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哲学是把握经济实践架构的逻辑起点
2004年10月，中国经济哲学界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了“21世纪中国经济哲学的发展”专题会议，会议确定了中国经济哲学“在解读现实的基础和逻辑中发展经济哲学”的主旨。中国经济哲学的重要领军人物张雄教授1999年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访谈时指出，哲学界与经济学界都应克服“互相拒绝”的状况。哲学只有在研究经济现实中才能把握时代脉搏；经济学只有在提高哲学思维水平中，才能深刻认识变化着的经济现象[1]。后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了对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罗晓梅教授的访谈，罗晓梅教授认为，无论从国内外发展实践看，经济繁荣的背后都存在隐忧，为此，“经济哲学是21世纪现代化建设重要的理论力量源泉”[2]。
经济的“现实的基础和逻辑”何在?经济哲学找到了货币哲学这个理论与实践的切人点。200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货币哲学高级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70余名专家学者，对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会议跳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货币“流量”为载体的货币外在运行规律与现象的表层理论束缚，从对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分析中构建了货币哲学的学术框架。会议认为，对马克思关于货币的哲学解读主要有三个视角：一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揭示货币存在的社会本质；二是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揭示货币与交往的社会互动关系，从而认清货币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三是从人性和人的自由、平等、公正的角度揭示货币的人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美学的重要理念。
货币概念何以成为经济哲学把握经济实践架构的逻辑起点?其一，货币世界是经济现实普遍的存在式样。从古代贝币到现代纸币，勾勒出了经济发展的纵向轮廓，现代化经济实践中货币更是居于“血液”的须臾不能离开的地位。其二，货币化一定意义上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界碑”。上海财大鲁品越教授指出，货币化进程将带来社会变革[3]。传统社会存在货币禁区：经济关系绝不可能用货币来量度，氏族内部不讲金钱；邻里亲友之间帮忙，不采取货币形式清算，而是用“人情债”方式相互帮助。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出现是与“货币化”潮流相联系的。在这个潮流中，货币冲破伦理观念与权力结构的樊篱，使其中人际经济关系逐步用货币衡量与清算，由此铸就了现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进而还铸就了现代商品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三，货币世界是对现代化认识有学术共识性的切人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第一个学术形态— — 重商主义，证明货币世界是对世界现代化实践认识的学术切入点。人们今天比较多地关注了重商主义过分强调积累货币的缺陷，却未将重商主义与西欧文艺复兴的同步性进行考察。也就是说，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人性从神权压迫下解放的哲学成果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正是在重商主义理论支持下，西欧才开始了“走出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哲学也只有从货币世界切人，才能把握经济实践与现代化的脉动。这样，就使经济哲学与经济学在学理上形成了“实践同一，学术分野”的关系。
中国经济哲学界从货币哲学切人，力求把握以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实践，取得了四个方面的哲学学术成果：(1)关于货币的哲学内涵定格与拓展。对于货币概念，经济学主要从工具理性即货币职能的“形而下学”角度进行了挖掘；社会学对货币的情感则倾向于道德视域，莎士比亚对黄金以“人类娼妇”称谓最为典型。要构建货币哲学的学术平台，拓展货币的哲学内涵是规范性研究必不可少的。苏州大学狄仁昆教授通过对货币史的哲学考察，提出了“货币中性”论的观点。社会生活的中性领域当首推生产力，因此，货币的哲学内涵的学术定位应该“定格”在生产力视域。货币对现代化生产力的哲学意蕴到底何在?它是现代化时代与框架内的生产力的“外化”形式，所以，何关银、罗晓梅教授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2期曾提出了“货币生产力论”。现实的货币相当程度是以“货币幻像”形态存在的，华侨大学杨楹博士认为，“货币幻像”场景下的生产力一旦运行，对整个社会生活具有改造与颠覆的悖论性力量。(2)关于货币人学。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人学。哲学视域中的人学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理性光芒下的自由的“坚持在场与提升”意义人学。古典经济学时代在谈货币时，首先注意的是货币联系着人们的交易网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货币的起源和功用”时指出，货币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4]。韦伯也说，货币是实现人的经济行为最合理选择的手段[5]。现代经济学视域中的货币，似乎只剩以数字为载体的工具性功能，已经难以找到人的影子。从货币哲学视域看货币，货币流量身后是人。所以，张雄教授认为，货币深厚的哲学与历史文化底蕴的主要表现是：货币对社会各种质料的组合，货币经济对人与人关系中内在维度的改变，锻造出人对世界理解趋向物欲化和价值通约化的心理坐标；货币是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的产物，它所体现的价值和价值交换，本质上是特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的交换，货币形式的变迁记载着社会制度形式的变迁；货币交换和形态发展的成熟度乃是量度人性及其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方面。货币的存在并不是货币自身的单纯存在，就货币属人的本性而言，它既作为人的异己对象，又作为人的活动对象，是属人的存在[6]。经济实践中货币与人的关系交叉与联结点在于货币价值与人的价值既可通约又不能完全通约的辩证关系中。(3)货币力量的研究。鲁品越教授认为，货币力量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力[7]。货币与权力是支配人类世界的两大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如果说计划经济是权力配置资源的权力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则是用货币配置资源的货币经济。货币凭什么在经济系统与诸要素中高高在上?是因为“货币力量”。什么是货币力量?货币力量是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力量，货币力量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力。正像夸克之间通过胶子的交换而形成“强力”，连成不可分离的整体一样，货币正是商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中的“胶子”。货币的价值实体是人的社会性生命(他人的劳动时间)，而它的力量是人们的社会性生命之间相互依存的力量。劳动者对货币的依赖关系正是它对社会劳动的依赖关系。这是货币及其内在力量的最原始的人学根源。(4)从货币哲学看《资本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深入到货币内部本质构建起了货币的深层本体论；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揭示了货币的动力学机制。这个动力学机制的深层人学价值在于，深刻地揭示了货币内在力量的人学来源，以及通过货币增殖与流通过程表现的人与人之问社会经济关系的生成过程，并在此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货币对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
从货币哲学切入把握现代化实践的逻辑生成架构的学术路径的意义在于，通过货币幻像找到了“现实个人”在经济世界的存在式样与“出场”路径。同时，货币哲学的研究还将哲学一般的主体与经济主体作了令人信服的区分，将一般世界存在物与经济世界的以货币为载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作了界定。可以这样说，货币哲学是解读经济实践世界的“第一理论硬核”。正是因为有货币哲学，经济哲学与人们熟悉的“教科书哲学”、经济哲学与经济学才有了明确的学术范式分野。
二、资本哲学揭示现代化的直接动力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取得的发展生产力成果超过了人类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西欧15世纪以来开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其间因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的弊端，曾经蒙受着奴隶贸易与殖民开拓的耻辱印记、国内阶级冲突与世界大战的人间苦难。但是，现代化因可以带来整个国家的发展与民众“丰裕”，总体来说是人类的福音。所以，实现现代化成了全世界共同的经济实践目标。
世界现代化创造生产力发展的奇迹是不能在货币世界中找到答案的。洛克认为，货币对发展的意义一是保持已有的发展成果，通过物与货币交换，使那些不善于保存的财货得以保存；二是通过货币，使勤劳的个人有了扩大财产的机会[8]。现实经济生活中，大多数货币使用者并非是发展的直接驱动者，只有那些集中了相当货币量以扩大生产为目的的投资行为，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驱动力。市场中使用货币进行一般消费的人与投资行为，尽管都可以用货币量计算，但是，他们手里的货币有不同的质：一个是消费金额，一个是投资的资本量。可见，必须从货币世界中析出资本概念，才能找到现代化的直接动力。现代化过程资本的积累、使用量愈来愈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现代化的进程才总体上呈加速度。
从经济学意义上使用资本概念，从重商主义就已开始。马克思虽然用商品生产发展与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主义的哲学方法分析了资本的形成，这为从哲学维度认识资本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分析，仍然主要是从经济学视野进行的。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是获利的期望收入部分，马克思则认为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既然只有登上“资本哲学”这座新的理论硬核高山，才能揭示现代化动力机制的奥秘，所以，原创性地构建资本哲学成了中国经济哲学发展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
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影响力已经遍及社会，构建哲学意义上的资本范畴何以可能?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者汪丁丁通过考证，为这个学术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学术根据[9]。汪丁丁教授认为，资本存在三个学术维度，即物的累积产生剩余维度、社会关系的合作与规则效应维度、精神生活的创新得以生成维度，这三个维度的外化是资本个性人格化演变的路径。显然，汪丁丁教授对资本学术视域空间的分析是超经济学的，为哲学意义上资本范畴的构建提供了学术可能性支持。哲学意义上的资本范畴的“哲学增长点”在哪里?这是一个“实践一劳动一资本”的嬗变链条，资本世界的物质资本一金融资本一知识资本凸显人的创新能力的历史演化轨迹，更证明了哲学意义上的资本不仅存在于学术空间中，更是资本世界自身的演进趋向[10]。
资本对于现代化的直接动力作用理论命题的含义是什么?资本是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逻辑力量根据韦伯的观点，现代化的关键是“走出传统社会”增强现代性。也就是说，没有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现代化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资本是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逻辑力量，不仅是一个学术命题，更是实践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从货币向资本嬗变的“脱域机制”。现代化中货币必然生活化，货币生活化、世界化的过程就是资本拓展的过程，其社会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资本变成增殖机器，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现代化，这就是现代性的生成路径[11]。
作为解读现代化直接动力机制的“资本哲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2006年5月召开的“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形成了四个方面的成果：(1)经济哲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笔者认为，经济哲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可以表述为：资本是现代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文明成果，是市场经济实践中“中性”的核心内容，是现代社会中人们以价值形式证明自己的自主性、创新能动性的载体[10]。(2)关于主体性资本的观点。张雄教授认为，异化是主体性资本观点得以成立的重要依据。主体性资本的含义主要是认为资本是一定组合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利益的组合。主体性资本有四个特征。即：自因、脱域、普通永恒的资本教条、他者设定[12]。(3)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限制。有学者指出，“资本文明化”理论是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主要内容是指，在资本的驱动下人化自然越来越多地代替纯粹自然。资本文明化中又产生限制的对立面，形成了现代化中若干悖论现象[13]。(4)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利用资本加快发展，同时自觉抵制与限制其负效应。余源培教授认为，资本由于能够创造出普遍的劳动体系与有用体系，所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利用资本加快发展。同时，对资本极端性物化偏好应从四个方面予以限制。
如果以现代化就是在不断增强现代性过程中的发展而论，中国经济哲学界通过资本哲学理论硬核的建构，使我们对经济实践的把握水平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因为发展的关键是揭示其发展的驱动机制。经济发展固然是涉及社会有机体的历史与现状、内部与外部各方面的复杂系统，但是，资本总是直接动力，这是不言而喻的。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资本哲学理论构建前，由于只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与理论，因资本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下的早期，曾经是一些剥削者非理性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因痛恨剥削而拒斥资本是普遍的社会心理，这就像因江河曾淹死过人而怕水一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资本理论，才能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资本演化的科学角度正确认识与对待资本。经济哲学意义上的资本理论的建构，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创新进程。过去说发展，只有一个生产力概念。有了货币哲学与资本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市场经济实践环境下的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张力与“话语权”空间。
三、财富哲学平台彰显现代化经济的全景图像
当代经济学借助数学工具将其学科的操作性特色与优势发挥到了极致。那么，经济哲学在经济实践中的存在空间的“合理性”何在?经济哲学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转化为认识经济实际的方法论，形成了对经济的以人为中轴线的战略性分析优势，这恰恰是今天经济理论与实践之“软肋”所在。如果认为有宏观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这个“软肋”就不存在，那么何以解释从1673年“‘一个洋葱头’引起一场经济危机”到“华尔街金融风暴”反复肆虐经济实践的事实呢?
经济哲学借助货币哲学理论硬核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人从一般社会人向经济现实人的“出场与在场”；经济哲学借助资本哲学理论硬核揭示了经济发展的资本动力及其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在经济实践中如何得以弘扬。这两个方面对现代化实践进程与趋势的研究成果，总体上仍是“经济感性认识”或战术战役层面的，只有把经济实践的哲学分析上升到战略层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理论张力才得以充分发挥，经济哲学在经济生活中与经济学同样重要的学术地位才能建立。
什么是经济实践的战略层面? 就是财富哲学的研究。财富哲学所以是经济实践战略层次所在，从理论上讲既然把经济哲学理解为以人为中轴线的哲学，货币与资本与人虽有关，但是对人的“亲近感”却不足。货币一旦使用，则离人而去；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并非世俗化之物，知识资本今天只是“露出了端倪”；只有经济实践的现实与未来定格为财富，才能与人建立起“亲近感”的事实。黑格尔指出，法权意义上的财产是意志的外部形式，是意识的定在[14]。笔者认为，黑格尔的法权财产观，强调的是与人相关性很强意义上的财富。从实践看，在1998年及其“华尔街金融风暴”中，大多数国家资本存量并未受损，局部货币并未减少，但是，以GDP计算之“国民财富”却短期内可以“倒退十年”。原因在于现代化经济是以世界为域界存在的，因汇率与国际经济环境巨变则可能使一个国家与民族蒙受巨大损失。这证明现代化时代的财富是一个战略性问题。由此可见，只有研究财富哲学才能实现对现代化实践框架的整体性把握。
研究财富哲学，应该首先注意到由西南大学刘荣军博士在2005年博士论文基础上申报成功的国家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课题“马克思的财富理论的哲学意蕴与现实意义”，目前这项成果已经结项并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公开出版[15]。刘荣军博士通过对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原著的研究考证，提出了“马克思财富哲学”理论的学术命题。这个学术成果的取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学科名称提供了更坚实的学术依据。
刘荣军博士在研究马克思的财富理论中，首先把马克思的财富理论置于世界现代化的经济实践的宏大历史背景与经济学说史中考察，以彰显马克思的财富理论是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为基础、是对经济学理论成果的继承与超越的“经济实践的形而上学”，因而是经济哲学的成果。刘荣军博士指出，马克思的财富哲学理论对古典经济学等经济理论的继承主要表现为：肯定他们对财富的主性性哲学立场，马克思的超越在于揭示现代财富后面人与人关系中资本与劳动的二重性矛盾关系；马克思对黑格尔财富理论的继承主要是肯定了黑格尔在分析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中，揭示财富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对应与共生关系，马克思的超越在于进而建立了社会有机体与社会基本矛盾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步理论；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财富理论的继承主要是通过他们的思想建立了财富、资本、劳动与人的一体化逻辑，从而超越性地得出了“资本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劳动生产力”的认识，发现了“真正的财富是人”的财富奥秘。刘荣军博士还认为，马克思的财富理论还广泛吸收了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比如，赫斯的人的本质是交往与历史性的观点、李斯的财富生产理论、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状态的批判、恩格斯把财富问题置于社会结构中分析等等，都对马克思的财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直接影响。
在成果中刘荣军博士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财富是一个交换价值量问题，但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财富哲学所以能够成立，在于财富更多地与人的本质有关。也就是说，财富的实质与核心是人的问题。
刘荣军博士还认为，马克思关于财富的哲学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其一，把财富作为理解人的存在的一个基本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了生产力发展是个人活动向共同活动转化、从区域与民族活动向“世界历史”的飞跃，都包含着财富存在与人的存在共生性与转化关系。其二，把财富作为探讨人的发展的一个基本维度。马克思不仅重视财富的生产，更关心把财富转化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其三，把财富作为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维度。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理论，回答了财富在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其四，把财富作为探讨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维度。从历史视角看，现代财富的常态式样是以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的文明性与狭隘性勾勒出了财富在现代社会中的历史图景。从现实视角看，财富彰显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蕴含，财富确证着中国为了发展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为了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的必然性。
刘荣军博士还原创性地提出了“财富生产的语境化”观点，内涵是把社会生产力理解为财富生产语境化的结果。所谓“财富生产的语境化”的内容主要是财富生产的历史语境。这实际上是研究财富生产与历史进步的相关性和财富生产的理论语境。也就是构建财富、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三位一体的逻辑关系与发展架构，财富生产的现实语境。关键是认识资本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主义历史跨越问题。
2010年6月，以“金融危机的挑战与应战：走向未来的人类财富观”为主题的“全国财富哲学高级研讨会”在上海成功召开。会议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其一，金融危机的经济哲学反思。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在全球化条件下实体资本变异为虚拟资本中非理性地操弄“资本扩张”的产物。资本在非理性扩张中，在一个个“金融杠杆比”单纯逐利的放大中，资本丧失了其价值性质，日益蜕变为虚幻的收益分割权。在资本价值丧失真相大白之际，即“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没有价值的虚幻收益权的后果必然是经济信心崩溃与经济系统风险的总爆发。金融危机凸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条件下危机生成与解决的观点，今天仍然存在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与实践应用价值。其二，财富哲学的理论张力。这种张力或许主要表现在财富与自由、财富权力、财富的逻辑、虚拟财富等四个方面。东北财经大学朱成全教授等认为，财富的自由涵义在马克思那里具体表述为“自由时间”；阿马亚蒂·森则把自由表述为发展的同义语，即“以自由看待发展”。财富与自由理论的实践意义是，发展或财富增长与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人们知道，经济学中存在“工资侵蚀利润”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把财富增长与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对立的观点。胡贤鑫、朱书刚、吴亚平认为，马克思指出的财富权力就是财富通过货币与资本化，取得支配人的权威与力量。财富权力的警示意义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参与国际货币与资本财富制度构建及规则制定，以免发达国家运用货币权力将危机转嫁；必须在国内制定合理的财富分配政策，以遏制货币与资本权力的违法扩张。上海财大刘珍英博士认为，财富的逻辑就是财富的辩证法，从财富逻辑转向人的逻辑，这是财富辩证法的必然归宿。虚拟财富的研究是一个热点。上海财大马拥军教授认为，从马克思肯定股票的作用可以看出，虚拟财富对于提高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的作用很大。当然，财富在不断虚拟即“杠杆放大”中可能出现交换价值脱离价值而使之泡沫化的弊端，必须在倡导理性与人性回归中用制度完善狙击之。其三，财富观研究。程恩富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是树立科学财富观的理论基础，科学的财富观必须与科学衡量财富观的科学指标相匹配。重庆市委党校罗晓梅、何关银教授认为，现实的科学财富观必须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具体说来，每个人的现有财富满足、预期评价与环比标准，都必须立足能力与阶层，“不能都以盖茨为标准，否则都不满意”。
“十年磨一剑”。中国经济哲学界发挥群体优势协作攻关、开放式地团结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的学术力量共同研究现代化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取得了扎根于实践、与经济学相得益彰的学术成果，为争取与扩大哲学界在经济中的话语权作出了贡献，是值得称道的。目前，中国经济哲学界又确定了未来十年的学术研究内容。可以相信，中国经济哲学界必将为哲学走出“贫困”再作出新的贡献。
（来源：《重庆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