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73.

(13)H.Putnam,"Three Kinds of Scientific Realism,"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8,1982,p.195.

(14)H.Putnam,Mathematics,Matter and Meth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p.72-73.

(15)H.Putnam,"Three Kinds of Scientific Realism,"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8,1982,p.18.

(16)S.Psillos,Knowing the Structure of Nature,Palgrave Macmillan,2009,p.15.

(17)S.Psillos,Knowing the Structure of Nature,Palgrave Macmillan,2009,p.15.

(18)例如库克拉对“非奇迹论证”逻辑的总结:(1)科学事业的成功远不是可以用偶然说明的;(2)其成功的唯一(最好)解释是科学理论的真理性;(3)因此我们应该是实在论者。以及劳丹把科学实在论归结为两个精致的溯因推理论证(adductive argument),都是这种思路。更详细分析可见本文作者的论文:《悲观归纳与科学实在论的辩护》,《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悲观归纳与“伪肯定谬误论”的回应》,《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

(19)S.Psillos,"Simply the Best:A Case for Abduction," A.C.Kakas & F.Sadri(Eds.),Computational Logic,Berlin:Springer-Verlag,2002,p.614.

(20)M.Mizrahi,"Why the Ultimate Argument for Scientific Realism ultimately Fail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43,2012,p.132.

(21)Timothy D.Lyons,"Scientific Realism and the Stratagema de Divide et Impera,"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57,2006,p.892.

(22)P.D.Magnus and Craig Callender,"Realist Ennui and the Base Rate Fallacy," Philosophy of Science,71,2004,p.323.

(23)具体参见拙文《论劳丹的反实在论及其影响》(《南开哲学》2009年第3)以及《悲观归纳与科学实在论的辩护问题》(《社会科学》2011年第8)

(24)S.Psillos,Scientific Realism:How Science Tracks Truth,London:Routledge,1999,pp.116-117.

(25)更详细分析可以见希罗斯的具体论述,S.Psillos,Scientific Realism:How Science Tracks Truth,London:Routledge,1999

(26)S.Psillos,Scientific Realism:How Science Tracks Truth,London:Routledge,1999,p.80.

(27)S.Psillos,Scientific Realism:How Science Tracks Truth,London:Routledge,1999,pp.81-86.

(28)H.Putnam,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p.21.

(29)贾向桐:《悲观归纳与伪肯定谬误论的回应》,《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贾向桐:《悲观归纳与科学实在论的辩护问题》,《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30)希罗斯虽然针对NMA的基础问题将实在论的辩护进一步细化为两个子命题,力图避免这一难题,但他的工作还是不彻底的。近来,布什(J.Busch)曾撰文专门分析了希罗斯的新辩护:“科学理论的预测成功并不能就得出结论理论是正确的,因为从一个错误的陈述也可以得出基本正确的结果。对成功预测的一个解释可以是它正巧碰上了错误理论的一个正确结果。”相关论述见J.Busch,"Scientific Realism and the Indispensability Argument for Mathema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25,2011,pp.314-315

(31)C.Howson,Hume's Problem:Induction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Belief,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pp.57-59.

(32)NMA面对的最大反驳来自“不充分决定命题”(thesis of underdetermination)以及“悲观归纳”(the pessimistic induction)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挑战,但这些问题作者已经在其他论文中有所论述,这里不再专门分析。有兴趣者请查阅拙文的《悲观归纳:当代科学实在论辩护的经典难题》,《哲学动态》2009年第3期;《不充分决定命题成立吗?》,《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8期;《悲观归纳与伪肯定谬误论的回应》,《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悲观归纳与科学实在论的辩护问题》,《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33)S.Psillos,Scientific Realism:How Science Tracks Truth,London:Routledge,1999,p.71;另外还可参考拙文《悲观归纳与科学实在论的辩护问题》,《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34)L.Laudan,"A Confutation of Convergent Real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48,1981,pp.30-31.

(35)J.Worrall,The Best of Both Worlds,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44.

(36)L.Laudan,"A Confutation of Convergent Real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48,1981,p.23;另外还可参考拙文《论劳丹的反实在论及其影响》,《南开哲学》2009年第3辑。

(37)L.Laudan,"A Confutation of Convergent Real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48,1981,p.30.

(38)S.Robinson,"Popperr's Verisimilitude," Analysis,31,1971,p.196.

(39)L.Laudan,"A Confutation of Convergent Real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48,1981,pp.31-32.

(40)这一部分的内容还可以参考拙文《悲观归纳与伪肯定谬误论的回应》,《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的相关论述。

(41)S.Psillos,Scientific Realism:How Science Tracks Truth,London:Routledge,1999,p.110.

(42)J.Worrall,"Miracles and Structural Realism," Landry,Elaine,Rickles,Dean(eds.),Structural Realism,New York:Springer,2012,p.94.

 

(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期;录入编辑:9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