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论研究在中国已进入而立之年,在经过了破题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之后,正面临着理论深化,尤其是重大理论突破的新考验。价值论研究要取得实质性成果,就要从理论上总结近代以来核心价值体系变迁的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历史观与价值观相互制约的基本事实,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推进价值理论的研究。
第一，总结哲学史上的相关争论,能为现实的理论研究和价值论学科建设提供许多启示。
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表面上是两派,实际上是三派。除了直接论战的科学派和玄学派外,陈独秀以“序言”的形式代表唯物史观派参与了论战,提出了“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的命题。这次论战,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并不曾取得胜利,原因在于他们素来不相信也不肯运用唯物史观。所以,陈独秀希望胡适经过这次辩论之后能相信唯物史观为解决人生观的真理。针对胡适人为地割裂人生观与历史观的联系,否认唯物史观是一种哲学的见解,陈独秀直接把唯物史观的理论称为“唯物史观的哲学”。陈独秀号召要依据唯物史观的理论来讨论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唯物史观自传入中国之后,就成为人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胡汉民作为中国较早系统地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的理论家,在1919年到1920年的两年间,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等文章,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念的本质及其变动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1937年2月,胡绳出版了《新哲学的人生观》。这本书的特点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谈中国问题”，提出仅仅依靠机械的自然科学观是不能把“玄学的人生观”打败的,必须把它的理论基础建筑在新哲学上面。胡绳在晚年曾回顾说:“人生观确实牵涉到历史唯物论。讲人生观,不把历史唯物论放进去不好办,怎么也很难说清楚。”
第二，对中华民族而言,不仅确立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与唯物史观有关,而且怎样实现这一理想也与唯物史观有关。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用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在价值观上遇到的最重大的理论难题。这个最重大的问题是在价值观领域,但对它的解答却在历史观领域。价值观与历史观的联系在一问一答中展示出来。
1978年初,邓小平指示《哲学研究》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开展了关于“唯生产力论”和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讨论,恢复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历史观的基础。
1980年,邓小平再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他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大了。他还多次对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讲:“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他在介绍中国的经验和教训时,反复提到生产力标准。这些表明,邓小平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来思考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
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它从反面证实了邓小平关于长期以来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论断的深刻性，也为我们加深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契机。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问题出在哪里?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在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重要思想武器仍是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就普遍价值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价值论领域。讨论中提出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关系问题,鲜明地揭示出这场争论的实质,值得我们从近代社会史的角度来把握它的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天崩地裂、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救亡图存、振兴发展成为近代史的主题,思想文化界多次进行的论争都是围绕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因而都是关于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论争。围绕古今中西关系问题,在文化和价值领域三种价值理性(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性、西学东渐以来形成的启蒙理性以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理性)展开了博弈。这些论争反映在哲学上,就是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处理。冯友兰和张岱年均认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争论的基本问题，它衍化并表现在一系列问题上。普遍与特殊的相互联结本来是科学的理论与合理的实践的内在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哲学流派却往往各持己见,有的坚持普遍主义,有的坚持特殊主义,只有唯物史观才坚持具体的普遍,即把普遍与特殊结合起来。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都割裂了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面对中国问题都开错了药方。
近代以来,特殊主义始终没有较大的市场,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是普遍主义。为普遍主义做出哲学论证的是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原题为《关于唯物史观与价值观关系的思考》。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