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不是随意制定的程序和规则，而是依照研究对象的性质确立的研究立场、研究程序和规则、以及检验研究结论的标准的总和。研究方法决定着研究的出发点、基本进路、研究的特点、以及可能得出的结论。关于研究方法的自我反思，是一门学科成熟、并走向深入的标志。
一、价值论的“拟科学”、认识论研究方法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实验科学的兴起 ，特别是 科学的里程碑式的突破—— 伽俐略、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科学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对科学的顶礼膜拜，对科学方法的迷信，盛极一时。从此，科学成为一切学术研究的范式 ，知识至上、理性主义、客观主义等在思维王国中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
在科学的光环下，哲学研究 如同其它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样，也出现了模仿甚至照搬自然科学的趋向。如在哲学中， 相应地出现了具有浓厚科学色彩的、以科学为范式的“认识论转向”（后来还出现了“将哲学科学化”的“语言学转向”）。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世界观”、“知识哲学观”成为哲学观的经典形态，“拟科学”的实证性、客观性、普遍有效性成为哲学的目标或追求，哲学逐渐沦为以追求知识（真理）为目标的“科学认识论”。
在“拟科学”、以认识论为核心的哲学氛围之中，按照认识论的思路、移植或模仿 科学的方法 来研究和处理价值问题， 就似乎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或者说，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形成了这种基本的认知模式、反映模式、思维范式、甚至心理定势，而很少有人对之加以质疑、反思、批判。
如果平心静气地梳理、咀嚼迄今价值论发展的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人们大都是用“拟科学”的、认识论的方法，如模仿数学的公理法方法（典型的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移植科学的生物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包括实验方法（如杜威），来进行价值论研究、处理现实价值问题的。特别是在 20 世纪西方价值论研究中，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把价值论“科学化”、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价值论，更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潮流，涌现出了诸如直觉主义、情绪主义、规定主义、描述主义等影响深远的价值论、伦理学流派。
二、价值论与科学认识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学术差异
然而，用“拟科学”的、认识论的方法研究价值论、处理价值问题，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是需要论证的。因为，在价值论与科学认识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学术差异：
首先，认识论与价值论研究的对象不同。认识论研究的对象是事实——客体性事实，即关于对象、客体的存在、性质、功能及其发展变化的状态；而价值论研究的对象是价值，是“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即客体、对象的存在及其状态与主体本性、需要和能力之间的关系质。
其次，认识论与价值论的提问方式不同。认识论的提问方式以“实然”为特征，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哲学所发现的世界图景是什么？”“我们如何认识世界？”“我们如何才能达到对于世界的认识？”价值论的提问方式则以“应然”为特征，如“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委身于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能够将世界改造成为什么样的？”
再次，认识论与价值论运思的方向不同。认识论追求的目标是“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即在于反映对象、客体的存在、性质、功能及其发展变化的状态，获得客观真理，获得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知识，致力于建立某种“科学的”理论体系；他们常常宣称自己是“科学”、“知识”，或努力获得一种科学地位。而价值论追求的目标是主体性真理（也有人称之为“价值真理”），即相对于主体的真理，它实际上指的是相对于主体的合理、有利、好、更好，等等。它试图在人类实践、包括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讨论主体和客体间的各种可能关系和应然关系，寻求最恰当的变革世界的方式。
第四，认识论与价值论所体现的基本特性不同。事实（真理）是以 “对象、客体的外在尺度” 为根据的，其根本特性在于客观性；而价值是以“人的内在尺度”或“主体尺度”为尺度的，其根本特性在于主体性。前者在于客观、“一”、唯一、绝对，即相对于对象、事实的超主体的“一”。后者在于“多”、相对，或者说，有多少种不同的主体或主体状况，就有多少种不同的价值。
第五，认识论与价值论各是不同行为方式的哲学基础。认识论所坚持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所追求的对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客观真理，实质上是决定论的哲学基础，即相关的行为主要与“必然”、“决定”相关；而价值是以主体（人）尺度为尺度的，是因人而异、因人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与人的本性、结构、目的、利益、需要、情感、以及素质和能力等密切相关，因而价值论主要与人的“自由”、“选择”相关，即人的活动并非都处于必然性的“决定”之中，而常常处于人的自主选择过程中。也正因为此，人必须对自己的自由选择负责，以“主人的姿态”肩负起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最后，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功能与精神境界不同。认识论的主旨在于描述、说明和解释世界，建构关于世界的完整哲学图景；追求的是与客观世界相符合，发现世界的规律，致力于证明现存世界的合理性。而价值论的宗旨和使命就在于批判世界，变革世界。它要求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关心人与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关心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正义，追求对于现存世界的否定、超越，消除人的物化、异化，特别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批判、解构、治疗，创造性地建设一个“人为的”和“为人的”新价值世界。尽管后者必须以前者为条件，但前者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实现后者的过程和手段，惟有后者才真正体现了现代哲学的实质和精神。这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从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 世界，问题在于 改变 世界。”
总之，认识论以客体为中心，以超主体的真理为指向，表现出“客体至上”、“单向认知”、“知识本位”等认知主义倾向。它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中心地位，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及其作用。其根本特征在于寻求客观性、规律性。价值论则是以人和人的生活实践为中心、以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为实质的，其根本特征在于“属人性”或“主体性”。它关注的是“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是以“人的内在尺度”或“主体（人）的尺度”为根据的。价值论体现了主体（人）自身的本性和目的，体现了主体（人）实践活动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体现了主体（人）对自身活动的自我调控。
正是由于上述本质区别，因而认识论与价值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学术差异，这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或单纯地套用、甚至照搬科学认识论的思路、方法去研究价值论，解决“另类的”价值论问题！
三、方法的失当所导致的理论或实践悖谬
在过去的价值论研究中，由于没有注意、或忽视了这种区别，人们在理解、解释、解决价值论问题时，常常简单地机械地套用、甚至照搬“拟科学”的、认识论的方法，从而导致了许多理论或实践上的悖谬。
总体上说，在拟科学、认识论的视域和研究方式中，很难接受和处理价值问题。如逻辑实证主义者按照科学的“可证实性原则”和意义标准，运用逻辑与语言分析方法，坚持语言表达的描述性和评价性、规定性的区分，认为价值概念和价值判断不过是情绪、情感、态度、规定等的表达，是不可证实的、无所谓真假的、没有意义的伪概念、伪判断，价值问题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价值科学是不可能的。
有时，即使主观上感到了研究的必要，客观上也会由于受到相应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的限制，而不能给以充分的回答。例如，有些人对价值问题涉及到人的自由、选择、主观性、超越性等感到无所适从，对价值的个体性、多维性、动态性、不确定性感到很不舒服，总是将之归入“唯心主义”、“多元论”、“相对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范畴之中；有些人虽然承认价值问题在哲学中应该有一定的地位，但却终究无法协调它同原有理论分支、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关系，而仅仅只是在认识论框架中为价值论留下一小块地盘。因此，如何使价值论真正成为哲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体现新哲学特征和趣向的部分，还需要有新的理论视角、运思方式和方法。
在具体的价值论理论研究中，导致的问题也随处可见。如在价值的本质、及对之的把握问题上，有些人将价值预设为某种“实体”及其性质，将评价视为认识（认知）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评价是如同认知一样的反映，对价值这种存在或存在者的性质的正确反映，就构成所谓“价值真理”。价值真理具有超主体的确定性、客观性。这种看法是成疑问的。且不论反映论自身所遇到的困难（如观察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归纳问题尚待解决、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哲学观重新抬头等），将评价视为如同认知一样的反映，也存在诸多缺陷，如评价主体与认识主体的地位不同，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具有统一性、自我相关性；评价活动具有更强烈的主体性特征，一系列主体因素的影响更为基本；评价结论——如果说是“价值真理”的话，也是相对于主体的真理，而不是超主体的真理；更重要的，评价活动与主体（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统一性，它并不外在于人的生活、实践之外，而是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休谟提出的“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运用“拟科学”的、认识论的方法，也没有解决的希望，或者说其理解和解决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例如，按照科学认识论的理路，坚持休谟法则的哲学家们已“严谨地”给出了关于休谟问题的否定回答。而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却并不存在事实与价值的鸿沟，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经常地从“是”过渡到“应该”。当然，仅仅指出生活、实践否证了这种断裂是不够的，而如何真正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在逻辑上从事实判断推导出价值判断，仅仅依照科学认识论的思路与方法，仅仅局限于理论的思辨和狭义逻辑的范围，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人们走出科学认识论，更新逻辑观和研究方法，对生活、实践进行创造性的总结与提炼。
在现实生活、实践领域，许多价值问题也充满困惑、混乱、甚至别有用心。例如，某些社会集团、某些人故意将真理与价值相混淆，以真理的化身自居，在真理的名义下，将自己的利益与需要泛化为“群众”、大家的利益和需要，从而将自己的欲望、情感、价值判断强加于人；在当前所谓“全球伦理”、“普遍价值”的追寻中，一些强势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利益装扮成全球利益，在全球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将单边世界秩序强加于人。可见，混淆客观性的真理与主体性的价值，在价值论、伦理学领域盲目追求类似自然科学的有效性、普适性，是霸权主义、“中心主义”、单极主义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
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无论如何，由于缺乏真正属于价值论的、具有价值论特性的价值论研究方法，导致了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价值论本身也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四、呼唤真正切合价值论的研究方法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科学与哲学、以及事实（真理）与价值的区别，如何把握认识论与价值论的根本差异呢？什么才是恰当的研究价值问题的哲学思路和方法呢？甚至，是否真的存在着与认识论的思路和方法不同的、专属于价值论的思路和方法呢？这都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大胆地探索与创新。
应该承认，在价值论研究中，探索适应价值论特性（主体性）的独特方法 ，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是一个薄弱环节 。 目前而论，对于什么才是价值论研究的适当方法，或者什么才是专属于价值论的研究方法，也许不宜过早地下结论。当然，概要的探索性的描述是允许的。在这种描述中，价值论研究方法应注意如下几个基本原则：
（ 1）在价值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价值论的学科性质。因为，学科性质决定了研究方法的选择、确立。而从学科性质考虑，价值论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一种人学或人文科学。这决定了既不能简单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也不能袭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而必须将价值论彻底置于人学视域中进行思考，即以人而不是以物为本，从（实际活动着的）人而不是从物出发，以人（及其本性、利益和需要）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物（包括所谓“外在于人的世界”、“非人的世界”、客观规律、客观真理等）为标准，以“变革世界”、“创造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人性化世界”、而不是“描述和解释世界”为目的和宗旨。
（ 2）对哲学史上典型的价值论研究方法作系统的、批判性的考察，分析其得失。包括考察、分析“拟 科学”的、认识论的思路与方法在价值论研究中的意义。众所周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相互联系、相互借鉴的，只有它们之间互补、互渗、互动，才有可能促进其研究与发展。而且，价值论的相关问题，也需要有相关的科学的、或认识论的研究为基础，例如，没有对利益问题的相关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没有对需要问题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考察，……就根本不可能建构恰当的价值论理论。过去价值论研究的历史也证明，利用既有的、熟悉的认识论的思路、方法研究价值论，也能取得一定有价值的、同时也是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参考、借鉴、移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应该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思路。
（ 3）“像生活、实践那样进行思考”，即立足现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价值生活、实践，对当代人类的价值实践和所面临的价值困境、价值冲突进行深刻反思，对生活、实践中人们的价值思维进行总结和提炼，从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高度，探寻与认识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不同的、真正适合价值论特点的、独属于价值论 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
（ 4 ）突出价值论研究的主体性尺度、主体性原则和方法，深入挖掘主体的本性、结构、目的、利益、需要、情绪、情感、以及素质、能力等在价值构成、价值评价中的地位与作用，以主体尺度为尺度，从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性角度进行思考。
(原载《哲学动态》，2004年07期 。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