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变化积淀在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语言和文体之中。仔细研究本世纪三种主要欧洲语言在词汇和文体上所经历的变化，无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新的观念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以及怎样用特殊的语词即术语来加以固定和规定。它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追溯欧洲思想总积累的成长，以及个别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的迁移。

——引自梅尔茨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

1915年的9月15日，陈独秀(1879—1942)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在万马齐喑的华夏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始终被认为是改造传统文化、医治社会沉疴最有效的良药之一。对此，我们可以从陈独秀1920年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上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看得非常清楚。陈独秀在该文中写道：“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①在这里，陈独秀为改造中国旧文化列出来的第一服药方乃“科学”。

至于为什么要用“科学”改造旧文化，陈独秀在该文中解释道：“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②

“科学”是解读新文化运动的本来面貌和本征性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时隔一百年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反思新文化运动，有必要对当时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展开更为深入的考察。

数年前，笔者曾基于杨文衡③、樊洪业④、李醒民⑤等众多学者的前期研究，围绕“科学”的起源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等问题展开过一些粗浅的探索，但由于这些探索都只是针对“科学”的某个时段或某个侧面展开的，所以不足以勾勒出“科学”的整体特征。而且，囿于材料所限，当时的一些论证并非十分严密，某些观点甚至表达得不是十分精准。因此，有必要趁着“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系列会议”召开之机，对自己过去有关“科学”的起源与传播的研究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做些集成处理，以便更为全面、准确地揭示“科学”的诞生经纬以及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前的传播与发展情况。

基于上述想法，以下，拟分中文文献中出现的早期“科学”用例、英文“science”语义的发展演变、作为“science”译语登场的“科学”、最早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科学”、“科学”在清末中国的传播、“科学”取代“格致”成为“science”的定译词六个部分对“科学”一词的来龙去脉及其早期语义演变试作粗浅考察。

一 中文文献中出现的早期“科学”用例

不少日本学者认为，“科学”一词率先诞生于日本，它乃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用于翻译英语词汇“science”的产物。⑥国内不少学者也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科学”一词乃舶来品，它是我国有识之士于19世纪末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语。⑦尽管《汉语大词典》“科学”词条的作者举出了反例，认为南宁时期的陈亮(1143—1194)就已开始使用“科学”一词，但其列举的例子并不成立，因为该处的“科学”系“科举”的误植。⑧不过，事实确实是，“科学”在中文文献中早已有之，它很难说是日本的新创词。⑨

笔者曾对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了全面检索，发现《四库全书》所收北宋李昉(925—996)等人编纂的《文苑英华》中出现了“科学”一词。

《文苑英华》系宋太宗赵灵命李昉等二十余人共同编纂而成。宋真宗赵恒时曾进行过几次修订。宋孝宗赵昚时又命专人作了校订，最后经多人复校，于嘉泰元年(1201)开始刻版，四年完工。⑩《文苑英华》全书一千卷，选录作家两千余人，作品近两万篇。其中，约十分之九是唐人作品，其余则是南北朝作品，多数是根据当时流传不多的抄本诗文集收录的。该书第九百四十六卷收录了唐未罗衮的一篇题为《仓部栢郎中墓志铭》的作品。该墓志铭中出现了“科学”用例，现摘录如下：

近代科学之家有栢氏仓部，府君讳宗回字几，圣祖士良忠州司马，父暠毛诗博士，赠国子司业，君踵父学开元礼。咸通中，考官第之，尚书落之，不胜压屈，因罢，取家荫出身，选为州县官。(引文中的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以下凡引自《四库全书》者，均同)(11)经与明朝刻印的同名单行本(12)比照，确认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该处抄录无误。

罗衮，字子制，今四川邛崃县人。其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光化末前后在世。大顺年间文学优赡科登第。官左拾遗，直言敢谏。唐哀帝时，官起居郎。朱晃灭唐称帝，罗衮仕梁官至礼部员外郎。罗衮能诗善文，《全唐诗》录其诗三首，《全唐文》录其文二十二篇。罗衮《仓部栢郎中墓志铭》中的“科学”显然是独立词汇，似可解作“科举之学”。如果《文苑英华》中的相关记载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抄录没有出错，那么最早使用“科学”一词之人至少可以追溯至唐末的罗衮。

此外，文渊阁《四库全书》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意为“科举之学”的“科学”用例。如明朝唐顺之(1507—1560)编纂的《稗编》中收录了题为《广科学以弭盗》一文，该文除标题中含有“科学”字样外，正文中也使用了“科学”一语：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岛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有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学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贼盗奸宄。(13)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广科学以弭盗》这篇文章中“科学”一词两度出现，没有理由怀疑它们都是误写。不难看出，此处的“科学”指的是“科举之学”，也即儒生参加朝廷开设的分科录用考试所需掌握的学问。

除用作“科举之学”外，文渊阁《四库全书》中还出现了用于表达“分科之学”之意的“科学”用例。如乾隆五十五(1790)年奉敕编纂的《钦定千叟宴诗》中有一段关于钦天监西洋人那永福(生卒不详)的记述：

欧逻巴州西天西意达里亚(欧洲西边的意大利)，臣所楱栖六城环以地中海，高墉架海横天梯，人有医、治、教、道四科学，物有金刚、珊瑚、哆啰珠、象犀。康熙九年入觐贡，自后岁奉金牒、航狻猊，怀仁、若望始守职跪奉。(14)那永福乾隆九年进京，乾隆十五年曾在瀛台教授过琴谱，乾隆二十四年还撰写过《圣母圣衣会恩谕》一书。这篇文章中的“怀仁、若望”指的是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和汤若望(J.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四科学”指的是医学、法学、神学和哲学。17世纪的西方大学通常都设有这四个学院，其中医学院、法学院和神学院为专门教育学院，哲学院为基础教育学院，早期也称作自由艺学(拉丁文：artes liberales)院，主要教授七门“自由艺学”，即文法、修辞、逻辑以及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15)此处的“四科学”似应解作“四科之学问”，或“四门科学”“四学科”。其中，“科学”已带有“分科之学(discipline)”之意。尽管“科举之学”，即分科举才之学与“分科之学”之间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但“科学”的含义由“科举之学”发展到“分科之学”，应该说是一项比较大的飞跃。

洋务运动时期，接受李鸿章(1823—1901)之邀，担任上海轮船招商总局总办的唐景星(廷枢)(1832—1892)似乎也曾使用过“科学”一词。(16)该用例是在徐润(1838—1911)撰写的《徐愚斋自叙年谱》中找到的。徐润曾长期担任唐景星的副手，他在自叙年谱中抄录了一份有关唐景星生平事迹的中文译稿。该译稿译自英文杂志上海《远东月报》1876年6月号。现节录如下：

唐景星君以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地方。其早年教育自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得受之于香港马礼逊教科学，继进英国教会学堂。(17)此处的“科学”很费解。前些日子，笔者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中查到了上海《远东月报》刊载的原文。经比照，发现该处的英文原文是：“His early education he received in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school，in Hongkong，from 1842 to 1848，when he entered the London Mission school.”(18)徐润抄录的“马礼逊教科学”在此对应的是“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school”(马礼逊教育协会学堂)。马礼逊教育协会是为了纪念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而创立的基督教团体，该协会附属学堂，即马礼逊学堂1942年由澳门迁至香港，唐景星乃其早期学生之一。(19)很明显，唐景星生平事迹中文译稿中的“科学”与上面介绍的众多“科学”用例一样，都不是“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

二 英文“science”语义的发展演变

在考察作为“science”译语的“科学”的诞生情况之前，有必要对英文“science”的语义变化情况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

英语中的“science”源于拉丁语“scientia”，在中世纪，“scientia”的根本含义是“知识”。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除将其翻译为“science”外，有时还将其直接翻译为“knowledge”(知识)或者“learning”(学问)。(20)当时各类知识部门，即专门学科领域尚未完成独立，所有知识都还包含在哲学体系之内，故“scientia”与源于希腊语“philos(爱)”和“sophia(智慧)”的“philosophia”词义相近，以至在很多情况下，源于拉丁文的“science”和源于希腊文的“philosophy”在英语中可以互换使用。(21)陈启伟在研究1877年《格致汇编》所载英人慕维廉写的《培根格致新法》一文中的“philosophy”译名时发现，慕维廉将培根《新工具》中的“philosophy”和“science”都译成了“格学”或“学”。(22)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慕维廉看来，“philosophy”和“science”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后来英美等国教会大学纷纷给理科出身的毕业生授哲学博士(Ph.D)学位与此也有很大的关联。

在近代以前，人们认识自然所获得的知识，不论是通过抽象思辨，还是通过经验观察所获得的知识，统统被纳入“自然哲学”的范畴。那时，拉丁语“philosophia naturalis”和“scientia naturalis”指的都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与希腊语中的“philosophia physice”同义。(23)即使是16世纪—17世纪爆发的科学革命也未能改变这一状况。近代自然科学被认为诞生于17世纪，其主要依据乃牛顿力学的形成。可是，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公开披露力学三定律的著作的名称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Philosophiae Naturalis)。尽管基于数学描述与经验观察的牛顿力学明显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但是牛顿仍将其称作为“自然哲学”。这意味着，近代自然科学虽然诞生了，但它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名分，因此它不得不沿用“自然哲学”之名，继续寓居在哲学体系之内。这种情况至18世纪末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奠定化学原子论基础，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的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1808年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命名为《化学哲学的新体系》(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很明显，在道尔顿看来，基于分析实验提出的化学原子论仍只不过是自然哲学中的一个分支，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

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分道扬镳，开始从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实际上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所言的“第二次科学革命”①爆发之后的事。经过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之后，自然哲学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对自然进行经验与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急剧增长，其中尤以化学、理论力学、热力学、光学领域的发展为甚。此时，不加区隔地继续将以数学和实验为两大支柱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统称为“自然哲学”已不合时宜，于是英语中原本同义的“natural philosophy”和“natural science”的用法开始出现分化，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natural philosophy”来指称对自然进行形而上学思考所获得的知识，也即狭义上的“自然哲学”；同时使用“natural science”或其短缩语“science”来指称对自然进行经验与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结果，在19世纪上半叶，关于自然的知识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另一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25)前者主要是基于“做”(doing)建立起来的，后者则主要是通过“想”(thinking)建立起来的。至此，原来在反对神学时结成同盟的两大致力于探寻世俗真理的知识领域便宣告彻底决裂了。

一般认为，自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1831年成立时起，“science”才获得了今日的确定含义。(26)此后，使用“science”来指称对自然进行经验与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的情形有增无减。但是，即便进入19世纪下半叶，使用“natural philosophy”来指称自然科学的现象仍然存在。如蒯肯波士(G.p.Quackenbos)的Natural Philosophy(1859年初版，1873年再版)实际上写的都是以物理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27)

肇始于18世纪的科学的职业化与体制化，不仅使自然科学得以在19世纪上半叶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自然科学在19世纪中期前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至自然科学在19世纪下半叶呈现出了三大特征：一、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涌现出了一批新兴学科，如生物学、生理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电磁学、地质学等；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密，既出现了一批为了科学的技术，也出现了不少为了技术的科学，随着以技术为基础的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三、科学的精神价值日益彰显，致使科学乃接受过严格检验的客观真理，科学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一切理论都必须接受理性的无情审视和批判等观念开始流行。(28)之后，科学不仅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获得了强势话语权。

中日两国开国后不久接触到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近代自然科学。由于人们对近代自然科学特征的把握不尽相同，故在翻译“science”时不可避免地会按照自己对“science”的理解选用不同的术语，如“科学”“实学”“理学”等。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英美等国人士在表述自然科学之时，大都喜欢使用“natural science”的缩写语“science”，以致今日西方社会将“science”与“mathematics”并列使用的情形随处可见。显然，这里的“science”表示的乃自然科学之意。这样，在英语世界，“science”不仅用作各种知识、各类专门学问的总称，而且还用来特指近代自然科学。

另外，英文中的“science”与法文中的“science”以及德文中的“Wissenschaft”词义并不完全相同。在法国，“science”主要指精密科学，与德文中的“exacte Wissenschaft”词义相近，不仅包含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数理科学。至于德文中的“Wisseaschaft”则是一个基本与拉丁文“scieatia”同义的词语，它不仅不和“philosophy”这个词相对立，而且还包含哲学。这与现代英语“science”的词义有着很大的区别。(31)本文中的“science”，如没有作特别说明，均指英文“science”。

三 作为“science”译语登场的“科学”

中国古典文献中虽然出现了一些“科学”用例，但它们都不是“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那么，用来翻译英文“science”的“科学”是怎样诞生的呢?这就有必要考察“科学”一词在日本的发展演变了。

“科学”一词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在日文文献中出现。兰学者高野长英(1804—1850)在其1832年刊行的《医原枢要内编》的题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故ニ、或ハ責メテ曰、人身窮理ハ醫家ノ一科學ニシテ、人ノ解シ難ク譯シ難クトスル所ナリ。”(30)(引文标点系笔者所加。其意为：因此，究极而言，人身穷理[即生理学]作为医生必须掌握的一门科学，不仅很难理解而且也很难翻译。)这里的“科学”显然带有“分科之学”之意，将其解释为“专门学问”“学科”也无大碍。文中的“一科学”和《钦定千叟宴诗》第二十五卷中的“四科学”用法相似。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高野长英所使用的“科学”肯定受到了中文著作的影响。尽管高野长英在德国籍医师、博物学者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1796—1866)开设的“鸣龙塾”学习四年西医和西学后，还跟随著名的儒学家、汉诗学家广濑淡窗(1782—1856)学习过一段时间的汉学，但他1830年前后接触过乾隆五十五年编纂的《钦定千叟宴诗》的可能性很小。

明治维新后，在“分科之学”意义上使用“科学”的日本学者也出现了不少。如1871年，当时的南校(东京大学的前身之一)中舍长，后来担任维新政府文部大臣的井上毅(1844—1895)在提交给政府的《学制意见案》中便多次使用了“农科学”的表述。而且，他还在文中写道：“新ニ貢生を徵シ語学ヲ教ヘ往往洋人ニロ伝シテ科学ニ渉ラシメントス”(31)、“僕甘シテ妄言ノ罪ニ就ン語学已熟ス其科学ニ於ルハ楫流の勢ナラン”(32)。井上在这里欲表达的意义是，应给新招的学生开设语言课，先让外国人教他们外语，然后再让他们接触诸如历史、地理、究理(物理)、舍密(化学)、矿山等各门“科学”。他甘愿冒妄言之罪断言，学生们熟练掌握了外语之后，再学习各门“科学”便成了楫流之势。井上毅的汉学造诣相当深，不过他这次强调的是先学习西方语言，然后再学习各种专门学问，即“科学”。这意味着井上的“科学”与“分科之学”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福泽谕吉(1835—1901)在1873年刊行的《劝学篇》第六编中也曾使用过“科学”一词，不过它是和“文学”一词连在一起使用的。(33)从字面上看，“文学科学”可以单独拆成“文学”和“科学”二词，但从该处内容来看，“文学科学”应看成一个词组，即当作“文学科之学”或“文学学科”来理解。这样一来，福泽1873年使用的“科学”和“分科之学”也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了。

那么，“科学”什么时候演变成英文“science”译语的呢?

不少学者认为哲学家西周(1829—1897)乃将“science”翻译成“科学”的第一人。(34)这种提法并不准确。西周1874年确实在发表于《明六杂志》的《知说(四)》中使用了“科学”一词。不过，在这篇文章中，西周用来对译“science”的不是“科学”，而是“学”。西周在该文中写道：

如此这般，将事实归纳成一贯之真理，并将此真理按照前因后果表达成一模范者，谓之学(science)。真理既已因学变得明白了然时，活用之，以利人类万般事物者，谓之术。(35)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学”，即“science”。它是指先由事实归纳出一般性的原理，再依据该原理进行演绎推论，从而得出关于事实的一般性理论。“术”是指将“学”所揭示的理论原理应用到人间的万事万物以获得生活之便的技能。很明显，将西周在这里所使用的“学”和“术”解释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技术”并无不当。那么，西周是在什么语境下使用“科学”一词的呢?

在《知说(四)》中，西周进而写道：

故学于人性能开其智，术于人性能增其能。然学与术虽如此旨趣迥异，至于所谓科学则有两相混合，不可判然区别者。譬如化学，尽管分解法之化学应称之为学，综合法之化学应称之为术，但亦有不可判然相分者。(36)在这里西周欲表达的意思是，“学”在于尽可能地开发人的智力，“术”在于尽可能地提高人的能力。虽然“学”和“术”的宗旨截然不同，但并不妨碍两者之间的融合。所谓“科学”，则是指那种由“学”和“术”融合而成的，再也无法明确区隔归类为“学”或“术”的学问。譬如说化学，尽管利用分解法研究物质组成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称作为“学”，利用化合法合成新物质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称作为“术”，但也存在很多根本无法用“学”或“术”相称的内容，对像化学这样无法用“学”和“术”进行简单区隔的学问可称作为“科学”。西周在这里所使用的“科学”与“实验科学”“基于技术的科学”等概念比较接近。虽然此处的“科学”并非以“science”的译语形式出现的，但它的含义却与狭义上的“science”，即“自然科学”相近。

《知说》中，“科学”一词仅出现过一次。相反，西周用“学”来对译“science”的用例却随处可见。这与19世纪科学的急速发展以及“science”概念的变化不无关系。

西周19世纪60年代曾在荷兰留学四个年头，对当时的西方学术发展情况比较熟悉。因此，他在翻译“scientia”的同义语“science”时采用了“学”，而在描述刚刚兴起的、对技术手段的依赖越来越深、专门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的自然科学时采用了“科学”。这和福泽谕吉既有相通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福泽1868年在翻译广义的“science”时使用的也是“学”，但他1883年在翻译表示自然科学之意的“science”时却选用了“实学”。(37)很明显，同西周一样具有多年海外游历经验的福泽当时看到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实用性，而不是其学科正在急速分化的特征。

要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西周是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的先驱，但是我们不能将用“科学”直译具有多重含义的“science”之功简单地归于西周。

那么，究竟是谁最先使用“科学”来对译英文“science”的?尽管人们仍无法明确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和田垣谦三(1860—1919)等人1881年编纂《哲学字汇》时已用“理学”和“科学”对译“science”之事实则是不容置疑的。(38)这意味着至少在1881年前已经有人开始使用“科学”来对译英文“science”。之后，随着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英文“science”译语的“科学”一词开始走向普及。如长泽市藏1883年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一斑》(39)、福泽谕吉1885年在《脱亚论》(40)中都曾在“science”意义上使用过“科学”一词。

四 最早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科学”

作为英文“science”译语的“科学”在日本诞生后不久便开始传入中国。那么，究竟是谁最先将“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由日本引进到中国的呢?

袁翰青(1905—1994)1985年指出：梁启超(1873—1929)于1896年在《变法通议》中第一次使用了“科学”一词。(41)后经调查发现，《饮冰室合集》所收《变法通议》中的“科学”乃“科举”的误植。(42)这样，梁启超早在1896年就已开始使用“科学”之说便不攻自破。

杨文衡1981年指出：严复(1823—1921)戊戌变法前后，在其早期译著《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中使用过“科学”一词。(43)有学者甚至认为，严复很可能是中国首用“科学”一词之人。(44)这些学者大都受到了《严复集》编者推断《国计学甲部》可能为严复早期译作的影响。(45)不过，人们至今还没有找到《国计学甲部》及其按语是在戊戌变法前完成的确凿证据。相反，新近有学者考证后断定，《国计学甲部》的完成时间应该在1909年前后。(46)再者，即使严复的《国计学甲部》按语是在《天演论》出版前写就的，它当时也没有公开发表。

金观涛与刘青峰2004年指出：章太炎(1869—1936)1898年曾在《訄书·忧教第五十》中使用“科学”一词指涉“science”。(47)据朱维铮考证，章太炎的自选文集《訄书》有初刻本和重订本两个版本。初刻本的结集时间应在章太炎于1899年6月赴日之后，印行时间则应在1900年2月中下旬至4月上旬之间。1904年，该书经删减增补之后，又在日本出了一个铅字排印的重订本。(48)两个版本中均收录了《忧教》一文，但两个版本的排序不同。在重订本中，该文的排序为第五十；在初刻本中，该文的排序为第四十三。重订本中确实写有“景教者，诸科学之所轻”(49)，但在初刻本中写的却是“景教者，物理学士之所轻”(50)。很明显，“科学”一词是章太炎1900年后修订《訄书》时加进去的。换言之，《訄书·忧教第五十》中的“科学”并非章太炎1900年前所写。

目前看来，“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最先出现在康有为(1858—1927)的著作中。

康有为在编辑《日本书目志》时，曾将两本含有“科学”字样的书籍，即日本普及舍译《科学入门》和本村骏吉著《科学之原理》列入《日本书目志》一册卷二理学门之中。(51)康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曾明确写道：《日本书目志》自光绪二十二(1896)年开始编写，光绪二十三(1897)年六月脱稿，当年冬天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完成刻印。(52)梁启超在1897年11月15日的《时务报》上曾以《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为题对该书进行过介绍。(53)问题是，光绪二十三年冬的版本因戊戌变法事件被毁(54)，国内学者所看到的《日本书目志》大都是依据1912年刻印的万木草堂丛书本排印的。因此，有学者怀疑上述带有“科学”字样的日文书名是否一开始就收录在《日本书目志》之中。(55)经查，日本国会图书馆中存有上海大同译书局刊《日本书目志》(一共八册)。上述带有“科学”字样的两本日文书在该石印本一册卷二第一页中都有记载。这表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出版的著作中确实含有“科学”一词。

列入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乃日本早期出版的书名中带有“科学”字样的著名书籍。由东京普及舍组织翻译、佐藤龟世校阅的《科学入门》初版发行于1885年。但是，笔者在日本只见到1887年再版的《科学入门》。该书依据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的《科学初级读本导论》(Introductory Science Primers)翻译而成，主要介绍一些有关研究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科学知识。(56)该书实际上早在1886年，也即在日文译本问世后的第二年就出了两个中文译本，一本叫作《格致总学启蒙》，另一本叫作《格致小引》。(57)东京金港堂1890年出版的本村骏吉(1866—1938)著《科学之原理》(58)则是一本主要介绍科学起源、科学方法、科学定理与科学假说等内容的高中教学参考书。它极有可能是东亚第一本“科学论”著作。从这两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学者所谈论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即狭义上的“science”。

将带有“科学”一词的他人著作名称抄录于自己的著作中，同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科学”术语表达个人思想毕竟是两回事。由于康有为1898年4月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三度使用“科学”之事，已被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后断定为伪稿(59)，故我们很难说康有为是中国第一个在“science”意义上使用“科学”表达个人思想之人，只能说康有为乃第一个在文章中征引了日语“科学”一词之人。

中国学者中第一个在海外使用“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之人很可能是梁启超。

光绪二十五(1899)年三月二十一日发行的《清议报》第十三期上，刊发了一篇题为《论太平洋之未来与日本国策》的文章。作者在该文中两度使用了“科学”一词：太平洋“而将为万国民之大战场，殆不容疑也。及於彼时，则其动机所起，有二个之现象：一曰科学之进步；二曰列强之均势是也是。近者科学之进步，缩地球而小之，能使此国与彼风马牛不相及者，今则愈相接近。……于是，昔者大西洋争夺之战场，转瞬移于太平洋矣。”(60)这篇文章乃日文报刊的译述，当时梁启超对“科学”一词理解到了什么程度现已无从知晓。需要指出的是，《清议报》乃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后于1898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办的一份旬刊，它主要在日本关东地区发行，对1900年前后中国学术界的影响甚微。同年十一月，王国维(1877—1927)在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作“序”时也使用了“科学”一词。王国维很有可能是在国内使用“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表达个人思想的第一人。王国维在该序中写道：“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上散见之事实，单可称为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61)樊译《东洋史要》光绪二十五年底由上海东文学社排印出版。王国维序中“科学”一词多见，其意明显有别于“分科之学”意义上的传统“科学”，而且也有别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狭义“科学”。在王国维看来，科学应该是有系统的智识，即体系化的知识。只要是体系化了的知识，譬如说历史，即使它研究的并非自然现象，也可以称作“科学”。

光绪二十六(1900)年十二月，王国维为徐有成等人的译著《欧罗巴通史》作“序”时也曾使用了“科学”一词。他在该序言中写道：“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62)在这里，王国维再次强调科学乃有系统的知识。

王国维1898年来上海，一边在汪康年(1860—1911)主持的《时务报》馆工作，一边在罗振玉(1866—1940)创办的东文学社兼学日文和西学。当时，日本学者藤田丰八(1869—1929)、田冈佐代治(田冈岭云，1870—1912)受聘于东文学社，负责主讲日文及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科目。(63)尽管王国维1899年时只能说是粗通日文，但由于他直接受教于日本学者，故其对日文“科学”的理解比较深，而且其所使用的“科学”在中国的影响也相对比较大。

五 “科学”在清末中国的传播

继王国维之后，杜亚泉(1873—1933)1900年、蔡元培(1868—1940)1901年也都使用了“科学”一词。

1900年，绍郡(今绍兴)中西学堂监督蔡元培被迫辞职。受蔡元培之聘在中西学堂执教的杜亚泉也于当年辞职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创办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首个私立科技教育机构——“亚泉学馆”。是年11月，他又创办了一份侧重介绍理化知识的半月刊《亚泉杂志》。该杂志一共出版十期，每期发行一百余份。(64)《亚泉杂志》自第一期开始，在每期目录页的右下方都写有一段带有“科学”词汇的广告词：“此书辑录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每月上下弦各发行一册。”该杂志刊登的论文中也经常会出现“科学”一词，如第一期刊登的《探南极之航路》一文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去年创议拟探南极者有二：一在英国，一在德国。英国探南极之事，系有名之科学研究会及地理学会联合办理。”(65)此外，《亚泉杂志》还刊登了很多分赠“科学书器票”以及招募学生入馆学习科学知识的广告，这些广告中大都带有“科学”一词。

《亚泉杂志》自第4期起，分七次连载了杜亚泉依据日文版《化学定性分析》翻译而成的《定性分析》一书。在整个译著脱稿、准备正式出版时，蔡元培应邀为其作序。蔡在1902年3月的序中写道：格物致知“实科学之大法也。科学大法二：曰归纳法，曰演绎法。……海通以来，我国学者颇译科学各书，顾往往偏重演绎，化学其一也”(66)。

可以肯定，杜亚泉和蔡元培文章中的“科学”来自于日语。蔡元培1898年6月起开始学习日语，其日语启蒙老师乃在日本学习、工作达十二年之久的陶大均(1858—1910)。1898年8月，蔡元培回故里担任中西学堂监督后，曾将先前教授过其日文的两名日本人聘为学堂的日语教习。(67)这无疑为蔡元培本人以及杜亚泉等人学习日文提供了便利，也为他们二人接触日语中的“科学”一词打开了方便之门。不难看出，杜亚泉和蔡元培所使用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

尽管《亚泉杂志》一共出版了十期，但它对“科学”一词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所作出的贡献不容低估。此后，不通日文的严复光绪二十六(1900)年下半年在翻译《原富》(国富论)“部戊”以后部分时也开始频繁使用“科学”一词。

严复早在1896年10前就开始着手翻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两卷本名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不过，至1899年4月译著“尚未尽其半”。(68)1899年9月中旬，严复开始翻译《原富》的后半部分，即“部丁”以后部分，全书1901年1月底脱稿。(69)该书首二部于1901年交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全书则于次年11月首次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在1900年夏开始翻译的“部戊”以后部分，严复使用“科学”一词不下八次。如“使非有国学之设，则科学之废而勿讲者必多，而一国之民智，将因是而不进矣……科学中一新理之出，其有裨益于民生日用者无穷”。(70)又如，“今夫格物者，治宗教妄诞尚鬼之弊之圣药也。假使通国之士夫，于科学名理之类，多所究心，吾未见宗教鬼神之说能为厉也。”(71)

严复在《原富》中使用的“科学”明显是“science”的对译。可是，严复并不通日文。《原富》中的“科学”难道是严复自己发明的?笔者认为，严复所使用的“科学”同样受到了日文的影响。(72)一种可能是严复看到了1897年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严复在戊戌变法期间曾接受光绪皇帝的召见，他对力主变法的康有为的论著应该比较关注。另一种可能是，严复于1900年5月从天津转居上海后，接触到了王国维作序的《东洋史要》。王国维所在的《时务报》社的老板汪康年曾接受过严复的资助，二人系好友。在上海居住期间，严复与汪康年交往甚密。(73)而且，汪康年和上海东文学社的老板罗振玉也是旧识。(74)因此，严复1900年通过汪康年拿到罗振玉主宰的东文学社新出版的《东洋史要》的可能性相当大，甚至都不排除严复在上海翻译《原富》期间有与同样热衷于翻译事业的王国维直接见过面的可能。不管是受到了康有为，还是王国维的影响，严复的“科学”源头都在日本。

1902年，严复还在张元济(1867—1959)等人创办的《外交报》第九期、十期上公开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在这篇读者来信中，严复使用“科学”一词多达十六次。如，“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75)

在严复看来，科学不仅是技术之本，而且还是施政之本，无论是发展技术，还是施政管理，都应该基于科学。至于何谓科学?严复在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自序中写道：“执果穷因，是惟科学。”(76)也就是说，“科学”的基本特征是考察现象，探明现象背后的原因。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只要遵循“科学之律令”，即用科学的方法去加以探究，借以弄清引发该类现象的深层原因，都可以说是科学。

当时，严复因翻译《天演论》而蜚声宇内，其在翻译界的影响无人可比。因此，他自1902年起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大量使用“科学”一词，无疑会加速“科学”一词在中国的传播、普及。

对“科学”一词在清末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大事件是上海“科学仪器馆”的创建及其所属的《科学世界》杂志的发行。

1900年钟观光(1868—1940)与其同乡虞和钦(1879—1944)等由宁波来到上海浦东创办灵光造磷厂，并进入东文学社兼习日语。由于很多仪器设备和原材料国内无法生产，故造磷厂开业半年后便被迫关门。之后，钟观光东渡日本考察，并购回一批仪器设备。1901年，钟观光、虞和钦、虞辉祖(1864—1921)用灵光厂余款同林涤庵(1878—1953)等人合资在上海创办“科学仪器馆”，主要销售从日本进口的科学仪器和实验药品。随着事业规模的扩大，1903年3月“科学仪器馆”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刊名中带有“科学”的杂志——《科学世界》。(77)

《科学世界》由虞和钦和王本祥(1881—1938)担任主笔。编者在第一期首页刊登的《简章》中宣示：其办刊宗旨是“发明科学基础实业，使吾民之知识技能日益增进”。林涤庵、虞辉祖在《发刊词》中就“科学仪器馆”发行《科学世界》一事解释道：欧洲“中世以还，名贤辈出。尊观察，重实验，自然科学始渐自哲学分离。而一切心理人群政法经济，且浸蒙间接之助，而一新理解焉”(78)，“学士大夫短于科学之知识，因疏生惰，以实业为可缓。教科偏枯，报章零落，则社会无教育矣”(79)。钟观光则在《祝词》中敷衍道：“我支那民族久无现实思想矣!闻卢骚、达尔文之学，而遗其自然科学，是失实也。”(80)为此，《科学世界》开辟了论说、原理、教科等多个栏目，大举介绍基础科学知识和实用工艺技法，借以提高国民的“知识技能”。至1904年11月停刊时为止，《科学世界》一共发行了十二期。尽管其影响力无法同1915年1月任鸿隽(1886—1961)等人创办的《科学》月刊相提并论，但它毕竟是中国第一份冠以“科学”之名的杂志，因此它对“科学”术语和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做出的贡献甚巨。不难看出，“科学仪器馆”和《科学世界》的创立者们所理解的“科学”受日本的影响比较大，主要是指自然科学。

此外，讨论“科学”一词在清末的传播不能不提戊戌变法失败后赴日避难或留学的中国学人所发挥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文章大都在日本印发的，但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传到了国内，并对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避居横滨的梁启超1902在其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梁启超在该文中谈及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就使用了“科学”一词。“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81)在1902年《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格致学沿革考略》中，梁启超也多次使用了“科学”一词。如“倍根常曰，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又曰，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实为后世实验家之祖。……马丁路德亦指摘罗马旧教之误，于是科学革新之气运渐至矣”。(82)

上述引文中的“科学”均指自然科学。梁启超在同年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曾解释道：“狭义之科学，即中国所谓格致。”(83)在梁启超看来，“科学”一词有广、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科学”特指自然科学；广义上的“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社会科学。

190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化学的马君武(1881—1940)于当年下半年一鼓作气地在《政法学报》上发表了《论理学之重要及其效用》《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等多篇力作。在这些文章中，“科学”一词可谓俯拾皆是。如，“论理学者，科学之科学也(The science of science)。泰西学术之所以能有今世之盛者，由17世纪有倍根之力攻烦琐哲学(Scholasticism)，而发挥论理学之归纳法，主张以观察(Observation)、试验(Experiment)讲学来[术]也”(84)，“中世纪之人，无治自然科学者(Natural science)”(85)。“文学之外，17世纪之大成功，即科学之进步是也。”(86)

在《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这篇长文的末尾，马君武还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积极倡导引进以科学为核心的西学。“程朱小儒，眼孔如豆，盛张谬说，谓纲常外无义理，心意外无学问。陆王之以禅学虚空率天下者，更无论矣。至于今日，君吏昏虐，士庶奸伪，所谓先贤义理之教，心意之学，何丝毫不食其报也?学界昏暗，魔邪塞途，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吾国以无科学亡国亡种。呜呼!科学之兴，其期匪古。及今效西方讲学之法，救祖国陆沉之祸，忧可为也。”(87)马君武在此批判儒学的辛辣程度以及倡导科学的鲜明态度，丝毫不亚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

1903年，正在东京弘文学院留学的青年鲁迅在为自己翻译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写辨言时，也数度使用了“科学”一词，表达了自己对“科学小说”的看法：“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侵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88)这或许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明确提倡“科学小说”的文章。

20世纪初，在我国留日学生群体中兴起了一股“科学小说”热。以前仅具消遣功能的小说变成了晚清文人志士抒发抱负，“兴国化民”的利器。由于很多人都抱有与鲁迅类似的想法，故纷纷加入到“科学小说”的翻译与创作行列，以致1902年《新小说》杂志问世之后，一大批科幻小说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89)尽管这些小说良莠不齐，但它们流传甚广，因而对“科学”概念和科学新知的传播与普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难看出，早期留日学生中已有不少人看到了“科学”对人的精神启蒙所具有的价值。

六 “科学”取代“格致”成为“science”的定译词

关于“科学”一词何时在中国普及的，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不过，一般认为，“科学”一词的普及实际上是伴随着当时主要用来指代“science”的“格致”“格物”等词语的消退而发生发展的。

金观涛与刘青峰2004年公布了一张利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数据作成的图表(见图1)。据称，该数据库收录了清末民初(1830—1915)和新文化运动(1915—1926)时期的近六千万字的重要思想史文献。

图1 1894—1915年间报刊书籍中“科学”与“格致”等词语的出现频度(90)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01年前，“科学”在中文文献中很少出现，相反，“格致”“格物”等词语却频繁出现。1902—1905年的四年间，“科学”的年均出现次数开始超越“格致”等词语，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科学”与“格致”并存的时代。1906—1914年间，尽管“格致”等词语并未销声匿迹，但它的年均出现次数已远低于“科学”。这一时期，可以视作为“科学”取代“格致”的突变时期。至于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科学”则完全取代了“格致”，成了“science”的定译词。

为什么“格致”等词语与“科学”并存多年后突然从1906年起淡出历史舞台了呢?换言之，为什么“科学”一词与“格致”等词语竞相争雄多年以后自1906年起开始被学界广泛接受?依据金观涛与刘青峰的解释，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1905年9月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人们已不用担心使用“科学”会被误认为是指与“科举”相关的学问。二、“格致”是儒学修身八条目中的前两条，用它来指涉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便被赋予了建构儒家伦理纲常的功能。可是，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人们广泛意识到伦理纲常与宇宙秩序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需要用“科学”取代“格致”借以在儒家伦理与科学知识之间划清界限。(91)

尽管金观涛与刘青峰的上述论文关于第一条原因的解释有点牵强，但他们关于第二条原因的解释和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92)实际上，“科学”取代“格致”还与“格致”语义过于多元有关。(93)

在晚清中国，虽然“格致”等词语的出现频率甚高，但其语义相当复杂。

首先，“格致”不时地被用来指代自然哲学，甚至是整个哲学。如光绪十五(1889)年李鸿章曾为上海格致书院春季考课拟定如下考题：“西学格致始于希腊之阿庐力士托德尔，至英人贝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达文、施本思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94)阿庐力士托德尔、贝根、逮达文、施本思今译亚里士多德、培根、达尔文、斯宾塞。显然，这是一道有关西方自然哲学发展史的考题，题中的“西学格致”乃指西方自然哲学。又如陈启伟所发现，颜永京(1838—1898)在翻译美国约瑟夫·海文著《心灵学》时，曾将“Philosophy..denotes the investig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ings”(95)翻译为“格致学者，阐明物质与人事之缘由”(96)。在这里，“格致”对应的是“philosophy”。

其次，“格致”多被用来指代自然科学，甚至是整个科学技术。如前文中提到的，赫胥黎的Introductory Science Primer曾被翻译为《格致总学启蒙》以及《格致小引》。在这里，“格致”对应的是“science”，指的是自然科学。而徐寿(1818—1884)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所写的“格致”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数学和工学。徐在该信中写道：“轮流讲论格致一切，如天文、算法、制造、舆图、化学、地质等事。”(97)此处的“格致”与我们今日所讲的科学技术的概念非常接近。

再次，“格致”还被用来指代物理学，甚至是物质科学。如严复在《天演论》中写道：“商政之盛衰视制造之精窳，农桑之优劣，而农桑、制造，舍化学、格致之日讲，新理之日出，则断断乎莫能为也。”(98)这里的“格致”明显指的是“物理”。又如郑观应(1842-1921)在《盛世危言·考试(下)》一文中曾写道：“一为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一为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99)此处的“格致”乃指包括物理、化学等学科在内的物质科学。

“格致”的用法如此复杂多歧，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乃至不满。譬如，先后出使英国和德国的刘锡鸿(?—1891)就不赞成人们借用“格致”一词来指涉西学。他认为，“大学之言格致，所以为道也，非所以为器也”。所谓“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也”。因此，他反对将设有外国科学仪器设备展览室的书院命名为“格致书院”，认为那是“殆假大学条目以美其号”。(100)当然，更多的人则看到了中学和西学的差异，认为有必要对西方格致和中国格致加以区别。如徐寿(1818—1884)在参与筹备格致书院时就曾指出了中西格致的差异：“然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常伪；外国之格致，功征诸实，实则皆真也。”(101)将格致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林乐知(1836—1907)则提醒人们不要把对事物的抽象思考和经验研究混为一谈：“吾西国力学之士，每即物穷理，实事求是。自夫天文、地舆、以迄一草一木之微，皆郑重详审焉而不敢忽。……非如中国之奇方幻术，托于鬼神虚诞，令人茫乎莫凭，杳乎难索也。”(102)为了在自然科学与物理学之间作出区分，在翻译《格致启蒙》时，林乐知还特意把科学译为“格致”，把物理学译为“格物学”。

随着对西学了解的不断加深，人们意识到，用“格致”或“西学格致”笼统指涉西学中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甚至是“物理学”存在很多问题，有必要为西学中的这些概念另觅新的名词，以取代概念含糊的“格致”。结果，梁启超、王国维、杜亚泉等人从日本引进的作为“science”译语的“科学”受到了新学前卫学者们的关注。

晚清学者们使用的“格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并不包含西方19世纪兴起的诸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之类的社会科学，而当时的“science”受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在西方不仅被用来指称自然科学，而且还被用来指称建立在数学分析和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103)“科学”取代“格致”与此也有着一定的关联。

如众所知，工业革命后欧洲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为实证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等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与自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人们完全可以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一样来研究社会现象，而且只有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研究社会现象时，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现象研究建立在客观精确描述和系统逻辑分析基础之上时，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才有可能称得上是“science”。孔德等人确信存在一种通用的科学方法，并试图用这种通用的科学方法来统一各门学科，进而主张没有必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作出严格的划分。这种统一科学思想对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和“science”概念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的“science”在用来指称知识、学问(广义上的用法)，以及自然科学(狭义上的用法)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一种新的用法，即用来指称建立在客观精确描述和系统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的有关自然、社会的知识体系，而中国的“格致”概念根本就不包含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类学科。这样，继续用“格致”来对应“science”，在严复、梁启超这些了解西学的人看来，显然不妥。

梁启超曾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写道：“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经济学)、群学(社会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人体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者皆谓之格致。”(104)不难看出，梁启超在这里所讲的“形而上学”是指社会科学，“形而下学”是指自然科学，即人们所言的“格致”。

梁启超还在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狭义之科学，即中国所谓格致。”狭义的“科学”指的是格致，即“形而下学”。那么广义的“科学”呢?当然既包含“形而下学”，又包含“形而上学”，即社会科学。在梁启超看来，“科学”和“格致”的外延并不完全相同。正因为有此差异，所以不宜用“格致”来对译“science”。

当严复、梁启超这些在中国学界有着巨大影响的人20世纪初纷纷用“科学”，而不是用“格致”来对译“science”时，“科学”取代“格致”成为一种风潮也就在所难免了。

七 结语

综上所述，“科学”一词早在西学东渐兴起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如果文渊阁《四库全书》等文献中的相关抄录没有出错，最早使用“科学”一词之人可追溯到唐末的罗衮。尽管近代之前“科学”一词在汉语典籍中出现的频率不高，但间或仍有学者使用，只是这一时期的“科学”多指“科举之学”，偶尔也可解作“分科之学”。

将“科学”用来对译“science”的用例率先出现在日本。虽然“科学”一词早在日本江户末期的兰学家高野长英的著作中就已出现，但高野长英也是在“分科之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的。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哲学家西周确实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科学”一词，但西周当时用来对译“science”的并非“科学”，而是“学”。今天，我们并不清楚究竟是谁率先将“science”翻译成为“科学”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1881年出版的《哲学字汇》已将“science”对译为“科学”和“理学”。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早期用来对译“science”的词语都出现了很多，这与“science”语义本身的变化有关。英文“science”最初的含义是指“知识”“学问”，它与“philosophy”的词义相近。“第二次科学革命”兴起之后，自然科学开始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并且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以致19世纪30年代后，用“science”指称分科化越来越明显，与技术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的自然科学的用例急速增加。其后，在实证主义者们的推动下，人们不仅用“science”来特指自然科学，而且还用它来泛指基于数学分析和实证研究所获得的一切知识，无论是关于自然的，还是关于社会的。于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成了现代意义上的“science”。

关于究竟是哪一位中国学者最先在“science”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可以断定，是康有为最先将日语中的“科学”引入中国，但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中的“科学”只是一种征引。中国学者中最早使用“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陈述个人见解者很可能是梁启超，不过梁启超是在日本编辑出版的《清议报》上使用的。在国内率先使用“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表达个人思想者应该是王国维，由于王国维早年在上海直接受教于日本学者，故可以断定王国维的“科学”来源于日本。

需要注意的是，在大批留日学生归国之前，“科学”一词已开始出没于中文报刊书籍之中。1905年前开始使用“科学”一词的主要是一些接触过日语的人士，如杜亚泉、蔡元培、钟观光、虞和钦等。受知日派学者的影响，一些不通日文的学者，如严复等也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使用“科学”一词。再加上，戊戌变法后赴日学人，如章太炎、梁启超、马君武、鲁迅等人的推波助澜，“科学”这个新词在中国很快就取代了有着悠久历史的“格致”，并成为英文“science”的定译语。

“科学”取代“格致”，成为英文“science”定译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用来对译“science”的“格致”在汉语词汇中原本是指一种道德修养工夫，是和“正心、诚意”相关联的“修身”“明德”的方法。由于格物致知被赋予了建构儒家伦理道德的功能，因此用“格致”来对译“science”后，“science”很容易遭到曲解。其次，在晚清中国，“格致”的语义过于多元，有用其指代自然哲学的，也有用其指代自然科学的，还有的则用其指代物理学。而且，晚清学者所使用的“格致”并不包含当时正在西方兴起的、被认为是“science”的社会科学。是故，抛弃“格致”，像日本一样选用“科学”来对译“science”便成了一种选择。在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大家的示范下，选择“科学”代替“格致”的人越来越多，以致1905年科举被废除之后“科学”迅速取代了“格致”。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本来是为了在儒家伦理与科学知识之间彻底划清界限，才弃用“格致”改用“科学”的。可是，当“科学”在中国迅速普及之后，人们原有的一些认识发生了改变，原来认为是常识的一些东西，现在看来并不正确。这样，基于常识和良知建立起来的儒教伦理纲常便越来越多地受到攻击，一些人开始要求基于科学常识重构中国的伦理道德规范。这样，被斩断了的科学知识与伦理道德之间的联系又被重新连接起来了。民国初期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这种诉求的一种反映。当伦理道德规范也被要求基于科学、理性进行彻底重构时，科学很容易由“赛先生”演变成为“赛菩萨”。

在人们的心目中，“科学”最初只不过是分科化越来越明显、与技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知识体系。可是，当实证主义兴起之后，“科学”被认为是使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由于它是建立在客观精确的描述和系统逻辑的分析基础之上的，所以它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105)，因而也是正确的。本来被划到科学之外的非科学并不等于不正确，由于它不是科学，故很容易被解读为不是科学的，也即不是正确的。这样，坚持用科学的标准来要求非科学的唯科学主义思潮便开始在中国迅速发酵。新文化运动后期爆发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与此不无关联。

【注释】

①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

②同上文，第123-124页。

③杨文衡：《“科学”一词的来历》，《中国科技史资料》，1981年第3期。

④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⑤李醒民：《“科学”和“技术”的源流》，《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⑥村上陽一郎：《近代科学技術の起源と展開》，藤沢令夫等编：《技術とは》，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第159页；山室信一：《日本学問の持続と転回》，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编：《学問と知識人》，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第466页。

⑦席泽宗：《关于“科学”一词的来历》，《历史教学》，2005年第11期；吴凤鸣：《从“格致”到“科学”——浅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中国科技术语》，2008年第3期。

⑧周程：《<汉语大词典>中的“科学”词条引用有误》，《中国科技术语》，2009年第2期。

⑨周程：《“科学”一词并非从日本引进》，《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9期。

⑩中华书局：《文苑英华·出版说明》，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2页。

(11)李昉等辑：《文苑英华》，卷九百四十六，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八·总集类，第4页。

(12)李昉等辑：《文苑英华》，卷九百四十六，明朝刻率(刘俊文编撰《中国基本古籍库》收有其影印本)，第3页。

(13)唐顺之编：《稗编》，卷九十六，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一·类书类，第24页。

(14)乾隆敕编：《钦定千叟宴诗》，卷二十五，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第25页。

(15)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145、213-220页。

(16)周程、纪秀芳：《究竟谁在中国最先使用了“科学”一词?》，《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第4期。

(17)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香山徐氏铅印本(刘俊文编撰《中国基本古籍库》收有其影印本)，1927年，第58页。

(18)"Mr.Tong King-sing",in THE FAR EAST:A Monthly Journal,Illustrated with Photographs,New Series.Vol.IV,January-June,1878,p.143.

(19)熊月之：《西学东浙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129、352页。

(20)N.McMorris,The Nature of Science,New Jersey:Fairleigh Dicknson University Press,1989,pp.21-42,199-201,213-217.

(21)"Science",in J.A.Simpson and E.S.C.Weiner(eds.),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XIV,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p.648-649.

(22)陈启伟：《“哲学”译名考》，《哲学译丛》，2001年第2期。

(23)松山壽：《自然哲学》，廣松渉等编：《岩波哲学·思想事典》，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649-650页。

(24)T.S.Kuhn,"The Function of Measurement in Modern Physical Science",Isis,1961,No.52,pp.161-193,188.

(25)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Nature.Oxford:Clarendon Press,1945,pp.2-3.

(26)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周昌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9-80页。

(27)G.p.Quackenbos,Natural Philosophy:embracing the most recent discoveries in the various branches of physics,and exhibiting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principles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D.Appleton,1873.

(28)古川安：《科学の社会史——ルネサンスから620世紀まで》，东京：南窓社，1989年，第127-156页。

(29)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一卷)，第79-80、144-146页。

(30)高野長英：《医原枢要内編》，高野長英全集刊行会编：《高野長英全集》(第一卷)，东京：第一书房，1978年，第7页。

(31)井上毅：《学制意見案》，井上毅伝記編纂委員会編：《井上毅伝·史料篇第一》，东京：国学院大学图书馆，1966年，第1页。

(32)同上书，第3页。

(33)福泽谕吉：《学問のすすめ》(第六编)，富田正文、土橋俊一编：《福沢谕吉選集》(第三卷)，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第97-98页。

(34)汪晖：《科学话语共同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学术月刊》，2005年第7期；冯天瑜：《“科学”名词探源》，《中国科技术语》，2008年第3期。

(35)西周：《知说》(四)，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一卷)，东京：宗高书房，1960年，第460-461页。

(36)同上书，第461页。

(37)周程：《福沢論吉の科学概念——“窮理学”“物理学”“数理学’を中心にして》，《科学史研究》(日本)，1999年第38卷第211号。

(38)和田垣謙三等编：《哲学字彙》，东京：东京大学三学部印行，1881年，第82页。

(39)長沢市蔵：《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一斑》，《東洋学芸雑誌》，1883年总第27号。

(40)福泽谕吉：《脱亜論》，富田正文、土橋俊一编：《福沢論吉選集》(第七卷)，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第223页。

(41)袁翰青：《科学、技术两词溯源》，《北京晚报》，1985年9月19日。

(42)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页。

(43)杨文衡：《“科学”一词的来历》，《中国科技史资料》，1981年第3期。

(44)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汪晖自选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1-222页。

(45)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四册)按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47页。

(46)王天根、朱从兵：《严复译著时间考祈三题》，黄瑞霖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309-319页。

(47)金观涛、刘青峰：《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总第46期。

(48)朱维铮：《<訄书><检论>三种结集过程考实》，《复旦学报》，1983年第1期。

(49)章太炎：《忧教第五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1页。

(50)章太炎：《忧教第四十三》，《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2页。

(51)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9页。

(52)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楼宇烈整理：《康有为学术著作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3-36页。

(53)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林志钧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52页。

(54)张伯桢：《万木草堂丛书目录》，翦伯赞、刘啓戈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55)朱发建：《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56)普及舎编译：《科学入門》(第二版)，东京：普及舎，1887年。

(57)王扬宗：《赫胥黎<科学导论>的两个中译本关——兼谈清末科学译著的准确性》，《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21卷第3期。

(58)木村駿吉：《科学の原理》，东京：金港堂本店，1890年。

(59)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662-663页。

(60)梁启超：《论太平洋之未來与日本国策》，《清议报》光绪二十五(1899)年三月二十一日，第13期，第12页。

(61)王国维：《东洋史要·序》，姚淦铭等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81页。

(62)王国维：《欧罗巴通史·序》，《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五)，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第1985页。

(63)王国维：《自序一》，《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五)，第1895-1896页。

(64)杜亚泉：《亚泉杂志求同志赞成启》，《亚泉杂志》，1900年第6期，封底。

(65)杜亚泉：《探南极之航路》，《亚泉杂志》，1900年第1期。

(66)蔡元培：《<化学定性分析>序》，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9-120页。

(67)王升远、唐师瑶：《蔡元培的东文观与中国日语教育》，《中国大学教学》，2008年第3期。

(68)严复：《与张元济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书信，第527页。

(69)刘重焘：《严复翻译<原富>之经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70)斯密·亚丹：《原富》(戌上)，严复译，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第49页。

(71)同上书，第72页。

(72)周程：《“科学”的起源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科学学研究》，2010年第4期。

(73)严复：《与王康年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09页。

(74)罗振玉：《雪堂自传》，《罗雪堂先生全集·五编》(一)，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3年，第9-10页。

(75)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书信，第559页。

(76)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诗文，第123页。

(77)谢振声：《上海科学仪器馆与<科学世界>》，《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2期。

(78)林涤庵：《发刊词一》，《科学世界》，1903年第1期。

(79)虞辉祖：《发刊词二》，同上刊。

(80)钟观光：《祝词》，同上刊。

(8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四册)，第11页。

(82)梁启超：《格致学沿草考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四册)，第8-9页。

(83)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第五册)，第79页。

(84)马君武：《论理学之重要及其效用》，曾德珪选编：《马君武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85)马君武：《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同上书，第139页。

(86)同上书，第143页。

(87)同上书，第148页。

(88)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2页。

(89)林健群：《晚清科幻小说研究(1904-1911)》，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

(90)金观涛、刘青峰：《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总第46期。

(91)金观涛、刘青峰：《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总第46期。

(92)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王果明：《从“格致学”到“科学”——近代中国对于“科学”认识的深化》，《中州学刊》，1991年第2期；李双璧：《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学观的演变轨迹》，《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93)杨文衡：《“科学”一词的来历》，《中国科技史资料》，1981年第3期；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周程：《亦谈“科学”为何取代了“格致”》，《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2期。

(94)转引自陈启伟：《“哲学”译名考》，《哲学译丛》，2001年第2期。

(95)Joseph Haven,Mental Philosophy:including the intellect,sensibilities,and will.Boston:Gould and Lincoln,1862,p.15.

(96)约瑟夫·海文：《心灵学》，颜永京译，上海：益智书会校订本，1889年，《凡例》，第1页。

(97)同治十三年(1874)徐雪村先生为上海设格致书院上李爵相禀并条陈，朱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66页。

(98)[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24页。

(99)郑观应：《考试·下》，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286页。

(100)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50页。

(101)徐寿：《拟创建格致书院论》，《申报》第574号，同治甲戌(1874年)正月二十八日，1。

(102)林乐知：《记上海创设格致书院》，李天纲：《万国公报文选》，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8年，第441页。

(103)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章。

(104)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四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4页。

(105)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发行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曾给“科学”下过一个这样的定义：“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34页)

（原载《哲学门》2015年第2015第2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